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发表于《上海翻译》2020年第5期第24-29页。
杨明星 张琰 （郑州大学，郑州，450000）
作者简介：
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译审、博士生导师。张琰，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编号：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交翻译的理论构建与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编号：17BYY006）和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编号：2020-CXTD-01）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采用翻译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等跨学科视角，结合中英外交翻译四大典型案例，系统考察了200多年来中英外交翻译中的话语平等问题。中英外交翻译关系依次经历了马戛尔尼使华时中对英的“不平等翻译”、鸦片战争期间英对中的“不平等翻译”、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中方争取“平等翻译”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中中英双方打造“平等翻译”黄金时代等四个阶段。研究发现，造成外交文本翻译“政治等效/政治不等效”的原因，不仅跟双方的翻译质量有关，还与翻译政策、翻译制度和话语平等问题等文本外因素有关，而话语平等是最大限度实现“政治等效”翻译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中英关系；政治等效；外交翻译；外交话语；话语平等
On “Political Equivalence”and Discourse Equality in Sino-British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iscourse equality issue in Sino-British diplomatic translation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through the four typical cases. By analyzing translation mistakes during these four case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asons for the “Political Equivalence” or “Political non-Equivalence” of the translation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ranslation quality, but also related to extra-textual factors, such as translation policies, translation systems and discourse equality. “Political Equivalence” represents the major principl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diplomatic discourses while discourse equality exists as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Political Equivalence” to be achiev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Key words: Sino-British relations, Political Equivalence, diplomatic translation, diplomatic discourse, discourse equality
1. 引言
外交翻译在国际关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国家间话语权构建和话语关系演变的重要体现。中英之间的外交翻译史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葛剑雄（1994）、计秋枫（2008）、刘黎（2014; 2015）、季压西、陈伟民（2007）、屈文生（2013; 2014; 2018）、王宏志（2013; 2015）、王辉（2009）等从不同的视角力争还原中英近代外交翻译关系的历史画面。但鲜有学者以宏观、历时角度来研究中英外交翻译关系问题。本文以“政治等效”为视角，选取中英外交关系中的四大事件——马戛尔尼使华、鸦片战争、香港回归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为翻译案例，系统分析200多年来中英外交翻译活动的发展规律和历史特征，探索外交翻译平等关系问题及翻译与话语权之间的动态关系。
2. 马戛尔尼使华与“天朝上国”的反应：清朝对英国的“不平等翻译”
2.1 马戛尔尼使华时的中英关系与两国翻译制度
1792年9月，英王乔治三世为打开中国大门、扩大海外贸易、建立外交关系，授命马戛尔尼勋爵（Sir George Macartney）访华（佩雷菲特, 2013: 3-10）。但清朝以“天朝上国”、“世界等级秩序的中心”自居，坚持以贡使待遇接待英方使臣，拒绝与英国平等通商，并竭力驱赶马戛尔尼访华团。
