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CSSSCI集刊）2024年第3期pp.62-68。

“政治等效+话语平等”？

中美外交翻译中的话语权嬗变研究

——从“中国皇后号”驶华到元首会晤（1784-2022）[①]

杨明星¹ 岳祯^1,2  高诺丽¹

（1. 郑州大学 2. 保山学院）

摘 要：近代以来，话语权博弈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中美外交翻译全过程之中。中国对美外交翻译依次经历了“中国皇后号”驶华时代的“天朝话语”、鸦片战争后的话语衰落、冷战后期的话语接触、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斗争以及大国外交新时代争取话语平权五个发展时期。200多年来，中美外交翻译关系呈现出由近代的“政治不等效”和“话语不平等”，逐渐迈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等效”和“话语平等”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国家实力、中美关系、翻译政策和译者身份等因素对两国外交话语权嬗变产生重要影响。

Abstract: The game of discourse power has been a main line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diplomatic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ince modern times. China’s diplomatic translation toward the US has experienced five development stages in turn: the “tributary discourse” in the period of the “Empress of China” sailing, the decline of discourse power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discourse contact during the late Cold War, the discourse competi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struggle for discourse equality in the new era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the Sino-US diplomatic translation relationship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political inequivalence” and “discourse inequality” in modern times to “political equivalence” and “discourse equali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such factors as national power, Sino-US relations, translation policies and translator identit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power.

关键词：中美关系;政治（不）等效;话语（不）平等;外交翻译;外交话语权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political (in-)equivalence; discourse (in-)equality; diplomatic translation; diplomatic discourse power

一、引言

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转向，外交翻译也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李定一（1997）、邱建群（2008）、施燕华（2004）、季压西（2007）、屈文生（2017，2021）、王元崇（2021）等学者从不同视角考察中美外交翻译问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整体而言，现有著述鲜有从历时视角来系统研究中美外交翻译史和外交话语权嬗变问题。

纵观近代以来中美外交翻译史，“政治（不）等效”与“话语（不）平等”始终是中美翻译关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并伴随双方外交政策的变迁而不断演进。“政治等效”的内涵是：“外交翻译必须一方面准确、忠实反映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译入语来表达，使双方的政治含义信息等值，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交际功能。”（杨明星，2008：91；Yang Mingxing & Yan Da, 2016: 663）为了强化翻译本体外研究，杨明星、张琰（2020：28）进而提出外交翻译的复合性标准——“政治等效+话语平等”，称“只有确立以‘话语平等’为核心的翻译政策和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等效’翻译”。

基于此，本文拟以“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驶华、中美不平等条约签订、中美关系解冻、炸馆事件、中美元首会晤等重大外交事件为案例，对清朝早期、鸦片战争期间、冷战后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五个阶段中的中美外交翻译问题进行历时分析，揭示其背后的外交话语权嬗变历史轨迹。

二、清朝早期对美的“天朝话语”：“政治不等效+话语不平等”翻译

18世纪后半叶，大清帝国康乾盛世正适逢美国独立革命时期。中美此时交往不多，仅限于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转贸易往来。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关系严格维系在“朝贡体系”框架内，将之视为“藩邦”和“外夷”。因此，清廷对美方的外交翻译工作必然限定于“天朝话语体系”。

 1.“中国皇后号”驶华时的中美话语翻译问题

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发达的东方大国—— 中国”，开启了中美民间和官方的直接对话。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主持下水仪式（常征，2014：170）。该船最大股东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为费城富商、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独立战争前大陆军军官，后任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的山茂召（Samuel Shaw）担任商船的商务总管大班（陈进华，2007：2-3）。该船同时获得美国国会特别颁发、加盖有国印的航海证书（Smith，1984: 18-70）。另外，为了证明美国这个国家确实存在，该船携带了《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同欧洲列强签订的条约副本，以备清政府查验。船主还对船长下达正式命令，称“您非常有可能是在那遥远地方第一个展示美国国旗的人”“您肩负着国家的使命”（U.S. Embassy & Consulates in China，2018-6-15）。毋庸讳言，“中国皇后号”私人商船的中国之行被赋予一定的美国官方色彩和政治背景。

