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者简介

 李运富，男，1957年生，湖南衡阳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语委科研机构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宣部等八部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单位项目负责人，郑州大学学科首席教授、文学院院长、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汉字汉语研究》主编等。

 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和古文献的教研工作，已出版《汉字学新论》《汉字职用研究》《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等20多部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语文》《汉字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约200篇。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古文字专项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10多项。荣获教育部、北京市、河南省科研成果奖和教学成果奖多次。

 二、访谈问题

 Q1：请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研究经历以及治学领域。

 我是1977级高考生，1978年春季进入衡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学习，198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至198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1985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1988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参与创办《古汉语研究》。199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参与创办《励耘语言学刊》并担任主编。1998年破格晋升教授，2000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14年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2016年加盟郑州大学，创办“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和国家语委科研机构“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治学领域比较宽泛，涉及文字学、训诂学、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文献学等。

 Q2：在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对您成长影响较大的著作和学者有哪些？

 对我成长影响较大的著作和学者很多，这里只说说我的老师们吧。我的求学和研究过程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衡阳师范专科学校（1978—1985），今为衡阳师范学院。大学毕业时，由于当时的分配政策是哪里来回哪里去、农村生源不得留城，所以把我分配到了常宁县一所高级中学。是教我古代汉语的朱维德老师软磨硬泡、据理力争（所谓“理”就是我的综合成绩全年级第一，而且他谬以为我是古汉语方面的可造之材），花费数月的时间和精力，硬是改变衡阳市的分配结果，把我从已经报到上课的中学拽回衡阳师专，开始了高校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生涯。期间，我被衡阳师专推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一年（1981—1982）。在北师大，听过陆宗达、萧璋、俞敏、曹述敬、许嘉璐、张之强、邹晓丽等先生的课，初步开阔了学术眼界。张之强先生当时是古汉语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指导老师。我跟他除了听课外，主要是研读《马氏文通》。我后来发表的几篇语法方面的论文，基本上就靠着《马氏文通》这点底子。

 第二个阶段是在湖南师范大学（1985—1993）。1983年8月，我在大连“训诂学讲习班”上拜识周秉钧先生，并聆听他讲解《尚书·梓材》和《西伯戡黎》两篇。当时很惊讶，如此“诘诎聱牙号为不易读者”之《尚书》，竟然能被我们湖南的学者讲解得文从字顺，通畅条达，由此对周先生景仰和向往。1985年9月，作为周先生所招的最后一届研究生，我来到湖南师大，在周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了8年。周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领域、多方面的。他编著的《古汉语纲要》是全国通用的重要教材之一，多次学习后，奠定了我古代汉语汉字的知识基础。周先生对《尚书》情有独钟，其代表作《尚书易解》积三十余年心血，精研细琢，胜义缤纷，“庶几乎人人可读”。周先生之易解《尚书》，重在扫除疑点难关，或正句读，或明章旨，或考职官，或辨人物，总以文意畅达、字句安顺、层次清爽为要归，而于平易浅显之中见高深。周先生常教导我们：读书要仔细，要多思，每读一书都应有得。我们按先生的要求，通读了《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左传》《说文》《尔雅》《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儒家经典和学术专著，并且都写了读书报告，或谈方法，或述体会，或发疑请教，或间抒己意。先生每于适当处批点。有云“此解可商”或“此时当以熟悉旧注为主”者，告诫我们不要急于求成而标新立异；然对确有一得之见者，也常予嘉勉，故亦有“此解可取”“甚合文情”“说是”“深入可喜”等批语。我在古籍训诂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解，很多就是硕士阶段读古注打下的基础，有的读书笔记直接作为论文发表了，如《中国语文》1987年第3 期的《<论语>里的“必也，P”句式》就是被周先生批阅“此解可取”的一篇。

