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星、贺康宁：“讲述美国故事”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解构与批评
原文刊登在《国际展望》（CSSCI）2024年第3期p.111-127，参见中国知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外交话语体系研究”（22VRC013）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9·11以来美国语言政策与战略规划”（18YJA740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 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塑造其全球大国的话语霸权，启动了“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的外交战略传播工程。“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有其特殊的历史动因、发展脉络和叙事模式及策略。研究发现，美国通过整合对外传播资源和先进信息技术，建构了一套服务其国家利益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逐渐成长为一个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超级大国。美国政府为打造全政府、全社会、全媒体的外交叙事体系，在推动跨部门联动、法制化构建和双轨并行的同时，辅之以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凸显、多重视角呈现和数据信息操纵等多元叙事策略。为了打破美国的叙事霸权，维护中国的叙事主权，中国应加快推进“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国外交叙事体系建设，敢于揭露和反制美国对华污名化叙事，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 讲述美国故事 霸权外交叙事模式 叙事策略 国际话语权
【作者简介】 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郑州 邮编：450000）；贺康宁，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郑州 邮编：450000）
【中图分类号】 D87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4)03-0111-17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403007
“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Telling America’s Story to the World）[1]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争夺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软传播而提出的政治口号，并随着美国硬实力的提升和对外关系的需要逐步演化为全政府、全社会参与的国家战略叙事工程。美国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其外交战略叙事经过长期不断的探索、实践、评估和调整，日益成熟，逐步体系化，在美国霸权外交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学者主要从传播学、外交学、跨文化交流、国际关系学、叙事学等视角出发，对美国国际传播的实践与策略[2]、必要性与迫切性[3]、效果评估与反馈[4]以及媒体作用[5]等相关领域展开了跨学科分析，国内学界对美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6]、对外宣传策略[7]和战略叙事[8]等也进行了系统研究。上述研究成果对深刻剖析美国外交叙事体系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有益启示。
就现有文献来看，“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以下简称“讲述美国故事”）的研究成果散见于中外学术论著中，鲜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题研究。系统分析和解构“讲述美国故事”，不仅要从宏观层面研究美国外交叙事的战略规划和管理，而且还要从微观层面考察其叙事文本的谋篇布局。对美国外交叙事的缘起、动因、架构、模式和策略进行全景式解构和剖析，有利于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体系建设提供应对之策。
一、“讲述美国故事”理念的历史动因与发展脉络
“讲述美国故事”理念由来已久，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逐渐成为美国霸权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述美国故事”理念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促使美国不断适应国际局势和信息技术的新变革，以文化外交来塑造对外关系中的国际话语权。西方凭借坚船利炮“武攻”夺取了国际主导地位，而此后维持并巩固其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却是通过“讲故事”这种“文卫”的方式进行的。[9]
（一）“讲述美国故事”理念的历史动因
尽管美国一再声明“讲述美国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让世界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美国、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10] 但在这一美国国家战略叙事的背后还隐藏着以下更为深刻的历史动因。
