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上海翻译》2020年02期第39-45页。

国内翻译意识形态研究（1998-2018）

——基于Note Express的可视化分析[①]

O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in China (1998-2018)

——A Visualized Analysis with Note Express

LI Zhi-dan

李志丹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本文以1998—2018 年知网收录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论文为数据样本，采用基于Note Express 的文献计量分析法，制作和生成相应可视化数据，并结合定性分析法，对研究热点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成果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和分类，翻译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意识形态操纵翻译涉及的主要领域、表现形式，意识形态与翻译间的互动关系、综述类研究等六个方面。认为相关研究需做好语料考证及批判性使用，注重“意识形态”概念的实用性界定和分类，增强学术规范，提升论证可信度和逻辑性，注意挖掘和深化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等。

[关键词] 翻译；意识形态；操纵；可视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学界普遍认为，“意识形态”一词源于1796年法国学者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创造的新词ideologie，其初衷在于创造一种 “理性的科学”（science of ideas）（巴拉达特，2010：7），进而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真正科学的理论基础。几百年来，“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虽有争议，但学界对其的关注和研究从未间断。甚至有学者评论道，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季广茂，2005:1）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的兴盛，代表人物之一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提出的翻译“操纵”（Manipulation）[②]与“改写”（rewriting）论逐步为学界熟知。该理论试图将意识形态等因素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联系起来，以考察翻译过程中隐藏的权力关系。研究成果推动了翻译研究从语言转换的本体内研究转向文化交流的本体外研究，从注重语言学层面的“对等”“忠实”转向关注文化学层面的改写和变形,客观上有助于多角度认识翻译现象、多层面理解翻译过程、多维度评判翻译结果。

经检索知网数据库，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才陆续出现介绍或评述翻译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论文“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互动关系”[③]（王晓元，1998）揭开了相关研究的序幕。20年来，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广度逐步拓展，系统梳理这一领域恰逢其时。

本文以Note Express软件（北京爱琴海乐之技术有限公司）的检索和分析数据为依据，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1999-2018年间知网收录的相关研究文献作可视化分析，并依据分析数据，对研究热点和不足做初步回顾和总结，并提出后续研究的可能路径。

二、检索和分析过程

（一）文献来源

使用软件的在线检索功能，以“意识形态”并含“翻译”为准确检索主题，数据库选择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时间2018-12-16），共检索出相关论文612篇。通过人工筛选，剔除重复、关联性不强或者同一作者在不同期刊上发表的相同标题/主题论文，最终确认有效文献596篇。

（二）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对596篇文献进行信息提取，获取年度发表量、发表期刊、关键词计数和词频统计及词频共现网络等信息，制作和生成相对应的量化数据及可视化图谱，并按类别进行细化梳理，最终得出结论。

1 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图1 1998-2018年发文量趋势图

由图1可见，1）研究起始阶段（1998-2002），成果较少，仅以个位记。2）从2003年开始，成果数量稳步上升，2010年达到最高峰的55篇。之后，发文量基本稳定，大体维持在30至50篇之间，表明这一领域的受关注度相对稳定。

2 文献来源及各类期刊载文量

学位论文和学术期刊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占总发文量的98.637%，其中期刊论文占比73.154%。但外语类核心和/或CSSCI期刊发文量仅有38篇，占期刊总发文量的6.404%。，表明高质量成果较欠缺。

表1 文献来源及各类期刊载文量统计

3 关键词记数和词频统计

关键词记数和词频统计是反映某一领域研究现状的主要指标之一。关键词记数越大，词频占比越高，表明关注度越高。下文表2将排在前30位的数据进行汇总。

表2 关键词记数及词频统计（不完全）

4 关键词词频共现网络

下文显示的是利用软件自带的数据分析工具生成的关键词词频共现网络。通过判断关键词是否占据中心位置及字号大小，能直观再现关键词相关信息。

图2 词频共现网络（截取)

结合表2和图2可以看出，1）碍于研究视角近似，关键词“意识形态”和“翻译”出现频率最高；2）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单向操纵（操控、影响）占比较大；3）研究翻译顺应或挑战意识形态操纵的途径（翻译策略、改写、选材、异化）仍是主流；4）文学、外宣和新闻翻译是主要研究领域；5）在意识形态框架下，研究林纾、严复、鲁迅等翻译家译作、翻译思想或实践仍是热点；6）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与翻译的杂合研究较受青睐。

