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一：《荀子》联合词声调与调序的总体状况

表二：同调、异调顺序、异调逆序连用在该连用总数中的比重(%)

根据两个表提供的资料，可以观察到如下事实：

①异调顺序连用在连用总数中的比重最高，为50.1%；同调连用居中，为31.7%；异调逆序连用为18.2%。异调顺序连用是逆序连用的2.8倍。这证明调序对联合词的词序有着强大的制约力。

②双音节联合词AB中，A、B有一个平声的共702个，占总数的67.5%，说明在联合式中，平声字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其中A为平声字的有579个，占双音节联合词总数的55.6%；而B为入声字的有406个，占总数的39%，在B的四个声调中所占比例最高，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调序对联合词的词序有着很强的制约作用。

③平等关系连用和不平等关系连用中的调序情况如表二所示，说明调序对平等关系连用的三个类型同义、类义、反义连用的制约力的差别并不大，合乎调序的词在三个类型中都在80%以上；但调序对不平等关系连用的制约力要弱一些，不平等关系连用更多地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联合词语素的排列按照四声的先后次序，适应了语言表达方便省力、抑扬和谐的要求，这应该是汉语词汇复音化过程中的一条潜在的强制性规则。

(2) 平等关系连用的异调逆序联合词的语素排列次序，主要受两个语素的语义关系的制约。两个语素的语义关系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先－后，如“古今、帝王、唱和、子孙”；②大－小，如“大小、亿万、多少”；③尊－卑，如“贵贱、士民、孝弟、父兄”；④重－轻，如“死伤、德行、德音、法令”；⑤吉（好）－凶（坏），如“吉凶、是非”。一般说来，表示“先、大、尊、重、吉”的语素位置往往在前面，而表示“后、小、卑、轻、凶”的语素位置则在后面。另外语义范围的广狭、出现频率的高低也会影响到语素次序的排列，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①名名联合式中，语义范围广、出现频率高的语素在前。如“土地、道涂、斧斤、器用、主上”等。②谓（谓词）谓联合式中，语义范围广、出现频率高的语素在后。如“遁逃、蓄藏、贼乱、隘穷、笃厚、隐远”等。

(3) 相对不平等关系的联合词两个语素的次序一般是下位语素在前，上位语素在后。如“圣知、擅让、赐予、择取、滞留”等，但亦有例外，如“备用”。

2. 《荀子》中的同素异序和与今异序联合词

(1) 同素异序词共29组，又可以区分为两类：AB=BA；AB≠BA。

AB=BA， 27组，其中名词11组，如“财货/货财、人民/民人”；动词12组，如“治辨/辨治、欺诬/诬欺”；形容词4组，如“肥墝/墝肥、谨慎/慎谨”。此类同素异序词反映了两个同义语素结合初期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一般说来，随着语言的发展，AB、BA两式只能保留一个。

AB≠BA，2组:

器械/械器，《荀子》中“器械”指武器，“械器”指器具。但“器械”在其他典籍中亦可指器具。如：《庄子·徐无鬼》：“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而“械器”却没有“武器”义。因此二者的关系是包含关系。

子弟/弟子，“子弟”在《荀子》中有二义：1. 子侄辈。2. 年轻后辈。“弟子”则指学生，此义一直沿用到现代。二者意义迥异。

《荀子》中的同素异序联合词流传到现代汉语的共20个词，占全部60个词的三分之一。其中只保留AB式的16个词，AB、BA都保留的4个词，只保留BA式的一个也没有。保存下来的AB式大都符合调序，如“伤害、学问、谨慎”等，这说明汉语的声调对汉语词汇的规范化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2) 与今异序词共27个词，与现代汉语AB式比较，也可以区分为两类：BA≠AB ；BA=AB。

BA=AB，22个词，其中名词10个，如“法方、祸灾”；动词8个，如“从服、歌讴”；形容词4个，如“厚敦、和平”。

BA≠AB，3个词。“期日”指约定或预测的日数或时间，“表仪”指法度，“挫顿”指挫折损伤，与现代汉语中的“日期、仪表、顿挫”有着显著的不同。

二、研究结论

通过对《荀子》中联合词的考察，我们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一）战国末期，联合式构词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构词方式。从数量上看，《荀子》的联合式占复音词总数的49.1%，《诗经》的联合式占复音词总数的15.7%，[1](P53-67)《左传》的联合式占复音词总数的21.5%；[2](P97-103)《吕氏春秋》的联合式占复音词总数的41.7%。[3]( P165-176)由此可知，由两个并列语素组成联合词，是上古汉语中一种重要的构词方法，用这种构词法构造出来的复合词在上古汉语中占有很大比例，与《诗经》时期及战国前期相比，战国末期联合式所占比例有了显著上升。从词类的数量分布看，名词最多，动词、形容词居次，其他词类较少；与《左传》[4]( P109-111)相比，《荀子》的动词、特别是形容词的数量、比例增长得非常快。从语义构成看，最主要的是同义联合，其次是类义联合，反义联合数量较少。同前期相比，不平等联合词依然比较活跃，一方面体现在相对不平等联合词的数量有所增加，也体现在新的绝对不平等联合词的出现（如“商旅”）。从词性构成看，语素的词性与所构成的联合词的词性基本一致。其中“名·名→名”最多，“动·动→动”、“形·形→形”居次，这与《左传》的情形相同。不一致的情况，以“动·动→名”、“形·形→名”为主，而其他各种构成形式更为多样，这与《左传》情况相仿佛。[5]( P107-111)从语序构成上看，平等关系联合词的语素次序主要受调序制约，合乎调序的词占85%强，而不平等联合词按四声先后顺序排列的也占75%，那些不合调序的词的语素排列则取决于语义因素。《荀子》中同素异序词、与今逆序词比较多，这说明联合词语素的次序有一个逐步稳定的过程。