“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尚未意识到中文翻译的重要性。随船人员有船长、大班、医生、文书等在内44人（Quincy，1847: 133-134），其中并无汉语译员。为克服语言障碍，该船一方面从广州公行雇佣通事（同上，176），另一方面依赖常驻广州的西方友国领事译员帮助。如大班山茂召曾写信请求法国驻广州领事派其皇家首席中文译员加尔伯特（Galbert）为美方提供翻译服务（同上，193）。

此艘曾在海军服役的帆船经改装后被命名为“中国皇后号”，含有对中国皇室的尊重之意。美国国会签发的海上通行证上对华官员的抬头称谓中充满大量溢美之词和无数恭敬头衔，如“君主”、“皇帝”、“国王”等（Smith, 1984：70），以示对清廷的尊敬和友好。然而，清廷始终以居高临下的“天朝”姿态与美方保持交往和沟通，视“中国皇后号”为贡船。此外，广州官民将西方人称为“番鬼”，即外来魔鬼、野蛮人及令人鄙视的朝贡者，还称美国人为“花旗鬼”（同上，11+172）。外国人在广州经商的暂住地foreign factories被译为“夷馆”（史密斯，2007：152）。总之，清廷通过翻译操控构建中美之间不等效、不平等的华夷话语秩序。

2.“中国皇后号”驶华后的中美话语翻译问题

“天朝话语”的统摄地位从清廷对美国国名和总统称谓的翻译上可见一斑。《海录》系中国人最早记载“美国”译名的历史文献之一，该书中宣称“自大西洋至咩哩干，统谓之大西洋”（谢清高，2016：52）。显然，“咩哩干”是依广东方言对America的音译，“咩”在汉语中是羊叫的拟声词，极富贬义色彩（徐晓燕，2021：132）。

19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之风将美国国体及政体术语传入中国，中西概念的异质性使翻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美国总统president一职清廷不知为何物，于是先后将其译为“头人”“总理”“首领主”“大臣”“酋长”等（熊月之，2012：293-294）。中方对“总统”一词的翻译以汉语表达为主导，将之联想为“未开化的部落”，赋之以轻蔑含义。 总之，“中强美弱”的对外关系格局以及清廷的“朝贡体系”和翻译政策必然导致对美的“政治不等效+话语不平等”。

三、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对华的话语操控：“政治不等效+话语不平等”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逐渐失去“天朝上国”的优势，“中央王国”国际地位骤然下降，“朝贡外交”逐渐被“屈辱外交”所取代。此时美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年贸易额高达九百万美元，英国通过条约从中国获取的商贸利益和特权使美国蠢蠢欲动（乔明顺，1991：46-51）。

1. 顾盛使团的国书翻译：“天朝话语”的屈尊和妥协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既要采取妥协的外交话语政策，还要维护“天朝上国”残存的尊严。1844年2月24日，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凯莱布·顾盛（Caleb Cushing）率领使团抵达澳门，伊利亚·科尔曼·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塞缪尔·威尔斯·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彼得·伯驾（Peter Parker）、斯坦尼斯拉斯·赫宁茨（Stanislas Herniss）担任使团译者（屈文生，2017：116）。7月3日，顾盛以北上呈递国书为由迫使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国书是国家权威和形象的象征，国书翻译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签署的对华英文国书先由顾盛使团译员译成中文，交由当地读书人润色，后递交钦差大臣耆英对文本稍作改动（同上，124）。经查阅文庆（1964：2872-2873）主编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六）》中文译文以及《韦伯斯特文集》（Webster，1903: 149-151）英文文本，国书中的“America”和“president”汉语译名一改清朝早期的污名化翻译，出现了明显的美化译法，即“亚美理驾”和“伯理玺天德”。“理”在《说文》中注释为“理，治玉也”，其本义为加工玉器之意；“驾”字释义为“皇帝”（王重阳，2010：1194、4843）。“亚美理驾”译名一反鸦片战争前华夷卑尊关系和对美国“犬羊之性”野蛮人定位，被赋予“美好”和“帝王”的政治情感意义。同样，“president”被译为“伯理玺天德”，使人联想到“掌理玉玺、享有天德之人”，即与中国天子、皇帝的意思相近（熊月之，2012：295）。总之，中美双方对America和president译名的美化，无形抬高了美国国家地位和总统的权威，折射出“天朝话语”的妥协和屈从，发出美国对华“不等效+不平等”的翻译信号。

