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在CSSCI期刊《中国外语》2024年第4期pp.85-92.

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规范核心思想原典考证^①

杨明星、杨宇 郑州大学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规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外文原典等相关文献，采取跨学科的视角，全面考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翻译规范思想的核心话语和重要阐释。其翻译规范思想内涵丰富，自成一体，涵盖政治规范、法律规范、伦理规范、操作规范和质量规范5个方面的内容，贯穿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对翻译规范思想的独创性论述对翻译学科建设和中央文献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

主题词：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规范；政治规范；法律规范；伦理规范；操作规范；质量规范

作者简介：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交话语学、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话语学，E-mail：staryang66@aliyun.com。杨宇，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外交话语、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E-mail：3254747498@qq.com。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24)04-0085-08

DOI: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4.04.010

1、引言

1885年，具有宗派倾向的社会主义者、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布罗德豪斯（J. Broadhouse）在《今日》杂志上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部分英译文。恩格斯读后当即在《公益》杂志上刊文严厉批评布罗德豪斯种种不规范翻译行为，明确指出“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1965a：266-276）。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牢固树立了规范化翻译意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至90年代对翻译规范理念进行了深刻阐释，这比西方学者传统的翻译规范理论的形成时间要早得多，如捷克学者列维（J. Levy）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把规范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仝亚辉，2009：83），而以色列学者图里（G. Toury）则在20世纪80年代系统提出翻译规范理论（Toury，1995：55）。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一系列翻译传播实践活动和特定的国际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创立了视野广阔、自成一体的翻译规范思想，全面考察了政治、法律、伦理规范等外部因素以及操作、质量规范等内部因素对翻译行为和翻译产品的制约和影响。

2、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政治规范思想

该规范是指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对翻译活动的约束和影响，它在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规范思想体系中占据最重要、最突出的地位。下面从两个维度进行论述。

2.1社会价值规范：“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保尔·拉法格，1973：6），翻译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林放，1983：28）。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旨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弊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行动指南，具有极强的政治传播功能。考察译文在目标语国家的可接受度是衡量翻译政治规范的重要层面。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的序言中指出，“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1972a：36）。1894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德文版的序言中回顾了自己和马克思的著作的翻译出版情况，发现“最近十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译本的数量”（马克思、恩格斯，1974a：3）。

2.2意识形态规范：“反击巴枯宁们和蒲鲁东主义者”

意识形态规范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翻译传播中的主导地位，防止被资本主义者污名化。1872年，恩格斯致函美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左尔格（F. A. Sorge），称自己特别需要《共产党宣言》的法译文，“以便在罗曼语国家用来反击巴枯宁们和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广为散布的谰言”（马克思、恩格斯，1973b：432）。（2）注重考察译者的党派属性和政治立场，既不能选用反马克思主义的译者，也不能刊发歪曲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立场的译文。德国政论家赫斯（M. Heβ）建议同勒克律（E. Reclus）一起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出版，马克思起初对此并不反对，但当他得知勒克律是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成员之后，便取消了他作为《资本论》译者的候选人资格（马克思、恩格斯，1972c：574）。（3）选择具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背景的出版社和报刊刊发译作。面对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审查和打压，马克思恩格斯选择依靠左翼、进步出版商或自己的报刊，如《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出版或发表作品。（4）敏感时期匿名发表原作和译作。马克思认为匿名发表可以更好地躲避政府的追查、迫害和没收，保证作品安全出版，给作者、译者和读者提供更多的表达空间，以打破资产阶级报刊的舆论围剿。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德文版首次正式出版，但并未注明作者姓名。当年该书被译成了法文、丹麦文、瑞典文、波兰文等，但各种译本均隐去作者和译者的名字。直到1850年11月，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Red Republican）出版《共产党宣言》英译文，才在序言中指出原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申彩虹，2020：85）。

