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原载于《中国翻译》（CSSCI）2024年第6期pp.29-37。
马克思恩格斯翻译美学思想原典考论
杨明星 郑润宇 郑州大学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美学思想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经典阐释散见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仅涉及文学翻译类型，还拓展到非文学翻译范畴。本文采用政治学、翻译学和美学等跨学科的视角，从马克思恩格斯原典入手，系统梳理其翻译美学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其文学翻译美学思想遵循神韵再现和叙事化翻译原则以及诗译散文化和以诗译诗翻译策略，而非文学翻译美学思想则主要遵循“政治达意重于文辞优美”和风格美再现的翻译原则以及表现力重现和文辞互文互鉴的翻译策略。马克思恩格斯翻译美学思想源于其丰富的翻译实践、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旨在使艺术传神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政治传播，达到艺术审美与政治忠实之间的高度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翻译美学思想；神韵再现；叙事化翻译；风格美再现；政治达意重于文辞优美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24）06 - 0029 – 09
翻译美学思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作为一种艺术活动与美学有着不解之缘（党争胜，2010：96）。从中国最早且最有生命力的译论命题“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到西塞罗的“翻译理性观”和霍拉斯类似“文与质”的主张（刘宓庆，2005：xv-xvi），从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许渊冲的“三美论”到杰罗姆的忠实对等、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在译论研究历史长河中一直闪耀着美学光芒。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政治文学翻译工作和经典著作的翻译艺术研究。在中外众多翻译美学思想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此领域应该拥有重要学术地位和指导作用。尽管两位伟大思想家并未撰写过有关翻译美学的专著，但他们的思想散见于其众多著作以及信件中。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翻译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面对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巨大差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原则、策略和方法？要全面解答以上系列问题，需要援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归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品中去认真研读和系统考证。
一、马克思恩格斯翻译美学思想的内容、演进和来源
（一）核心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美学思想主要由文学翻译美学思想和非文学翻译美学思想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在政治文学，特别是政治诗歌等文学翻译领域，坚持神韵再现和叙事化翻译原则，以及诗译散文化和以诗译诗翻译策略；二是在政治、经济、哲学等非文学翻译领域，主张“政治达意重于文辞优美”和风格美再现的翻译原则，以及表现力重现和文辞互文互鉴翻译策略。整体而言，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均可以遵循“政治达意 + 艺术传神”复合性翻译美学原则。 所谓“政治达意”，就是在译入语中准确、全面传递原作的政治倾向和情感意义；所谓 “艺术传神”，即完美再现原文的味道和神韵，重现原文和译文的和合之美；使政治翻译最终达到政治忠实与艺术审美之间的高度统一，即真正实现政治美学价值。
（二）历史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美学思想先后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历史时期。第一，萌芽期：1830-1841 年。这一学生时代两位革命导师广泛阅读文学经典和美学论著，并初步涉猎翻译美学实践。根据两人的中学毕业证或肄业证，马克思在中学时已经能够较好地翻译所学古典作家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作品（马克思、恩格斯，1982a：827- 828），而恩格斯的拉丁文、希腊文、德文和法文均已具有较高水平（马克思、恩格斯，1982b：692-693）。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求学期间（1835-1841），大量摘录了莱辛、佐尔格和温克尔曼的美学论著，并通过翻译塔西佗和奥维德的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Prawer，1978：3-4）。