三、研究热点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和分类

翻译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直接引用其他学者的理论。如王晓元（1999）、王东风（2003）、李霞（2003）、蒋晓华（2003）、杨琍玲（2013）等分别引用了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及翻译学者的定义。二是借用工具书定义。王友贵（2003）、蒋骁华（2003）、王东风（2003）、李琴（2009）、林晓琴（2012）等分别引用了《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韦氏大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中的定义。三是作者个人界定。如黄睿、孙青（2008），刘金玲、李楠（2014），汪晓莉、胡开宝（2015）等。四是在论证时，未做出明确的概念界定。如张小波、张映先（2006），柳鑫淼（2011），崔娟、刘军显（2016），耿强（2017）等。

此外，不少学者还对意识形态类别/层次进行了划分。（见表3）划分结果从侧面反映了他（她）们对意识形态概念理解及内涵把握的差异。

表3 国内学者在翻译研究中对意识形态的划分（不完全统计）

（二） 理论研究

总体来看，理论研究包括四类：1）论证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相对性。蒋骁华（2003）、李素慧（2010）等通过强调译者内在因素参与而表现出的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相对性，催生了顾毅、高菲（2014），付峰（2015）等开始关注意识形态框架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2）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理据。李霞（2003），孙艺风（2003），刘成萍、陈家晃（2015），谢盛良（2016）分别从权力话语理论、跨文化意识形态概念、不可译性、心理及社会层面阐述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必然性。3）意识形态相关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如方仪力（2013）、李崇月（2014）、李霞（2015）等。4）意识形态与诗学、文化的杂合研究。如孙艺风（2003），杨柳（2010），张颖、 吴景明（2018）等。

（三）主要研究领域

由前文可知，国内翻译意识形态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外宣和新闻翻译领域。意识形态操纵文学翻译研究呈现六个主要特点：一是碍于相关研究发端于文学翻译领域，研究延展性造就了这类主题仍是研究最密集、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二是从语料来源看，国内外经典文学作品译本仍是主要语料来源。主要集中于《骆驼祥子》《红楼梦》《水浒传》等本土优秀文学作品外译，以及《简·爱》《牛虻》《傲慢与偏见》等国外经典文学作品内译。三是从研究方法看，国内外相同/不同文学作品译本共时/历时性对比研究仍占据主导地位；四是从研究思路看，分析、归纳操纵路径，提出应对策略仍是主流。五是研究呈现不断拓展的趋势。由经典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向典籍、毛泽东诗词、郭沫若和穆旦诗歌、莎士比亚戏剧等领域渗透；由关注文学作品体现的意识形态操纵转向研究鲁迅、严复、梁启超、辜鸿铭、董秋斯、沙博理、杨宪益等翻译思想的转型。六是以文学（断代）史为研究载体，强调意识形态操纵（文学）翻译现象客观存在。如马士奎（2003）、王友贵（2003）、查明建（2004）、王晓元（2010）、胡希东（2012）等。

意识形态操纵外宣（政治）翻译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是高质量学术成果数量不足。收集到的17篇论文（不含学位论文）中，发表在中文核心和/或CSSCI来源期刊上的论文仅2篇[④]，占全部成果的12%。二是研究主题较为丰富。涵盖外宣误译，政府工作报告及中央文献翻译，外宣翻译教学中的意识形态建构，外宣翻译案例分析及翻译策略等。三是成果名称雷同化严重。17篇论文中，名为“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外宣翻译（研究）”或“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操控（研究）”达7篇，占全部成果的41%。

意识形态操纵新闻翻译/编译研究也有三大特点。一是研究类别较为丰富。包括新闻编译、时政新闻、新闻转述引语、外国新闻报刊涉华词语、新闻制作、体育新闻等。二是研究视角及理论运用多样化。涵盖批评话语分析、叙事话语、互文性、改写理论等。三是通过个案分析，论证意识形态操纵的客观存在，并总结操纵策略仍是主要手段。

此外，意识形态操纵下的英汉广告翻译（许剑辉，2006）、电影字幕翻译（和亚楠，2012）、配音翻译（王世荣 赵征军，2009）、视听翻译（何韶芬，2015）、宗教词汇翻译（姜琴 刘畅，2016）[⑤]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四）表现形式