 李维琦先生是我的硕士副导师。当时汉语史专业只有周秉钧先生招生，而且是毕业一届招一届，我们这一届共4个硕士生，由李维琦先生协助指导。读研之前，我从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后回到衡阳师专，尝试写了三篇与主谓中的“之”有关的文章。一篇投给《衡阳师专学报》，一篇投给《求索》，一篇投给《中国语文》，谬承编辑先生错爱，居然都打算采用，《中国语文》的编辑还寄来详细审稿意见要求修改。正巧这时湖南省语言学会开年会，我在会上拜见李维琦先生，向他请教。他也认为这几篇文章写得可以，但说好像已经有人发表过类似的文章，于是指导我去查阅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语文》，果然看到有宋祚胤先生的一篇，还发现廖振佑先生的《古代汉语特殊语法》也有相关内容。虽然材料和论证不尽相同，但毕竟观点基本相同，这样我的文章只能算补证不能算原创了，不好意思在《中国语文》《求索》级别的刊物发表，于是我撤回文章，修改后都发表在《衡阳师专学报》上①。

 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一般学校期刊也不全，学术信息搜集困难。作为湖南省语言学会的会长，维琦先生从这件事上看到了培养青年学者的问题。不久，他把我和娄底师专的彭蓬澍等几个青年老师集中到湖南师大，要我们搜集整理国内外有关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分学科按专题写出综述。我们天天泡图书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任务。作为这次活动的成果，我们在《湖南师大学报》（1986古汉语专辑）上发表了《1977～1984年古代汉语研究综述》的文章，还在别处发表了几篇分题综述。这样做既为学界提供了学术信息，又切实锻炼了我们年轻学者的科研能力。我由此明白了做学问得注重资讯、掌握已有成果，因而继续实实在在地做学术综述方面的工作，先后发表过十余篇相关文章，还曾计划写一部较完整的《二十世纪汉语学术史》，分绪论（偏重于汉语学史研究）、总论（偏重于汉语总体性或综合性研究）、分论（偏重于汉语各分科研究）三大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初始的整体构想，但还是写成了作为“汉语学术史”一部分的《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单独出版②。

 第三个阶段是在北京师范大学（1993—）。蒙王宁先生不弃，1993年接受我做博士生，毕业后又留在了她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来，王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从她身上感受到强烈的继承传统学术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学到了自主创新的治学精神和系统关照的研究方法。具体的学术影响主要在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王先生的《训诂方法论》和《训诂学原理》是训诂学的经典著作，对我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如果说在第二阶段，我曾致力于古籍原著的解读，那么到第三阶段，在王宁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我才有了对训诂学理论的系统认识。王先生的训诂学思想不限于文献解读，而是在文献解读的基础上提炼训诂原理和方法，分析字词关系，总结语义演变规律。我后来也发表了一些词汇语义和字词关系方面的文章，就是跟着王先生学习的结果。

 当然，我在北师大的主要转变还是文字学方面。从一进校，王先生就给我们讲“汉字构形学”，不断讨论，不断完善，先后出过多种版本，最新一版是商务印书馆2021年12月出的《汉字构形学导论》。该书吸收系统科学方法，重新阐发传统“六书”精神，基于汉字表意特性和汉字构形系统这两个基本原则，提出了适用于古今各种体制的汉字结构分析、系统描写的普遍原理和可操作方法，从汉字存在和发展的诸多现象中提炼规律，建立有关汉字构形的术语系和基础理论。我从学习王先生汉字构形学入门，并在王先生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后来还稍有发挥，撰写了《汉字学新论》和系列论文。正如《汉字学新论》的后记所说：“我的文字学基础并不好，特别是古文字修养浅薄。好在十多年来一直跟着王宁先生，耳濡目染，受到王先生学术思想的熏陶，也拾捡到一些牙慧，其中就包括文字学方面的，例如汉字构形学的理论，还有对汉字学基本知识系统的很多看法等。我能够走向课堂讲授汉字学，并敢于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最终写成这么一本书，是与王宁老师的培养、提携和宽容分不开的。王先生主张传统学术要有师承，也提倡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事实上章黄学术的传承就是伴随着代代学生的不断创新而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所以王老师对学生的幼稚言论在耐心指导的同时总是采取鼓励态度，使我们学科点充满宽松的学术民主气氛。我的书里有很多看法跟王老师的观点并不一致，而且很不成熟，但王老师仍然支持我发表，就是对后学的一种扶持。”

