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希望能从您学者的身份开始谈起。您主要研究英国文学，请问您当初是怎样和这一领域结缘的，是怎样的契机或是什么样的问题吸引了您？

A：非常荣幸并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交流，很高兴能够分享我的经历。

我和英国文学结缘很早。本科写毕业论文时，我就机缘巧合选择了维多利亚时期，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硕士阶段的一个读书会。那时我们正好读到George Eliot的The Mill on the Floss（《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我一下子被触动了——原来有这样一位作家，思想如此深邃，笔触又那么细腻，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围绕这个作家、这个时期展开，一路延伸到她的其他重要作品。从1995年本科毕业到现在的三十年里，我一直研究19世纪英国文学。我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围绕这个方向展开。

这个领域给了我太多思想的启发、情感的滋养，让我受益良多。我一点都不后悔选了这个方向，也觉得自己选对了方向。

这种“受益”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否请您用一个故事或一段经历来为我们讲述？

A：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Feeling is a Sort of Knowledge（情感是一种知识）。听起来简单，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传统理解中，情感属“心”，知识属“脑”，二者界限分明。

但在19世纪，特别是乔治·爱略特认为，情感本身具有认知功能。当时，工业革命带来知识的爆发和理性的转向，人们在情感和知识间产生了困惑和思考，他们已经意识到一种危机——过分的理性化会导致情感的缺失，这和我们现在相似。

正是在这种反思中，他们发现情感具有认知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情感的方式增强对人的认识，这叫做 poetic truth（诗性真理），即通过审美的或者感性的途径获得的真理。这种认识无法单纯用生理反应解释，它本身就是一种对真理的感知和对人的认识。

对于许多有志于学术但尚未找到方向的同学，您有何建议？

A：近十年来，我觉得许多人，不仅是同学们，都面临一个问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这可能是因为信息太多了，让人无所适从；也可能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被灌输“应该”学什么，而缺少空间去思考“我喜欢”什么，导致感知热爱的能力钝化了，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

我的建议有两点。

第一，是让自己感知敏感的能力复苏。我喜欢文学、教文学、读文学，是因为它让我的心保持柔软和敏感，从而避免在纷繁的信息中变得麻木。人的信息接收能力是有限的，但心和灵魂是无限的，如果被困在有限的、多重的信息里，我们很容易迷失。所以，要从表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心简单到你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

事情太多的时候，我总会听到一个声音提醒我：You must find time to stay with yourself，你必须在繁杂的事务中留出时间跟你自己待在一起，去了解自己的真实状态，你内心未被满足的渴望与出现的问题。我是一个I人（MBTI），更准确说是INFJ“绿老头”，我经常会需要独处来为自己赋能，让心柔软下来，去聆听内在的声音。

第二，是一定要进行大量阅读。如果不是当年的广泛阅读，我不会知道自己对这个领域、这个作品的热爱，更谈不上长期的坚持。在我的学术成长期，很多人觉得十九世纪研究已经趋于饱和，但是我越是深入学习，就越发现其中既有误读，更有许多没有被挖掘的东西。

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它会激发你的兴奋点，让你觉得做这件事特别带劲，感到人生特别美好。这是一种为你“充电”而非“耗电”的passion（激情）。但这种passion需要广泛阅读之后才能找到。

在您的研究过程中，会有遇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吗？您是如何克服的？

A：有啊，比如翻译《文化与社会》这本书时特别难。

首先，我并不擅长翻译，自觉中文的功底也不好。而这本书的行文非常复杂，信息高度浓缩，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有时候我也会请教我北大的老师们，仍然感到举步维艰，一度觉得进行不下去了。所以我接这个工作很勉强，做完我就再也不想翻译了（笑）。但是，合同已经签了，我下定决心一定得把这个事情做完。于是我规定自己：每天翻译4行，无论如何要完成4行。就这样坚持着做，就做成了，做完了，甚至提前做完了，后来这部译著还获得了省哲社二等奖。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就是遇到困难不要怕，就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坚持着做。这样的方法帮助我做成了很多我觉得做不到的事情。

另一个重要的支撑来自我的家人。比如读博期间，我常常感到吃力受挫，是我的丈夫、我的父母、还有女儿给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持。他们的爱稳稳“托住”了我，让我心里有底气、理直气壮地走下去。我能够相对顺利地走到今天，离不开这种爱的氛围。我也始终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人。

您曾在河大、北大、剑桥等学府求学。浸润在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文化环境中，对您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有什么影响吗？