2. 鸦片战争时期《望厦条约》翻译：美国对华外交话语权的操控

1844年7月3日，美国特命全权公使顾盛效仿英国、胁迫晚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签订《望厦条约》。该条约不仅是美国对《南京条约》条款特权的延续和强化，还体现出美方译员对条约文本翻译的隐性操控。裨治文等负责将《望厦条约》由英文译成中文（屈文生，2017：116），通过翻译操纵使条约中英文官本之间失去应有的对等性、平等性和对称性，具体译例分析如下：

首先，条约第一款的“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被译为“大合众国”，明显多出一个“大”字。在顾盛使团的刻意争取下，美国国名的汉译由此前的“亚美理驾联国”或“亚美理驾洲合众国”改为“大合众国”或“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屈文生、万立，2021：121），意在谋求对中国的平起平坐甚至绝对的话语权。此外，英文约本“…without exception of persons or places”（IGOC，1917：677）原意为“……无论何人何地”，中文约本的“……无论在何地方”显然漏译了“persons（何人）”。众所周知，皇帝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而英文约本则强调人人平等，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皇权的挑战。条约的漏译塑造了美方对中方不平等的话语关系。

漏译和模糊化翻译策略是美国对其侵略野心的一种遮蔽和粉饰，从而规避中美正面冲突。条约第二款“...additional advantages or privileges of whatever description be conceded hereafter by China to any other nation”，顾盛使团译者在中文官本中将其译为“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同上，678），采用弱化翻译策略，掩盖了美方行为的侵略性。其次，第三款“...their vessels and merchandise to or from any foreign ports”（同上，678）的原意是“美商船及货物可自由往来于别国与中国五港口之间”。这一重要信息（中国五港口）的漏译严重损害了中国核心权益。第二十一款英文关键词“criminal act”（同上，685）本义指“犯罪行为”，中译本的“争斗、词讼、交涉事件”语义被放大（“争斗”“词讼”以及“交涉事件”不一定构成犯罪）。这导致中国官民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徒然剧增，对国家和公民权利造成严重损害。

另一耐人寻味之处是中美双方对美国公使顾盛译名的博弈。Caleb Cushing在《望厦条约》中被译为“顧聖（顾圣）”，而在《筹办夷务始末》所载奏折中均改为蔑称“顧盛（加口字旁）”，以维护清朝的天朝地位。“顾圣”译法应该是使团译者伯驾等人对公使Cushing的音译，而“顾盛”则是清廷对原译名“顾圣”的改写，其原因可能在于“聖（圣）”抬高了美方的地位，易使人联想到“圣上”“圣旨”“圣人”等词（屈文生，2017：113-114）。中美在《望厦条约》签订前后对Cushing的翻译各执一词，展开了激烈的话语权较量。顾盛使团译员通过条约翻译重构了美对华的“政治不等效+话语不平等”翻译关系，外交话语权呈现出“美升中降”之势。

四、冷战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的外交话语接触：初试“政治等效+话语平等”翻译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建交公报》虽寥寥400余字，但却是艰苦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施燕华，2004：60）。在公报草拟和签订阶段，双方在有关中美关系的措辞及翻译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中方为维护国家利益和话语主权，在外交翻译工作中与美方进行了坚决、激烈的话语斗争。

台湾问题是贯穿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焦点问题，“断交”“废约”和“撤军”是双方翻译较量的核心内容。中方坚持将“断交”译为“（The United States must）sever（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sever”意指“to break or separate, esp. by cutting”, 即“切断、割断”（普洛克特，2004：1240）。该词表达了彻底断绝之意，使用情态动词“must”后就精确地传达出我方对台湾问题的政治立场。而美方的措辞是“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notify Taiwan that it is terminating diplomatic relations…”，“terminating”虽有“停止、终止”之意，现在分词的使用使语义含糊不清，即美方告知台湾其将终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但尚不清楚何时彻底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吴迪龙、胡健，2017：75）。“但这两种表达方式传达的是同一个信息，即美国承诺与台湾断交。所以我们表现了灵活，接受了美国的措辞”。（施燕华，2004：60）

《建交公报》草稿中分歧较大的另一个措辞是“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方起初的措辞是“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同上，60）宾语从句“recognize that”的意思是“to be aware that something exists or is true”, 即“意识到”, 而“recognize something（as something）”则指“to admit that something exists or is true”, 即“承认”，前者虽表达了积极的意思，但政治立场不鲜明。鉴于“一中原则”系中方不可动摇的根本性原则，美方在我方坚持下接受了中方英文译法，即“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同上，60）。总体上看，中方在《建交公报》涉及国家利益和主权独立的问题上采取了“一个中国”翻译原则，与美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话语斗争，初步实现了对美外交翻译的话语平等和政治等效。