首先，输出美式价值观。“讲述美国故事”意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说服海外受众全面接受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资本主义制度和对外政策，进而塑造美国正面的国际形象。其次，服务美国的内外战略。美国政府操纵下的对外叙事，旨在强化美国的“救世主”身份，赋予其干预别国内政的“强烈使命”并借此转嫁国内矛盾，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再次，维护美国的话语霸权。为获取和维护世界霸权，美国以强大的全球媒体和传播机器为后盾，占据道义制高点，在“文化外交”的合法外衣掩护下，强力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外交叙事权，以实现“普世价值”与“普世权力”之间的有效互动。最后，和平演变异己国家。美国采取“非暴力”的手段，在“美国故事”的熏陶与感染下，迫使目标国家不断向美国式“理想彼岸”靠拢和演化。
（二）“讲述美国故事”理念的发展脉络
伴随着美国对外交往带来的信息互动与叙事竞争，“讲述美国故事”理念自美国建国以来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鼎盛期、调整期和竞争期五个阶段，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叙事能力和话语权的超级大国。
第一，萌芽期（从美国独立战争到一战）。“讲述美国故事”的思想可追溯至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早在英国殖民晚期及美国建国初期，富兰克林便时常撰写文章、小册子等向英国政府表达不满，还通过政治漫画、公开演讲、隐蔽劝说等手段进行政治宣传活动。杰斐逊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以自己的办公室为宣传中心，热衷于推广美国形象、争取广泛的舆论支持。[11]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外传播的探索阶段，战争之初各交战国尚未出现成熟的宣传机制。[12] 从独立战争后至二战之前，美国为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对外传播的攻势不强，但随着一战战事的推进，美国的对外宣传进行了积极的尝试。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这是美国历史上首个由政府主导成立的国家宣传机构。[13] 作为服务军事行动的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在运作过程中已具备心理战的性质，如通过对德军去合法化的描述来增加民众对德国的反感与厌恶、激发人们积极参战的热情；有时甚至不惜伪造信息，渲染德军的残暴行为。总体而言，在此期间美国几乎没有系统地开展过国际宣传，也缺乏对外广播的管理经验，政府宣传不但未能强化国内反战人士对参战必要性的认同，反而引起了国民对政府宣传真实性的怀疑。[14]
第二，形成期（二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开辟欧洲战场的同时，也发动空中电波战为战争造势。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再次投身于国际舆论战场和意识形态战场。1940年8月，美国政府成立了二战期间第一个对外信息与交流机构——美洲国家商业与文化关系协调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Affairs between American Republics），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父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的建议下成立了信息协调署，且于其下设立了外国信息处（the Foreign Information Service, FIS），主要负责情报和特种作战活动以及外国信息服务等工作。1942年，在日本偷袭珍珠港近三个月之后，FIS正式启动战时广播电台，即后来闻名世界的“美国之音”（VOA）。[15] 伴随着“这是从美国传来的声音”（This is a voice speaking from America）这句话，美国正式开始了国际广播活动；从此“美国之音”就承担了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的角色和职能，[16] 即在向全球听众“讲述美国故事”的同时，“清晰有效地宣示美国政策”。[17]
1942年，为统筹美国新闻媒体和信息机构的发展，罗斯福总统决定成立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负责“美国之音”的运营，并与盟国协调对外宣传政策。[18] 到1945年，OWI及其数十个海外分支机构通过广播、报纸、传单、杂志、海报、电影甚至动画片等媒介，策划了一系列反纳粹主义的宣传活动。此外，由总统应急基金资助的文化关系部门（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 DCR）也一直处于运作状态，用以增进人们对美国历史与文学的了解。1943年，文化关系专员这一职位首次出现在美国国务院外交职位名单上。1944年，该部门便与印度、阿富汗、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展开了文化交流活动。[19] 至此，美国建立的强大的全球宣传和文化机构，为其赢得二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战后美国政府的国际传播体系制度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鼎盛期（冷战期间）。1953年，美国政府为强化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舆论战和意识形态对抗，成立了独立的政府分支机构美国新闻署（U.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将“美国之音”等广播机构纳入其下运行。