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在《中国外语》（CSSCI）2018年11月第6期，以下为正文：
摘要：当修辞置入外交语境后便具有外交语言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政治色彩和丰富的政治寓意，这给外交翻译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缘于它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类型：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在此情况下，套用传统的文学翻译原则已无法满足外交翻译工作的需要，必须根据外交语境的特点研究制订新的翻译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与沟通任务。本文以古典文学翻译为案例，以非文学翻译为视角，提出在外交场合修辞翻译应充分考虑语境特殊性和文本复合性，应创立和遵循一种新的复合性原则：“政治等效+审美再现”标准（PEAR），即在准确传达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意图、政治内涵、政治倾向的前提下，兼顾其音美、形美、意美，力求达到译文同原文的政治等效和审美再现。
主题词：外交修辞；古诗文；复合性标准；政治等效+审美再现；“梨”式原则
在外交场合，一国领导人往往会引经据典、吟诗赋词，借用修辞手法来表达本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主张，以提升本国的话语质量和感染力。如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援引《礼记》的名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表达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和公平正义的传统思想（Xi Jinping,2014-6-28）。毫无疑问，这些经典诗文的引用，烘托了气氛，増进了友谊，推动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増强了外交工作的艺术性，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亮点和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堪称文学价值的最高体现之一，中国素有诗的国度之称，表达中外友好往来和邦交情谊的唐诗就有三百多首，诗人王维、李白、白居易，乃至皇帝唐太宗、唐玄宗等，都有外交诗作留世（高玉昆，2011:55-56）。在国际关系中，古诗文作为特殊的外交话语形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外交史上的地位不容替代。由于这些古诗文文化负荷量大，是一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缩影，加上汉英两种语言的修辞在文化背景、文体特征、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无形増加了外事翻译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当这些典故等修辞格置入外交语境后，便具有外交语言的一些特征，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和政策意义，这对外事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用优美、地道的译文准确传递外交修辞的政治含义，使译入语受众能够获得、享受和原文受众一样的政治信息和艺术审美，就必须根据外交语境的特点研究制订新的翻译标准和合适的翻译策略。
1 历史传统上的文学（含修辞）翻译原则与策略
国内外翻译界对文学翻译，特别是修辞翻译的原则和策略研究由来已久，流派众多，成果丰硕。相对来说，西方文学翻译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在世界翻译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西方代表性理论流派主要有：一是古罗马修辞学家、翻译理论家西塞罗的“活译”论。该流派首次将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主张像演说家那样活译外来作品，翻译即是文学创作，可做到风格对等（谭载喜，2010:20）。二是英国17世纪著名诗歌翻译家、诗人邓汉姆的“精神”论。该流派认为译诗必须注重“精神”翻译，要保留原诗的灵魂，而不是原诗死的形式（谭载喜，2010:117）。三是英国古典主义时期翻译家、戏剧家德莱顿的“三分”论。该流派将文学翻译形象地比喻为“在绳索上带着镣铐跳舞”（Nida，1964:17-18）;主张“词译”（metaphrase）、“释意”（paraphrase）、"拟译”（imitation）的翻译三分法，并首次提出“翻译是艺术”翻译观（Dryden,1997:174）。四是英国翻译家、文学家波斯盖特的“二分”法。该流派将翻译分成“后瞻式翻译”（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和“前瞻式翻译”（prospective translation）两类，认为一般应采取前者来翻译古籍和文学名著（谭载喜，2010:181）。五是英国古文学家、典籍翻译家贝茨的“古味”译论。该流派指出翻译古典作品应考虑体现原作文体的古味（谭载喜，2010:187）。六是近代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的“原文忠实”原则。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典籍《四书》《五经》的英译，认为经典的权威性决定了典籍翻译必须将忠实作为首要原则（段怀清，2005:97）。七是英国典籍翻译家韦利的“情感”译论。他认为文学翻译应尽力感受原作意境，准确再现原作风格，充分表达原作情感（Waley，1919:19-20）。