从数量来看，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表现形式（路径）研究占比最大。蒋晓华（2003：23-27）曾将其概括为“为政治服务”、“影响取材”、“译者设法迎合读者的主流意识”等七个方面。不过，部分内容和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具有内在一致性，只是文字表述有差异。为了便于找到对语料进行归类的支点和对众多文献进行细化研究的路径，笔者试探性地将主要表现形式确定为影响翻译语料（选材）、翻译动机、翻译策略（方法）、语言选择等四个方面。

1 影响翻译语料选择

从宏观层面看，学界主要集中论证，无论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的科技作品翻译，还是20世纪初的革命主题作品译介、20世纪50年代的马列著作及苏俄革命文学与进步文学译介、20世纪80年代起的西方理论著作译介等都或多或少呈现意识形态因素参与的印记。

从微观层面来看，个案分析也出现不少积极变化。一是翻译选材的历时和对比研究。如吴莎、屠国元（2007），何琳、赵新宇（2010），张颖、吴景明（2018）分别以中国近代（1900-1919）的翻译活动、《中国文学》不同时期的选材、《译文》刊载英美、苏俄文学译介的比较研究

为基础，论证意识形态（包括诗学）对翻译选材的影响。二是关注鲁迅、董秋斯、梁实秋等不同时期翻译语料选择的特征，并进行对比分析。三是除关注我国选择主流国家作品外，金鹤哲（2009），汪晓莉、胡开宝（2015）开始关注其他民族/国家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介。

2 影响译者翻译动机

学界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动机的影响大体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来展开。首先，强调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热，封建统治阶级欲借唯心主义神学观，以达到迷惑人民、消磨其斗志的目的。其次，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高潮，夹杂着宗教传播和“裨益民用”（陈福康，2000：53）的双重目的。再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的西学翻译高潮，旨在通过宣传西方先进思想，号召人们变法图强，“改良群治”“开启民智”。（杨平，2007：12）此外，相关研究还穿插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翻译活动主要聚焦反侵略、反法西斯和民族救亡。特别是1942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毛泽东，2002：72）基本精神确立后，文学翻译也成为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在“一边倒”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翻译活动旨在宣扬“进步的、革命的、有积极意义的”（张永喜，2009：70-73）苏俄革命文学与进步文学，同时也兼顾我国“弘扬社会正气”小说的外译等。最后，第四次翻译高潮出现在我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以及思想和价值观全面转型的20世纪80年代，欲通过译介西方作品来了解西方、认识世界等。有学者评论道，“倘若能够看清楚20世纪八十年代的翻译活动，你也就抓住了理解中国新时期文化变革的一条关键性线索。”（李媛媛，2011：43）

3 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

王晓元（1999），王东风（2003），孙艺风（2003），胡卫平（2007），徐英（2015），刘成萍、陈家晃（2015）等通过案例分析，总结了译者对抗或顺从意识形态操纵的策略。这类研究挑战了传统的译者“仆人说”、“隐身说”和“透明论”，以及由此造就的绝对“忠实”“客观”的翻译标准，肯定了译者由被动走向主动，有消极服从走向积极参与，由亦步亦趋的“复制”走向赋予原作以新生的再创造过程。（许钧，2009:119）

表3 学者总结和梳理的翻译策略选择一览（部分）

4 影响语言/词汇选择

语言并不单单是字和声音，语言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于坚 谢有顺，2003：38）

翻译文化学派对翻译的解读超越了传统语言学派对翻译过程仅进行语言替换的描述。认为对语篇的语言解构和重构也会烙上意识形态烙印。也就是说，翻译研究将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意义的“语言”，扩展到带有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discourse) 范围。（王宁，2009：80）只不过，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语种还涉及具体语言形式或特定词汇的选择。如王东风（2003）、费小平（2005）等分析了用中国旧有的哲学词汇“格义”佛教的名词和概念，以及《圣经》不同语言译本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李贵升等（2013）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词语误判与误评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