3、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法律规范思想

法律规范是把翻译行为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翻译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独创性、特色性的翻译规范思想之一。根据翻译规范约束力的不同，赫曼斯定义了4类规范：惯例、普通规范、规则和法令，其中规则和法令均是由政府部门颁布的具有惩戒力的明确的规范，其作用等同于法律（王传英、卢蕊，2015：64）。马克思恩格斯在与译者和出版商的通信中，多次提到翻译权、著作权、审稿权、署名权和出版权等翻译规范法律术语，高度重视法定权利规范和法定义务规范对著作翻译传播的制约作用。

3.1法定权利规范：“翻译权归你所有”“保留最后的审稿权”“共分这笔稿酬”

法定权利规范是法律赋予主体一定的法律权利、确认主体有权利完成一定积极行为的授权性法律规范，相关主体可为可不为。

第一，保护作者的翻译权。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系统阐释。马克思最早于1859年提出“翻译权”概念，他在信中与恩格斯商讨是否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英译本中提出“翻译权归作者所有”。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明确指出，可以在书中注明：“翻译权归你所有”（马克思、恩格斯，1972b：371，37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翻译权不仅保护了著作者的知识产权，也是为防止误译而采取的有效法律手段。这比1886年缔结的《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尼尔公约》（即《伯尔尼协定》）中确立的“翻译权”条款还要早近30年。按照该公约第8条规定，“翻译权”（right of translation）是指作者在“整个保护期内享有翻译和授权他人翻译其作品的专有权利”^②。1894年，恩格斯写信抗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克里切夫斯基（B. H. Kpичeвский）擅自翻译刊发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指出“根据《伯尔尼协定》，版权都归我所有，当它们在参加这一协定的国家里被译成外文出版时，必须征得我的许可”（马克思、恩格斯，1974c：237）。这是恩格斯首次援引《伯尔尼协定》翻译权条款。

第二，保留作者对译文的修改权和审稿权。1867年，马克思致信第一国际会员席利（V. Schily），声明要“保留最后的审稿权”（马克思、恩格斯，1972c：574），以防译者篡改原作。1891年，恩格斯同意意大利出版商方土齐（R. Fantuzzi）重印和再版意大利社会主义者马尔提涅蒂（P. Martinetti）翻译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意大利语译本，但提出了严格的出版条件，即“出版日期即日起不超过三个月，同时不允许任何人撰写序言和进行修改，尤其不能允许未得到我专门的书面许可就擅自修改”（马克思、恩格斯，1972e：67）。

第三，保护译者的合法权益。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支付译者稿酬，与译者签订合同，保留译者的署名权，以确保译者的劳动成果得到法律保护和社会认可。1867年，马克思写信告知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的英文翻译工作问题，表示他在尝试“在伦敦找一个能付给优厚稿酬的人，这样可使穆尔（S. Moore，英国法学家）作为译者、我作为作者共分这笔稿酬”（马克思、恩格斯，1972c：322）。1884年，恩格斯邀请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次女劳拉·拉法格（L. Lafargue）翻译《资本论》，表示“你的名字和你的劳动将与这部译著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1974b：141）。

3.2法定义务规范：“提出抗议”“从译者的稿酬中扣除”“没有能力履行她按合同所承担的义务”

法定义务规范是指法律施加于主体的义务性和责任性行为规范，主体必须“作为”或“不作为”。如马克思恩格斯与出版商签订合同后，必须按照合同条款和时间顺序出版发行。1876年，马克思坚决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纽约人民报》编辑格龙齐希（J. Grunzig）提出的关于分册出版法国巴黎公社活动家利沙加勒（P. O. Lissagaray）的法文著作《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的意见，认为“那样一来德文版会比法文版先出版，比利时的出版者将会对此提出抗议”（马克思、恩格斯，1972d：189）。