[20] 根据总统指令，新机构的使命是打击企图歪曲美国政策和目标的敌对行为，据实证明美国的政策和目标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愿望相符，并将美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化风尚投射到国外，以促进对美国政策和目标的理解。[21] 简言之，美国新闻署的座右铭就是“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22] 1978年，卡特政府执政后着手重组新闻署，成立国际信息署（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gency, ICA）并正式赋予其“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将国际信息传递给美国人的职能。[23] 1981年，里根总统上任后，要求“美国之音”强化既有机制，将广播内容与国家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有机结合，统筹推进。[24] 这一时期正值美苏争霸高峰，美国讲故事的重点对象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企图从内部瓦解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新闻署在独立运行的近50年间，为传播美国价值观、塑造美国国家形象、妖魔化敌对国家不遗余力，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立下了汗马功劳。[25]
第四，调整期（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时间失去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讲述美国故事”的紧迫感骤然下降。1999年，美国新闻署被撤。[26]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政府再次认识到在国际上传播和修复美国对外形象的重要性，因而重启了冷战时期讲故事的外宣手段。布什呼吁“我们要更好地讲述我们的故事”，[27] 为了赢得世界各国尤其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人心，美国国会迅疾审议通过了建立萨瓦电台（Radio Sawa）的决议。2002年7月，美国国会又批准了一项为国际传播项目“修复美国海外形象”增加预算的法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Henry Hyde）称“本法案中的措施早该实施了！”“但这些措施仅仅是第一步，我们仍需继续努力，以确保有关我们国家真相的宣传能消除仇恨和虚假信息带来的杂音。”[28]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于2010年向国会提交了《国家战略传播架构》报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定义、性质、目标和实施路径，认为有效的战略传播对于维护美国的全球合法性、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至关重要。[29] 2012年，奥巴马政府又提交了该报告的修订版，指出“我们需要通过抹黑、诋毁‘基地’组织和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来使其丧失合法性”，“除了在大使馆和地域作战司令部开展更多重点反击极端主义叙事的项目外，我们还于2010年9月成立了战略反恐怖传播中心（CSCC），以指导整个政府的相关工作。”[30]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可控因素的增加，奥巴马政府对外信息战高度重视新媒介的作用，竭力打破传统的信息单向流通模式，有效讲述美国故事，实现国家安全利益。[31]
第五，竞争期（主要指2016年以来的中美战略竞争期）。2017年，特朗普在其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指出，“美国对网络时代机遇的把握和挑战的应对，将决定我们未来的繁荣与安全”。[32] 特朗普政府随后于2018年将广播理事会（BBG）更名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USAGM），要求加强“美国之音”的中文宣传力度，建立全球性的普通话数字网络，[33] 用以履行“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的使命。[34]此外，特朗普上任后一改奥巴马时期的“普世价值”叙事主线，将“美国优先”视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首要叙事议题。然而，由于特朗普与新闻媒体时常相互指责对方涉嫌制造假新闻，导致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信誉严重下降。美国务院前副国务卿塔拉·索南夏恩（Tara D. Sonenshine）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对新成立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几乎没有履行监督职能，国会应加强监管以确保其在海外讲述美国故事。[35]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十分重视媒体监管和对华外交叙事工作，意欲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20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要求白宫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政策，传播事业也包括在内。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针对特定国家的导向性法案，标志着美国从法律层面进行全面遏华进入到新的时期。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2022—2026财年每年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既有及新设项目拨款1亿美元，用于资助地方媒体、建设独立媒体、打击中国境内外虚假信息，加大对审查制度的技术投入，并监督和评估上述项目的实施。[36] 2023年，美国前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美国国际战略传播能力不足，批评美国严重忽视使用对赢得冷战至关重要的另类权力工具——“向世界讲述我们的故事”，呼吁美国应“重新学习如何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37]
