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外语》2020年第2期第26-33页

                               外交委婉语的文体特征、修辞原理与话语功能^①

杨明星 王钇繁 郑州大学

作者简介：杨明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高端智库专家，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交语言学、外交翻译学研究， E-mail: staryang66@ aliyun.com。王钇繁，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外交话语、翻译研究， E-mail: 18137783406@163.com。

摘 要：外交委婉语是外交话语实践中的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和修辞方式，也是中国外交话语构建的传统风格和鲜明特色。本文采用外交学、语言学、修辞学等跨学科的视角，结合国内外大量委婉语真实案例，对外交委婉语的历史起源、文体特征、修辞原理和话语功能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外交委婉语的生成机制、语用原理和修辞策略。本文认为，在外交场合委婉语主要通过模糊化和替代法两种方式构建而成，揭示了外交委婉语与外交语境的内在逻辑关系。文章还通过利奇“礼貌原则”重点分析了外交委婉语的话语功能和语用效果，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委婉语具有保全外方面子、传达外交立场、试探对方意图、暗示严重后果和掩饰负面形象等作用。研究外交委婉语对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对外话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主题词：外交委婉语；外交话语；文体特征；修辞原理；话语功能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20)02-0026-08

DOI: 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0.02.004

1 引言

委婉语在西方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6世纪80年代初（Neaman & Silver，1990：4）。乌尔曼在研究语义变化时指出，禁忌是导致语义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避开直接指称令人不快的事物是“人类总的趋向（a general human tendency）”（Ullmann，1962）。尼曼和西尔弗宣称：“委婉语的最早主题无疑是宗教性禁忌”（Neaman & Silver，1990：1）。国内学者陈望道（2008：11，109-111）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要义；“婉转辞”的根本特点在于说话时不直白本意，用委婉含蓄的话来烘托暗示。徐盛桓（2015：323）认为“婉曲话语”的表述同实际想要指称的事物之间存在差异，应从“求真”的视角分析“婉曲话语”如何与“真”相关联。王雅军（2005：1）认为，委婉语是在与人为善的前提下，对某事或问题采用委曲、婉转的说法，表明态度或发表见解。张永奋（2014：66-84）提出委婉语构成的12种方法，其中10种是通过相关的替代方式完成的，而“替代”是指意象的转换。

谈到外交委婉语，保罗·奇尔顿认为它是政治家对语言取舍的结果，即从多种表达中选择适合特定外交语境的表达（Chilton，2004: 45-46）。乔纳森·查尔特里-布莱克指出，外交委婉语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社会或心理目标所采取的一种会话策略，其目的是通过话语表达追求外交现实利益（Charteris- Black，2014：127-128）。鲁兹认为，政治委婉语是一种逃避或改变责任，与真实意义不一致，并且用来隐藏或掩盖真实想法的语言， 因其特殊属性被西方学者称为“双言巧语”（doublespeak）（Lutz，1987：21-24）。因此，在外交场合，委婉语是政治家时常使用的话语方式。马莉、王胡娟（2011）结合语用学知识分析了英美国家政治语境中外交家的言语行为与外交事件之间的紧密关系，总结出外交委婉语的得体策略。董巧稚（2006）把外交委婉语看作社会语言学现象，用“礼貌原则” 和“合作原则”分析了外交委婉语的语用效果。郝亚男、刘艳丽（2012）从“合作原则” 的视角提出外交委婉语的避讳、文雅和掩饰功能，认为外交委婉语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合作原则”。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委婉语的关注和研究起步早，历史久，成果较多，但对外交委婉语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和全面，尚未形成系统、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架构。外交委婉语是外交话语实践中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和修辞方式，也是中国外交话语构建的历史传统和特有风格。本文采用外交学、语言学、修辞学等跨学科的视角，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利奇（Leech，1983） 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和罗丝（Rosch，1975）的“原型范畴”理论（Prototypical Category Theory）以及大量案例，对外交委婉语的历史起源、文体特征等进行考察，揭示外交委婉语的修辞原理和话语功能。研究外交委婉语对于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对外话语能力和大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2 外交委婉语的起源、分类及特征