国内对文学翻译标准的研究众说纷纭，各成一家。始于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译经家支谦的“美信之辩”，最早从文学视角探讨了翻译的标准和方法问题（毛荣贵，2005:8）。季羡林的“信译”论，提倡直译，认为“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季羡林研究所，2007:4-6;23）。茅盾的“意境”论，提出著名的“艺术创造性翻译”思想，坚持把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作为翻译的根本任务（茅盾，1983:16）。傅雷的“神译”论，提倡“重神似不重形似”（傅雷，2005:2）。钱钟书的“化译”论，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即达到“出神‘化境’”（钱钟书，2002:78）。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论，认为在文学翻译中“美”指意美、音美、形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许钧等，2010:39）。刘重德的“信达切”论，提倡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而文学翻译也必须是其完整的统一体的如实再现（刘重德，1991:180-182）。郭沫若的“风韵”论，强调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都必须不失原作的“风韵”（郭沫若，1920:162）。杨武能的“阐释”论，认为文学翻译即阐释，需全面显现出原著的义、形、声、情、味、量、质等（许钧等，2010:136）。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文学翻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构建了成熟的翻译理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翻译理论家，都特别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审美性和创造性，好的译文应该达到形神兼备。正是由于这些翻译理论的指导，才使得优秀的文学作品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文学翻译经典。然而，仅用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来指导外交场合修辞翻译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探索和引入新的翻译标准。
2 外交修辞的翻译原则、方法和步骤
2.1 外交修辞的文体特征
探索外交修辞的翻译原则和方法，首先需要分析其文体特征，这是由外交修辞的语言特质所决定的。外交修辞（diplomatic rhetoric）是指发生在外交语境中用来表达一国外交政策、理念和立场的修饰文辞和语言艺术，如用典、委婉、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格。
一般意义上的修辞具有以下特征：语言优美，形象生动，节奏感强，富于艺术性、音乐美；表达强烈，情感丰富，寓意深刻；语言精练，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对于取自古典文学作品的典故和名句，它们还具有短小精桿、高度凝练、语体古雅的特点。
然而，置入外交语境中的修辞除具备以上属性外，还被赋予外交语言的特殊属性——政治敏感性，即政治色彩浓厚，时代特征鲜明，富有政治新意。鉴于外交修辞的复合性文本特征和外交翻译的特殊属性，外交修辞的外译不能局限于原始含义或字面意思，而应根据其新语境准确传递说话者的政治意图和价值取向。
2.2 外交修辞翻译的复合性标准：“政治等效+审美再现”（PEAR）
2.2.1 “政治等效+审美再现”（PEAR）翻译原理的内涵
外交修辞的复合性文本特征决定了对于外交修辞的翻译，必须考虑构建复合性翻译原则。由于外交语境中的修辞兼具文学语言与外交语言的特征，其政治敏感性和文本复合性决定了仅靠传统的文学翻译标准是不够的，必须研究出复合性的翻译标准。根据杨明星的“政治等效”翻译原理和许渊冲的“三美”翻译观，笔者认为，在外交语境中，修辞如按照“政治等效（Political Equivalence）+审美再现”（Aesthetic Re¬presentation）（取英文首字母，缩写为PEAR，简称为“梨”式原则）这一双重标准进行翻译，将是最理想的译文。
考虑到外交语境中古诗文的文体特征，用典修辞的复合性翻译标准还可以细化为：“政治等效+审美（古典美）再现”，即在译文中，重点重现原文的古雅和文体美。
要准确理解外交修辞翻译的“梨”式原则，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政治等效”翻译原理的理论内涵。自2008年以来，杨明星先后在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国际译联官方刊物）、《中国翻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电化教学》等刊物上发表了系列有关外交翻译的论文。杨明星在评估美国译论家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和外交语言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利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的分析视角，首次提出了外交翻译的“政治等效”（Political Equivalence）标准。其内涵是：外交翻译必须一方面准确、忠实反映原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得到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或者相似的交际功能。只有满足上述两点要求的外交语言翻译才能够被视为理想的译文。“政治等效”翻译原理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即政治性（Political Orientation）、动态性（Dynamics）和平衡性（Equilibrium）（Yang Mingxing,2012:5,2016:661;杨明星，2008:94, 2011:49, 2012:73, 2013:33, 2014:108, 2015b:88, 2016:86）。总之，“政治等效”是适用于外交语言翻译这一特殊领域的具体标准，更加强调政治内涵上的对等。
“政治等效+审美再现”（PEAR）翻译原理的内涵为：在外交语境中，修辞的翻译既要准确传递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内涵，又要完美再现源语的风格美和艺术美，即实现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在政治意义和审美价值两方面的双重等效，达到既要政治达意，又要艺术传神。
