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为所置身的历史情境相似之故,晚清时期的文人们对于魏晋时代都普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积极的关注,并由此生发出近乎感同身受、休戚相关般的深刻体验,如谭嗣同、梁启超、王闿运、刘师培等人。在这些人物里面,章太炎可以说是最为著名的代表。他曾经感慨道:“嗟乎! 赫赫皇汉, 博士黯之。魏、晋启明, 而唐斩绪”〔1〕(P456) ,并专门作有《五朝学》、《学变》、《五朝法律索引》等文,对魏晋以来的思想、学术、文化乃至法律、仪礼、习俗等,赞赏备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在中国历代文学史上一向评价不高有所谓“八代之衰”的魏晋文学,章太炎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多次在文章与演说中极力推崇。在这种影响之下,连其本人平生的诗文创作,也极力追摹魏晋,甚至奉魏晋为圭臬。对此,同时代的文学史家钱基博已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里指出:“章炳麟敦尚古文..其文尚魏、晋,以淡雅为宗”,〔2〕(P40) 而李肖聃在其《星庐笔记》里也评论章氏“为文自魏晋入手,修词典雅,训诂精确。”〔3〕(P70)

章太炎对于魏晋文学的极力推崇,不能说没有政治上的原因。由于魏晋时期社会的空前黑暗,加以玄学清谈风气的浸润,使得其时的文学创作在最大限度上摆脱了自西汉中叶以来名教思想的深重束缚。而隋、唐以降,受制于政治大一统的现实情状,文学又日益走上了为官方意识形态服务的正统道路,以“代圣贤立言”为宗旨,陈陈相因。所以相对而言,魏晋时期是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创造者本人自由创作心态的一个历史时期。章太炎素来主张充分发扬个性,推崇“独行赴渊之士”,自然会对这一时期的文学青眼相加。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章氏早年曾师事晚清经学大师俞樾,潜心古学,并以精研《左氏春秋》而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张之洞在戊戌年间本属维新派,但后来政治立场日趋保守,曾作有著名的《劝学篇》,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任。1898年春,章太炎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昌主持《正学报》,为时甚短即因政见不合而去职。他留给张之洞的印象是,“此君信才士,然文字谲怪。余生平论文最恶六朝;盖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弊之世,效之何为? 凡文章无根柢词华,而号称六朝,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斥之”〔2〕(P71) 。显然,一求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一则为部族政权与专制统治张目;一赞魏晋为“启明”时代,一则斥其乃“道丧文弊之世”。两人所持政治立场不同,无怪其文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之格不入。以此可见,章氏在清末的大力提倡魏晋文学,是包含有反对封建专制政治的积极意味在内的。

其次,章氏对于魏晋文章的大力赞赏,也建立在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整体考察基础上。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以来的“文必秦汉”主张,以为“秦、汉之文,不尽可法。如太史公书常有辞不比顺、意不相属者。又如邹阳上书,缠复缴绕,转笔引事,其立意仍与上同。使今人为之,适足为笑”〔4〕(P56) ;而对于唐宋古文派,尤致不满:“今夫韩、吕、刘、柳所为,自以为古文辞,纵才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猬文固远。宋世吴、蜀六士,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是岂可并哉?”〔5〕(P168) 在他看来,魏晋文章较好地避免了这些缺陷,《国故论衡·论式》指出:“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这是在思想内容与文理气象方面,予魏晋文以积极的评价。至于在辞章结构、语言表现等方面,他也评价尤高,所谓“今人为俪语者,以汪容甫为善,然犹未窥晋人之美。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审,则异于汉;起止自在,无首尾互应之式,则异于宋”〔4〕(P56) 。

以此之故,对于前人盛推秦汉、鄙薄魏晋,以为秦汉之文讲究义法而魏晋之文流于浮华的观点,章太炎作了自己的解释,称这涉及到文章本身的质文关系问题:

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斯非魏、晋以后然也,虽上自周、孔,下逮赢、刘,其病已淹久矣。〔1〕(P215)

这种质文之间的矛盾问题是与文章本身相伴而生的。而且社会越向前发展,则“表象益多”,质与文之间的分离倾向就有可能越是明显。章太炎一方面强调质,“以存质为本干”,但同时也重视文,“业曰‘文’矣,不能一从质言”。可以见出,他有意要调和文与质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与桐城派的最大区别所在。因为桐城派一味强调所谓的“义法”,其上乘犹可以借提倡“言之有物”,来遮掩质木无文的弊端;至其下流,则“义法”流于玄虚,文辞更无从谈起,质文两方面都丧失殆尽。尤其是到了晚清时期,在桐城派的最后一员大将吴汝纶死后,严格遵守“义法”的纯正桐城派古文也因此寿终正寝。此后虽仍有提倡者,但大多无学,只以标榜为能事,内里已虚,所谓的桐城派完全成了空架子。这个时候,章太炎起来提倡魏晋文章,正是为了矫正时弊。因为学习魏晋之文,必须首先以学参之,