2.1 外交委婉语的历史起源

外交委婉语的起源与外交禁忌语（diplomatic taboo）密切相关，两者相伴而生，是一国谈及敏感性话题时为规避外交禁忌而采取的一种间接性表达形式，以免产生消极、负面联想。西方的外交委婉语可能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交往关系中。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将雅典攻陷斯巴达移民建立的城邦小国弥罗斯岛（Melos）这一事件淡化为“一件不正当的事情”（亚里士多德，2006：28-29）。

中国外交委婉语可能产生于先秦时代的外交活动中。我国历史学家陈垣（1997）在《史讳举例》中说：“（避讳）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孔子在编写《春秋》时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大意为：要为伟人、圣人和亲人隐瞒丑事或过错）（张永奋，2014：3）。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外交异常活跃的时期，产生了大量委婉语和外交辞令。这些委婉语多与敌国的谈判、议和和论辩有关，在列国外交关系中起到了警告、暗示、试探、威慑、推辞和谴责等语用功能。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郑国商人弦高得知秦国将偷袭自己的国家时，对秦军说：“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大意为：我们国君听说贵国军队要从郑国经过，所以特派我对贵军表示慰问）（郭丹等，2012：556）。这种礼貌谦恭的话语并没有直接戳破秦军偷袭郑国的阴谋，而是用“敢犒从者”暗示郑国已做好应战准备，达到震慑秦国的目的。

2.2 外交委婉语的界定和分类

外交委婉语是发生在外交场域的委婉话语。它是一国针对敏感性外交议题，为缓和对外关系，避免冒犯他国，通过使用含蓄而非直白的替代性话语来表达本国的外交立场态度，起到暗示、劝说和批评等作用。外交委婉语包含词汇层面的词语和语义层面的句子，往往与特定的国际关系背景息息相关。外交委婉语可从语义效果、使用习惯等方面进行划分。

2.2.1 按语义效果分类：积极性外交委婉语和消极性外交委婉语

休伊·罗森将委婉语分为积极性委婉语和消极性委婉语（Rawson，1981：2）。本研究参考该分类法，根据语用目的和语义效果，将外交委婉语分为积极性外交委婉语和消极性外交委婉语两种类型。前者是国家等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外交场合出于相互尊重和话语平等，避免伤害对方，满足交际双方心理需要而使用的委婉语。如1967年77国集团通过的《阿尔及尔宪章》提出“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LDC）概念^②，用于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类发展指数最低的一系列国家。这种礼貌性称谓消除了对“最贫穷国家”的贬义性称谓和歧视性色彩，维护了其民族尊严。消极性外交委婉语则是为了美化和粉饰不光彩、不人道的外交行为，掩盖负面形象而使用的委婉语。

2.2.2 按使用习惯分类：规约性外交委婉语和非规约性外交委婉语

徐莉娜（2002：7）认为可将委婉语分为规约性委婉语和非规约性委婉语两种；含义已凝固于特定符号中的同义手段是规约性委婉语，而随情景而变的临时同义手段则是非规约性委婉语。在外交语境中，非规约性外交委婉语对语境的依赖性较高，脱离语境难以实现外交语用功能。规约性外交委婉语与其所代替的外交禁忌语关系较为固定，对语境依赖性较低；它在受话国听众的认知中，与直陈语对应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语义三角”和意象映射，即容易使人联想到委婉语所指禁忌。一些国家外交部门在外交表态中常使用规约性外交委婉语，如“严重关切”，暗示“可能要进行干预”（Nicolson，1942：227）。联合国定期发布国际场合通用的规范用语，这实际上已经把一些外交委婉语固化为规约性礼貌用语, 如《性别包容性语言指南》（Guidelines for gender-inclusive language），旨在推广使用性别包容性语言，促进性别平等和打击性别偏见，发挥语言在塑造文化和社会态度方面的关键作用。^③

非规约性外交委婉语是指尚未构成固定的直陈语-委婉语关系的外交语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时常使用这种委婉语应对记者临时提问。如2019年5月8日耿爽在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无端指责时称，“相形之下，是谁退出《巴黎协定》，是谁阻碍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人都看得很清楚”。^④这种反问式委婉话，谴责语气更加强烈，指责对象不言而喻，发人深思。