二、“讲述美国故事”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
如前所述，美国在长期的霸权主义实践中逐步打造出成熟、系统、全面的外交叙事模式。尽管“故事”是最基本的叙事要素，[38] 但美国故事的讲述并不仅仅局限于叙事脚本的书写，美国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和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也至关重要，这为美国构建一致对外、行之有效的对外叙事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美国还采取法律手段来规范和约束各信源机构的叙事行为，从而增强了跨部门、跨行业联合叙事的合法性。最终，美国外交叙事宏观层面的跨部门协作、法制化建设以及双轨运行，与微观层面的脚本生产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共同形成了美国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见图1）。
图 1 美国霸权外交叙事模型
（一）政府主导的跨部门联动传播机制
美国政府主导的全政府、全社会、全媒体的霸权外交叙事体系，构建了彼此之间相互依存、资源共享的系统性协调机制。一方面，政府通过资助、管控、监督和调整，积极打造代表国家立场的“权威”叙事机构，使之成为推动受众理解和认同美国政策及行动的传播工具。另一方面，这些叙事机构自成立之初就肩负着对外传播的使命，即利用不同的媒介手段塑造美国政治、文化与价值影响力。
美国政府外事部门进行授意，情报机构“搜集证据”，智库机构提供对策，主流媒体加工炒作，是跨部门联动机制的基本流程。当有关机构的外交叙事偏离官方立场时，则会受到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的指责与施压。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VOA在报道中肯定武汉的封城措施是一个成功的范本且被世界多国效仿，导致白宫十分罕见的公开批评VOA。白宫指责VOA不去报道事实，反而帮着中国做宣传。[39] 为此，美国政府认为掌管这些外宣机器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亟待改革。2020年，特朗普的亲信迈克尔·帕克（Michael Pack）被任命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新一任首席执行官，其声称“我们要更好地‘公平呈现美国的思想和制度……讲述美国的故事’”，“尤其是针对中国，因为美国正在遭受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攻击”。[40]
（二）加强“讲述美国故事”的合法性与法制化建设
在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讲述美国故事”的传播体系中，美国立法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对外传播法案，赋予相关叙事机构和媒体必要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创办了负责战争宣传的新闻机构“美国之音”。二战结束后，为推动此类国际传播机构的稳固发展，当时的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索尔·布隆（Sol Bloom）向国务院提出了“布隆法案”（《史密斯-蒙特法案》的前身），主张和平时期也应该将信息和文化活动列为外交政策的工具。[41] 1948年，为推动这一提案的生效，国会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 - Mundt Act, Public Law 402），宣布要通过信息与教育交流促进外国更好地认知美国，并增进美国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42]从此，美国正式确立了其“和平时期”外交叙事合法性的法律基础。
在此之后，美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式在不同时期颁布了诸如《美国之音宪章》[43]（The VOA Charter）、《1994年美国国际广播法》（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ct of 1994）[44] 等法案。在对外交叙事活动的探索和调整中，又催生了众多修正案及新法案，以切实提高“讲述美国故事”的针对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三）“讲述美国故事”的双轨叙事原则
在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下，“自我—他者”之间的对立天然地成为“讲述美国故事”的两个维度，对他者的叙事同样是讲述美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看来，只有通过叙事建构野蛮、专制、集权与亟待拯救的他者，才能从侧面强化文明、民主、自由与充满希望的自我。“讲述美国故事”因此呈现出交叉融合的双重表现形式，即双轨叙事原则。
第一，白色叙事与黑色叙事同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出台了《国家心理战计划》（A Plan for National Psychological Warfare），其中“白色宣传”和“黑色宣传”分别指公开表明消息来源和隐蔽消息来源的宣传模式。[45] 相对而言，“白色宣传”因具有公开性而趋于正面，“黑色宣传”则常因隐蔽性、欺骗性和迷惑性而趋于负面。就叙事文本而言，也存在正（积极）反（消极）两种叙事模式。其中白色叙事主要指讲“好的”美国故事，即关于本国正面的叙事。美国在对外宣传本国外交政策时，极为擅长以巧妙的方式包装其真实的战略意图，如“9·11”事件后，美国正是借反恐之名，通过白色叙事把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侵略战争洗白为打击恐怖分子、维护自由民主的“正义之战”。而黑色叙事则是指对他国形象进行负面报道和丑化宣传，是“讲述美国故事”常用的配套手段。