 王老师对我的影响并不限于上述方面，其他方面如对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视、对跨学科知识的融通、对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投入、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特别是汉字教学的关注等，都使我们深受感染。我的许多论著里都渗透着王先生的学术思想，吸纳了王先生的无私赐予。她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学问，什么是做学问的人，这是受益终生的。我2016年作为特聘教授来郑州大学创建“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实际上仍然是我在北师大所从事的学术事业的延伸，是我带着王宁先生学术思想来地方的实践和推广。

 Q3：中国语言学史上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学者们争议不断。您认为对待学术争议问题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争议”。同一观点的不同表述不算争议，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认识不算争议，各说部分互相补充的不算争议，一句话，凡是不矛盾而可以共存的都不算争议。常常有人总结出对某个问题有十几种甚至几十上百种争议，其实没有那么多，很多只是说法不同而已。真正的争议应该是对立的，矛盾的，无法并存的。学术争议是正常现象，是学术繁荣和进步的应有过程。对待学术争议的态度应该实事求是，对人要限于学术问题，不涉及品行道德，对己要虚心检讨，不急于辩驳回击。无论对人对己，学术上的是非优劣评论，都应该要有比较客观的判断标准。

 现代的学术研究不是从零开始的，往往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这就有个区别研究理论本身和研究历史的问题。学术研究的历史简称“学史”，指某门学科或某种研究对象已经产生的研究者、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和研究流派等。学术研究的理论简称“学理”，指某门学科或某种研究对象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学科应有的论题和内容，相关的概念、术语、类别、规律、体系等。可见我们的学术研究实际上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一种是“史性”的研究，一种是“理性”的研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态度和原则，不能混而同之。与此相应，学术争议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学史问题有不同看法，一是对学理问题有不同看法。评判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争议，标准也是不同的。“学理”的研究贵在“求通”。所谓“通”，是指提出的“学理”要符合逻辑、符合规律、符合科学、符合系统，能有效地分析材料、解释现象、沟通关系。研究“学理”可以从材料和现象出发，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只要能“通”，就是有价值的。通不通、通的程度如何，是判断一种理论或观点优劣高低的主要标准。“学史”的研究贵在“求真”。所谓“真”，就是要摆出真实的原论，理解真实的原意，给予真实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汉语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原则》（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收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语言学者论治学》），大家可以参看。

 这里想特别提醒的是，如果要对“学史”上的某个问题提出争议，准确理解原论的真意是最为重要的。关于某个问题，人家说了什么，实际意思是什么，首先要搞清楚。没有弄清楚人家的真实意图，误解甚至歪曲原意，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去批评人家，这样的争议就是不顾事实，用“学理”代替“学史”，强人就己，无的放矢，即使你的结论是对的，是符合“学理”的，也不一定符合“学史”，不一定令被批评者心悦诚服。要准确理解原论的真实意图，不能光看一两句话，要看整体；不能只看结语，要看论证理由。认真读懂原文原著，是学术争议的基本要求。

 Q4：您在学界旗帜鲜明地提出“汉字学三平面”理论，能否简要介绍下该理论提出的学术背景、主要内容和应用价值等。

 汉字学的内容体系有过两种模式，一是传统的“形音义”并列模式，二是现代的“唯形”模式。汉字研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按段玉裁的说法，“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说文解字》“合三者以完一篆”，这就奠定了传统文字学研究汉字“形音义三要素”的基本内容和“形体学”“音韵学”“训诂学”三分的学科格局。所以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横）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

