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5日上午，应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程巍研究员在我院第五会议室作了题为“‘外文系’的传统：以‘英文系’为个案”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副院长高晓玲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程老师从“外文系”和“外语系”二者之间的区别切入，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外文系的定位和教学出现了什么问题？程老师认为，外文系当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失去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对此，外文系内部已经产生了两种争论的声音，一种来自强调文学教学的文学教授，而另外一种声音来自关注学生就业等实际问题的语言教授。程老师指出，双方的观点并没有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学的学科设置。在学科设置方面，如果能将“外文”和“外语”区别对待，在水平较高的学校开办“外文系”，在其它学校开办“外语系”，就可以培养不同方向的人才为国家所用。外文系之所以出现危机，根本原因还在于文学教授所沿袭的传统教学方式不符合中国现如今的需求。中国的现代地位正在向现存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体系发起挑战，然而外语教学方法却没有改变，沿用的还是十九世纪我们处于边缘地位时向西方学习到的旧的思维框架，无法服务于中国发展新的角色定位和自我认识。

随后，程老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外文系应当怎么做以及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程老师首先回溯了中国外文系的历史。外文系是中国创办的第一个系，初创之时，外文系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掌握甚至垄断有关西方的信息，他们在思想及行为上模仿西方，继承了西方对中国的描述。程老师接下来追溯了外文系的史前史。外文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地时期印度的英文系。英国文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进入英国高等学校的。彼时英德在前线作战，大学内部为了反抗德国的古典文学，将英国文学设置为新学科。可见，英国文学的设置背后隐藏的是强烈的民族意识。程老师认为，英文系在印度殖民地的设置远远早于在英国本国的建立，这一现象与英国帝国主义对外文化扩张有着紧密联系。在殖民地建立英文系，是为了在帝国的边缘形成对帝国中心的认同。

接下来，程老师围绕麦考利的“东方教育计划”，讲述了英文系如何在印度同化了当地人，以及这一计划如何影响到西方列强为了文化扩张而在中国开展的教育竞赛。程老师以一张义和团处决图为例，对图片中的暴力现场粘贴着英文系招生广告这一细节进行了分析。西方殖民统治者从刑场转向语言课堂，通过武力和文化的双重规训来维持自己的殖民统治。程老师支持，外文系创建时带有的文化殖民性质使得它以文学文本为核心，排斥中国本土语言和其他学科的英文教育，从而钝化了政治敏感性和文学敏感性，对当今外文系无法顺应时代需求的危机有很大影响。

程老师指出，国家的政治独立并不伴随着文化独立。每个历史时期的人都会受制于所处历史对人们的要求。在西方殖民文化笼罩的阴影之下，外国文学研究难免成为一种“西方人这样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的典型。我们应当在历史进程的全部复杂关系中去研究文学现象，明确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将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总体性研究，避免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割裂。

高晓玲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她高度评价了程老师在研究过程中对史料的运用、对细节的观察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性。随后，程巍老师围绕理论的思辨性、问题意识、打破思维框架等议题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