2.2.2 “政治等效+审美再现”（PEAR）翻译原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PEAR翻译原理指导下，要翻译好外交修辞，必须处理好“政治等效”和“审美再现”两大原则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这两大原则之间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关系，浑然一体。符合以上所有原则的翻译，即在政治上是“信”的、在艺术上是美的，是最理想的译文，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翻译活动。考虑到外交语境的政治敏感性，修辞的翻译应坚持政治等效为其首要原则和前提条件，即在政治等效指导下的审美再现。同时，在符合政治等效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地实现审美再现。翻译的美学等效可分为形式美和内涵美两种；形式美可分为音韵美、结构美和词汇美三个方面，而内涵美则包括意境美、文化美和创意美三个层面（李明清，2010:135）。在外交场合，一国领导人时常借用中国古诗来表达外交立场和国际友谊，其对外翻译绝不是简单的话语转换，而是需要语言艺术和翻译技巧的运用，追求形似和神似。例如在1990年亚澳地区滑水锦标赛的招待会上，我国对外交流中经常引用的孔子《论语》的开卷之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被译为How happy we are, to meet friends from afar! 音形意对称，赢得了外宾和翻译界的一致好评，堪称上乘译作（皮德敏，2010:133）。
当翻译难度大、译者能力有限，以上两个原则之间出现冲突、无法同时满足时，“政治等效”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必须严格执行，而“审美再现”原则需要做出必要的牺牲和让步。这在外交口译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是因为外交口译强调时效性和及时性。总之，应坚持以“政治等效”原则为主、“审美再现”原则为辅，不能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需求，一味地去追求译文的华丽和雅致，而牺牲了源语的政策意义和政治内涵的传递。因此，对外交语境中修辞的翻译，要处理好复合性标准的内在关系，“政治等效”原则是指导方向和必要条件，而“审美再现”原则则为辅助要求、充分条件；最好的译作是同时满足以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即不仅忠实传达讲话人的政策意图和民族情感，还要力求再现原文的神韵，使译入语受众能感受到和原文受众相同或相似的审美等效。在涉及国际问题经典诗词外译时，政治等效比审美再现更重要。外交部翻译司副司长费胜潮认为，对于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引用的诗词典故及中国特色词语的翻译，“神似比形似更重要”“古诗词翻译，比诗歌本意更重要的是领会领导人想表达的意思。”（汤南，2012:4）。
2.3 实现PEAR翻译目标的策略与方法
实现“政治等效+审美再现”（PEAR）目标主要有以下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2.3.1 直译法
当外交演讲中出现的一些引语外国受众比较容易理解时，可采取直译法。如吴邦国2007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主旨演讲中谈到可持续发展时，提到“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外事译员进行了直译：One should not drain the pond to catch fish, nor burn up whole tracts of forests to hunt animals.（何群、李春怡，2011:119）。以上名言语出《淮南子》，意思为：不要抽干湖水去抓鱼，不要烧光树林去打猎，表达了中国古代环保理念。原文是典型的古中文句式，无主语，但结构整齐，对仗工整。在译成英语时需补全语法结构，以“one”为主语，并采用两个结构相似的动宾短语来翻译；这样不但保存了原文的语序和形式美，而且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有效传达了讲话人的绿色发展思想。
2.3.2 意译法
在外交语境中，常借用民族特色意象来抒情说理，以唤起对方的联想和情感。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英语世界对汉语同一意象有不同的联想。汉语善于将“虚”的概念以“实”的形式体现出来，而英语则注重逻辑思维，多用抽象概念表达具体事物（汪榕培、王宏，2009:62）。为弥补文化差异造成的词汇对等空白，使译文易于理解，译者可根据语境对该诗文进行解释性翻译，即意译。外交部高级翻译戴庆利提到一次陪同中方领导会见外方领导人及其子女的经历。中方领导在同外宾的孩子握手时说，“你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戴庆利根据中方领导人的意思及他说话的对象采用了意译法，及时将之译为“Children should outperform their parents”（孩子应该超越父母），使外国听众立即听懂中方意思（黄潇，2005:113）。“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语出《荀子•劝学篇》，美国汉学家伯顿•沃森采取直译法，将之译为“Blue comes from the indigo plant but is bluer than the plant itself”（Burton,1996:1）。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文翻译时，可采用此种直译方法，因为外国读者如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可根据上下文来理解该句的象征意义——“徒弟超过师傅”，而并非两种颜色的简单对比。由于该句单独出现在外交口译环境中，政治内涵的传达更为重要，需要即时意译。若不考虑时间要求和说话对象生硬直译，会令外国听众如堕雾里，不解其意。
2.3.3 综合译法