 “形音义”的结合实际上是书面语言，研究书面语言的文字学是以解读经典文献为目的的。由于经典文献的传承和解读首先感知的是文字，所以在古代，文字学的地位高于语言学，语言学基本不独立而被包含在文字学中。文字学既要研究汉字的形体和结构，又要研究依附于形体的语言声音和词汇意义。这种“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学比较实用，能解决字词考证和文献解读的具体问题，所以传承了两千多年。

 但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文字学跟语言学是分立的，“形体”属于文字学，“音义”属于语言学；根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个基本认识，文字单位跟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应该是二元的，文字要么记录语言的音，要么记录语言的义，要么记录语言的音义结合体语素，这就不可能形成“形音义”三足鼎立或者“形音义”三者并列的格局。可见传统文字学以“形音义”为基础建立的内容体系存在理论缺陷。

 传统文字学的理论缺陷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受到质疑。唐兰《中国文字学》指出：“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于是文字学排除训诂学（义）、音韵学（音）的内容而进入到现代的“唯形”阶段。

 现代文字学只研究“字形”，内容非常单薄。而且“唯形论”只限于理论体系，实际上对个体汉字的分析仍然是“形音义”三者并行，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这使得现代文字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一方面个体汉字的研究“字典化”，缺乏理论系统性和实际使用中的动态活力；另一方面去掉了“音义”的“字形学”内容贫乏，体系瘦弱，难以承载数千年积淀的汉字文化。加上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全盘苏联化”和“全盘西化”等文化思潮的影响，汉字被打倒，被改革，结果现代文字学地位一落千丈。尽管理论上文字学已与语言学分立，但在学科管理上根本没有“文字学”的独立地位，文字学依附于语言学，跟传统文字学包含语言学的情况完全相反了。

 鉴于上述情况，文字学的发展需要构建内容比传统文字学更本位、比现代文字学更丰富的新体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尝试从“形构用”三维视角分析汉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形体、结构、职用”是汉字本体的三种基本属性，相应地也是研究汉字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从三个维度研究汉字可形成汉字形体平面、汉字结构平面和汉字职用平面，它们作为三个分支学科共同构成汉字学新体系，这就是“汉字学三平面理论”。2012年出版的拙著《汉字学新论》以“形体、结构、职能”三个平面的汉字本体分析为纲，以“汉字属性、汉字起源、汉字关系、汉字文化”为纬，初步形成了立足“三个平面”多角度讨论问题的立体式研究思路和知识框架。

 “汉字学三平面理论”一是将原来笼统模糊的“形体”明确区分为外在形态和内部结构两个平面，二是增加汉字职用这个新平面。汉字学的“三个平面”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层叠关系，而是观察同一事物的三个维度，三面一体，分立而不分离。形体平面，主要研究字样的书写规律和变异规律，包括书写单位、书写方法、书写风格、字体类型、字形变体等，这可以形成汉字样态学或汉字形体学。结构平面主要研究汉字的构形理据和构形规律，包括构形单位、构件类别、构形理据、组合模式以及各种构形属性的变化等，这可以叫做汉字构形学或汉字理据学。职用平面主要研究汉字的使用，包括表达单位、表达方式、使用属性、字词对应关系、同功能字际关系、超语符使用现象等，这可以叫做汉字职用学或汉字功能学。汉字职用包含实际使用中的音义，但无法容纳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而且汉字职用还有跟“音义”无关的超语符表达，所以传统文字学中的“音义”（音韵学和训诂学）不等于“职用”。汉字职用学在理论上被长期忽略，而它应该是汉字学最重要的部分。