清朝早期设有专门接待朝贡国的外事机构，如礼部主客司；并开设翻译机构，如四夷馆、四译馆（后并入会同馆，更名为会同四译馆），以培养外语人才，负责贡使来华期间的翻译工作。（王静, 2006: 125-128；李云泉, 2014: 143-147）不过当时清朝多与周边国家往来，与英国等欧洲国家官方交往不多，从事对欧事务翻译活动的人员寥寥无几。清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国人学习外语，导致译员地位低下、高质量译员不多。（刘黎, 2014: 81-85）此外，清政府一直以语言不通为由阻止对外贸易，并严禁国人教授外国人汉语。（季压西、陈伟民, 2007: 70）因此，虽然清朝培养译员的体制较前朝完善，但对译员的职业歧视严重阻碍了外事翻译队伍的发展壮大。
英方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早于中国。马戛尔尼访华时，英国外交体系逐步确立，虽无专职汉语译员，但已注意到译员的重要性。为解决语言障碍，英国雇佣法国、葡萄牙天主教士充当译员。（季压西, 陈伟民, 2007: 350-352）但由于受清政府极端翻译政策的约束，英国转而依赖海外华裔传教士；同时，英方为摆脱被动局面，鼓励国人向中国人学习汉语。
2.2 清廷与马戛尔尼使团之间的翻译风波
根据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史实，笔者认为马戛尔尼使华失败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翻译失效和话语平等问题。
清朝基于“夷务”的外交理念对马戛尔尼使华期间的翻译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比《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的译文可发现，中方译员在几份重要信函中均做了“不平等”修改，如将本是平等的国书行文篡译成了上书的“表文”，格式完全套用朝贡国上表形式；在国名前加了口字旁，为“（口英）咭唎”，将英国视为未开化的蛮夷等等。（葛剑雄, 1994: 101-106）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公函译本中也增加了多处不平等话语。如 “His Most Sacred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Sovereign of the Seas, Defender of the Faith and so forth, To the Supreme Emperor of China Kien-long worthy to live tens of 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thousand years, sendeth Greeting.”（Morse, 1926: 244-247）其译文为“（口英）咭唎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口英）咭唎国大红毛及佛朗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6: 162-164）。译文中，英王自夸之词被译为对清朝皇帝的“敬奏”，平等的行文变成了臣对君的奏呈，国名后也被强加了蔑称“大红毛”。
英方译员柯宗孝（Paolo Cho）和李自标（Jacobus Li）通晓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王宏志, 2013: 1-37），因此中英双方沟通需多次转译。此外，柯宗孝碍于清政府“高压”政策而退出，以及李自标不懂清廷官方话语和文书规范，都为中英平等交流增加了不确定性。（刘黎, 2014: 81-85; Staunton, 1799: 28）担任翻译的还有英国见习侍童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为避免给担任翻译或书写译文的中国人带来杀身之祸，马戛尔尼与中方往来信函均由小斯当东代笔并署名。（季压西、陈伟民, 2007: 21-24）
清政府译员为6名欧洲传教士：葡萄牙人索德超、安国宁，法国人贺清泰、巴茂贞，以及意大利人潘廷璋、德天赐。（季压西, 陈伟民，2007: 17-21）他们或出于本国利益和宗教信仰，翻译时“塞进一些对英王陛下致敬的词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6:137），或在译文中将英国人蔑称为小偷、无赖和乞丐（马戛尔尼, 2006: 36-37；Staunton, 1799: 5），上报的译文并不能如实反映英国来使的真实意图和目的。而清廷由于缺乏本国译员，其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加之译员不了解两国思想文化差异，导致沟通不畅，激化了两国冲突。（马戛尔尼, 2006）
3. 鸦片战争与屈辱外交：大英帝国对清朝的“不平等翻译”
3.1 鸦片战争爆发时的中英关系与两国翻译制度
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虽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商贸往来频繁；清朝则仍将英国视为朝贡国家，遵循礼部“夷务”处理原则，由“四夷馆”专门负责翻译事务。清政府自恃“天朝上国”，实行闭关锁国，不重视培养译员（屈文生，2018:26-27），且译员身份卑贱，道光皇帝称之“汉奸通夷助逆，最为可恨”（季压西, 陈伟民, 2007: 122-129）。清政府通事大多无外语书面翻译能力，严重依赖外方译员，从而丧失了外交翻译的主动权。（同上, 2007:306-307）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自正式聘任洪任辉为译员后，便开始培养汉语人才。当时英国已建立皇家亚洲学会及东方翻译委员会等译员培训机构。此外，英国译员地位较高，“薪水高、顶着光环、被人赏识”，一般担任外交官、和平谈判者或随军人员（屈文生, 2013: 86-101；季压西, 陈伟民, 2007: 353）。英方也认识到转译的弊端，因此任用通晓中英文的人充当翻译。东印度公司解散后，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督承袭先前的正翻译官制度，保留翻译官职位。（季压西, 陈伟民, 2007: 377-378）《南京条约》谈判期间，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作为英方“御用”翻译，参与了条约中英文版本的定稿工作。
