边让见袁阆之事，仅见收于《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今已无法确知：本条材料究竟为实录抑或虚构。但无论实录抑或虚构，《世说》选择以之作为“言语”首条，其叙事角度必然与原型故事有所不同。只有以对原型故事的认识为基本出发点，才可能真正发显《世说》以之为“言语”首条的深层创作动机与叙事意义。而根据古人的思维与创作习惯，即便出于虚构，也当有若干事实的影像与线索存在其间。故我们即依据《世说·言语》首条所提供的事实影像与线索，结合对边让所处的时代背景、边让的生平事迹及《世说》等的全面探讨，考论边让见袁阆原型故事发生的大致时间，并推原其原型故事的大概情形，以为探讨《世说》以边让见袁阆叙事作为“言语”门首条的深层创作动因与叙事意义，提供重要前提。

 

一、由与见何进事迹的反差推断原型故事发生时间

 

先由《世说》首条所提供的事实影像与线索入手，以探讨边让见袁阆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问题。

从《世说》首条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一是边让称袁阆是“明府初临”、自称“贱民”，《后汉书·文苑传》记载边让为陈留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由此推断边让当是以布衣身份，谒见家乡陈留的新任太守袁阆，而边让在见父母官时为布衣身份，也符合士人没有官职前乡居于家的常例；[1]二是袁阆接见边让并称“先生”，应是视边让为有一定名望地位的成年人，《世说》虽记载了大量早慧出名事迹，但少有对这些年少者以“先生”相称者，这也可作为《世说》是将见袁阆时的边让视为成年人、且有相当名望的佐证，而《世说》之所以如此处理，当由于边让本事就是这样；三是袁阆既借尧聘许由典故讥讽边让，则二人的相见当与边让仕进之事相关，即或为边让因求仕而主动谒见，或为初任太守的袁阆欲礼贤而主动召见边让。《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孔颖达疏：“二十成人，初加冠，体尤未壮，故曰‘弱’也。”由此三点，可推断边让见袁阆的原型故事，当发生在边让成年以后，即20岁以后，边让当时已有声望，但尚未任职。而见面开始时，边让因“失次序”，即余嘉锡所谓“举止失措”，[2]受到袁阆的嘲笑，这与边让初见大将军何进的情形，适成鲜明对照：

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让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议郎蔡邕深敬之，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后汉书·边让传》）

 让占对闲雅，声气如流，坐客皆慕之。（《世说》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让占对闲敏，声气如流，坐席宾客有百数，皆高慕之。（惠栋《后汉书补注》引鱼豢《典略》）

以大将军何进之权重位尊，其闻边让才名而欲辟命时，竟然“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还在署边让为令史前，破例“以礼见之”，而边让初见何进，应对闲雅敏捷、“声气如流”，使众宾客无不羡其高风，连职位高于他的府掾孔融、王朗等，“并修刺候焉”。能够在名流满堂的重大场合有沉稳闲雅应对的出色表现，没有相当的人生历练，是难以做到的。袁阆与何进官位高下悬殊，仅为太守，边让见袁竟然“举止失措”，为袁所笑，两大事迹的确呈现出鲜明的反差对比。而边让见何进有确切时间可考，故可借以推断边让谒见袁阆的大致时间。