 “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的提出，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第一，“三平面理论”立足汉字本体，多维考察，全面周到，从而克服了传统文字学跨学科的庞杂臃肿和现代文字学局限形体的片面薄弱，完善了汉字学体系和丰富了汉字学内容。第二，“三平面理论”使单个汉字的属性分析跟学科体系的平面建设相应一致，把汉字的材料分析和各种具体问题的讨论分别放到相应平面的学术系统中进行，可以避免把不同平面的东西搅和到一个平面引起种种争议。第三，“三平面理论”摆脱了汉字必须记录汉语的认识，把具有形、构、用属性并且没有时空限制的表意符号都纳入汉字考察范围，可以较好地解决史前文字与有史文字的联系，也可以容纳超语符的汉字使用现象。第四，“三平面理论”启发汉字的演变研究也应分为字形的演变、字构的演变、字用的演变三个系统来进行。汉字职用演变史是汉字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认识将突破汉字发展史即字体演变史的误区，引起汉字发展史研究框架、论证思路的体系性变革，从而重构三维式的完整的汉字发展史。第五，“三平面理论”找到了所有文字共有的属性范畴，使汉字跟其他文字可以从外形、结构、职用三个维度分别比较，有效描述各自的异同和特点。这将破解不同文字间音义不同难以比较的困境，为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提供参考。除理论意义外，汉字“三平面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汉字职用学”理论，还可以广泛运用于汉字本体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如疑难字词考释、古籍整理、字书编纂、汉字教学、汉字规范及其他文字的研究等。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可参看拙文《“汉字学三平面理论”申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Q5：近年来您积极倡导“跨文化汉字研究”，能否介绍下该理论的核心思想以及主要的研究内容。

 汉字在中原地区基本成熟后，就不断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境外不同国家传播，特别是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的地区和国家，曾长期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从而接受和产生了大量的汉字文献，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汉字为纽带的“汉字文化圈”。中国的汉字研究从前是以传世文献和字书为主的，甲骨文被发现后兴起了古文字学，出土文献得到专家重视，近年来域外汉字文献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汉字材料引起了广泛关注。域外或少数民族地区的汉字文献及其汉字材料是跨文化存在或跨文化产生的，因而可以说汉字研究已经突破本土材料的局限，正在走向视域更加广阔的跨文化领域，从而开辟了“跨文化汉字研究”新方向。

 “跨文化汉字研究”作为一种自觉的学术意识时间并不算长，特别是有关跨文化汉字研究的理论目前还很缺乏，许多问题需要从具体材料的研究中提炼和概括。我们发表的《简论跨文化汉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1）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根据我们的理解，所谓“跨文化汉字研究”，可以界定为用跨文化的方法来研究汉字以及对跨文化环境中的汉字进行研究，实际包含两个意思：“跨文化的汉字研究”与“跨文化汉字的研究”。这样的跨文化汉字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跨文化汉字文本研究；（2）跨文化汉字传播研究；（3）跨文化汉字比较研究；（4）跨文化汉字的历史研究；（5）跨文化的汉字教学研究；（6）外来文化对汉字系统的影响研究；（7）“跨文化汉字”学术史研究。

 跨文化汉字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弘扬中华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增强，汉字汉语在国际舞台越来越受到重视。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将通过汉字展示出更大魅力，汉字文化圈各国之间的“文化互鉴”也将借助汉字实现新的沟通。所以跨文化汉字研究前途宽广！

 Q6：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郑州大学作为第一批古文字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组成单位之一，能否谈谈今后的主要规划和建设目标。

 这个工程的全称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意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贺信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河南是汉字的故乡，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入选首批古文字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组成单位是我们的幸运，我们将借助这股东风，充分利用河南丰富的古文字资源，经过5—10年的努力，建成具有地方特色、国家高度和世界声誉的古文字研究重镇。

 作为工程建设单位，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培养古文字方面的专业人才，二是承担工程规划项目并产出系列成果。有关项目和成果大致分为四大块：

 （1）资料性整理。包括河南省古文字资源普查及分类集成，预期成果有《河南古文字资源总目提要》《河南藏甲骨文集成》等；全国性古文字材料专类整理和研究成果汇编，预期成果有《古文字著录与整理国家标准》《先秦货币文字新编》《春秋金文及研究资料汇编》《甲骨文合集三编释文与阐释》《新出甲骨文著录刻辞类纂》《甲骨文献集成续编》《楚系简帛字词合编》等。