3.2《南京条约》中的“不平等翻译”
1842年缔结的《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是中国近代史上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条约谈判和签订过程中，英方借助译员玩弄文字游戏，故意侵害清朝主权和利益。英方译者主持完成条约中英版本，而中方仅为“文字上有限的共同商定者和条约批准者”（屈文生, 2013: 86-101）。条约多处出现错译和误译现象，如条约第二款中英文官本为：“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其中“恩准/agrees”“寄居/reside”“港口、城邑/the cities and towns”中英版本不对等，特别是双方对“港口”“城邑”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歧义（屈文生, 2014: 41-48）。有关香港岛割让的条约中英版本也明显不对照，如条约第三款“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cedes to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437-446）。英文版本中的cede意为“割让”，但被译为“给予”，企图掩盖清政府丧失领土主权的屈辱历史。因此，原文政治信息传递不对等，未实现“政治等效”翻译。
对照条约中英版本还可发现，英文中的“Good Brother”（好兄弟）在中文版本中被完全省略。这反映了昔日“天朝上国”日落西山的复杂心态，无法面对与“英夷”称兄道弟、平起平坐的事实。另外，条约第九款一处英汉文对照为“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publish and promulgate, under his Imperial Sign Manual and Seal, a full and entire amnesty and act of indemnity…（……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437-446）不难发现“大”“俯降御旨”“天下”“恩准”等词纯属为维护清廷屈辱外交残存的颜面而擅自添加（屈文生, 2013:87-101）。同时，英方借对清朝皇帝的歌功颂德、保全清政府面子之名，在英文文本中强加了包庇汉奸的苛刻条款，如“under his Imperial Sign Manual and Seal”（需皇帝亲笔签名并加盖御玺豁免）、“act of indemnity”（免于处罚）。但这些关键词句在汉语版本中均被故意漏译，以防触怒清朝民众。以上译本表面上看是中尊英卑，实则是对中方主权和皇帝权威的严重挑战和侵犯，掩盖了英国殖民中国的霸权阴谋。以上翻译以“政治等效”视角观之，既未准确传递原文的政治内涵，也没有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
条约文本翻译失效的主要原因是清廷缺乏本国合格的译员，在谈判中丧失了话语权。清政府曾命陈巢任通事，但其英语太差，无法胜任。谈判过程中，耆英又为避免麻烦而不启用中方译员，把外交翻译权拱手让人。（季压西, 陈伟民, 2007: 306-309）英方译员马儒翰虽不十分精通中文，但对英国忠心耿耿，翻译时故意偏袒英方，始终掌控着翻译大权（王宏志, 2015: 26-76）。
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朝贡制度为主体的华夷秩序变为英国治下的中英不平等关系。洋务体制确立后，近代西方外交和国家观念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清朝翻译政策、制度也开始出现重大转变。洋务派人士逐渐意识到译员的重要性，为避免日后谈判交流受制于人，他们奏请建立同文馆，以培养更多外语人才。（邹振环, 2004: 115-123）
4.香港回归与大国崛起：中方推动对英“平等翻译关系”
4.1 香港回归前的中英关系和两国翻译制度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英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回归谈判始于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经过漫长而又曲折的谈判历程，中国终于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方在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总结清朝在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重视外交翻译工作，组建了以外交部翻译室为核心，政治忠诚、专业精湛的外交翻译国家队。外交部还派出了由杰出外交官章文晋、周南、姚广、陈佐洱、张幼云等组成的优秀谈判队伍，这些谈判代表均系英文过硬的外交专业人才，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佐洱（2012: 14－33）充分利用译员翻译时间，一边记录对方发言要点，一边整理自己的发言要点，以备据理力争。曾多次担任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谈的主要翻译张幼云翻译时特别注重“交替表达双方情感”，尽力营造直接对话的情景，其高超的翻译技艺多次得到撒切尔夫人的高度评价。（和平，2000）