若徒然执守章句之学,则文不得为工:“当魏之末世,晋之盛德,钟会、袁准、傅玄皆有家言,时时见他书援引,视荀悦、徐干则胜。此其故何在? 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 单篇持论, 亦优汉世。然则王弼《易例》,鲁胜《墨序》,裴頠《崇有》,性与天道,布在文章,贾、董卑卑,于是谢不敏焉。”〔6〕(P82)

在章太炎看来,魏晋文学潇洒灵动,清新自然,运笔游刃有余,而毫无沾滞之气。他说:“观晋人文字,任意卷舒,不加雕饰,真如飘风涌泉,绝非人力。《萧选》以沉思翰藻为主,故所弃反多尔”〔4〕(P110) 。对于陆机,他尤其赞赏,以为是其中的佼佼者,“陆家父子(逊、抗、凯、云、机)都以文名,而以陆机为尤,他是开晋代文学之先的。晋代潘、陆虽并称,但人之尊潘终不如陆,《抱朴子》中有赞陆语,《文中子》也极力推尊他,唐太宗御笔赞也只有陆机、王羲之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景仰了。自陆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快感的..南北朝时傅季友(宋人)骈体甚佳,但不能如陆机一般舒卷自如。”〔8〕(P53)章氏这里盛推的“舒卷自如”,即他后来在《陆机赞》里所谓的“文章彬彬,不尚浮艳,又无魏、晋荡肆之言”〔5〕(P231) 。这种风格的出现,是魏晋时期名教衰微、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非汉人之才拙也,而魏晋人之才优也。汉人牵于学官今文,魏、晋人乃无所牵也”〔9〕(P22) 。他以为魏晋时代文学作品的美学风格偏于阴柔,而这正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观世盛衰者,读其文章辞赋,而足以知一代之性情。..三国既分,国力乍挫,讫江左而益弱,其文安雅清妍,所谓优美也”〔4〕(P47) 。而且,魏晋文章的长处在于其析理与文辞并重,“魏晋间,言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4〕(P155) 。可见,章氏的衡文标准包括:修辞立诚,清雅自如,析理明确,学有根柢。魏晋文章在这几个方面都符合条件。

正是出于对魏晋文章的这种由衷喜好,使得章太炎对清人的低视魏晋文章深不以为然,直斥之为“门户之见”,未足与言:“至于归、方之俦,桐城、阳湖之文人,沾沾于文曲步趣,奉为大师,而斥班、范以下为不足比数,斯又门户之见,非吾党所敢知矣”〔4〕(P48)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章太炎眼中的魏晋文章范围甚广,不仅仅限于文人学士们单纯的诗文作品,他把以前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哲学历史作品也包含在里面,“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頠,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 、萧子良(齐) 、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8〕(P54) 。对于《神灭论》,他推崇备至,以为“卓诡倜傥,与余合契。..要之微言眇义,洗心藏密,节者有间,而举刀无厚,固非退之辈驰骛于外而不知其内者比也。”〔7〕(P143)1919年3月他在《对重庆学界的演说》里甚至说:“鄙人之于文辞,所好多途。华者如文辞,高远者如佛学,精至者如小学,平正通达者如历史,亦自谓各有其长”〔10〕(P74) 。在章氏的文学观念里,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的严格文学体裁划分,像散文、杂文、学术论文等等这些为我们今天所耳熟能详的名词,在他那里自无从谈起。所以,文史哲尽可以打成一片,含混以“文学”一词包络之,这实际上是其一贯持有的“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观念之反映。

章太炎以为,魏晋文章与汉文相比较,有其通俗的一面,不像汉文如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之作,纯以小学作根底,后人因此难以为继。魏晋以后之文又苦于于小学全无根柢,且玄言不解,文风浮滥而流于浅薄。“魏、晋间,知玄理者甚众。及唐,务好文辞,而微言几绝矣。”〔1〕(P453) 相形之下,只有魏晋文章稍得中和之美:“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然则依心典礼,辩其然非,非涉猎书记所能也。循实责虚,本隐之显,非徒窜句游心于有无同异之间也。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预之以学。”〔6〕(P85) 文质兼备而文不掩质,调和雅俗而以雅为则,这正是魏晋文章的最大长处。可以看出,章太炎还是株守着清代朴学大师治学为文的基本家法。这也是其时才学并重的普遍风气之反映,即如刘师培亦曾声言:“自古词章,导源小学。盖文章之体,奇偶相参,则侔色揣称,研句练词,使非析字之精,奚得立言之旨? 故训诂名物,乃文字之始基也。..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11〕(P190) 这里就明确将“解字”作为“工文”的先决条件。