按边让见何进并被署为令史，是在灵帝中平四年（187）。蔡邕于中平五年（188）写给何进的《荐举边让书》，曾特举顺帝时代有关颜回、子奇的故典，[3]质疑大将军府比照举孝廉年在40以上的公府任职惯例、以“年齿为嫌”而仅署边让为令史，[4]可推知中平四年边让年龄当在40岁以下。[5]而蔡邕虽是指中平四年何进以“年齿为嫌”署边让为令史，但若中平五年边让已够40岁的话，蔡邕就会以符合年限理由荐举，可知中平五年边让年岁也必在40岁以下，故即便以中平五年边让为39岁推算，中平四年边让年龄也有38岁了，而边让本年的实际年岁或当还小于38岁。根据《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续汉书》记载，孔融于建宁二年（169）年16岁（应为17岁）时，以私纳在逃党人张俭而被下狱，名震远近，张俭还一度因孔融年少而拟往别处避难。其后孔融乃“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且“融持论经理不及让等，而逸才宏博过之”。[6]《后汉书·郭太传》附“谢甄条”，则记郭太曾在建宁二年（169）评价“并善谈论，俱有盛名”的谢甄与边让，可知边让与孔融的年龄相近，获得盛名也早于孔融。中平四年孔融为35岁，[7]如推定边让年龄稍长于孔融，二人的年龄差距约当为1岁，则边让本年约当为36岁，正与我们推断中平四年边让实际年龄当小于38岁相合。36岁已属人生中年时段，自然已经有了相当的人生历练，边让初见何进有沉稳闲雅的出众表现，[8]正符合中年人人生历练较多的特征。由此再来反观，边让见与何进官位高下悬殊的太守袁阆却“举止失措”，导致有如此表现的因素或有多种，但也当由于边让其时还较为年轻，接人待物不够老练、圆熟，尚未形成其日后沉稳、闲雅、博辩风格。故可进而推断：边让谒见袁阆的原型故事发生在其成年以后、中年以前，也就是20岁以后，30岁以前。但这一推断能否成立？可否考知较20—30岁前更为确切的时间？下面，结合边让所处时代背景及边让的生平事迹，再予考论。

 

二、时代背景、边让早岁事迹与原型故事发生时间

 

如前所论，从《世说》首条所透露的信息来看，边让以布衣身份谒见新任家乡陈留太守的袁阆，当关涉其仕进之事，且其当已有相当名望，为20岁以上的成年人。尽管有关边让20岁以前的史料较少，但仍可据以断定，《世说》所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边让在20岁前的确不大可能有因仕进谒见袁阆之举。就汉代职官任用惯例来说，年少（20岁前）任职具有特殊性：年龄通常应是在15岁以上，不但需要个人才能出众或享有较大名望，甚至还要有特殊的家庭与人事背景。[9]边让则如蔡邕《荐举边让书》所称：“髫龄夙孤”，显然无法借助家庭和特殊人事背景仕进。而由前所引材料可知，边让出名较早。由建宁二年孔融在17岁以私纳张俭而下狱，名震远近后，“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可知边、孔“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的时间，当在建宁二年或稍后（169—170），且边让获得盛名的时间，还要早于孔融。边让年长于孔，二人的年龄差距约为1岁，故边让获得盛名最晚约在建宁元年（168），时年约为17岁。但边让获得盛名前后，有无机会追求任职呢？

按边让获得盛名前后，正为党锢黑暗时期。早在延熹九年（166）十二月，党锢事起，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下狱；[10]建宁元年（168）秋，则有太傅陈蕃与大将军窦武被诛；[11]建宁二年（169）十月，则有李膺等以钩党冤死。结合当时政治情势来看，一方面，有清流的奋起抗争，边让最为突出的才能，在于博辩方面，其“持论经理”能力甚至高于孔融等年少才俊，故获得盛名必当与当时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潮流的高涨有着直接关联；另方面，面对黑暗政局，有识之士纷纷拒绝征辟或辞官隐居，如孔融出名后就拒绝征辟，直到熹平五年（176），也就是党锢事起10年之后，24岁时，始以与著名党人司徒杨赐相互家庭间的深厚关系，应其之辟为属官。就今所可知的边让生平事迹来看，除了年龄因素，边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恪守儒家行为规范，享有良好声誉，没有与党人德操相悖的行为，故可推知：边让当不大可能于此宦官统治最为黑暗时期，热衷求仕。

与其早岁求仕沾点边的，是《后汉书·郭太传》附“谢甄条”的记载：“（谢甄）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根据我们的考论，边、谢二人谒见著名清流领袖郭太的具体时间，应在建宁二年（169）十月之后，[12]其时二人已有“善谈论”盛名，边让约为19岁，谢甄与他年岁相当。考察当时特定情势，边、谢谒见郭太，很有可能出于如此动机：由于窦武、陈蕃已于建宁元年为宦官所杀，李膺等也于本年被作为钩党冤死，士林领袖凋零殆尽，清流抗争陷入低潮，国家也处于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出于对时局的强烈忧患，血气方刚的二人，遂不避嫌疑、勇于自任，以高度热忱相约，经常“连日达夜”候见郭太，希冀以其出众才辨敦请郭太出山，即游说郭太通过为官掌握权力，以占据政治斗争舞台，引领士林与宦官集团抗争。这样，就不能排除二人有希冀郭太援手荐举为官、以追随其干一番拯救国家的事业的愿望。当然，此说能否成立，尚可讨论。即便能够成立，也仅为今所可知的边让最早的与仕进稍有关联的事迹。但边、谢虽被在当时具有思想权威地位的郭太认为尚“不入道”，却不会在见他时举止失措，袁阆声望远在郭太之下，且为郭太所不屑，为何边让见他反而会“失次序”？ 建宁三、四年（170—171），一方面仍为党锢黑暗时期，另方面，如司徒乔玄等清流辟用人才，仍坚持较为严格的年龄限制，如《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即于建宁三年被乔玄辟为掾属，蔡邕时年已39岁，[13]属于本年年约19岁的边让的前辈。故无论就边让的年龄因素、还是时代背景因素而言，20岁前的边让不大可能有仕进的空间与机缘。

