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4日上午9点，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马自力教授受邀为郑州大学文学院“杏林讲坛”讲学，其题目为《中国古代士人的离散-回归意识与文学书写——以唐宋贬谪文学为例》。本次讲坛采用腾讯会议形式，由李运富教授主持，郑州大学文学院200多师生共同聆听。同时，讲坛吸引了诸多外校同仁参加，在学界引起不俗的反响。

马自力教授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燕京学者、中国散文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基地“中华古诗文吟诵和创作”主任、北京市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建设计划“中国古代制度、文体与文学观念综合研究学术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制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首席专家。马自力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文化研究，有《诗心、文心与士心》《中古文学论丛及其他》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马教授首先给我们介绍了“离散”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离散”一词源自于希腊语，最早的用例见于公元前3世纪希腊文版《旧约全书》中的犹太人“巴比伦之囚”事件。但是后来“离散”一词脱离了其宗教、种族的属性，其含义有了延伸和扩展。在马教授看来，其外延可以延伸到人们的“离散意识”以及与之对立的“回归意识”；内涵则可以延伸到经常处于离散状态之下的中国古代士人这一主体。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安土重迁、和谐稳定是人们固有的价值和理想，但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离散”是其生存常态。从《诗经·小雅·采薇》到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都是在书写漂泊离散的悲哀。

其次，马教授探讨了“离散”发生的文化机制。“离散”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生存体认。从孔子、孟子到屈原、贾谊，其一生都伴随着离散的生存状态及生存体认。其中，贬谪是造成士人离散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认的重要因素，贬谪作为对官吏的一种行政处罚，对士人政治生涯和日常生活影响甚大。贬谪是造成离散的原因，离散是贬谪的结果，二者是异质同构的关系。在这一部分，马教授分别从贬谪的原因、贬谪的地域、贬官的类型对此进行了详细地论述。

再次，马教授讨论了中国古代士人对于离散的心理反应和应对策略。从屈原开始，贬谪文学就奠定了家国同构、不平则鸣、百折不挠的表现主题与情感基调。到了唐宋，贬谪文学传统又加入了新的质素，从而形成多样化的面貌。面对贬谪，士人的心理反应主要有三种类型：眷恋与忏悔、哀怨与期盼、决绝与达观，三种类型也大致对应贬谪初期、中期和后期。在此过程中，其“离散-回归”意识也得以充分地书写。马教授特别强调，在中国古代士人那里，家国情怀往往超越或者覆盖了故乡情结。家国情怀与思乡之情交融、哀怨与期盼交织，这是东方农业文明的独有特色。

最后，马教授为我们分析了离散的文化意义。贬谪带来的离散，作为社会阶层流动的必要机制，是实现从社会层面到个人层面全面平衡的需要。客观上造成了被贬之处的地方官员、偏远落后地区官员队伍的充实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带来了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同时，离散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增加了文学表现的多样性，催生了众多文学经典，是促进文学发展的重要助力之一。此外，离散还造成了另一种美学风范。贬谪文学描绘了独特的自然和人生画面，通过极致境遇中极致境界的塑造，将苦难美、洒脱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贬谪文学对于传统家乡观念、君臣观念以及功名观念的反思与批判，具有历史进步性，也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文学创作。

学术报告结束之后，罗家湘教授对马教授的发言进行了精彩的总结。罗教授认为“离散”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马教授视野极其开阔，并且能够贯通古今中外，所以对唐宋贬谪文学的论述非常透彻，对自己也很有启发。罗教授认为，“离散”的概念虽起源于犹太人的《圣经》，但的确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密切，当自己重读屈原的《大司命》，于是也有了新的体验。此外，中国古代士人面对贬谪，不仅有离散与回归的意识，更有新的创造和建设，比如我们熟悉的苏轼。总之，马教授的“离散”概念带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性。古代文学教研室王建生、邵杰、祁宁锋、王亚楠、梁帅等老师参与交流互动。最后，马自力教授与线上其他听众积极互动，热情回答了相关问题，讲坛取得圆满成功。（祁宁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