英方在谈判中同样高度重视外交翻译工作，选派了经验丰富、谙熟中文的资深翻译人员和谈判代表。英方首席翻译是港英政府的总即时传译主任郑仰平，其参与了中英香港回归谈判的全过程（Emily Tsang & Ng Kang-chung, 2014）。此外，“中国通”珀西·柯利达爵士（Sir Percy Cradock）还是中英香港回归谈判以及草拟《中英联合声明》的关键人物。
4.2 香港回归谈判中的“平等翻译”
香港回归谈判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秉持“独立、自主、平等对话”的翻译政策，在谈判桌上与英方展开了激烈的话语交锋。谈判初期，英方反对将“香港主权的移交”英译为“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坚持用不定冠词“a”替代定冠词“the”。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考虑到冠词有无不影响中文含义，为顺利推进谈判进程，提出去掉冠词的折中译法，得到英方认可，巧妙化解了翻译风波和议程问题。英方的顾虑在于要不要让香港回归，这与中方所认定的“如何让香港回归”谈判主题有本质区别，因此冠词的选择对翻译至关重要（张春生, 许煜, 2013:112-113）。再如，中方不赞同英国所谓的“香港政府”（Hong Kong Government）的提法，认为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防务责任交接应包括香港军事用地的交接，应称回归前的英属香港政府为“港英政府”（British-Hong Kong Government）（陈佐洱, 2012:28-30）。中方出于主权和经济利益考虑，将回归前的香港政府看作英国政府的一部分，翻译称谓时加了British。此外，就文本法律效力而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规定，中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过家鼎，2005: 20），结束了鸦片战争时期“以英文为正义”的屈辱史。
与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相比，香港回归世纪谈判虽过程曲折，但中方与英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粉碎了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图谋，洗雪了百年国耻，为国际上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创立了典范。面对英方的百般刁难和执意阻挠，中方谈判翻译代表依托强大国力，坚持原则，寸步不让，使翻译工作基本上实现了“政治等效”和平等对话，避免了清末外交翻译受制于人被动局面的重演。
5.“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启中英“平等翻译”的“黄金时代”
5.1“一带一路”建设时的中英关系和两国翻译制度
2015年中英两国发布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宣布携手打造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 2015）。2018年，英国议会跨党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小组在伦敦正式成立。（桂涛, 2018）英国还任命范智廉（Douglas Flint）为“一带一路”特使，专门负责英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相关事务。中英达成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共识充分体现在中英关系中的话语构建和翻译实践中，使中英话语平等关系进入了“黄金时代”。
基于推行大国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中国外交部及时对翻译室进行了机构改革，将之升格为翻译司，在外交翻译的机构设置、制度建设、业务职能、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增设会议翻译处等处室，合理布局语种方向，建立了更加科学的人才选拔、培养和使用机制。
随着中英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英国愈加重视对华外交翻译工作，还为首相配备了熟悉中国问题的林超伦、鲁雪娜等华裔中文译员。为推动和规范对华外交翻译工作，2013年3月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首次公布其认定的中国境内与之合作的翻译公司与机构名单，（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 2018）。此外，在2013年中英战略对话倡议讨论过程中，为使倡议条款及时、准确译为中文，英国大使馆特邀中国一些学术团体和政策部门参与讨论。由此可见，英方在对华外交翻译制度和政策方面日益凸显出沟通协商精神和平等对话意识。
5.2“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英“平等翻译关系”
2016年，首次中英高级别安全对话成功举行。双方提出的“平等互信、坦诚务实”原则被英方官方文件译成“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trust, and sincere pragmatism”。该表述简洁明了，与中文政治内涵完全对等，相关文件还使用了“share experiences”、“exchange information”、“deepen the exchange”、“respond in a timely fashion”等积极表态来描述中英两国的密切往来与平等对话交流关系（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 2016）。