熹平年间（172—177），党锢之禁有渐趋松弛之势，杨赐、乔玄等清流先后出任司空、司徒等公位显职，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五年十二月又诏“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但一方面，尽管杨赐、乔玄等清流先后于此一时期出任司空、司徒等公位显职，但宦官势力尚强，仍主导当时政局；另一方面，甄拔人才仍然注重年龄标准，至于有些年龄较轻者能够得到举用，则仍多属于有人事背景关系的特殊安排，如熹平三年（174），20岁的曹操被举孝廉，为郎，除北部尉，显然就得益于与宦官集团关联密切的家庭背景。[14]而五年（176）有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颖捕系太学生千余人之事，五年闰五月更有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在选举方面，则“三互法”等严苛选举制度的实行，使“禁忌转密，选用艰难”，[15]故这一时期，边让年约在21—26岁间，一方面，如前所论，恪守儒家行为规范的边让未必情愿出仕；另方面，边让年龄又较轻，并且虽有盛名，却既无出于显宦家庭的特殊背景，也无类似存在于孔融与杨赐两大文化高门家庭间的特殊关系，故也就少有入仕渠道与机缘。

 

三、光和时代与边让见袁阆原型故事发生时间蠡测

 

光和元年至三年（178—180），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尤其是灵帝的一些诏令，为文学之士的创作与仕进提供了较为有利条件。光和元年（178）二月，灵帝始置鸿都门学，举召能为书、画、辞赋相课试，至.....。诸生课试及格者，任高官，乃有封侯赐爵者。[16]灵帝本年还曾专门下诏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17]光和二年（179）四月，“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光和三年（180）六月，“又诏公卿举能通《尚书》（古文）、《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尽管被灵帝委以高官的文学之士如乐松、贾护等，多为无行之徒，蔡邕、阳球等也曾力谏置鸿都文学，灵帝的这些举措，与东汉后期儒林清流崇尚实学，疾虚妄之风，重儒家经学而轻文学创作明显不同，但客观上对当时的文化学术与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也打破了任职的年龄限制，刺激、推动了文学之士的求仕。故我们认为，在光和元年至三年间重文化学术任职成为一时风尚的情势下，时年约27—29岁的边让有积极求仕的意愿与行为，当最有可能。边让因仕进而谒见袁阆，也很可能在这一时期。对此，我们可以为边让赢得文学盛名，也是今所仅存的、专以宫苑为题的《章华台赋》作为佐证。