此外，外交委婉语还可以根据外交场合细分为称谓类（如国家、民族）、领土主权类、宗教类、战争类、人权类、性别类、生理类等。

2.3 外交委婉语的文体特征

外交委婉语具有以下文体特征。

2.3.1 政治敏感性

外交委婉语关涉一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利益，其表达的内容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这是其最重要的特征。

2.3.2 语义含蓄性

外交委婉语具有语义模糊性、表达间接性、叙事婉转和迂回曲折的特点，这在中国外交话语中尤其明显。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宴会祝酒辞中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李家发，2008：354）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显然是指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采取的敌对政策等。周恩来总理为保全美国客人的面子，推动中美关系解冻，采用这一委婉表达方式，释放了东道主中国意欲摒弃前嫌、求同存异的善意。

2.3.3 礼貌得体性

在国际交往中外交礼节至关重要。外交委婉语将外交工作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国家间交往的“礼貌原则”。1978年联合国大会提出“南南合作”（South- South Cooperation）理念，用“南方国家” 来代称贫困国家。^⑤此外，联合国在官方文件中把对贫困国家的称谓统一规范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欠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y）和“新兴国家”（emerging country）等，构建了国家间的平等关系，体现对这些国家的尊重。^⑥

2.3.4 民族特色性

由于各国在历史背景、民族心理、文化取向、审美情趣及社会制度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每个国家的外交委婉语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特性。一个国家的外交委婉语对另外一个国家来说未必全是委婉语；即便是外交委婉语， 其所表现的委婉程度和委婉效果也不尽相同。在外交场合，中美两国的委婉语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中国外交委婉语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为目标，更具有包容性、和平性、含蓄性和和谐性。2019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来不认为‘贸易战’是个合适的词。贸易意味着互惠互利，战争意味着相互毁灭”。^⑦中方“贸易争端”用词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对话和协商和平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真诚意愿。

2.3.5 意象积极性

外交委婉语具有明显的意象积极性。尽管外交委婉语的语言形式和内在意象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它所修饰的对象，如外交目的和行为不一定都具有正当性和友好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交委婉语本身是一个褒义词，具有修辞美和意象美。“euphemism”（委婉语）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由“ eu”（即“ w e l l ”，好）和“ p h e m e ”（即“ speech”，说话）合并而成，意为“说话好听”（李鑫华， 2000 ： 109 ）。利奇

（Leech，1981：46）从语义学的角度，将委婉语划分到积极词的范畴，其原因在于它取代了交际中的禁忌语。钱冠连（1996：25）认为，“‘捡好听的说’是言语活动中一条最普通的求美策略，它表现了人对意义的追求”。因此，外交委婉语是一种比较礼貌、友好、文雅、悦耳或温婉的言词。另外一方面，外交委婉语有时被一些国家用来掩饰其非正义的外交活动，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伪善性。因此， “委婉语并不绝对等于词汇意义上的褒义词”（李鑫华，2000：110）。

3 外交委婉语的修辞原理

外交委婉语的修辞原理可以从生成机制、语用原理和修辞策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生成机制

本研究引入“原型范畴”理论对外交委婉语的生成机制进行分析。禁忌语因其产生于人对自然现象的直接经验，在人的认知过程中， 属于自然基本范畴层面（王晓军等，2015：143）。陈望道（2008：141）明确提出，口头语上的避讳多半是用浑漠的词语替代原有的词语，替代是委婉语生成的重要方式。以此类推，在外交语境下，禁忌语是反映客观性禁忌事实的直接经验；外交官为避免忌讳一般会选用另一套说辞对其进行委婉叙述。