第二，发展期：1842-1869 年。这一时期两人除纵向研究文艺理论以及继续学习外语外，还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选材、翻译流程、文体文风的诠释、译者主体性发挥，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等问题有了深入、系统的思考。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了具有唯物史观的著名美学论断“人类也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形”（邓志远，1999：8）。并且在两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批评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美文学式的翻译行为（马克思、恩格斯，1956）。从 1844 年恩格斯为快速提高德国工人理论水平、推荐翻译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过去和现在》，到 1845 年两人商议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再到 1848 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后的多语种翻译，以及 19 世纪 60 年代末期两人为推动《资本论》的全球化传播付出的巨大努力，在经典著作的翻译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逐渐加深了对翻译美学本质、原则、策略、方法的认识。
第三，成熟期：1870-1895年。这一时期两人在翻译及校阅译稿的过程中形成了日臻完善的翻译美学思想体系，逐渐明晰了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不同的翻译标准和原则。文学方面，恩格斯将自己在取材、文风、韵味等方面的翻译建议提供给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拉法格（Laura Lafargue），以帮助其完成翻译海涅（Heinrich Heine）的艺术作品（马克思、恩格 斯，1971b：305）。 非文学方面，两人参与翻译或审稿的系列著作译文《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哲学的贫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相继问世。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除了继续出版并翻译自己的作品外，恩格斯还持续推进《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未竟的《资本论》多语种全球翻译出版工作。在生命的最后五年，恩格斯仍在不断完善翻译思想，这些思想在他对马克思作品的介绍和翻译审阅的意见中可见一斑（Engels，1990）。
（三）理论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美学思想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翻译实践、文艺理论美学思想。首先在翻译实践中，受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扳正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指出“社会实践对于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以及对于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一切形式的创作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傅仲选，1993：2）。正是在亲身翻译实践以及译文审阅和校对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逐步形成了翻译美学思想。
其次受唯物史观的文艺理论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文艺作品的创作要立足于现实主义，注意发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同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 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1971b：41）。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要更加“莎士比亚化”（马克思、恩格斯，1972c：574），即在作品中隐含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发挥文学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功用。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也应注重对原作观点的艺术处理，既能巧妙地翻译出原作立场，又能使译文受众读起来感到更加入情入理。
最后在辩证唯物主义美学思想框架下，马克思提出了美的本质的基本命题，即“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邓志远，1999：34）。这种对美的理解在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中主要表现为对翻译美学的认识，以及为达到这种美感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文学与非文学作品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模式，下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学翻译美学思想
（一）文学翻译美学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翻译美学思想多集中在政治诗歌和政治民谣领域，其原因在于政治诗歌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艺术性，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能充分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引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共鸣。神韵再现和叙事化翻译其实是文学翻译美学的一体两面，前者重“味道”，即文章的气质美和风格美，后者关注叙事手法，力图再现原诗的故事原貌。