《后汉书》边让本传称《章华台赋》“亦如相如之讽”，其写作自然有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其政治文化背景。据史载，桓、灵时代大行宫廷建筑之风，如灵帝于光和三年（180）就曾建毕圭、灵琨二苑。由《后汉书·孝灵帝纪》及杨赐本传等的记事顺序推断，建苑的具体时间在本年冬。杨赐对建苑亦予切谏。本传引录杨赐谏书有“坏沃衍，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和“楚兴章华，郢人乖叛”、“宜惟夏禹卑宫，太宗露台之意”之句。而边让《章华台赋》写楚灵王章华台，楚国正以虎为国之图腾；“夏禹卑宫”等词句也出现于赋中，显然是借楚灵王章华台以讽帝王建苑之事。故《章华台赋》即便不是专门针对灵帝建苑，也当与其感慨桓、灵之际，尤其是灵帝时代奢事宫廷建筑密切相关。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本当专“讽”帝王建苑之事的《章华台赋》，其结尾却将讽谏的重心放在了用人，刻意将楚灵王追求兴建宫苑、乐生忘死于其中，与其不重视选择人才联系起来，这种创作思维的确显得有些特别。实际上，无论在当代还是后世，楚灵王建章华台都被作为帝王荒淫无道的著名例证，尤其在楚灵王死后迄于边让所处的东汉晚期，对相关史实的评价材料，丰富惊人。如《春秋左氏传》及《史记》之《表》、《鲁世家》、《楚世家》，都以不同方式记载了楚灵王建台及相关的荒淫腐败行为；《国语》之《楚语上》详载了伍举与灵王升章华台的长篇谏辞，《吴语》也记载申包胥劝谏吴王夫差时，缕述灵王包括建章华台的荒淫无道行为；《战国策·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晏子春秋》之《内篇谏下》与《景公春夏游猎兴役晏子谏》、陆贾《新语·怀虑》、董仲舒《春秋繁露》卷第十三、刘安《淮南子》之《道应训》与《泰族训》、刘向《说苑·正谏》及《新序》之《资质》与《善谋》、班固《汉书》之《东方朔传》与《谷永传》、张衡《东京赋》、崔瑗《郡太守箴》等，都涉及荒淫无道的楚灵王建章华台之事。但针对楚灵王建章华台的众多记载与议论，却很少将楚灵王的荒淫无道与选用人才问题相联系。而《章华台赋》除了“悟稼穑之艰难”一句，“虑理国之须才”、“美吕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辅桓”、“虽齐桓之一匡，岂足方于大持”，“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百揆时叙，庶绩咸熙”，都是写用人问题的。这种特别的写法，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作者对时代特定政治情势的敏锐观察，另一方面也当有对自己仕进意欲的表达。就前一方面来看，灵帝时代的一大政治特点是，灵帝依违于宦官与清流大臣之间，宦官与清流难以调和的矛盾斗争，以及灵帝的摇摆不定，造成乔玄、杨赐等重要大臣被任了又罢、罢了又任，既难以保证其匡时辅政的持续性，也难以根除宦官专权之弊。故边让婉指佞幸宦官近侍使吕尚、管仲之类强有力的辅佐大臣难以真正出现，也期盼吕尚、管仲类强有力的辅佐大臣彻底根除宦官专权。就后一方面看，如前所论，边让在桓、灵党锢黑暗时期追求仕进的可能性不大，正是在党锢之禁被全面解除、有利于文学之士仕进，甚至可以打破年龄限制，凭借赋的写作直接仕进的光和时代氛围中，边让可以一介布衣而精心撰写《章华台赋》，写下对用人之弊的深入思考，也希望国家真正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期待“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并特别强调“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以使如同自己一样没有为官资历和特殊家庭及人事背景关系的“英才”、“髦秀”，能够被拯拔于“仄陋”、“蓬莱”。[18]故我们认为，《章华台赋》当写于光和元年至三年间，边让时年约在27—29岁间。除了特定的讽谏意图，希冀借助赋中所显示的出众见识与才能，获得灵帝或政界伯乐的识赏以仕进，或当是边让创作《章华台赋》的重要动机。