法律在保障译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规定了译者的义务和责任。1877年4月，马克思信中告诉德国出版商白拉克（W. Bracke），他没有时间纠正一般翻译错误......如果德国女作家、译者库尔茨（I. Kurz）不更加细心地工作，就需要白拉克找一个熟练的校订者，“报酬则从译者的稿酬中扣除”（马克思、恩格斯，1972d：245）。1877年10月，马克思写信通知白拉克辞退库尔茨，因为“她的译文，无论怎样修改也不能用”，“这个人没有履行、也没有能力履行她按合同所承担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1972d：282-283）。

4、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伦理规范思想

该规范是关于翻译行为的职业道德、专业素养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规范，具有道义约束力。它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和应担负的职责，以制约“译者主体性”的任意发挥（方薇，2013：72）。

4.1职业道德规范：“更准确地表达原文”“法文印张退还给我”

马克思恩格斯要求译者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在完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准确再现原文意义。1884年，恩格斯认为对马克思著作进行草率的翻译是不行的，希望劳拉“尽量更准确地表达原文”，“力求做到把原文译得又好又确切”（马克思、恩格斯，1974b：129）。1893年，恩格斯与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屠拉梯（F. Turati）讨论物色《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法文版译者，认为“从事这项工作，既要有愿望、有能力，又要能坚定不移地干到底”（马克思、恩格斯，1974c：92）。此外，译者应当严守保密原则，不得泄露任何翻译文件的相关信息。马克思在确定译者前会把原稿印张寄给译者进行试译，若试译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译者拒绝翻译，马克思会要求译者寄回原稿，以防原作信息在翻译出版前泄露。1877年，恩格斯在给白拉克的信中强调，如果库尔茨拒绝翻译《一八七一年公社史》，“那么她应当把她收到的那些法文印张退还给我”（马克思、恩格斯，1972d：226）。

4.2专业素养规范：“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还要精通政治经济学”

对于政治文献的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要求译者遵守专业素养规范，即具备较完备的双语能力和专业知识结构。1885年，恩格斯指出，译者要想确切表达马克思简洁有力的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他还批评布罗德豪斯所掌握的“这种英语却不能用来翻译《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1965a：267）。1893年，恩格斯得知意大利社会党党员多曼尼科（G. Domanico）打算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意大利文本，便强调“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译者不但必须精通德文，而且还要精通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1974c：80）。

4.3社会交往规范：“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英语）在大洋两岸得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应本着平等交流、开放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发挥各语种的特色，促进不同语言之间的优势互补，进而促进各国语言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如称“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马克思、恩格斯，1964：598）。马克思总是将各种语言的特点体现在译作中，同原作风格交融一体（陈德元，1987：55）。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V. Zasulich）《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译文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其很好地呈现了俄语的语言优势，避免了德语的“粗俗气”（马克思、恩格斯，1974b：123）。

马克思恩格斯在翻译活动中积极倡导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而非对立，促使各种文化在交流互鉴中发展。1886年，恩格斯认真考察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威士涅威茨基夫人（F. K. Wischnewetzky）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翻译现状，从中发现了美国英语的独特性，在信中称自己清楚地体会到了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不同，并认为翻译能使英语“在大洋两岸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且可望从澳大利亚和印度得到进一步补充，将来会有多么光辉的前途”（马克思、恩格斯，1974b：423）。

5、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操作规范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科学严密的操作规范，包括著作在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过程中应遵循的工序、流程和步骤，即译前、译中和译后三个方面的规范。

5.1译前规范：“这部译著是绝对需要的”“对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

首先，确立翻译选材。马克思恩格斯会根据各国实际情况，选取对当地工人运动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进行翻译。1884年，恩格斯向劳拉·拉法格致信，希望能加快推动《资本论》译著在英国的出版，称“只要英国目前的运动，不因本身的空虚而像戳破的皮球那样泄气，这部译著是绝对需要的”（马克思、恩格斯，1974b：141）。1891年，恩格斯“热烈赞同”由西班牙工人党代表梅萨（J. Mesa）以西班牙文翻译出版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这是因为该书“对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无疑会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1965b：230）。