综合译法就是同时采用直译和意译的方法。2010年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法新社记者有关中美关系提问时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来把握两国关系。”外交译员现场翻译为“As a Chinese poem reads, we have no fear of the clouds that may block our sight as we are already at the top of the height. It is from such a perspective that we should manage China-US relationship.”（Wen Jiabao，2010）。温家宝引用的诗词语出王安石《登飞来峰》。原意为：不要怕一时的浮云遮挡住远眺的视线，是因为我们已站在山峰的最局层，暗示中美关系的处理需要具备战略眼光。为了让西方媒体更好地领略和理解温家宝的诗性外交话语，译员先是“擅自”増加了背景提示语“As a Chinese poem reads”，然后采取尾韵的译法（“sight”与“height”押韵），同时译出了中文诗词的内涵、诗意和韵律美，并且把温家宝对古语的解释一字不漏地译出来，达到了“政治等效+审美再现”的双重翻译效果。
2.4 外交语境中古诗文的翻译程序与步骤
古诗文是外交翻译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与现代文学语言翻译不同的是，古典文学语言翻译往往涉及两大步骤：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特别是第一步一语内翻译。布拉格学派的杰出代表、俄裔美国译论家雅可布森在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把翻译过程分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和“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两个阶段（Jakobson,1992:145K“语内翻译”是指同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如将汉语文言文译成现代白话文；“语际翻译”是人们常说的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翻译”行为，如汉译英。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英译，如古诗词或古散文，往往需要先将文言文译成白话文，然后将白话文译成地道英文。对古诗文的翻译一般有两种程序：
一种是先进行语内翻译，后进行语际翻译。即先弄清文言文的意思，把它译成现代汉语，然后再译成地道英语。语内错译必然导致语际翻译失败。如在2005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在谈到宏观调控的困难时，引用了经典名句“行百里者半九十”。由于现场外交译员古文功底深，迅速做出了正确的翻译：“If a journey is 100 miles, traveling 90 is half of it”（Wen Jiabao,2005）。但在2010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再次提到“行百里者半九十”时，却被译员误译为“Half of the people who have embarked on the 100 li journey may fall by the wayside.”（走一百里路，有一半的人半途而废）（Wen Jiabao，2010）。语内错译的原因是译者对古文望文生义，理解不准确。事实上，以上古文出自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五》：“‘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刘向，2005:79）。其释义为：走一百里的路程，即使走到九十里也只能算是一半而已，比喻做事越接近成功，越要坚持到底、认真对待。温家宝答记者问在开篇之际用此诗词，旨在鞭策全国在极其困难条件下要朝着国家发展既定目标继续向前，不可功亏一篑（过家鼎，2010：52）。
另外一种程序是先进行语际翻译，后进行语内翻译。即先将英文译成意思正确的现代汉语，然后再“回译”成与原文文体完全一致的古代汉语。如小布什2005年访华前在曰本京都发表演讲时曾引用过中国古诗词，他说：The people should be cherished, the people are the root of a country；the root firm, the country is tranquil”（词义直译为：人民应该被珍视，人民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译员在译成现代汉语后还要准确将其回译成原始古文：“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语出《尚书•夏书》中的“五子之歌”）（何群、李春怡，2011:200）。
3 PEAR翻译标准下的案例研究
下面分别以中外领导人外交演讲中引用中国古代诗词名句及典籍术语英译为例来验证外交修辞的复合性翻译原理。
3.1 古代诗词名句翻译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2007年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在答记者问时，一位外国记者自我介绍时说：“我来自一个小国家……”外长在回答他的问题之前，先引用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一名句。现场译员流利地将其译为“A mountain is famous not because of its height”。曾当过高翻的李肇星听后觉得没有传递其政治内涵，紧接着又用英语补了一句“Countries, big or small, are all equal.”（何群、李春怡，2011:235-236）。这个补译让在场的外国听众迅速理解了外长援引诗词名句所要表达的政治含义。同时，李肇星的补译使原文与译文形式对等，语言工整，small与equal恰好词尾押韵，达到了政治等效和审美再现，即音形意倶美的效果。