而就边让谒见袁阆本事而言，限于史料严重缺乏，今实难确考其具体时间，也难以确知究竟是边让以布衣身份主动求见，还是新任边让家乡太守的袁阆，依循下车伊始礼贤惯例，召见已为成年人、且有名望的边让，但由袁阆借尧聘许由典故讥讽边让，可断定二人的相见，必与边让的仕进相关，边让以“尧德未彰”反击，讥讽袁阆未能象尧聘许由那样礼待自己，也反证其期待袁阆能象尧聘许由那样礼待自己，这说明边让应是有求仕愿望的。故与边让创作《章华台赋》的求仕创作动机有一致处。从边让见袁阆“失次序”，也可以推断，二人的相见当与《章华台赋》的写作时间相近。理由是：如此说成立，边让时已约27—29岁，距见郭太已近十年或超过十年了，尽管如《章华台赋》所写，其求仕理想是希望能够遇到如吕尚、管仲那样的英明伯乐，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能够像孔融被杨赐辟为掾属，也当为其所乐见，但因“髫龄夙孤”、无任何人事背景，边让历经漫长的十余年的蹉跎岁月，却仍然难以入仕。联系其在37岁时为大将军何进慕名，仅被署为比掾属更低的令史，却仍乐于接受，就可知道，在有利于文学之士仕进的时代背景下，边让的仕进意欲当更为迫切。袁阆正好于此时新任边让家乡太守，对于边让而言，这无疑使其看到了难得的仕进机遇。因为尽管其时边让尚以布衣身份居于家乡，但他约17岁即在全国享有盛名，以如此名士身份，其在家乡显然更易受到推崇；而汉代新任太守多会遵循下车伊始须礼贤下士惯例，袁阆虽不及陈蕃、郭太等人，毕竟其在早年也以名士起家，曾数辞公府之命，并且有过荐举青年陈蕃等的光荣历史（说详后），故边、袁二人虽年龄相差悬殊，但边让仍易于视袁阆为我辈中人，加之袁阆又为自己家乡的新任长官，平添了几许对他的亲近与信任之情，尤其边让以家乡大名士自居，更难免因在家乡而具有心理优势，而强化了对袁阆或当重视、重用自己的期待与想象。故无论是他主动求见，还是被袁阆特意召见，边让既于袁阆新任家乡太守的特定时候前去与之相见，说他抱有较为强烈的仕进期待，确实合乎情理。但以边让在约17岁这样的风华正茂年岁出名，却在见袁阆前已蹉跎十年甚或更长时间，不得不乡居于家以待时求售，故其在看到仕进机遇的同时，又难免患得患失、躁进心切，自高与自卑心理矛盾并存，也在情理之中。

要之，由于其时边让仍然不够圆熟、老练，未能如在约36岁见何进时，已修得宠辱不惊、沉稳闲雅的强大自持功夫，心理的失调甚至导致在与袁阆相见时，出现“失次序”的反常举动，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故我们推断，边让见袁阆或当在光和元年到三年（178—180）间，与《章华台赋》的写作时间相近，其时边让年约在27—29岁之间。

 

四、袁阆其人与边让见袁阆原型故事真相蠡测

 

关于袁阆其人，鲜见专门记载，仅可从他人传记中看到零星材料。《世说·德行》刘孝标注引《汝南先贤传》称“袁闳（案：当作阆，后引同）字奉高，慎阳人，友黄叔度于童齿，荐陈仲举于家巷”；《后汉书·王龚传》记载其“数辞公府之命，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由《后汉书·黄宪传》先记荀淑见十四岁的黄宪而以之为自己师表，“既而前至袁闳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闳曰：‘见吾叔度邪？’”，“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后记“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闳，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而《王龚传》记载，建光二年王龚任汝南太守时袁阆为功曹，曾劝说王龚留任陈蕃，可推知袁阆与黄宪当为同辈，二人并为王龚在郡礼进的贤达，年岁也与陈蕃相近并长于郭太。袁阆曾数辞公府之命，建光二年已为功曹，可以推断其任功曹必在成年（20）之后，即使按20岁计算，光和三年袁阆也已有70多岁。[19]而《王龚传》虽称他“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郭太传》、《黄宪传》却均记载郭太“先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 ，并对他发表了著名评价：“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20]《世说新语》收录三条与袁阆有关的材料，袁阆都被作为贬抑、揶揄对象。一条见于“德行”第三条，[21]以袁阆器量的窄浅衬托黄宪的器量深广；一条见于“言语”第七条，[22]以袁阆思维的平庸，引出荀爽的“言语”不凡；一条即为“言语”首条。就“言语”首条所记袁阆的表现来看，除了器量浅窄、识鉴平庸与前二条所记相同，任王龚功曹时的惜才之心也已不复存在，老年后托大愚妄自负则格外突出，故作为新任边让家乡太守，其未必没有礼贤为先的意念，但老年后的托大愚妄自负，导致他抓住人家的小过失，并以尧聘许由典故轻率讥嘲边让，不但所拟不伦，也颇失长官风度，故被边让予以有力反击。表面上看，边让虽与袁阆见面开始时举止失措，最后仍以具有高度道德文化智慧的驳辩，赢得与袁阆交锋的胜利。但为郭林宗等儒林领袖所不屑的袁阆，有见谅并鉴赏边让出众才辩的雅量吗？由边让迟至见何进时仍无官职，不难想见，边让为其才辩雄强付出了不被任用的代价，边让见袁阆或当为一次并不成功的关涉其仕进失败的人生经历，原型故事的真相，大约就是这样。