（五）意识形态与翻译间的互动关系

这类研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强调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单向操纵仍占主导地位；二是二者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开始起步。旨在通过文学翻译案例分析，强调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以及后者对前者生成的促进作用。如王晓元（1999）、孙志祥（2009）、李琴（2009）、杨琍玲（2013）等。三是其他类型语料也逐步显现。如韩子满、赵志敏（2016）借军事翻译案例，强调二者间的双向互动。

（六） 综述类研究

众学者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阶段性回顾了翻译意识形态研究的历史进程、研究现状、存在的分歧以及需要关注的问题等。孙志祥（2009）梳理了国内2009年之前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成果；陈浪（2014）回顾了新世纪以来国际译学界在意识形态翻译研究课题方面的进展；徐英（2015）论述了翻译意识形态研究的发展历程；余小梅（2017）对近二十年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梳理等。

四、结语

20年来，国内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成绩相当喜人。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一） 做好语料考证及批判性使用

拿国内学者引用次数较多、传播较为广泛的“三因素”（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来说。学界普遍将其作为一种无需辩驳的一般性常识加以使用，但获取方式却不尽相同。一是不言自明。如有学者（查明建，2004：98-99）虽提及“三因素”，但并未给出参考文献出处，仅对“三因素”内容进行注解。二是直接引用。如王友贵（2003）等直接引用Hermans（1999：126-128）在《系统中的翻译》中对勒氏“三因素”的总结和概括。何况赫氏对操纵翻译因素的表述本身就不尽相同：先将外部因素确定为“赞助人”和“意识形态”，将内部因素表述为“诗学”和“不能很好界定的‘专家’‘专业人士’‘改写者’”等。而后又将控制文学系统的因素确定为“赞助人和文学专家”“意识形态”和“诗学”。最后又指出“所有的改写都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制约”。 三是间接推理。大体是依据勒氏“他们（指专业人士）偶尔会压制某些与主流观念公然对抗的文学作品，这些主流观念包括诗学和意识形态”，加之下文的“赞助人”（Lefevere，1992a：14），进而形成“三因素”说。还有学者根据勒氏的表述，将“三因素”确定为“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系统外部的赞助人和主流诗学”，仅强调“意识形态与上述三因素联系紧密”。（方仪力，2013：204）

如果“三因素”说的确存在，“三因素”中的“赞助人”充当何种角色？勒氏（1992b：14）在其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下文简称《论集》）中的表述是“赞助人是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实施者；而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下文简称《制控》）则强调，“专业人士”更关注诗学( poetics），而 “赞助人”更关注意识形态；在谈到“译者的意识形态”时，又补充到，“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译者乐意信奉的，还是某种类型的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Lefevere，1992a：15）通过上述论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特定层面，勒氏所称的“赞助人”实际上就是某种（某些）社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抑或担任“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执行者”，二者构成执行和被执行的关系。可问题在于，同样作为操纵翻译活动的因素，如果将“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作并列关系，那么作为关注“诗学”的“专业人士”能否直接和“诗学”并列，进而出现“四因素”说？

实际上，对于究竟有几因素，勒氏自己似乎也并不坚定。首先，来看“二因素”论。在《制控》中，作者基于翻译是文学的子系统，而文学又是整个社会的子系统，受到社会大环境制约的判断，认为制约翻译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内部因素，即由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构成“专业人士”；二是外部因素，即由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构成的 “赞助人”[⑥]。只不过，“赞助人”依赖“专业人士”保证文学系统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 Lefevere，1992a：14-16）据此，有学者得出“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归根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或者“意识形态是操纵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之一”的结论（王东风，2003：17；查明建，2004：89；刘成萍，2015：94）。上海外教社在再版《制控》（2004：导读）时，也认为勒氏的（文学原作）改写主要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在《制控》第四章，勒氏又明确指出，按重要性排序，在翻译环节，决定文学作品形象的根本因素有两个，一是“译者的意识形态”；二是取悦读者的“诗学”，而将“赞助人”解释为向译者强加某种意识形态的主体之一。（Lefevere，1992a：41）

“三因素”“四因素”论及其他。在《论集》中，勒氏（1992b: 10）强调“翻译研究需要将权力与赞助人、意识形态及诗学联系在一起。”原文将赞助人和权力并列在一起，与现有“三因素”表述略有出入。而且，下文还强调翻译研究需要与文本类型、语体及话语域联系起来。其究竟是在强调“三因素”还是“六因素”不得而知。在另一篇论文中，勒氏（1996：139）又考察了制约翻译的意识形态、诗学、经济“三因素”。而在《制控》中，又大篇幅地讨论了意识形态、诗学、话语域、语言等“四因素”对翻译的影响。（Lefevere, 1992a：59-110）