涉及到具体的文风,章太炎强调应朴实无华,中诚所发,“修辞立其诚也,自诸辞赋以外,华而近组则灭质,辩而妄断则失情。远于立诚之齐者,斯皆下情所欲弃捐,固不在奇耦数。徒论辞气,太上则雅,其次犹贵俗耳。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婚姻丧纪,旧所行也,非猥鄙之谓。”〔5〕(P167)他明确承认, 辞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现形式, 可以“华”,也可以“辩”; 此外的其他文体则以“诚”为本,在“诚”的基础上追求“雅”与“俗”的恰到好处。对于“赋”,章氏的看法也是今不如昔,而以魏晋时期为最高境界:

自屈、宋以至鲍、谢,赋道既极,至于江淹、沈约,稍近凡俗。庾信之作,去古愈远,世多慕《小园》、《哀江南》辈,若上拟《登楼》、《闲居》、《秋兴》、《芜城》之侪,其靡已甚。赋之亡盖先于诗。继隋而后,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近世徒有张惠言,区区修补,《黄山》诸赋,虽未至,庶几李、杜之伦。承千年之绝业,欲以一朝复之,固难能也。”

既然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大手笔,连做扬雄“台隶”的资格尚不具备,遑论张惠言一类的“区区修补”之徒? 章太炎客观地指出,辞赋这一独特的文学体裁千余年来一蹶不振的原因,即在于其过早成熟,已臻极境;后人无法企及,实乃时势使然,而非个人的才力所限。至于在诗歌方面,章太炎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评判体系。他以《诗经》里的风、雅、颂、赋为基本标尺,对中国诗歌发展史作了简单的勾勒。在他看来,从汉末到六朝终结,诗歌大致走过了这样一个历程:

风与雅、颂、赋所以异者,三义皆因缘经术,旁涉典记,故相如、子云小学之宗,以其绪余为赋。《郊祀歌》者,颂之流也,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之。《安世房中歌》,作 于唐山 夫人,而其辞亦尔雅。独风有异,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及其流风所扇,极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郭璞诸家,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其时未有雅也。谢瞻承其末流,《张子房诗》本之“王风哀思,周道无章”,浸淫及于大、小雅矣。世言江左遗彦,好语玄虚,孙、许诸篇,传者已寡,陶潜皇皇,欲变其奏,其风力终不逮。玄言之杀,语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云物,则谢灵运为之主。然则《风》、《雅》道变,而诗又几为赋。颜延之与谢灵运深浅有异,其归一也。自是至于沈约、丘迟,景物复穷。自梁简文帝初为新体,床笫之言,扬于大庭,讫陈、隋为俗。

关于风、雅、颂、赋的具体划分及其演进轨迹的描述,自是章氏的一家之言,妥当与否,尚有商榷余地;但“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的溢美之词,却表现出章太炎对于魏晋诗歌的极端推崇。这种推崇有时候也使他的某些判断与文学史上的所谓“公论”大相径庭,而颇多骇俗之论,如:“观王粲之《从军》,而后知杜甫卑鬥;观潘岳之《悼亡》,而后知元稹凡俗也;观郭璞之《游仙》,而后知李贺诡诞也;观《庐江府吏》、《雁门太守》叙事诸篇,而后知白居易鄙倍也。淡而不厌者陶潜,则王维可废也;矜而不疐者谢灵运,则韩愈可绝也”〔6〕(P89 - 91) 。

我们还注意到,章氏所褒扬的诗歌,毫无例外都是汉魏以来的五言古诗,这也是其本人一向笃好五古的性情使然。所以他对于曹氏父子尤致赞赏,以为是时代风气的领袖人物:“继十九首而振诗风,当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五言七言诸诗,虽不能如十九首的冲淡,但色味深厚,读之令人生快。魏文帝和陈思王的诗,也各有所长,同时刘桢、王粲辈毕竟不能和他们并驾”。〔8〕(P61) 与此同时,他对魏晋时期的四言诗整体评价不高。因为汉以前,四言诗已经达到顶峰,此后即已无法超越:“《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在汉独有韦孟,已稍淡泊。下逮魏晋,作者抗志,欲返古初,其辞安雅,而惰弛无节者众,若束皙之《补亡诗》,视韦孟犹登天。嵇、应、潘、刘,亦以 窳。‘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於皇时晋,受命既固’,盖佣下无足观。非其才劣,固四言之势尽矣”〔6〕(P88) 。