1）神韵再现：“保留了原文的全部放荡不羁的味道”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神韵再现是对原文味道、文风的再现，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应该做到味道和意境均与原文保持一致，即“用另一种语言再现”（in der anderen Sprache wiedergeben）（Marx & Engels，1979：370）。 但有时为了译出原作的神韵，将诗歌进行散文化翻译不失为一种有效传播方式。恩格斯对劳拉出色地翻译了法国诗人贝朗热（Pierre-Jean Béranger）的政治民谣《参议员》（Le senateur）大加赞赏，称其“把《参议员》这种几乎是世界上最难译成英文的东西译出来……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全部放荡不羁的味道 （Ungehörigkeit），甚至非常接近原文的明快（Leichtigkeit）”（Marx & Engels，1967b：308）。其中“明快”正是对原文文风的再现。在这句话中Ungehörigkeit（放荡不羁的味道）一词，突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翻译出原文文风、味道的重视。
对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而言，神韵再现需把握两个重点：一是要有统揽全文，感受美的能力和表现美感的能力；二是要有原作美再生的能力，“读起来要像原著一样” （die sich wie ein Originalwerk liest）（Marx & Engels，1968：85）。对于前者而言，拥有翻译美的触觉是体现原文美感的第一步。译者只有在拥有感受原文美的能力之后才能翻译出美的作品，翻译美不能离开感知翻译美的能力而独立存在。对于后者而言，译者要能够用新的语言展示原作风貌，要能够赋予原作以“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张泽乾，1998：470）。
2）叙事化翻译：“开头的省略也还是说得不够明白”“故事一开始就应当把他突出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的叙事化翻译原则是指文学翻译活动要从传播效果和接受美学出发，注重故事情节在译文中的突显和再现，乃至必要的增补。这种故事化的翻译最容易给受众带来审美享受和情感意义。1883年2月16日，恩格斯致函劳拉盛赞其英译质量，称劳拉关于德国进步诗人夏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的政治叙事诗《萨拉斯-伊-戈梅斯》的译文“整个说来是一部杰作”“表达原作的准确性使我感到惊异”（马克思、恩格斯，1971a：433）。
但同时恩格斯又具体指出劳拉译文的不足，希望“把某些地方改一改，使译文完美无瑕”（同上）。恩格斯在谈到该诗序诗第5三韵句的英文翻译时，建议劳拉进行必要的“改译”，这实际上是一种故事情节增加的翻译。 恩格斯认为“Den Versuch zu wagen” （德文原意为“冒险尝试”）“指的就是冒险驾船安然通过该纬度地区各岛屿周围的珊瑚暗礁所造成的激浪”。同时，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劳拉在英译该诗第一篇第 1 三韵句过程中不应该省略或淡化原诗中的故事情节，而应该进行故事还原和突显翻译，称“‘Ich sah bereits im Geiste’（德文原意为“我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不能在开头把这省略了。……而且由于开头的省略也还是说得不够明白。去寻找财富的勇敢水手的形象是整个这一部分的基础，因此，故事一开始就应当把他突出出来”（同上：434）。
马克思恩格斯的叙事化翻译原则与其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叙事美学思想不谋而合，一脉相承。1859 年，马克思在给拉萨尔（F. Lassalle）（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信中首先称赞其创作的革命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结构和情节，强调“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马克思、恩格斯，1972c：572）。1885 年，
恩格斯在给敏娜·考茨基（Minna Kautsky）（德国社会主义女作家）的信里提出艺术反映现实这一重要叙事美学命题，称“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马克思、恩格斯，1974：385）。这充分说明无论是在文艺创作还是文学翻译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均提倡思想性与艺术性、政治性与审美性之间尽可能达到完美统一。
（二）文学翻译美学策略
1）以散文译诗：“把这首歌译成散文”
诗歌翻译“散文化”是指韵律翻译有缺失时，通过体裁转化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味道。对于诗歌而言，如果无法做到“以诗译诗”，那么将诗歌译成散文将是最好的选择。从 1844 年起，恩格斯开始有意识地挑选一些革命诗歌进行翻译，并采取了诗歌散文化的翻译策略。恩格斯在给《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撰稿期间曾致信该报的创办者欧文（Robert Owen）通报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快速发展情况，并提出“把（海涅的政治诗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马克思、恩格斯，1957：591）。
2）以诗译诗：“保持原文的韵律”“可以看出这些诗体的公式”
1890 年恩格斯曾明确表示过诗歌翻译中保持原文韵律的重要性，指出“每逢翻译诗歌的时候，应当保持原文的韵律”（马克思、恩格斯，1971b：329）。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诗歌翻译实践中，始终坚持在不损害政治意义的前提下，将再现原文韵律和音乐美作为最高要求，而要实现这一理想标准需要采取以诗译诗的翻译策略。事实上，恩格斯对政治诗歌《蒸汽王》和《布雷的牧师》的翻译，堪称诗对诗的成功译作。
以诗译诗的翻译策略可以最大程度上还原和保留原文风格美和韵律美。恩格斯在《爱尔兰史》中指出，研究古代爱尔兰的主要资料“古制全书”中所有最古老的法律公式都是以诗的形式写成，具有一定的格律和叶韵。但由于该书是从 5 世纪的芬尼方言在 14世纪翻译为爱尔兰语，因此在许多地方格律显得不够分明，但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读译文就可以看出这些诗体的公式（马克思、恩格斯，1964：554）。这种押韵的翻译不仅朗朗上口，还能够和后人汇编时增补的散文体表述区别开来。
（三）文学翻译美学方法
1）仿译法：“更接近于但丁的三韵句诗”