五、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美的话语权斗争：迈向深度“政治等效+话语平等”翻译

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拓展双边、多边外交关系，中美外交往来日益频繁，由此而引发的翻译问题层出不穷。如果说中美建交时期是中方初步尝试与美方建立“政治等效+话语平等”的翻译关系，那么改革开放期则是中国深度融入“政治等效+话语平等”的翻译过程。

1. 中美关于中国外交关键词“开放政策”的翻译之争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体方针。20世纪80年代中美双方对“开放政策”这一政治术语的译名问题斗争激烈，分歧巨大。美国主流媒体The New York Times和The New Yorker均将其译为“open door policy”。中方则自主地将“开放政策”译为“open policy/opening up/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美方将“开放政策”译为西方国家“喜闻乐见”的“open door policy”完全背离我国改革的前提条件——独立自主（杨明星，2008：93）。“open door policy”（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1899和1900年先后提出的对华外交政策，其核心内容是美国维持在华平等商业机会和中国领土完整（Hastedt，2004: 366-367），实质是西方列强在瓜分中国过程中为避免直接利益冲突而采取的利益均沾和机会平等政策，是对中国主权和尊严的严重侵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及其内涵的不断延伸，该术语的英译名逐步实现统一，中国的官方译本基本得到英美主流媒体的采用（王晓莉、胡开宝，2023：87）。中方的译法逐渐得到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认同，充分体现我国在争取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外交翻译的政治等效。

2.“炸馆事件”中中方对美的“政治等效+话语平等”翻译斗争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使馆内多名中国公民伤亡。美国政府声称这是由美军底层军官将中国大使馆误判为南斯拉夫弹药库所致的“事故”（accident）（Petras，2001: 262），中国政府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美方公开道歉。双方在“炸馆事件”的翻译上产生了严重分歧。5月8日，克林顿总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轻描淡写地称中国大使馆被炸是个“悲剧”和“事故”（it's a tragedy and it was an accident）（Clinton，1999: 166）；随后，西方各大主流媒体几乎一致将其译为“事故”（accident）（Gries，2001: 30）。而中国外交部则统一将之译为“incident”（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RC，2000-11-17）。accident与incident虽意义相近，但所意指的事情的本质属性则根本不同，前者对应“意外/偶然事故”，后者则多指“（故意、有目的政治）事件”（张春明、潘敏，2013：12+1095）。美方坚持用“accident”来翻译“事件”的意图十分明显，即将“炸馆事件”归因于意外，企图逃避法律责任和国际社会的谴责。“incident”特指重大事件，中方将“炸馆事件”译为“incident”与事实相符，有效传递了中方客观、公正的政治立场。

7月中旬，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华解释事情经过，在谈判赔偿问题谈判时将“赔偿”译为“to offer ex-gratia payments”（提供人道主义赔偿）（徐亚男，2000：36）。“ex gratia”的词典释义为“given or done as a gift or favour, not because there is a legal duty to do it”, 即“并非出于法律责任的礼物赠送/恩惠给予”（普洛克特，2004：696）。美方意在用翻译操纵逃避法律责任，遭到中方的断然拒绝。

总之，在“炸馆事件”和赔偿问题上的翻译，美方企图掩盖其霸权主义行径和侵略本质，而中方译员则坚决纠正美方的错误表达和译法，坚决捍卫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民族尊严。

六、大国外交新时代中国对美的话语权博弈：争取高度“政治等效+话语平等”翻译

2013年6月7日至8日，习近平主席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在加利福尼亚安纳伯格庄园进行元首会晤。双方同意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方将其统一译为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而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则译为“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或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双方显著的差异在于对关键词“大国”的理解和翻译（杨明星，2015：101）。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几乎都将其译成great/major power。power在汉语中对应的释义为“权力、统治地位、强国、大国”（陆谷孙，1993：1423），常与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充满贬义色彩。中方的major country是中性词，精准表达崇尚和平发展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实现了“政治等效”翻译。“新型大国关系”的规范化翻译充分展示了中国外交翻译的高度话语平等性和政治等效性。