王永忠（2003：3）指出，直陈语作为原型义项，其语义范畴会围绕家族相似性的典型程度向外扩展，最终产生边缘义项，其大脑经验范畴与自然范畴产生偏离。因此，委婉语属于禁忌语的边缘义项，具有更高的抽象性； 由边缘义项代替直陈语进行表意，就产生了委婉语。哈特韦尔也曾把委婉语与模糊语相提并论（Hartwell，1982）。禁忌语的语义一般具有明确而又具体的消极意义，扩大其语义外延，导致所指与能指不符，拉大了人们大脑经验范畴与自然范畴之间的距离，就生成了委婉语。语义学中的“外延”（denotation）概念是指不直接同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 而是抽象概括客观世界的现象或事物（李佳楠，2015：132）。因此，相对于直白的直陈语而言，委婉语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接收；语义的外延越大，其所指就越模糊、越委婉。外交委婉语是发话国通过替代法和模糊化两种模式，扩大政治语义外延，使外交禁忌的消极意象转化为和谐、积极意象，避免受话国对敏感外交话题产生排斥心理和文化冲击。本研究根据外交委婉语的特殊属性，结合“原型范畴”理论构建了外交委婉语生成机制，如图1所示。

下面援引案例具体解释外交委婉语的生成机制。1962年，毛泽东主席就印度多次挑起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指出：“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尹家民，2006：255）“来而不往非礼也” 出自《礼记·曲礼上》：“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白维国，2001：718），原意是对别人的好意，要给予善意的回应，不然是不合礼节的。该案例的外交语境为：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与纠纷；外交话题涉及印度屡次侵犯中国西藏地区；直接经验为中印边境地区摩擦不断，势态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为规避侵略和战争等禁忌性话语，中方通过话语替代和模糊化，扩大语义外延，将“中方自卫反击、武力解决”委婉地表达为“奉陪”和“回礼”。

3.2 语用原理

鉴于外交委婉语的特殊属性和生成规律， 本研究认为可采用以下语用理论进行分析：

一是礼貌原则。利奇提出的“礼貌原则” 包含得体、慷慨、赞誉、谦逊、一致、同情六项原则（Leech，1983），可用于解释委婉语礼貌、婉转、模糊、积极等特点。保罗·卡恩认为，政治性语言通过运用文字构建一种符合说话人利益的现实（Kahn，1997：53）。外交委婉语的礼貌得体性可以帮助营造和谐的交际气氛，取得受话人的共识，这符合利奇的“礼貌原则”。外交委婉语既可传达信息，又可避免不快，这符合礼貌原则中的“同情原则”；而措辞的含蓄可减少双方分歧，符合礼貌原则中的“一致原则”。如，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回答记者提问苏联核武器储备情况，他仅用“Enough”一词便回答了这一高度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李家发，2008：355）。时值美苏争霸，两国相互试探对方的军事实力。这种委婉答复既符合“一致原则”，又回避了十分敏感的话题，符合“同情原则”。

二是意图-推理模式。委婉语属于认知的间接经验范畴，其语用功能的发挥依靠语境信息。格莱斯提出非自然意义理论，用“意图” 来解释意义，产生了人际交往的意图-推理模式，即受话人结合语境分析证据以推断出说话人交际的意图（Grice，1989）。非自然意义话语不是自然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带有人为意图的性质（李军，2008：13-15）。外交委婉语是发话国有意选择的与客观外交现实无直接联系的“婉曲话语”，属于非自然语言，包含主观的人为意图，对外交语境的依赖性较强。因此，在外交场合中，若发话人使用委婉语就某一外交话题表态，受话人的认知中要有一定的预设信息和背景知识才能推断出说话人的真正意图。

3.3 修辞策略

从莱庭（2001：5-7）认为，大部分委婉语都是由隐喻、提喻、代喻、夸张、拟人、讽喻、象征等手段形成的。同样，发话国可借助比喻、模糊、反讽、迂回、低调陈述等修辞手法，来生产和运用外交委婉语。如1969年，基辛格就美国准备发动越南战争的问题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会谈，基辛格说：“关于越南问题，列车刚刚开出。”（李家发，2008：383）美方借用隐喻的手法，暗指美国坚决参与越战的态度，将发动战争的消极意象转移到“发动火车”上，蓄意消除人们对血腥战争的恐惧。