其实，早在2006年3月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李肇星已引用过这句名句。他谈到中非关系时提到访问非洲小国佛得角的一则轶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很热情也特别客气，说自己国家很小，我为他们的谦虚态度所感动，但我也很诚恳地告诉佛得角朋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大，热爱和平、主持公道就好。我就特别感动，这样一个国家确实在国际上主持公道，他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顾畅湘等，2006）。现场译员将“山不在局，有仙则名，国不在大，热爱和平、主持公道就好”译为：“A mountain no matter how high it is, if it is blessed with touch of divine, it would be well-known. A country no matter how big it is, if it can uphold peace and justice in the world, it would be a good country”，译出了李肇星“国家不在大小，热爱和平、主持公道就是好国家”的政治内涵。但李肇星还是觉得译得不够传神达意，立即对“山不在高”“国不在大”作出补译：“What matters for a mountain is not its height; What matters for a country is not its size”（吴伟雄、吴庆雯，2009：39）。总体来说，现场译员译得比较好，但也有一些语法瑕疵，如英语句型no matter how high位置不对，应前置；touch前应有冠词a, divine是形容词，不能把它当作名词用在介词of后面作宾语，应改为divinity或deity、holiness（神，神仙，神性），也可以改作the divine。另外，如添加单词only会使整个句子逻辑性更强。
无独有偶，李肇星2006年6月在南京谈到台湾问题时再次用到这一名句。他说，现在世界上有167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简单的事实，其中最小的国家摩纳哥只有1.98平方公里，我和摩纳哥外长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国家不在大小，主持公道就是伟大的国家（解悦、肖勇，2006:1）。李肇星此处重点强调“主持公道就是‘伟大’的国家”。
以上名句出唐代刘禹锡《陋室铭》，原意为：山不在于高低，有神仙居住就能出名。一般可直译为“No matter how high the mountain is, its name will spread far and wide if there is a fairy.”（Wang Kaihao, 2017-12-8）;或者“Any mountain can be famous with the presence of an immortal”（Weihua Liu,2017:78）。
在当时的外交语境中，以上古代诗词名句所包含的外交理念和政治暗喻对中国听众来讲一目了然，然而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听众来说，不易理解，需要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补译，即国家不论大小，_律平等，只要爱好和平、主持公道，就是好国家。
李肇星的两次补译清楚地表明，现场译员尽管忠实地传达了源语的内在信息，但并没有完全理解和传递外长用典的国际关系意义。总体来讲，以上“译员+外长”的合作翻译基本上是成功的翻译，是直译兼意译的综合方法，无论在政治释义还是语言形式方面都实现了外交沟通的政治目的。综合比较以上两种翻译，从直译方面上来说，2006年译本字面翻译比较准确，而2007年译本则更为简单；从政治释义方面来说，2006年6月译本谈台湾问题，强调只要主持公道、支持台湾回归就是好国或伟大国家，而2007年译本则谈中国的小国外交问题，强调对小国应一视同仁，大小国_律平等。2007年的现场译员并没有固守陈规、完全照搬2006年的译法，而是灵活机动，根据不同的语境意义采取了不同的译法。总之，以上译法给我们一个启示，翻译中国成语和诗句时，要适当加以解释（施燕华，2007:57）。
综上所述，为实现“政治等效指导下的审美再现”双重翻译效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可借鉴外交部译员的翻译实践经验，采取直译兼意译的综合方法，具体译法为：
第一种译法：A mountain, high or low, can be well known only if it is blessed with a touch of the divine; Countries, big or small, are all equal.
第二种译法：No matter how high a mountain is, it can be well known only if it is blessed with a touch of the divine（holiness）; No matter how big a country is, it can be a great country only if it upholds peace and justice.
还可以译为: A mountain, high or low, will be famous when people find immortals there. A nation, big or small, should be respectable when she loves peace and is just and fair（吴伟雄、吴庆雯，2009:39）.
3.2 古代典籍术语翻译——“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语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孔子说，大道（指政治上的理想社会）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大家的。选用有才有德的人，人人讲诚信、求和睦。“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也是儒家“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陈戍国，1991:513）。这是孔子在诸侯争霸、战乱频发的春秋时期对治国理政、太平盛世的追求和向往。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把“天下为公”的“公”理解为“共有”的意思，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其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早，就是国家是人民所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孙中山，1986:394）。这样一来，按字面意思可译为“The world belongs to the people”。