仿译法指通过摹仿原文的格律、音韵，使译文和原文音似、形似、神似，再现原文风格，是以诗译诗翻译策略的具体化。首先要正确理解源语语言的审美结构，如三韵句诗就尽量用三韵句诗的格律。1883 年，恩格斯称赞劳拉对《萨拉斯 - 伊 - 戈梅斯》的英文翻译“语言与原作一样辛辣……它使夏米索的三韵句诗比其他任何诗人的更接近于但丁的三韵句诗”（马克思、恩格斯，1971a：433）。其次要重视原作的民族特色和风味的保留和再现，以避免被译入语的气质所淹没。恩格斯认为现有译者翻译海涅作品的英国味太重，因此建议劳拉翻译海涅作品前“可以到英国博物馆查对一下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 （马克思、恩格斯，1971b：305）。
2）增译法：“针对着 1813 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
诗歌与散文、小说相比，短小精炼，有时会省略掉一些背景信息。但译员在重现精炼美的同时，需要通过适当的增译、导言或者注解来补全原文省略的必要的背景知识及史料故事，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1844 年恩格斯在英译德国进步诗人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时，特意说明“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 1813 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并在译文第一小节中增加了一个第三行（马克思、恩格斯，1957：591）。并且他在 1865 年德译丹麦古代民歌《提德曼老爷》时，又在译文最后增补了该诗的主旨大意和涉及中世纪农民战争的背景知识（Marx & Engels，1962b：34）。
3）改译法：“把它改写成散文”
“改译法”是以散文译诗策略的具体体现，主要指译者在正确把握原文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对译文进行的灵活处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改写译法不尽相同，从体裁的转化到内容的改写都属于文学翻译改写译法的范畴。恩格斯在翻译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奥地利政治诗人瓦尔特（F. Walter）的爱情诗《菩提树下》时，均采取“散文化”的改译方式；同时，恩格斯还表示不愿看到劳拉根据“用现代语言改写的本子来翻译”，便将《菩提树下》的原文抄寄给她，建议她“干脆像法国人那样，就把它改写成散文”（马克思、恩格斯，1971b：329-330）。
三、马克思恩格斯非文学翻译美学思想
（一）非文学翻译美学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非文学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著作的翻译活动中，即以“政治达意重于文辞优美”与“风格美再现”为翻译美学原则，以“表现力重现”和“文辞互文互鉴”为翻译美学策略。
1）政治达意重于文辞优美：“杜撰一些……美文学式的词句”“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的暗中攻击”
马克思恩格斯对非文学作品的翻译秉持“政治达意”和“文辞优美”并重的复合性原则，即追求政治与审美两者高度融合的双重标准，使翻译的政治属性与审美属性之间达到平衡、和谐。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实践看，政治达意系首要原则，文辞优美属于次要原则，即政治属性主导审美属性。译作若能在准确、忠实传递原作政治内涵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文辞优美，则能反过来在受众心目中更好地塑造、建构原作的政治“意美”。
首先，做好非文学翻译选材和政审工作。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注作品的政治倾向和阶级立场，而且注重考察其传播效果和教化作用。他们在推动《文从》翻译工作时就明确提出选译标准之一，即“从那些能对德国人起实际的、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能使我们免得重述前人说过的话的著作开始”（马克思、恩格斯，1972b：28-29）。
其次，非文学翻译必要时要“逐字逐句” （wörtlich）进行。无论是在《有趣的揭露》中翻译西班牙首相奥当奈尔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Marx & Engels，1984：217），还是在《广告税。——俄国的行动。——丹麦。——合众国在欧洲》中摘译意大利报纸“议会报”的社论《美国政策在欧洲》（Marx & Engels，1960：249），马克思恩格斯均强调要逐字逐句地谨慎、忠实地翻译这些文章。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坚决反对打着忠实翻译的旗号，实则是为了自己行文方便而强加一些优美文辞的做法。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严厉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格律恩（Karl Grün）的不忠实翻译，指责他“从傅立叶的原著中逐字地翻译一些引文，然后……杜撰一些关于数的本性的美文学式的词句”（Marx & Engels，1978：499）。
最后，严禁译者将自身意识形态强加给原作，进而歪曲原文政治含义。1845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蒲鲁东”部分明确指出译员青年黑格尔分子埃德加尔·鲍威尔（Edgar Bauer）“通过赋予特征的翻译（charakterisierenden Übersetzung）的暗中攻击和通过批判的评注的公开攻击”对蒲鲁东的著作进行了“双重攻击”，且这种攻击在“在翻译时比他在做评注时更为毒辣”（Marx & Engels，1962a：24）。
2）风格美再现：“把马克思所特有的而你所不习惯的文体表达出来”
风格美再现是指原作修辞美和文体美的保留。马克思恩格斯选择翻译的非文学类作品往往具有极高的文采和审美价值。从政治美学的视角看，翻译这些作品需要显化原文的文学艺术价值，即文辞的优美与文体、文风带来的审美享受。恩格斯在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领袖爱德华·伯恩施坦（E. Burnstein）的两封信中指出，他在翻译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时，存在忽视原作文体的缺点，认为在翻译时“必须使我们的文体不要同他的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1974：80），并且提出在“力求把意思译得忠实、确切”（richtig und genau wiederzugeben）（Marx & Engels，1979：97）的基础上，“在译文中把马克思所特有的而你所不习惯的文体表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1974：99）。