正像王国维以“境界”二字来论词一样,对于诗歌艺术水准高低的衡量,章太炎拈出了“性情”二字,以为“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3 杂书,则诗衰。”〔6〕(P90) 1922年他在上海进行国学讲演时,依然强调要以此为准的:“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诗是发于性情。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8〕(P61) 。章氏以为能写“真性情”是做好一首诗的不二法门。这种对于性情的注重自然使得章太炎反感于晚清以来的“同光体”诗以及它们的远祖“江西诗派”。因为它们一味主张用典,极饾饤之能事。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只会使诗成为前人语录的堆叠,诗人自己的性情反而被遮蔽不见。所以即使对于被尊为一代诗圣的杜甫,章太炎也頗有微辞:“盖诗者与议奏异状, 无取数典之言, 钟嵘所以起例, 虽杜甫犹有愧”〔6〕(P89) 。大约有意要与晚清的宋诗派唱反调,章太炎时有这样的惊人之论,譬如他在《治平吟草序》里写道,“世言介胄之诗,贵在安闲,不欲其过豪,豪即近犷。余以为不然,如曹公、刘越石所作,岂以犷为患哉?”〔9〕(P154) 其实,曹操与刘琨的诗从整体上说来,都不见得有多“犷”,曹操的《短歌行》与刘琨的《重赠卢谌》等诗,虽摅忧发愤、感怀百端,却也迂回曲折,不是一味粗浮叫嚣的。章太炎如此有意地加以突出强调,一方面是其一贯的“大抵诗人须兼犷气”的理论主张使然,另一方面也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因为国难当头而民气低靡,不如此不足以使之振作的。

总之,如上所述,无论是诗文辞赋,还是哲理名辩,章太炎都认为魏晋时代已经达到了顶峰,后人徒然摹仿而已,不可企及。

应该看到,章太炎的文学观念也有极为落后的一面。例如,他从正统史学的观念出发,对于文学中的小说一门较为鄙视:“其下者或以小说传奇为教,导人以淫僻,诱人以倾险,犹曰足以改良社会,乃适得其反耳”〔9〕(P98) 。这实际上还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的狭隘观点的延续,也表明,章太炎的文学观念依然是立足于经世致用的传统基点的。

在对小说创作近乎全面否定的情况下,章太炎所以对魏晋小说评价相对较高,是因为它能起到对于“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的人物、风俗、学术、方技等的补充作用。可见,小说只是史书的补充而已,自身不具有独立性。在《五朝学》里,他还对魏晋小说与唐人小说加以对比:“《太平广记》所引南朝小说,奇而近雅,怪不至缪,又无淫斥之言。独《拾遗记》为不类,然本亦兴于北土。..唐人小说,半皆妖蛊,文既无法,歆羡荣遇之情,骄淫矜夸之态,溢于楮墨。人心险薄,从是可知。世人以东汉贤于南朝,犹失其实。至乃尊唐而贱江左,直以国势盛衰,貤论民德,是非淆乱,一至是乎?”小说在章太炎的眼里完全与士人的道德及社会风气挂上了钩,而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品格。其道德辅治作用与实用工具性的一面,得到了片面的强调。所以,对于《世说新语》,章太炎一方面略有贬词:“至于王劭《齐志》、义庆《世说》,里巷鄙词,著为实录,近世西堂、简斋,以此驰骋,浸无义法,斯则义乖雅言,亦吾党所勿与也”〔7〕(P61) ;另一方面因其源出魏晋而仍要加以揄扬:“凡论学术,当辨其诚伪而已。《世说》虽玄虚,犹近刑名,其言间杂调戏,要之中诚之所发舒”〔1〕(P450) 。这种暧昧且近乎矛盾的态度,正是其依违于社会功利作用与独立审美品格之间的一种体现。

由于章太炎是古文学家出身,如老吏断狱般注重证词的严谨治学态度,使其素来服膺“修辞立诚”,所以对于晚清以降泛滥一时的小说报章文体(若专就本土文化传统而言,它们与魏晋小说显然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自然也不会假以辞色:“若欲专修文学,则小说报章固文辞之末务,且文辞虽有高下,至于披文相质,乃上下所通。议论则直书其事,不得虚益华辞,妄增事状。而小说多于事外刻画,报章喜为意外盈辞,此最于文体有害。”〔12〕(P9) 直到1935年,在《答张季鸾问政书》里,他还称:“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但用之则有缓急耳”,接着自己又加注:“妖妄之神话,淫荡之小说,前此法律有禁,今无禁矣,此决当舍弃者,而不可谓之文化也。”〔7〕(P860)此种见解更为不合情理。即使单纯就小说的社会意义而言,章太炎也没有看到其净化人心、改良社会的一面。欧洲19世纪以来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尚不在他的视界范围内。受时代的局限,章太炎不可能认识到小说自有其独立的文学价值。而对之进行认真梳理,并做出公正评价,还有待于他的弟子鲁迅来完成。

（本文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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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师培. 文说·析字篇〔A〕.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2〕章太炎. 致钱玄同( 1910 年10 月20 日 )〔A〕. 鲁迅研究资料19 辑〔J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作者简介：高俊林(1973 - ) ,男,陕西定边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