第二，硬性叙事与软性叙事相结合。硬性叙事是指叙事行为者以明确、显性的方式传递美国外交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政治类叙事，主要包括白宫和国会发布的官方文件、政策、法案等，以及外交演讲和新闻发言等。如特朗普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对华挑起贸易争端，在其国情咨文、公开演讲中表现出的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便属此类。而软性叙事则是指由叙事行为体以间接、迂回、非官方途径呈现的叙事行为方式。美国时常通过影视、文学作品等形式和叙事手段潜移默化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其中风靡全球的好莱坞电影是“讲述美国故事”的主力军。好莱坞作为美国故事的重要生产中心，从跨文化、跨国界的素材中汲取养分，巧妙地嵌入美国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以极具教化性和感召力的叙事手段将美国故事推向世界。早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就意识到了电影的政治意义。[46] 一战时，威尔逊总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由于电影使用的是世界语言，更有助于它表达美国的计划和目标。”[47]
第三，真实叙事与虚假叙事并行。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是媒体工作者基本的职业操守，也是维护其所属机构公信力的硬性要求。然而，不说谎并不代表叙事的客观公正，更不意味着是对现实镜像的完整呈现。美国所谓的“真实”叙事过程中也充斥着大量选择性或者有限性的信息。同时，美国的真实叙事并不排斥虚假叙事，即假新闻的编排和传播。例如，2003年，为了使入侵伊拉克合法化，美国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手持疑似洗衣粉的白色颗粒物质，在联合国安理会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48] 但事后联合国调查人员并没有发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对此，鲍威尔在2005年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海湾战争是他个人声望记录中一个无法清除的污点。[49]
三、“讲述美国故事”的霸权外交叙事策略
从叙事竞争的角度来看，当合法的跨部门联动传播框架及叙事原则确立以后，谁来叙述、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均涉及相应的叙事策略和技巧。由此，需要从微观层面的叙事文本出发，探讨通过什么样的叙事策略来捍卫美国的霸权。
第一，塑造故事情节。美国主流媒体擅长对微观事件进行深度挖掘，追求“故事化”或“情节性”的新闻写作方式。大量细节性故事情节的塑造与组合，能够以蒙太奇的手法激发起受众视觉画面般的想象。较之信息，故事使受众卸下了一开始即被灌输某种观念的警惕感，使其跟随着叙述者的视角来观察、体验或揣测故事中各要素激发的情感与象征意义，在悄无声息中形成与叙述者一致的态度立场。因此，故事情节刻画越细致，受众的真实感越具体，故事的说服力就越强。
第二，凸显人物形象。故事真实感的来源之一是寻求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人物形象的塑造通常有两种叙述方式：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指采用直接向受众点明人物特点的形容词、抽象名词、喻词勾勒人物主要特征的叙述方法。[50] 为显示客观与中立，新闻报道在事件还原中一般并不采用立场鲜明的形容词，而是巧妙使用一种表示类别的词汇来展示所述对象性质的好坏。而间接法主要指通过人物的行动、语言、外貌、环境及人物关系的描写来实现人物形象的多维度展现，其中，关于人物行动的叙述尤为重要。[51] 美国新闻报道对人物的选取主要关注其本身所蕴含的新闻传播价值及其体现的人文关怀，[52] 聚焦人的行为，“让个人的动作和意见来传递故事”，[53] 这是新闻报道取得最佳效果的策略之一。
第三，呈现多重视角。采用各个领域重要人物的不同视角和言论来证实本国外交叙事的行为逻辑，是对受众施加影响、提升说服力的有效策略。例如，为了渲染“中国威胁论”、进行对华遏制，美国一些政客总是热衷于通过引用重要历史人物的叙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能够有效引导受众接受自己的观点。另外，借助多视角叙事方式，也易于诱导和煽动受众接受自己的主观性结论。美国的对华外交叙事非常善于通过不同人物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话语方式相互引证，不断强化受众的认知偏见和战略误判。
自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以来，遏制、打压中国的观点就以各种“政见一致 者”彼此言论的相互引证的形式出现在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政客的对华外交 话语中，不同人物多元视角的汇合与互文性的再现，导致受众对华偏见的持续深化。
第四，操纵数据信息。为了增强叙事的科学性与可信度，美国注重构建“客观理性”的外交话语方式，擅用“事实和数据”支撑叙事主题的表达。如彭博社2021年发布的“全球抗疫韧性排名”显示，美国位居榜首、中国排在第八位。但事实上，美国是当时新冠肺炎感染与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早已在动态清零中复工复产。为了得出美国抗疫第一的结论，该数据统计不惜舍弃确诊例数、死亡人数、医疗质量、疫情反弹状况等关键指标，取而代之的是封锁严格度、航班运行数量、疫苗接种率等，[54] 由此对各国抗疫成效做出了违背伦理、科学与公正的结论。可见，数据的篡改、截取甚至造假也是美国外交叙事的重要策略之一。