2022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再次同美国总统乔·拜登会晤，充分肯定拜登总统有关对华关系的“四不一无意”表态，并重申新时期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的“三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四不一无意”的基本内涵是：“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人民日报》，2022-3-19）外交部将“四不一无意”译为“Biden’s five-noes statement”, 并进行了进一步的释译；同时将“三原则”意译为“The two sides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 coexist in peace, pursue win-win cooperation.”。（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RC，2022-11-14）上述译法坚持以我为主、融通中外的翻译原则，采用直译为主、释译为辅的翻译策略，清晰传递了中方对美外交原则立场，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等效+话语平等”。

七、结论

图1 中美外交翻译话语权嬗变图（1784-2022）

纵观1784年以来中美外交翻译史，两国话语权建构呈现跌宕起伏、复杂多变的发展轨迹。研究发现，中美外交翻译话语权的发展变化与两国综合国力、国际关系、翻译政策、译者身份等因素密切相关。

如图1所示，中美外交翻译话语权博弈经历了清朝早期、鸦片战争时期、冷战后期、改革开放和大国外交新时代五个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皇后号”驶华时代见证清朝对美外交翻译中居高临下的姿态，形成“中强美弱”的话语关系。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列强的入侵，中国综合国力急剧下滑，美国则紧密追随和效仿英国，利用其译员优势和不平等条约牢牢掌控条约翻译主动权，对华实施“政治不等效+话语不平等”翻译，从而掩饰其对华侵略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期，中方竭力谋求话语平等和话语权提升，在对美外交翻译中展开顽强的话语斗争，加强平等对话，实现中方外交话语权的突破。改革开放后，中方全面扩大对外交往，在外交翻译中努力构建国际话语权和中美话语平等关系。进入大国外交新时代以来，中方牢牢掌握外交翻译权，竭力将外交翻译转化为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总体而言，“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朝不肯给外国人平等待遇；在鸦片战争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蒋廷黻，1938：11）从清朝到民国时期，中美外交关系中先后呈现出相互“政治不等效+话语不平等”翻译。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方在对美外交翻译过程中先后呈现出初级、深度和高强度的“政治等效+话语平等”态势。

对比分析近代以来中英、中美外交翻译史发现，双方在双边外交话语权博弈方面既有惊人的相同之处，也有巨大的差异。《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美国紧随英国，企图获得与英国同等的权益。近代中美关系开启了美国追随英国联合侵华到独霸中国的发展过程，也从“搭英国便车”到看似“温和”的“门户开放”方向演变。美国试图在晚清国民中塑造出与英国不同、貌似“和平、中立、公正、良善”的西方国家形象。晚清中美条约因其特殊和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而展现出众多独特性，其中的高明规定不仅得到英国人的承认，同时成为法国、挪威和瑞典条约的蓝本（丹涅特，1959：142）。美国不论是在翻译策略上还是在话语操控方面，更胜英国一筹。美国借助漏译、改写及模糊化翻译策略从中国攫取大量特权，进一步加剧了条约的不平等性。美国通过话语操纵有意识地摆脱对英国的依附，逐渐走向取代英国、独霸中国、在华利益最大化的发展态势。事实证明，顾盛“出色”地完成了使华任务，使美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了之前英国人通过战争才能获取的特权，《望厦条约》也为后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提供了范本。对此，顾盛曾骄傲地禀告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卿汝楫，1952：79）。纵观美英两国对华外交翻译史，老牌和新兴西方帝国均体现出彻头彻尾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本质，在对华翻译问题上难掩其瓜分中国、独霸中国、炮制“两个中国”的阴谋和野心。显然，常用公正外衣掩盖侵略本性的美国在操控话语霸权方面比英国更狡猾、更高明罢了。

中英外交翻译关系中依次经历了马戛尔尼使华时、鸦片战争、建交谈判、香港回归谈判以及“一带一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五个阶段（杨明星、张琰，2020：24），而中美外交翻译也先后经历与中英外交翻译关系惊人相似的五个发展阶段。其中既有中美两国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也有美英两国之间的对华话语权争夺的因素。在近代早期，新生的美国采取效仿和追随大英帝国的翻译模式，而二战后当美国成为替代英国的世界最大霸权国家之后，英国则反过来采取追随美国的对华话语政策。当今，美国已建构了一套服务国家利益的单极霸权外交话语叙事模式，逐渐成长为一个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超级大国（杨明星、贺康宁，20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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