（二）非文学翻译美学策略
1）表现力重现：“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
表现力重现是马克思恩格斯非文学翻译美学思想的一项重要策略，旨在聚焦并再现语言、文辞的感染力与文章内部结构的优美。
恩格斯在批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布罗德豪斯（John Broudhouse）翻译马克思《资本 论》时指出：“富有表现力（Kraftvolles）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必须使用 最好的词汇”（Marx & Engels，1962c：230）。此外，形式的优雅不等于语言的表现力强。1873 年恩格斯在校阅《资本论》法译文时指出，“力量、活力、生命力——统统见鬼去了。平庸的作家为了能够用某种优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不惜阉割语言的……单是这一点就使叙述失去了鲜明性和生动性”（马克思、恩格斯，1973b：99-100）。
2）文辞互文互鉴：“在其他方面英语的强劲和简洁将予以补偿”
文辞互文互鉴是马克思恩格斯翻译美学实践的一大特色。它强调在翻译中既注重发挥译语的语言优势，又注重各语言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比较优势，重视同一语种或者不同语种中各种译本之间的交流互鉴互补作用（杨明星、张雨，2023：52；杨明星、杨宇，2024：91）。《资本论》的德文原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修辞表现力，在译成英文时尽管“真正辩证叙述的某些地方不免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在其他方面英语的强劲和简洁将予以补偿”（马克思、恩格斯，1973b：100）。1882 年拉法格用法文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三章内容，颇受法国读者的欢迎。恩格斯得知后提出“把这本小册子作一些解释性的补充用德文出版”（Marx & Engels，1967a：396）。 以上说明，英文或法文译作的生成和出版反过来可以优化德文原作。
（三）非文学翻译美学方法
1）创新译法：“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该译法是指译者在翻译新名词、新术语时需要创造出相应的外文新词来表达。恩格斯批评布罗德豪斯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时谈到，“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马克思、恩格斯，1965：267）。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著作创作过程中时常构建和导入新术语，认为译者也应有大胆创造翻译的勇气。
2）通俗译法：“尽可能把这些语言现代化了”
该译法是对原文晦涩难懂文风的一种适度的大众化调节。马克思反对机械的字面解读，认为译者选择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词义，这样翻译使文本变得毫无意义，违反了德语的规范（Baer，2021：57-58）。恩格斯在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的信中指出，“我那本旧书里有很多半黑格尔式的语言，不仅无法翻译，而且甚至在德文中也已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意义。所以我尽可能把这些语言现代化了”（马克思、恩格斯，1974：444）。恩格斯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信中谈到翻译《文字和书法史》一书时也强调，要“把晦涩难懂的文字改成通俗易懂的英 语”（马克思、恩格斯，1973b：483）。
3）省译法：“删掉不必要的辞藻和史实”
该译法也是马克思恩格斯非文学翻译实践中的常用方法。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马克思、恩格斯，1972a：34）。在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翻译成英文时，马克思也曾建议恩格斯“删掉不必要的辞藻和史实，如果它们难译的话”（马克思、恩格斯，1973a：143）。
4）形象译法：“找到萨克森语源中同样具体的、生动的表达法”
形象译法是译作形象生动传递原作政治内涵和美学符号的一种有效表达方式，它对译者双语或者多语语言转换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要求极高。1852 年，恩格斯在校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文时指出，“皮佩尔用法语语源的词用得太多了……这样做的后果，有时最漂亮的说法也变得比较差劲了，而且往往叫英国人完全不懂。凡是在原文中遇到生动的、具体的形象，差不多都可以找到萨克森语源中同样具体的、生动的表达法，使英国人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同上：137-138）。
四、结语
本文立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外文版本，不仅从文学层面，而且还从非文学层面全面讨论了两位革命导师在国际传播和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翻译美学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翻译文学作品，特别是政治文学作品时以神韵再现和叙事化翻译为原则，秉持诗译散文化和以诗译诗翻译策略，通过仿译法、增译法和改译法凸显原文的美感或故事情节，用翻译还原原文中自然而然流露的立场与倾向。在翻译非文学作品时，他们秉持科学工作的态度，在忠实传达原作政治立场的同时，将其视为一项艺术工作，竭力重现原作的文体、文风之美。为此，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表现力重现和文辞互文互鉴的翻译策略，并灵活运用了创新译法、通俗译法、省略译法和形象译法等翻译方法。可以说其“翻译理论的话语构建指向文本外的世界革命，内部理论与外部指涉辩证统一”（时晓、杨明星，2022：452）。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阐释和挖掘政治翻译活动中的美学价值，使艺术传神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政治传播实践创新。