综上所述，美国的外交叙事绝非中立，也无法与战略意图相剥离。[55]美国霸权外交叙事看似用“客观”情景来还原“事实”，实则是通过挑选、重组和编排故事要素，故意引导受众得出特定认知和信念的结果。叙事并非现实的简单“投影”，而是改写、建构和粉饰之后的戏剧脚本。[56]因此，国外受众看到的或听到的所谓“真相”是美国通过霸外交叙事刻意塑造和杜撰出来的。
余 论
“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是美国政府为塑造国际话语权和外交形象而长期实施的国家战略传播工程。它在推动美国独立、大国崛起和世界霸权地位的整个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角色，逐步演化成相对成熟的霸权主义外交叙事模式。美国通过整合国家实力和传播资源，一方面构建了跨部门联动、法制化运作和双轨并行的宏观叙事体系，另外一方面运用了集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凸显、多重视角呈现和数据信息操纵为一体的微观叙事策略。美国外交叙事在硬实力、软实力与强权政治的相互支撑下，成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谋取政治霸权的“合法”手段和“正当”途径，一时间赢取了国际受众对美国核心价值观和对外政策的“认同”和追随。美国独霸国际话语权和垄断世界叙事的行径，严重侵害了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叙事主权（narrative sovereignty）。
进入21世纪，中国逐渐崛起为全球性大国，与此同时也逐渐成为美国“讲述美国故事”的重点对象，而自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威胁”与“战略竞争对手”以来，“一超独霸”“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生态持续恶化，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带来严峻挑战。[57] 为此，围绕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体系，中国应主动谋划，奋发有为，彻底打破“被叙事”“被塑造”的不利局面，切实维护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主权（discursive sovereignty）。
首先，揭露“讲述美国故事”的虚伪性和双标化，加强对美西方对华妖魔化、污名化叙事的治理和遏制。美国强行向世界推行所谓的“民主”“自由”理念，在对外干预与战争机器的高速运转中美化叙事，不断引发地区动荡、政权更迭、军事冲突、恐怖主义的发生。中国应积极谋划，主动作为，以真实叙事和反霸叙事作为逻辑起点，全面澄清客观事实和历史真相，以理性发声的方式批驳外交谎言和虚假信息，揭露美国所标榜的“客观叙事”假象，抵制“讲述美国故事”背后所隐藏的种族歧视和霸权主义。
其次，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政府和媒体联动叙事机制，构建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中国特色外交叙事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叙事传播战略，积极拓展对外传播视野，加快推动叙事创新和体制建设，有力提升了国际话语权。但与美国相比，中国外交叙事体系建设起步晚、基础薄，国际话语权的生成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匹配、不对称。叙事传播效果的提升有赖于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的通力合作，应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形成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媒体、智库、民间机构之间的叙事协同机制。
再次，增强国家间“讲故事”的互叙性和互文性，推动叙事共同体构建。中国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故事载体，让世界了解真实、全面的中国，与友好国家和全球南方一道打造叙事朋友圈和话语伙伴关系，共建民主、平等、有序的国际传播格局。要重点展示中国故事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力量。外交叙事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和故事层面，更应该上升到价值观高度，这样才具有感染力和共情性。外交叙事的感染力在于“故事化”和“情节性”的特征。[58]“故事化书写能够摆脱政治文本的乏味和空洞，从而使外交理念的内涵更加生动鲜活”。[59]应避免宏大、空泛的外交叙事，善于运用故事化的修辞手法挖掘叙事要素，推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视角转换以及数据使用之间的有机互动，从而实现以小见大、入心入脑、形象生动的传播效果。
最后，强化外交叙事的受众意识与效果评估，实施精准叙事，分众化“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现有叙事传播的实时动态受众反馈相对比较滞后，应建立和研制多语种、跨国别、全媒体的叙事传播效果评估体系。除重点评估叙事的覆盖率、点击率、转载率和引用率外，还应考核受众的认同度和参与度。要加快推动“外交话语学”学科建设，深刻把握“外交叙事学”的特殊发展规律，以联合国为中心、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着力构建人类叙事共同体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叙事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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