A：北大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北大的老师们特别好，其中我最大的改变是我的导师韩敏中老师和丁宏为老师带来的。在课堂上，他们教会我学习变换视角看问题——radical change of perspective（视角的根本转变）。去北大读书以后我才意识到，过去的很多“知识”其实是“偏见”，并且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这种对无知的认知非常有益，它让你“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保持求知的好奇心。好奇心让我觉得每一天都很新鲜、很有意思。

在那里，我更学到，过去以为是truth的知识，其实It's only one single perspective（只是一种视角）而已。当你接触更多视角并加以比较时，就会产生属于自己的、创造性的思辨与洞察。这就是创新点的来源，也是真正的critical thinking（思辨）——它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辨析与思考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纷繁的观点中找到一种独属于你的认识。

在全球化和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今天，有人会对人文教育的价值产生怀疑。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A：我看到一个观点：人工智能不是人工智能，而是机器智能。

我也会使用AI工具，比如DeepSeek、GPT、Kimi等等，但我不会将它们的话视为最终答案，我必须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思辨能力去辨析真伪。AI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提供虚假的数据和文献，这叫“AI幻觉”。

这恰恰凸显了人文教育的不可替代。人文教育所关注的，是那些个人化的、基于生命体验的感悟。就像我刚刚分享的体会，我对过往经历的理解，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感受，这一切在我内心发生的“化学反应”，是机器无法产生也无法体会的。

所以，人文教育让人找到人本身。机器只是可以省下时间的工具，但问题在于，大家把省下的时间又还给了机器，而不是用来探索人本身的无限能量——人的创造力、共情力、直觉，这些机器永远无法取代的东西。

您曾经获评过“我最喜爱的老师”，在您心中，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否是传授知识以外的某种东西，您是否点亮了某个学生，或者有过被学生点亮的体验？

A：获评这件事我完全不知情，直到有人扛着摄像机突然来到我们班，对我说：“老师，您被评为‘我最喜爱的老师’了，我们录个像！”那一刻，我感到非常意外，也特别开心。这个称号是我个人非常珍视的，这比我其他的称号都宝贵。我特别感动于能得到学生的认可。传授知识以外的东西肯定是最重要的，知识只是information或者knowledge，但是更重要的是判断力、感知力、求知的热情，共情能力的培养以及价值观的形塑。

我有“被点亮”的体验。有时候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学生返校说，“老师，您当年上课说的某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可能我都忘了，但他们还记得，我很感动。如果我的学生能记住我教给他们的一些东西，就像我至今仍清晰地记着二十年前我的老师教导我的那样，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还有一次，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学生下课后来找我。她说心里很难受，想和我谈谈情感上的困惑。我给了她一些建议，后来她告诉我，问题很好地解决了。我觉得很欣慰，因为我不熟悉她，但是她却能这样信任我。能得到一个人的信任让我倍感荣幸，因为得到他人的信任其实并不容易。

在新时代里，面对新的挑战与机遇，您认为青年学子除了掌握具体的知识外，还应培养哪些核心能力？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A：现在社会上有些观点并不看好外语专业。但通过我们今天的对话，能发现外语赋予我们的视野与思维是不可替代的。我有以下建议：

首先，建立一个完备的知识体系至关重要。虽然问的是“知识以外”的能力，但事实上我们外语学科的同学们的知识还没学够。

学科的划分其实是十九世纪才有的，划分的后果是人们以为学科划分就是人认知的模式，实则不然。人是完整的人，虽然我们学习的是外语，但我们需要大量阅读文史哲等相关学科的书籍，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培养思辨能力。News can get old very soon，但是知识是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智慧，这些经典能构建我们完整的认知框架。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两种能力至关重要：一是思辨能力，这建立在广博的知识之上。二是与人相处的能力。有人说，成功的秘诀里，智商只占百分之二十，情商则占百分之八十。我们需要学会在日常中修养自身，懂得与人交往的原则与礼仪。

这是我们系刊的第一期。我们和这本崭新的刊物一样，都站在充满希望的起点上。最后，能否请您为我们的刊物以及所有读者们，送上几句期许与祝福？

A：我希望这本刊物能成为同学们表达真实自我的平台，可以在这里遇见未知的自己，塑造全新的自己。希望大家放松地去创作，不必有顾虑地展现年轻人最真实的样子。我常对我女儿说，希望她如夏花般绽放。同样，我也期待所有年轻人都能尽情绽放，将自身潜能充分释放，活出如花般美好绚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