 

综合前面四部分的讨论内容，本文认为，由于关涉边让的史料较少，我们很难确知边让见袁阆原型故事的究竟，但依据《世说新语·言语》首条所提供的事实影像与线索，并结合对边让所处的时代背景、边让的生平事迹及《世说新语》的全面探讨，仍可尝试考论边让见袁阆原型故事的发生时间与原型故事真相，以为探讨《世说》“言语”门首条的深层创作动因及其叙事意义，提供重要前提。本文因之蠡测：边让见袁阆原型故事或当发生在光和元年至三年间，其时边让年龄约在27—29岁之间；原型故事的真相则关涉边让一次追求仕进失败的政治人生活动。

（本文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3期）

 

注释：

[1]据诸家所辨，袁闳当为袁阆，袁阆从未任过汝南太守，应为边让家乡陈留太守。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第30页；朱铸禹《世说新语会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2]《世说新语笺疏》，第55页。

[3]《后汉书·左雄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20页记载，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深察蹈虚荐举之弊，上书建议“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牋奏”，并以“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作为必要补充。《后汉书·顺帝纪》，第261页记载，顺帝采纳了左雄建议，“（阳嘉元年冬十一月）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4]根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汉代职官自太傅至将军为五府，将军一职，品秩比公，开府者四，第一等次为大将军。（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之品秩比公，开府。前、后、左、右将军，位比上卿。）在其府属职官系统中，设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另有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的配置。大将军府属的选用，通常是比照公府规格，令史亦然。

[5]参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边让事迹与〈后汉书〉记事之误》，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9页。

[6]孔融本传也称“融由是显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

[7]参看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页。

[8]详细考论见即将刊发的《边让考论》，本文不再赘述。

[9]汉代15岁以前不任事，难与成年人相提并论。详参王子今《两汉的少年吏》，《文史》2000年第2期，第22页。

[10]参袁宏《后汉纪·孝桓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2页：“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曰：“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模楷李元礼。”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又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之目，犹古之八元、八凯也。陈蕃为三君之冠，王畅、李膺为八俊之首，海内诸为名节志义者皆附其风。膺等虽免废，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时虽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争礼命之。”

[11]范晔《后汉书·孝灵帝纪》，第329页记载：“（建宁元年）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

[12]关于郭太死年学界看法不同，向有建宁二年（169）说与建宁四年（171）说，本文认同建宁四年（171）说。持前一说的依据是《文选》卷五十八蔡邕《郭有道碑文》及谢承《后汉书》、范晔《后汉书》本传的记载，但文选所收蔡邕《郭有道碑文》是否其原文，值得商榷。根据相关研究，郦道元《水经注》所见碑文记为建宁四年正月丁亥，而建宁二年正月无乙亥，建宁四年正月十四日为乙亥，二十六日为丁亥，“丁”、“乙”字形相近，或讹或是，二者必有一是；袁宏《后汉纪·孝灵皇帝纪》上卷第二十三记“三君、八隽之死，郭泰私为之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若郭太于二年正月死，则不及见十月党祸，故今从建宁四年说。两说论证，可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250-251页；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1-83页；梁章钜《文选旁证》卷四十三，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边让事迹与〈后汉书〉记事之误》，第8页；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53页。

[13]关于蔡邕被辟为掾属是在建宁三年或四年，学界看法不尽相同，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245-249页。

[14]参看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756-757页。

[15]蔡邕上疏语，详见《后汉书·蔡邕传》，第1990页。

[16]参看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3页华峤《后汉书·灵帝纪》的记载：“（元和）［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勑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17]参见《后汉书·阳球传》、《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

[18]参看拙作《孔融《<杂诗·其一>作于光和三年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1期。

[19]按《后汉书·陈蕃传》记陈蕃死年约为70余岁，而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62页引周寿昌案语：“《窦武传》蕃谓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是蕃已近八十矣。”由光和二年陈蕃既已将近八十，袁阆与陈蕃年岁相近，今推断光和元年至三年袁阆起码已有七十余岁。

[20]袁宏《后汉孝灵皇帝纪上》，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等均有相近记载。裴注引谢承《后汉书》：“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

[21]《世说·德行》第三条：“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22]《世说·言语》第七条：“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

 

作者简介： 刘志伟（1962——）， 文学 博士，郑州大学 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