在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勒氏关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区分在逻辑上尚有可商榷之处。依据是，作为文学艺术的美学观念体系，诗学应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王东风，2003：17）尤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文化系统主导性地位的情况下，诗学本身也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查明建，2004：89）如果在现有“二因素”的基础上，将“诗学”也纳入意识形态范畴，会不会使本就艰涩难懂的“意识形态”外延逐步扩大，变得更加难以界定，进而导致“泛意识形态化”。

不可否认，将文本外的文化因素纳入翻译研究有其积极意义。不过，在实际论证中，文化和意识形态间边界不清，容易混为一谈（孙艺风，2003：4）的问题客观存在。原因有二：一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往往以文化为载体；二是文化概念本身内涵的发散性、灵活性和流动性赋予其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可能性（沈江平，2018：68-74），二者呈现出一般和特殊、现象和本质的关系。（申学敏，2010：244 ）因此，既不能简单地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视为相互割裂的两个单元，也不能将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需要理清各自边界。

（二）关注“意识形态”概念的实用性界定

关注翻译领域的“意识形态”因素，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指导下，勾勒其概念轮廓，明确其内涵，确定其边界，反映其特征，增强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可操作性。我们暂且不论“意识形态”的终极概念，在翻译研究中应注重把握：1）从社会和个人层面考察意识形态构建的关系网络，即大体明确其构成因子。2）理性看待“意识形态”中立说、消极说和积极说，辩证看待意识形态和翻译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和主体之间、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建构和被建构的辩证关系。（孙志祥，2009：20） 3）从意识形态的特征来看，无外乎分为在特定环境下，社会、群体、个人已经明确的由特定思想体系及伦理道德观构成的显性意识形态，以及基于社会氛围和个人价值判断，尚未明确但可能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建构的隐性意识形态，主张将成形的社会规范与译者的个人认知结合起来。

（三）增强学术规范

首先是文献来源标注不规范。如有学者（孙志祥，2009：149）在引用勒氏的“世界观”“框架性观点”等意识形态定义时，仅给出中文译名，未标注来源信息；在解释什么是其所称的“改写”时，仅称改写“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吴莎 屠国元，2007：39；王静 周平，2010：125），要么页码缺失，要么未标注语料来源。

二是文献标注不严谨甚至错误。有学者（蒋骁华，2003：29）在引用一篇名为 Realism and Idealism in Peter Newmark’s Life Works and Theories的文献时，将文献作者Pedrola, Monica标注为Laureanda,& M,Pedrola（而且逗号和&的并列令人费解），将本是学位论文[D]标注为[M]（图书），将本应标注文献来源的地方用成ANNO ACCADEMICO（意大利语“学年”之意—笔者注）[⑦]。还有学者（杨琍玲，2013：173）在引用同一条文献时，漏掉了原文Newmark后面的所有格(’s)和works中的字母r。

（四）提升论证的可信度和逻辑性

一是论证支撑不足。有学者在论证时，首先抛出“自1975年起众多学者开始探索权力和翻译问题”的论点，或者仅指出“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介绍和评述性研究”（孙志祥，2009：18-19），缺乏代表性人物或成果支撑。二是论证逻辑性不强。在论证“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时，提供的例证不单单是概念罗列，还有一部分涉及分类。（同上）三是结论经不起推敲。比如，在论证“三因素”时，有学者首先引用勒氏的“控制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而后在分析内外因所指的基础上，直接得出“这里所说的外因主要指‘意识形态’及‘赞助人’”的结论（张颖 吴景明，2018：154），结论科学性有待商榷。

（五）挖掘和深化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

针对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绝对化研究倾向较盛行，且主要集中于文学研究领域，重复性研究较多，对“意识形态”概念界定不实用、不清晰，研究视角较窄，研究方法较单一等问题，笔者建议引入批评话语分析和实证研究视角，增加非文学翻译语料分析，以双向互动研究为着眼点，在研究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翻译促进意识形态生成方面的研究，适度减少规定性和验证性分析，增加描述性分析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