其次，采取多语种、跨国别的译出译入并行的翻译方向。翻译方向指的是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是从外语译入母语，还是从母语译出外语的选择问题（Baker & Routledge，2009：64）。1878年，恩格斯为反击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杜林（K. E. Dühring）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用德语发表了《反杜林论》。之后，恩格斯将该书中三章内容编成小册子，由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保尔·拉法格（P. Lafargue）译成法文，并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书名出版。1892年，恩格斯在该书英文版导言中指出，“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马克思、恩格斯，1965b：337）。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斗争和传播活动错综复杂，不仅包含译入和译出方向，还涉及“外语译外语”翻译方向，即其许多著作是由非母语创作完成的，然后再译成其他外语。

5.2译中规范：“对......试译信心不大”“全部经作者校订”

马克思恩格斯将译中规范分为试译、正式翻译、审译、撰写副文本4个步骤，建立了一套科学严谨的翻译工序。第一步，试译。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试译工作，注意选拔政治素养、职业道德、翻译能力合格的译者，即使对政治可靠、优秀的社会主义译者，也要进行严格的试译，最后根据试译质量确定译员。如恩格斯认为穆尔对《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稿的试译“大部分都译得很好、很活”，却对“艾威林（E. Aveling，英国社会主义者）目前的试译信心不大”（马克思、恩格斯，1974b：64，141）。第二步，正式翻译。马克思恩格斯为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实施分工合理的合作翻译模式。如恩格斯将《资本论》英译版不同章节分给不同的译者：穆尔译第一篇，共127页；而最难的部分，即22页至44页，译者们将先分头译，再进行比较；第八章交给艾威林试译，余下的由劳拉·拉法格随便选择；劳拉·拉法格最适合翻译第七篇，而不建议她翻译第四篇和第六篇，“因为这是相当专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1974b：140-141）。第三步，审译。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译文的校对、审译工作，重点核查是否达到译名统一、文风一致、引文正确。1872年，马克思提出要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分册的扉页上刊印“全部经作者校订”（Marx & Engels，1976：492）。马克思在审定《资本论》法译文时，时常和劳拉·拉法格协商解决翻译难题，对于质量差的译文，往往要求译者重译，多次强调“译稿不经检查是不能付印的”（马克思、恩格斯，1972d：265）。第四步，撰写副文本。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再版和重译时，往往会撰写一系列序言、跋、注释或附录，一定程度上发展和完善了原著的思想（列文，1976）。其中涉及翻译语境、译者介绍、翻译策略、修订意见、译文注释和版本出版发行情况等相关内容，均具有独立的科学研究价值。这些副文本伴随着译著流传下来，成为翻译规范的一部分。

5.3译后规范：“定期分册出版”“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

译后规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规范动态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指为使翻译产品形式易于被目的语文化或读者所接受和理解而实施的最后环节的规范。

一是实施严格的出版发行流程。马克思赞成《资本论》法译本以“定期分册出版”，旨在使其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手中（马克思、恩格斯，1972a：26）。恩格斯要求《资本论》英译版以恰当的时机出版，“书要在9月底出版，以避开在滞销季节出书”（马克思、恩格斯，1974b：451）。马克思还重视对出版商政治背景和发行能力的考察。1876年，他在致白拉克的信件中讨论利沙加勒的法文著作《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的翻译出版问题，认为决不能委托格龙齐希出版，而建议白拉克“承担这部对于我们党具有重要意义和德国读者普遍感兴趣的著作的出版工作”（马克思、恩格斯，1972d：188）。

二是实施严格的修订再版流程。马克思恩格斯善于结合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新情况和新经验，与时俱进地对著作进行修订再版，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动态发展。1894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指出，自己正在准备“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等等，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是往往不可能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1974a：3）。

6、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质量规范思想

翻译质量规范是指译文质量的评价标准和规则，可分为标准化翻译质量规范和经典化翻译质量规范。

6.1标准化翻译质量规范：“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译成规范的、语法正确的英文”“一个术语始终......”