发话国有时在构建和使用委婉语时，为实现委婉效果的最大化，还会根据特定外交语境的需要，综合利用其他多种形态的修辞方式， 即形成复合性、多重修辞形态，成为外交话语实践中一个奇特、复杂的语言现象。这样的外交委婉语集多重修辞手法和话语形态于一身。如1975年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宾时，笑称“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石仲泉，2008：399）；这句话用借代、戏谑和低调陈述等方式淡化死亡现象的消极色彩，展示了一代外交家淡然对待死神来临的豁达胸怀。在外交新闻发言中，中方有时也通过幽默、反讽、迂回等方式表明外交立场，回应西方的恶意诽谤和诋毁。如2018年10月25 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美媒指控中俄监控特朗普手机时说：“感觉现在美方有些人真的是想不遗余力地角逐奥斯卡最佳剧本奖”。^⑧华春莹借用西方人熟知的奥斯卡金像奖暗讽美方编造谎言、抹黑中国的荒诞行径，两个褒贬意象形成反差，产生强烈反讽效果。

4 外交委婉语的话语功能

外交委婉语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具有独特的话语功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话语功能和语用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4.1 保全外方面子

在外交场合，发话国通过使用委婉模糊性的话语，既表明了本国观点，又照顾到受话国的面子，缓和了紧张气氛，维护了外交关系， 也维护了自身利益。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特别是在某个大国放弃国际合作、奉行单边主义之际，中欧合作更显得尤为重要”。^⑨“某个大国”等话语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些国家，有礼有节，斗而不破，为进一步交涉留下回旋余地。

4.2 传达外交立场

外交委婉语有时在传播外交理念、表达外交立场时，生动形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不咄咄逼人，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语用效果。如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说：“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 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 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⑩习近平主席用“靠亚洲人民来办、处理、维护”，真诚地表明了中国的亚洲政策，呼吁亚洲国家共同维护亚洲地区和平稳定。

4.3 试探对方意图

在一些重大国际场合，在商谈一些高度敏感的话题时，国家领导人常借用委婉语来试探对方政策底线或释放本国外交意向，以便给外交谈判留下回旋余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斯大林对访苏的毛泽东主席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主席委婉地回答说： “这个东西要既好看，又好吃；所谓好看是要形式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好吃是要有实际内容。”（师哲，1990：4）实际上，斯大林所说的“东西”是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用弱化的“东西”来代替，以探明对方的意向。毛泽东主席借机用“好看、好吃的东西”表明了对斯大林提议的赞同，也提出了中方的具体要求。于是，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借用一套委婉语为双方谈判开启了重要话题，推动了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交条约签订。

4.4 暗示严重后果

当国家主权面临被侵犯的风险时，恰当使用外交委婉语可以有效表明本国的正义立场，对有关国家进行有礼有节的规劝、警告，还可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紧张气氛。如周恩来总理在第十次党代会中就中苏边境问题发表讲话， 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表达中国的原则性立场，意在提醒苏方如一意孤行，将面临严重后果。 中方在外交表态时常借用以下委婉语向外国表明立场，发出警告：“诉诸非和平的手段”表明不放弃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奉陪到底”暗示已经做好迎战的准备；“来而不往非礼也”预示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不能对……置之不理”“保留进一步反应的权利”指代即将采取必要的干预和反击行动。

4.5 掩饰负面形象

休伊·罗森认为，委婉语具有美化和伪装效果（Rawson，1981：2）。外交委婉语有时也是这样。美国等西方霸权国家时常借用委婉语来粉饰其强权政治和侵略行为，掩盖事实真相，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如，美国把入侵格林纳达称为a rescue mission（救援任务），把发动海湾战争称为air operation（空中手术）和ground operation（地面手术）；“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名义、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一些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称之为pre-emptive strikes（先发制人的攻击）（王晓军等，2015：131）。再如，1950年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以“最近发生的世界事件” 为由，再次督促国会通过“技术援助与资本投资”的立法（资中筠，1994：187）。杜鲁门提到的“最近发生的世界事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社会主义阵营成立和美蒋集团溃逃台湾等事件。这一模糊化表述，掩盖了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事实。其目是重新制定亚洲政策，转移听众注意力，取得国会支持。