 （2）专题性研究。包括甲骨学研究，编撰《甲骨学大辞典》；甲骨文研究，如《殷墟甲骨文疑难辞例疏证》；古文字的语言学研究，如《基于出土文献的汉语量词用字演变与动因研究》《春秋金文字词关系图表》等；古文字的历史文化研究，如《简帛及传世文献中的兵家学派研究》《甲骨文的祭祀思想与文化价值研究》；《说文》学新材料整理与研究等。

 （3）数据库建设。在资料整理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建设一批可以共享的数据库或数字化平台。如“新出甲骨文著录刻辞类纂数据库”“殷契文渊（甲骨文研究论著）数据库”“甲骨学珍稀资料图像库”“甲骨藏品三维模型数据库及活化利用平台”“春秋金文综合性数据库”“语文教育古文字资源多媒体应用平台”等。

 （4）普及性应用。研究古文字材料及古文字知识在现代语文教育中的应用，包括编撰教材，如《古文字字形入门》《古文字材料选读》等；面向中小学生的古文字普及读物，如《甲骨文与语文教育》（丛书）、《小学生说文解字》（丛书）等；面向社会的汉字文化读物，如《汉字之光：照亮中华文明》等。

 河南省政府是主持工程的联合单位之一，为保障国家古文字工程的落实，已决定开展配套的省级“古文字工程”，委托郑州大学作为省工程的牵头单位，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全力投入外，还将组织全省力量来共同完成国家和省级两个工程的任务。

 Q7：请结合您的治学经验，为郑州大学古文字特专班本科生和汉语言文字学方向的硕博士生提供一些学习和研究方面的建议。

 做学问没有普适的简单有效的方法，往往需要根据个人的条件和所处的环境采取相应的策略，但别人的经验教训有些还是可以借鉴和参照的。就我而言，有如下几点体会可以提供大家参考：

 第一，了解学科历史现状，掌握相关有效信息。前面讲过我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因为掌握信息不全而留下遗憾的故事，大家应该感到信息的重要性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原来是信息严重不足，有人编个论著目录都弥足珍贵，而现在已进入信息爆炸时代，借助“度娘”之类的工具，随时可以获取海量信息。但网上海量的信息（包括材料）并不一定都是有效的。错漏失真者有之，虚构假冒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所以如今的掌握信息关键在“有效”。凡来自网上的资料信息，一要核实校对，二要归纳概括，三要鉴别选择。只有跟你学习和研究的问题相关且有效的资料信息才是值得掌握的。

 第二，读好基础书，夯实文献底。古人做学问特别强调“打根底”，就是要精读一批基础书。这个经验应该任何时代都有用，因为没有坚实的地基就建不成大厦。对传统语言文字学（包括古文字学）来说，基础书应该有两大类：一类是经典文献，一类是学术专著。国学大师黄侃先生曾经给学生开过必读书目，共25种：《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国语》《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另外还列出过10种“小学根柢书”：《尔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现代社会事务繁杂，要大家静下心来读懂这么多书不太现实，但结合自己的兴趣和治学方向选择若干种基础书认真读一读还是应该的。比如本科生，可以借助现代译注通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荀子》《文选》和《史记》的部分“列传”，翻阅了解《说文解字》《尔雅》和《方言》，古文字方面可以读读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翻阅高明《古文字类编》（增补本）、刘钊《甲骨文常用字字典》等。研究生在本科生基础上，要带古注精读原著，以增强古代语言文字的感性认识，如刘宝楠《论语正义》、赵歧《孟子章句》、《诗经》的毛传郑笺、《左传》的杜注孔疏、《荀子》杨倞注、《史记》三家注、《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尔雅》郭璞注等。还应读一些古人的学术笔记和学术专著，如王观国《学林》、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古文字方面除了翻阅字典字编外，还要释读部分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原始文本，并熟悉黄德宽《古文字学》、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通论性和考释性方面的专著。以上都是举例性质的，大家可以因人制宜，总之要掌握几种根柢书作为自己的发展基础。