历史上权威译法有：英国汉学家理雅各译为：When the Grand Course was pursued, a public and common spirit ruled all under the sky（Legge,1885:364）;而林语堂则译为：When the great Tao prevailed（i.e. in the Golden Age）,the world was a common state（not belonging to any particular ruling family）（Lin Yutang,1938:227）.
2003年，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Turning Your Eyes to China）的重要演讲。他在谈到中国传统的和平文化时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现场译员根据温家宝的政治意图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把“天下为公”译成“The world is for all”（Wen Jiabao,2003）,强调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世界属于大家，天下公有。
2006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现场译员根据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理念，把“天下为公”译成“The whole world is one community”（Hu Jintao, 2006：3-8）,即天下是一家，强调建设大同世界，天下如一家。
2014年6月28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援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句被现场外事译员译为“A just cause should be pursued for the common good”（Xi Jinping,2014-6-28）。译文的中文意思是：追求正义事业，旨在维护共同利益。此处的“公”被理解为“公共、公众”，彰显了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也是一种不错的译法。
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将孙中山的名言“天下为公”英译为“The world belongs to all people”,可见，台湾和大陆学者对“天下为公”精神的理解和翻译基本是一致的（胡梅红，2009:97）。
然而，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外交理念的考虑，对“天下为公”采取了不同的理解和译法。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在西安作了题为“A New Chapter in China’s Story”（中国历史新篇章）的演讲，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结束语。他用英语说道：“Let us give new meaning to the words written in the ancient Book of Rites, what you call the Li Ji,‘When the great way is followed, all under heaven will be equal’”（让我们给你们常说的古书《礼记》中这句话赋予新的含义：当大家走伟大道路时，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是平等的）（Clinton,1998-6-25）。事实上，《礼记》中的“天下为公”原意并非如此，但克林顿却根据本国的政治需要，把中国古词作了“活用”，赋予了新的词义，宣传了美国价值观，具有鲜明的西方民主色彩（翟华，2009:5）。
当然，中方偶尔也根据特殊的外交语境采用美式译法。2014年，习近平在出访拉美国家前夕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他谈到中国外交政策核心理念“国际关系民主化”时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方外事译员将之译为“All under heaven will be equal”（Xi Jinping,2014-7-15）。这种译法可以更好地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和平外交思想，即天下的国家，不分大小，_律平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这一译法也符合当时具体的外交语境——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
对比以上中美双方的译法可以看出，虽然双方的译法貌似相同，但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中方眼里的“天下为公”侧重“公有”“大同”“大家庭”“大一统”、集体主义、国家权威，而美方则从西方人权的角度来解读“天下为公”，强调“公平”“平等”“自由民主”个人主义至上。
综合上述两个翻译案例，可以发现中方外事译员都能准确理解和传递原作的政治内涵和语境意义，较好地实现了政治等效。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有的译文虽然部分实现了审美再现，但并未充分展现出中国古典诗文的音韵美、形式美及意境美。不少古代汉语诗文的翻译采用了现代英语散文语体，缺乏必要的诗意和古雅之味。若能在满足政治等效的前提下再现原作的古典美和诗歌美，才不失为形神兼备的上乘译作。
4 结语
一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借用古诗文等文学语言的力量，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诗学意义和审美价值，更是本国的外交政策主张、价值观和政治意图。外交语境中的修辞翻译涉及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两种类型。考虑到外交修辞的政治敏感性、文本复合性以及外交语境的特殊性、复杂性，对其对外翻译已不能单纯地运用传统上的文学翻译原则及方法，必须采用跨学科的视野，实施一种复合性的翻译标准，即“政治等效+审美再现”（PEAR）翻译标准，在实现政治等效的前提下，力求再现原文的音美、形美、意美，使译文听众能够得到和原文听众相似或相同的政治信息和审美效果。这就要求外事译员不仅需要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还要具备扎实的双语能力和文学功底。鉴于古典诗文的翻译同时涉及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外事译员还需具备深厚的古文基础和古今文字互译功力，使外交语境中的古诗文外译正真实现“政治等效+古典美再现”（PEAR）,即“梨”式原则。