5 结语

本文采用跨学科的视角对外交委婉语的文体特征、生成机制、修辞原理和话语功能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考察。外交委婉语具有政治敏感性、语义含蓄性、礼貌得体性、民族特色性和意象积极性等特殊属性。本文根据外交委婉语的特殊属性，结合“原型范畴”框架构建了外交委婉语的生成机制，认为规避外交禁忌、聚焦原型产生的边缘义项是委婉语生成的核心内容。“礼貌原则”和“意图-推理模式”是外交委婉语发挥语用效果的关键原则。此外，在特定外交场合委婉语还具有幽默、模糊、象征、反讽、迂回、低调陈述等修辞特征。在外交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外交委婉语发挥保全外方面子、传达外交立场、试探对方意图、暗示严重后果和掩饰负面形象等重要作用。

外交委婉语凭借委婉含蓄、礼貌优雅的话语形式，在轻松愉快的谈话氛围中既维护了国家利益，也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解与纠纷。随着中国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学界应进一步重视和关注外交委婉语的研究，将之列入外交话语和外交修辞研究的重要议题，深刻揭示中西方外交委婉语的相同点和差异性，以及中西方受众对外交委婉语的认知机制。系统研究外交委婉语对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编号：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交翻译的理论构建与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编号: 17BYY006)、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编号: 2020-CXTD-01)和河南省高校哲社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外交语言学’的理论构建与学科建设”(编号:2018-JCZD-018)的阶段性成果。

② G77. Charter of Algiers, the First Ministerial Meeting of the Group of 77 in Algiers[Z/OL]. 1967-10 -25. http://www.g77.org/doc/algiers~1.htm.

③ 详见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

④ 耿爽. 2019 年5 月8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Z/OL]. 北京, 2019-5-8.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661695.shtml.

⑤ International D ay for South- South Cooperation[Z/OL]. UN, 2019-9-12. https://www.un.org/en/events/southcooperationday/index.shtml.

⑥ Country classification：Data sources,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and aggregation methodology[Z/OL]. U N, 2014.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wesp/wesp_current/2014wesp_country_classification.pdf.

⑦ 崔天凯. 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彭博电视台“美国早间新闻栏目”采访中文实[Z/OL]. 北京, 2019-5-25. https://www.fmprc.gov.cn/ web/dszlsjt_673036/t1666522.shtml.

⑧ 华春莹. 2018年10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Z/OL]. 北京, 2018-10-25.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607084.shtml.

⑨ 王毅. 中欧共识大于分歧 合作大于竞争[Z/OL]. 新华网，2020-2-16.

http://www. xinhuanet.com/2020-02/16/c_1125580435.htm.

⑩ 习近平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作主旨发言（全文）[Z/OL]. 人民网，2014-5-21. http://www. q h.p e o p l e.c o m.c n/n/2014/0521/c346768- 21255523.html.

⑪ 周恩来.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OL]. 1973-8-24.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test/2007-08/28/ content_7296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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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ylistic Features, Rhetorical Principles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of Diplomatic Euphemisms

Abstract: As a special linguistic phenomenon and rhetorical figure, diplomatic euphemism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and also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style and distinct feat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historical origin, stylistic features, rhetorical principles and discourse functions of diplomatic euphemisms by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diplomacy, linguistics, rhetoric and aesthetics, on the basis of a large amount of authentic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process, the making mechanism, rhetorical mode and strategies of diplomatic euphemism are put forward. It is believed that in diplomatic context, euphemisms are mainly constructed through fuzzification and substitution, both of which have logical relations with the semantic concept “denotation”.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discursive functions and pragmatic effects of diplomatic euphemisms through Leech’s “Politeness Principle”, concluding that the proper employment of euphemism attends to face-saving effect, suggesting diplomatic stance, probing potential intention, indicating serious consequences and covering up negative image in diplomatic activities. The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ing China’s diplomatic discourse capacity.

Keywords: diplomatic euphemisms; diplomatic discourse; stylistic features; rhetorical principles; discourse functions

详见中国知网网站：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AUTO&filename=ZGWE202002004&uid=WEEvREcwSlJHSldRa1FhcEFLUmViU1FPaXNIYkc4OWFjZUFPRTNyUXBZYz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v=MzE4ODIxTHV4WVM3RGgxVDNxVHJXTTFGckNVUjdxZll1Wm1GQ2psVjd2UFB5cmNhN0c0SE5ITXJZOUZZSVI4Z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