（二）《荀子》中联合词系统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

1.《荀子》中联合词突出反映了战国末期汉语词汇复音化程度的加深，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平等关系联合词中反义、类义联合词的数量大量增加。《诗经》中的联合式主要是同义联合，类义联合较少，而反义联合只有6个；[6]( P64－65)《左传》联合式中类义联合词有65个、反义联合词仅14个。[7]( P105-106)与《诗经》、《左传》相比，《荀子》类义和反义联合词的数量有了显著增长，分别有428个和98个。这说明到战国末期，联合式已经不再局限于同义联合，而是向更宽广的领域发展并取得了新的增长点，从而从一个方面折射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深入发展。

(2) 联合词里出现了许多同义、反义类聚体。《荀子》中由两个以上联合词组成的同义类聚体有73组，一个同义类聚体里包含4个联合词的有6组；而《左传》中由两个以上联合词组成的同义类聚体只有15组，包含4个联合词的类聚体一个也没有[8]( P226-230)；《荀子》中由两个以上联合词组成的反义类聚体有39组，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有，而《左传》这样的反义类聚体只有两组且仅限于名词。[9]( P276-278)与战国前期的《左传》相比，战国末期的《荀子》中由联合词组成的同义、反义类聚体有了显著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的字数只有10万左右，而《左传》字数有18万之多。在这样一部字数不太多的文献里，竟然出现如此丰富的同义、反义复合词，不正是战国末期汉语词汇高度复音化的一个很好说明吗？

2. 同前代相比，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新义，这些新词、新义大多具有较浓的口语色彩。

(1) 新词。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二：一部分是由于单音词获得新义后与同义或类义语素组合构成新词。如“悖”，战国时产生了“荒谬”义，从而与“谬”构成“悖谬”一词。“端”本义为“正，不偏斜”，引申而有“正直”义，与“悫”构成“端悫”一词。一部分是方言词进入通语，与通语中的普通词或其他方言词组成新词。如“僄”，《方言》卷十：“僄，轻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 ，或謂之僄也。”与通语“弃”组成“僄弃”一词，意为“自暴自弃”。“瓯”，指盆之类的瓦器。《方言》卷五：“甂，自关而西謂之甂，其大者謂之瓯。”“臾”亦是方言词，也指瓦器。^①“瓯臾”比喻地上洼陷不平之处。

(2) 新义。许多词很早就出现了，但在《荀子》中意义有了变化。

① 事业  本指功业。《易·坤》：“美在其中，而畅於四支，发於事业，美之至也。”此义《荀子》亦有。《君子》：“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荀子》还有其他几义：

a. 政事。《君道》：“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

b. 职业。《君道》：“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

c. 特指劳役、耕稼之事。《富国》：“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

② 进退  本指前进和后退。《易》中已出现，《荀子》中亦有用例。《乐论》：“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荀子》又出现两个新义：

ａ．举止行动。《成相》：“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

ｂ．升降；任免。《致士》：“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

3. 与现代汉语相比较，一些联合词的词义、词形、词性有所不同。

(1) 词义不同。有些词在现代汉语里意义扩大了，如“权利”，本指权势和财货，今则泛指公民或法人依法享有的权力和利益。有些词在现代汉语里意义缩小了，如“感动”，本指触动人的内心，可以是好的一面，也可以是坏的一面，而现在则只指触动人心好的一面。有些词在现代汉语里变抽象了，如“方圆”本指方形和圆形，今则多指周围或周围的长度。有些词在现代汉语里意义产生了转移，如“形状”本指人的形象外貌，现在则指物体或图形的外表。有些词的感情色彩发生了变化，如“爪牙”在《荀子》中指勇士，是褒义词，而现在则指坏人的党羽，是贬义词。

(2) 词形不同。正如前文所述，多数同素异序词在现代汉语里只保留了一种形式，有的虽然两种形式都保留了，但意义、用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如 “弟子/子弟”。另外许多同义类聚体里的词到现代汉语或者消失了，或者词序颠倒了。如：表“灾祸”的同义类聚体，《荀子》里有“殃祸、祸患、祸灾、祸败”四个，现代汉语里只保存了“祸患”一个词形，“祸灾、殃祸”的词形颠倒了，变成了“灾祸、祸殃”，“祸败”则废弃不用。

(3) 词性不同。有在《荀子》中是名词，今作动词的，如“经纪”、“机变”；有名词今作形容词的，如“规矩”；有动词今作名词的，如“告示”、“禁令”；有动词今作形容词的，如“亲爱”；有形容词今作名词的，如“暴乱”、“勇力”；有在《荀子》中能作及物动词而今只能作不及物动词的，如“进退”；有在《荀子》中只能作不及物动词而今能作及物动词的，如“灭亡”；有形容词今作动词的，如“怠慢”、“烦劳”。

（本文原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５期）

参考文献

[1] [6]向熹.《诗经》里的复音词[A].向熹.《诗经》语文论集[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2] [4] [5] [7] [8] [9]毛远明.《左传》词汇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张双棣.《吕氏春秋》词汇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