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生活在河南这个被历史搞得找不到未来的省份，很容易产生一种关于自己文化身份的错觉，即：认定中原文化就是河南的地域文化，而自己就是这种文化的代言者。但就中国历史上中原文化的地理分布来看，被现代行政区划规定的河南显然无法实现对这种文化形态的独占，中原文化应类似于所谓的北方文化，即沿着黄河流域在甘、陕、山、冀、鲁、豫等形成的文化共同体。进而言之，似乎用中原文化指称北方或黄河流域依然存在问题，因为在港台海外，不断有文化人直接用中原文化指代中国文化或汉文化，如龙应台女士的《五十年来家国》就是这样。
    从以上情况看，中原文化一方面被“中原”赋予了地理层面的规定，另一方面它涵盖的文化区域却具有强烈的非确定性。我认为，这种非确定性正是它与其他地域文化所建构关系的绝好阐明。即：中原文化绝不仅仅只对地理意义上的中原有效，而是在为包括江南在内的整个文化的中国立法。作为一种在不断发散和扩张中彰显自身价值的文化形态，它之于中国，与古希腊之于西方，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江南，它与中原构成的关系就具有相当独特的意味。任何一个受过中国文学艺术熏陶的人，关于江南的想象总能轻易击中他内心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秦淮河的灯光桨影，二十四桥的明月，朱雀桥边的野草，乌衣巷的夕阳；南朝旧地的池塘春草、空梁燕泥，后唐故都的雕栏玉砌、满庭落花，无一不让人产生人文的伤感和诗性的遐思。这种人文的伤感，和它在与北方的对抗中总是处于政治、军事的弱势有关，也和它总是在春花秋月中让人品味香消玉残的物哀和男欢女爱的情伤有关。关于江南诗意的遐思，则来自于它那独得上天眷顾的自然人文环境：“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是一种多么富有生机的自然景色；“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这是多么富有诱惑的古典都市景观！
确实，吴越江南，无论是它的自然还是人文，都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性感、最唯美的侧面；它的富庶、它的色诱和情诱，甚至它略带颓废的气质，都对中原士人形成了永恒的心理召唤。但是，我们能否据此认为，江南对于中原文化来讲是一个他者？或者说，江南文化以它诗性-审美的品格横空出世，并与中原文化形成对立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有论者认为，中原文化是政治-伦理的，江南文化是诗性-审美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当我们做出这种判断的时候，明显是为了理论的简便而忽略了中原文化内在构成的多元性。在黄河流域形成的诸种文化形态中，儒家一脉固然代表了中原文化实用理性的侧面，但在这一区域诞生的道家，尤其是庄子，则是中国文化中诗性-审美精神的启蒙者，他的思想更成为后来江南文化的永恒资源。也许正是庄子及其传人具有这种“北人南相”的特点，后来主张中国文化南北二分的一些人物，从董其昌到王国维、刘师培、胡适、任继愈，直至今天的江南文化论者，都或明或暗地将他归于南方，并将儒与道的对立作为中国文化南北对立的隐喻。但这些论者都明显在故意忽略一个事实，即庄子生于中原的宋地，一生没有过远游的经历。再如被董其昌推为南派山水鼻祖的王维，祖籍山西祁县，一生在河洛之间栖居，除了希望从南国友人那里得到几颗红豆外，也没有与江南发生过多少于史可证的关联。这种情况说明，中原地区并非只会生产道德圣徒或职业政客，它的文化并非对诗性、审美的东西具有天然的排异反应。
    其次，从历史文献看，我们今天所谓的江南文化，并不是江南原住民的文化，而是以中原移民和游宦士人为主体创制的一种文化。比如，东晋是江南第一次成为中国文化中心的时期，也是它开始寻找并确立自己文化身份的时期。当时，这里之所以能成为文化中心，直接源自于永嘉之乱后中原汉人的大批南迁。据史料载，东晋初年南迁的侨民达90余万人，他们不属当地编户，另立白籍，以与土著的黄籍相区别。其中在文化上占据主宰地位的门阀士族，也即贡献了被今天的江南文化论者言必称引的文化人的大家族，如琅邪王氏、颖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无一不是刚从中原南迁的故家。据此，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伦理的、政治的，将很难解释这些家族何以瞬间完成了从伦理政治向诗性审美的突变。再往前推，像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等属于竹林七贤的人物，他们啸咏狂歌的竹林也不在吴越之地，而是黄河之滨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另外，在唐宋这个江南文化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江南审美-诗性精神的发现者或缔造者，依然是一些文化或地理意义上的中原游宦士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当能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原文化是什么，二是中原对江南意味着什么。显然，中原文化不是单向的，而是复合的。它在政治伦理层面的高度发展与其对诗性、审美精神的孕育比肩而立。在中原与江南之间，江南文化在其起点和形成过程中，端赖于北方诗哲的精神照耀，端赖于中原移民和宦游士人的发现与阐扬。所谓的江南文化，在本质上应该是中原文化的江南化。这种江南化，使它物象的表现更明丽，情感的表达更细腻，最终将起于中原的诗性精神推向了唯美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极端。

(转载于《中国文化报》2005年1月27日)

作者简介：

    刘成纪，1967年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州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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