2017年，习近平出席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在援引习近平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时，将之表述为“the principle of wid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Hammond, 2017）。这与中国官方发布的英文版本十分接近。再如，习近平指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中国英文官本为“In pursu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will not resort to outdated geopolitical maneuvering. What we hope to achieve is a new model of win-win cooperation.”（Xi Jinping, 2017）；BBC译为“In advancing the Belt and Road, we will not re-tread the old path of games between foes. Instead we will create a new model of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BBC, 2017）。对比两种译法发现，中英有关“伙伴关系”政治内涵的表达上几乎“等效”，英方还将“重复”“地缘博弈”分别形象地译为“re-tread”“games between foes”，且在后一句加了结论性转承连接词“Instead”，这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大国敌我关系模式的严厉批评，也是对中方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原则的高度认同。
6. 中英外交翻译中“政治等效”与话语平等辩证关系
鉴于外交话语的政治敏感性极强，对其翻译应坚持“政治等效”标准。其内涵是：外交翻译一方面准确、忠实反映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语来表达，使双方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交际功能；同时从政治性、动态性和平衡性三个维度对外交翻译原则提出具体要求。（杨明星, 2008; Yang Mingxing, 2012; Yang Mingxing, 2016; 杨明星等, 2018）在此基础上，杨明星等学者针对外交修辞和外交隐喻的语言特征，分别提出了复合性翻译标准：“政治等效+审美再现”和“政治等效+意象再现”（杨明星, 赵玉倩, 2020: 153; 杨明星, 齐静静, 2018: 90）。但以上“政治等效”理论仅详细分析了本体内翻译因素，并未充分考虑翻译政策、制度、伦理等本体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为此，杨明星等提出了“话语平等”翻译观，拓展了“政治等效”的理论内涵。（杨明星, 陈倩, 2019）笔者认为，可将“政治等效”的内涵延伸拓展到本体外翻译环境方面，只有确立以“话语平等”为核心的翻译政策和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等效”翻译。
纵观1792至2019年中英关系发展史，马戛尔尼使华、鸦片战争、香港回归和共建“一带一路”四大外交事件清晰地呈现出两国外交翻译关系发展路线图，即由“不平等翻译关系”逐步迈向“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翻译（如图所示）。这一国际译坛奇特现象，原因在于国家实力、外交政策和翻译制度在背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催生了中英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翻译关系和激烈的话语权之争。
图1 中英外交翻译中的话语权构建曲线图（1792-2019）
对比以上曲线图，可以看出200多年来中英外交翻译关系的基本走向和两国话语权构建的发展态势（柱状图表示中英两国话语权力量对比状况，而黑白曲线分别代表中英话语权演变轨迹）。对比马戛尔尼使华和鸦片战争两个时期，两国实力和话语权各自呈反向发展态势，且力量对比十分明显，一强一弱，双边关系不对等。香港回归时期，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竭力维护国家主权，与英国展开了漫长而又激烈的平等话语权争夺之战（柱状图顶端为波浪型持平状态）。从香港回归到共建“一带一路”，中英两国之间的话语权构建开始出现更加平等、均衡的发展势头，即两个曲线实现交汇和重合，并因“一带一路”建设机遇，迈向更高水平的“话语平等”建设时期。
7. 结语
综合分析中英之间四个外交翻译案例可看出，就译文而言，“政治等效/政治不等效”不仅跟双方外交文本的翻译质量有关，还与翻译政策、翻译制度和话语权等文本外因素有关；平等交流和对话是最大限度实现“政治等效”翻译的重要路径和保障。鉴于文本外因素是影响外交语言“政治等效”翻译的重要变量，可考虑将“话语平等”列为“政治等效”翻译标准的重要内涵之一，即拓展为“政治等效+话语平等”复合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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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中国知网：中英外交翻译中“政治等效”与话语平等辩证关系分析——从马戛尔尼使华到共建“一带一路”(1792-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