第一，译文忠实、准确。马克思恩格斯把“忠实”列为翻译的首要原则（时晓、杨明星，2022：447），多次批评滥译和误译现象。1884年，恩格斯在和保尔·拉法格探讨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的法译文时，称“您没有权利把马克思实际上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马克思根本没有说自我牺牲（dévouement）这个词”，保尔·拉法格漏译了词句“小资产者的利益所决定的两种矛盾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1974b：128）。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区分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异。1885年，恩格斯提出德语“劳动（Arbeit）”一词的不同译法，建议英文采用“work”和“labour”分别表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恩格斯，1965a：273）。

第二，语言规范，译文流畅、生动。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要求语言规范、语法正确。1852年，马克思写信告知恩格斯自己正在校订班迪亚（J. Bangya）的《概述》译文，称“原文必定很好，而现在要从这个十分糟糕的、常常是几乎不能理解的、完全不合语法和时态的译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却要费很大力气”（马克思、恩格斯，1973a：64）。1883年4月，恩格斯写信批判美国社会主义译者魏德迈（O. Weydemeyer）“过去的译作无论在语法上或修辞上都是根本不够出版水平的”（马克思、恩格斯，1974b：16）。同年6月，恩格斯决定亲自担任《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翻译，这是因为美国“没有人能够至少是把我们的德文译成规范的、语法正确的英文”（马克思、恩格斯，1974b：46）。其次，马克思恩格斯重视译文的流畅性和生动性表达。1852年，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的信中批评德国语文学家、共产主义者皮佩尔（W. Pieper）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英译的质量，建议“凡是在原文中遇到生动的、具体的形象，差不多都可以找到萨克森语源中同样具体的、生动的表达法，使英国人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1973a：138）。

第三，译名统一、专业。1866年，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的通信中提出，《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必须“有一套翻译黑格尔用语的术语”（马克思、恩格斯，1972c：314）。1885年，恩格斯强调“一个术语始终都应该用一个意思相同的词来表达”（马克思、恩格斯，1965a：267）。恩格斯严厉批评布罗德豪斯在不到10页的译文中频繁出现一词多译现象，把“劳动时间（Arbeitszeit）”这样一个简单的新词译成了4种不同的名词（马克思、恩格斯，1965a：267-268）。

第四，语篇本地化。受报纸篇幅以及工人阅读成本和习惯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往往会对译文结构和篇幅进行调整和重组。1852年，马克思应邀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论述英国各政党的文章，马克思用德文撰写完成后寄给恩格斯译成英文。恩格斯把这一长篇论文译成两篇文章，马克思分别以《英国的选举》和《宪章派》为题先后在该报发表（马克思、恩格斯，1973a：91）。

6.2经典化翻译质量规范：“（再现）力量、活力、生命力”“独立的科学价值”“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要求译作的标准化生产，更追求译作的经典化。经典译本不仅是原作的经典化再现，而且可以比原作更具有经典性，甚至反哺原作（杨明星、张雨，2023：49）。

第一，再现原作的活力和文风。1873年，恩格斯在读完《资本论》“工厂立法”这一章节的法译文后，写信给马克思表示，该译文丧失了马克思原文生动鲜明的风格，“力量、活力、生命力——统统见鬼去了”（马克思、恩格斯，1973b：99）。1884年，恩格斯在校对《哲学的贫困》德译本时指出，“我们模仿不了马克思的文体，但也必须使我们的文体不要同他的截然相反”。他进一步表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伯恩施坦（E. Bernstein）的德译文应该把马克思所特有的而译者所不习惯的文体表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1974b：80，99）。