当前，中央文献作为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他者”声音，在对外翻译传播实践中也可借鉴他们当年成功的翻译传播模式，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翻译理论创新发展，指导当代文学翻译和中央文献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未来中央文献的翻译也可尝试遵循“政治达意 + 艺术传神”的原则，争取实现政治传播的双重效果——“政治等效+审美再现”， 即在确保 “政治等效”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发挥“审美再现”的作用，从而反过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等效”翻译，最终达到艺术审美与政治忠实之间的高度统一（杨明星、齐静静， 2018：90-9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ZDA318）和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外交话语体系研究” （项目编号：22VRC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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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 /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交话语学、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翻译理论。郑润宇，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 /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交话语、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
作者电子信箱 staryang66@aliyun.com
Marx and Engels’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y YANG Mingxing & ZHENG Runyu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p.29
Abstract: Derivable from their major writings, Marx and Engles’s thoughts on the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cover both literary and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are inspiring with the unique perspectives and rich connotations they offer. This article looks closely into relevant excerpts from the two thinkers’ major works and, within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identifi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he two thinkers have laid down for the aesthetic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the aesthetic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y lay emphasis on the translator conveying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the source text, adopting a narrativized strategy and applying the method of flexibly switching between the generic forms of poetry and prose. As for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their aesthetic conception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communicating the source text’s political messages than to reproducing its artistic or stylistic features, even though faithful reproduction of its means of expression, intertextual relations and rhetorical structure must also be taken seriously. For Marx and Engels,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the source texts to be rendered, the translator should strive to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unity between artistic and political fidelity.
Keywords: Marx and Engels; translation; aesthetics; spiritual essence; re-presentation; narrativized translation; stylistic rep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