 第三，材料与理论结合，微观与宏观兼顾。学术研究有两种基本价值取向，一是发掘新材料，解决材料中的疑难问题，描写材料中存在的具体现象；二是提出新框架，讨论框架中的理论问题，阐释框架中存在的各种关系。前者属于微观的事实研究，后者属于宏观的理论研究。这两种研究都是学术上需要的，如果能把其中的某些材料或某些理论研究到极致，应该都可以成为大家。但事实上，完全没有理论意识的纯材料研究和完全没有材料支撑的纯理论研究是有局限的，除少数长期浸染于特定材料或特别喜爱抽象思维的学者外，一般来说，最好还是从材料中提炼理论，用理论指导材料分析，也就是材料与理论结合，既做微观的深入考察，又做宏观的关系思考，或者在关照某一方面的前提下偏重另一方面，这样有利于扩大眼界，增加发现问题的机会，也就比较容易有所收获。

 第四，学点逻辑学，思维和表述要讲逻辑。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必须符合逻辑，语言文字学也不应例外。遗憾的是，中国的传统学术不太重视逻辑，我曾写过《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系列论文，举出不少违背逻辑规律的实例，大家可以参看。现代的中国高校，一般的文科专业也不开逻辑学课程，致使文科研究生写出来的学术论文很多仍然存在逻辑问题。逻辑问题的具体表现有：同一层次的分类没有统一标准，小标题的范围超出大标题，不同标题下的内容重复或交叉，标题所指与行文内容不相应，段与段、句与句之间缺乏逻辑关联，术语不统一或概念不同一，前提不确或论据失真，论据与结论没有必然联系，有关说法相互矛盾，把材料的多属混同于概念的交叉，等等。建议大家自学一些形式逻辑和辨证逻辑，将大有益于论文质量的提高。

 第五，注重实践，多跟老师合作。学术能力需要在实践中锻炼，争取更多锻炼机会是求学上进的有效措施。在学生阶段，应该积极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多与导师合作著述，这比独自摸索盲目练习的效果要好得多。我跟硕士导师周秉钧先生合作整理曾运乾《毛诗说》，跟李维琦先生合作校点《战国策》《国语》，合作译注《左传》（收入《十三经今注今译》），合作撰著《古汉语同义修辞》《信息修辞略论》等；跟博士导师王宁先生合作整理《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笔记》，合作撰著《国学通览·训诂学》《古代汉语》《训诂学》等著述，参与王先生主编的《辞源》第三版修订（负责“寅”集）。所谓“合作”，大多数情况是在导师指导下写部分初稿和做一些材料搜集、校对工作，这是很好的科研能力训练过程，因为有老师规划框架，你明白应该干什么；有老师咨询依靠，你可以随时提出疑难困惑；有老师修改把关，你不用担心犯错误闹笑话。这样几个回合下来，你搜集资料的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论证观点的能力、表述规范的能力等，都会快速提高。即使不合作研究和著述，只是帮老师整理和校对书稿，也比单独看书更有收获，例如我曾负责王宁老师《训诂学原理》全书的前几校，对照看几遍，我就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该书的内容和思想，有人写评论文章，我一看就知道有的地方不符合王老师的原意，提出来供其参考。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跟老师的学术合作看成劳务输出，不要计较有无报酬或报酬多少，你如果能得到这样的机遇，一定要珍惜，只要认真努力去做，必将获益终生。

 注释

 ①发表的三篇文章分别是《“之”在主谓间的作用》，《衡阳师专学报》1983（1）；《间“之”主谓结构的语法功能》1983（3+4）；《也谈“M1之于（於）M2”》，1984（2）。

 ②李运富《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

(采访人：林庭萱 曹志豪)

（本文转自汉字学微刊，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