注释
①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外交翻译的理论构建与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研究”（17BYY006）、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招标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文件后进一步对外传播该理念的策略研究”（18DYY112）和河南省高校哲社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外交语言学的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2018JCZD-01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根据杨明星2018年在中央编译局第四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和中国外文局“改革开放40年与语言服务创新发展论坛暨2018中国翻译协会年会”等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修改完善而成。
作者简介：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交翻译学、外交语言学和外交修辞，E-mail: staryang66@aliyun.com
齐静静，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jingjingqi1984@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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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 Compound Principle for Translating Diplomatic Rhetoric: Political Equivalenc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PEAR)—A Case Study of the Classic Poetic Lines Quoted in State Leaders1 Diplomatic Speeches
Abstract: Rhetoric in the diplomatic context is imbued with distinctive attributes of the times and profound political overtones and implications coupled with the features of the diplomatic language, which does pose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s it involves two different translation genres: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In such a context, it is evidently impossible to meet with the demand of diplomatic translation by resorting to the traditional principles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a new translation criterion to cater to the features of the translation in the diplomatic context, which can ensur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mong countries. This paper intends to focus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proposes that while translating rhetoric on the diplomatic occasions, ful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s contextual peculiarity and textual complexity so as to construct and follow a new compound principle: Political Equivalence plus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PEAR). In a bid to match the SL with the TL in terms of Political Equivalence and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to give the equ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 formal and semantic beauty under the premise of accurately disseminating the political intention, connotations and orientation of the SL and the speaker.
Keywords: diplomatic rhetoric; classic poetic lines; compound principle; Political Equivalence +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PEAR
全文详见：中国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