第二，区域化、分众化翻译。马克思恩格斯注重根据译入语语境、国情民情和受众接受度，采取区域化、分众化翻译策略（杨明星、张雨，2023：51）。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视为“再创作”和“重写”，他结合法国实际情况在译文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马克思、恩格斯，1972d：273）。1872年，恩格斯为了适应英国社会需求，建议对德国历史学家符特克（H. Wuttke）所著《文字和书法史》的译文作出较大修改，如“去掉完全不适当的关于中国书籍的冗长论述，并把晦涩难懂的文字改成通俗易懂的英语”（马克思、恩格斯，1973b：483）。

第三，“构建-翻译-传播”三维动态经典化。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著作创作、翻译和传播三维互动中实现了原作和译作的双向经典化（杨明星、张雨，2023：50）。考虑到法语对所有罗曼语国家的重要影响，马克思亲自参与《资本论》法文版的翻译、校审和出版，对内容、结构和术语等进行了调整，使法文版不仅是德文原文的翻版，而且更具有独创性，即产生独立于德文原作外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在校正《资本论》法文版后，意识到作为翻译底本的德文原版“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以对原著作些必要的修订（马克思、恩格斯，1972a：14）。

第四，互文互鉴翻译，即重视同一语对的不同译本以及不同语对各个译本之间的互鉴互补。1877年，马克思建议译者杜埃（K. Douai）在英译《资本论》时“除（参照）德文第二版以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甚至有些地方“完全以法文本为准”（马克思、恩格斯，1972d：273），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一律要求参照法文版进行转译。1893年，恩格斯在致多曼尼科的信中指出，翻译《资本论》意大利语文本“只根据法文版进行翻译不会是完美的，因为意大利文远比法文更适合于作者的哲学文风”（马克思、恩格斯，1974c：80）。

第五，艺术创造性翻译。对新词、新术语的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倡导大胆进行创造性翻译。1885年，恩格斯在评价布罗德豪斯的《资本论》英译文时提出，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并批判布罗德豪斯的翻译不仅缺乏词汇，而且缺乏勇气（马克思、恩格斯，1965a：267）。相反，劳拉·拉法格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术语时，既忠实于原文，又大胆地在法语中创造新词汇以用另一种语言完美再现原文（龙治铭、徐贺婧，2022：46）。

7、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外文原典的深入研读，本研究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翻译规范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释。其翻译规范思想主要由政治规范、法律规范、伦理规范、操作规范和质量规范5方面构成，是翻译本体内与本体外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动态发展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上实现了译作生产和译文质量的标准化甚至经典化发展，并将翻译规范思想延伸到政治话语构建、翻译和传播三维互动中。由此可见，该翻译规范体系实现了描写性和规定性、原文和译文、过程与结果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规范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体系中的原创性理论精髓，对我国中央文献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作用。中央文献外译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国家翻译活动的政治、法律和伦理规范建设，即要掌握对外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颁布行之有效的翻译政策法规，打造一支政治忠诚、专业过硬的中外翻译家队伍；另一方面，还要着力加强国家翻译实践的操作和质量规范建设，即译前、译中和译后严格控制翻译工序和译文质量，注重多语种、分众化翻译，在“构建-翻译-传播”三维互动中形成不同版本、不同语种之间的互文互鉴，促进中央文献的标准化、经典化和国际化传播。

注释

①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编号：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外交话语体系研究”（编号：22VRC013）和河南省高等教育教改重点项目“外交话语学学科体系构建与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创新研究”（编号：21SJGLX020Y）的阶段性成果。

②https://wipolex-res.wipo.int/edocs/lexdocs/treaties/en/berne/trt_berne_001en.pdf.访问日期:202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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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a.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b.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a.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b.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c.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d.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e.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a.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b.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a.

[2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b.

[2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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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n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Norms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norms ar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Marx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dopt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omprehensively explore the core 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norms from their original German texts and other relevant literature. Their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norms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encompass five aspects: political norms, legal norms, ethical norms, operational norms, and quality norms. These norms are interwoven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 and Engels’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norms hold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discipline,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Keywords: Marx and Engels’ translation norms; political norms; legal norms; ethical norms; operational norms; quality norms

（责任编辑 秦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