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年会在郑州大学召开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塞音】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清俐 通讯员 马倩男 袁杰）11月3日-5日，第三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年会在郑州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女性传记的跨界研究”。来自国内外的300多名学者、作家、编辑、研究生以及郑州大学师生参加了会议，并聆听了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文学学会会长赵白生所作的“传记文学走进大学”的年会系列讲座。
在传记文学中发现另一种历史言说方式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赵白生作讲座现场（主办方供图）
作为暖场活动，赵白生的讲座“传记大师为何爱作女王传”拉开了整个年会的序幕。在梳理古今中外诸多知名女王传记的基础上，赵白生首先揭示了传记大师爱作女王传的原因所在，接着深入剖析了新传记派的特点、传记配角的阐释维度等问题。最后，他聚焦于利顿·斯特雷奇的《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阐释了作者如何在二元对立的书写手法中，“炫”出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权力博弈，成为历史的另一种言说方式。
第三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年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韩国河在开幕式致辞中介绍了郑州大学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外语学科特色和学科建设情况。他表示，中国传记传统源远流长，史传“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杂传则创作自由，百家争鸣，以言“史官未尽之事”。依托丰富的传记文学文化资源，中国的传记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年会的召开回应了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要求，是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具体实践，也是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推进学科建设，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树立学术研究品牌的积极举措。他希望通过举办本次会议拓宽传记研究面向，开辟新的研究理路，推进中外传记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沟通。
赵白生、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刘晨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科学术分社社长曾辉分别作基调发言。赵白生以“‘她传’能颠覆正史吗？”为题，针对“他史”“她传”何为的问题，提出不仅要改变正统史传中女性配角化和脸谱化的现象，使其主角化和主体化，更要变革传统传家的世界观、历史观、女性观，才能在根本上匡正正史；刘晨芳详细介绍了河南文艺出版社在传记出版领域作出的持续努力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曾辉以《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和《我们三代人》为例，阐释了传记中女性形象的建构策略，揭示了女性传记作品对中外传记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会议开幕式由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钱建成主持。
个人小史与时代大史
在主旨发言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文学》原主编余中先作了题为“用语言之刃解剖自己——安妮·埃尔诺的非个人自传”的发言。他认为，以“无人称自传体作品”创作而著称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其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阶级意识，始终如一地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一种在性别、语言和阶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在这类“无人称”视角的作品中，作家既讲述个人小史，也讲述时代大史。埃尔诺的《岁月》以影集一般的记录方式，使静态的照片成为贯穿叙述者成长历程的时间浮标，串联起埃尔诺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潮涌动的人生旅程。
新西兰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教授Elspeth Tilley以“动荡、张力与技艺：女性创伤生命书写如何无伤害地实现创造性行动主义？”为题发言。她指出，写作本身即是创造性的行动主义，其目的在于超越它所关注的个人生活，从而对公众生活有所裨益。然而，创伤传记书写并不仅仅被视为一种愈伤的过程，寻求正义的目的始终伴随其中。在此意义上，创伤传记作者需要具有强烈的伦理和公义意识，需要平衡创伤写作与对读者的影响、生活细节的描述以及对广泛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关系。因此，将创伤研究的原则和创造性非虚构理论相结合，采用对女性有用的技巧，用不造成伤害的方式书写创伤具有深刻而独特的意义。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红薇的发言题目为“‘荒诞的效仿’：斯托帕德戏剧对传记叙事的再书写”。在她看来，没有哪个剧作家像当代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那样如此关注传记又质疑传记。这位出身捷克的英国剧作家，虽然曾在多个场合对传记和历史的真实性表示质疑，但他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拒绝历史。一方面，他坚持认为我们可以重访历史，却无法用传记复原历史；另一方面，他又沉迷于历史可能隐含的真相，在创作中追寻隐匿于遥远历史中的回声。他在“怪诞的效仿”中书写记忆叙述中的传记历史，借助捕捉到的史料构建历史语境，通过诗性的想象将这些碎片粘合为折射着历史真相的新形状，以另一种形式来“重构”更加真实的历史。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保杰专门论述了“美国拉美裔传记中的女性缺位和当代拉美裔女性文学的自我虚构策略”。她认为，在性别和种族政治的双重规训之下，拉美裔女性的经历形成传记文本受到相当的限制，女性人物在传记中的在场亦明显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拉美裔女性作家开始有意识地通过传记文学呈现族裔女性自我、主张女性权利，这在墨西哥裔移民传记和古巴裔流亡者传记中尤为突出；不少作家将自我经历和文学虚构结合，以传记小说的形式，讲述文化冲突下女性的勇气和成长。这种书写策略既实现了女性经历的文本化，又通过文学性虚构避免了女性自我的过度暴露。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熊明的发言题目为“刘向《列女传》与汉魏六朝女性传记书写范式”。他指出，纵观中国古代传记的历史生态，在性别政治视阈下，无论史传还是杂传，男性传记写作都占有绝对优势，但女性传记以一种独特姿态显示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是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所建立并形成的体例制度与价值视角，对后世女性传记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并波及小说、戏曲等其它文学题材，其文体意义与文学价值，值得持续深入挖掘和探讨。
针对“如何选择女性传记中的人生阶段与标志性时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锋在发言中指出，美国学者门德尔松提出的“人生文本”概念试图将个人生活体验注入到对经典作品的研究中；加拿大学者纳代尔则认为构成一部传记作品的“标志性时刻”必须是那些引发改变、造成后果的事件。他借用上述两个概念审视传记这一文类，并提出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应当格外关注作品中涉及传主的哪个人生阶段和哪些标志性时刻？通过门德尔松梳理的对人生阶段具有重要启示的七部经典小说和李欧梵提出的“人生文本”，证明了把小说和人生书写联系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透视传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莹以保罗·科埃略的作品《十一分钟》为例探讨了非虚构自述与传记小说之间的界限。她认为，非虚构自述与传记小说并非截然二分，二者均是在书写个体经验的同时，探索真实与虚构的文学形式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在《十一分钟》这一长篇小说的叙事空间中，科埃略将一位妓女的非虚构自述转化为多维度的传记小说，呈现了一个作者、社会、风俗、制度、阶级、移民和种族等各种思想角力的战场，凸显了女性自我命运的选择，在非虚构与传记小说的张力之下营造了一部兼具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女子图鉴和民族志。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张雯以“拨弄情感的琴弦：论珍妮特·霍瓦特《大提琴仍在歌唱》中的犹太大屠杀记忆之场和记忆共同体”为题，分析了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个人苦难经验如何经历遗忘与回忆、接受与传承，进入公共领域并最终融入家族和民族集体记忆。她认为，在集体记忆的形塑过程中，不仅情感本身至关重要，音乐也成为情感的外在表达形式。演奏音乐更是成为超越表达的情感操演，在幸存者后代中引发了他们与其父辈之间的深刻共鸣，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跨代创伤记忆传承的实践。这意味着我们在讨论大屠杀记忆共同体的形成时，除“有言”的见证者共同体外，还可以包括通过表达与传递“无言的情感”而形成的音乐观演共同体。
挖掘女性传记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
此次会议共设立5个平行分会场，参会代表围绕“女性传记的互文性研究”“女性传记中的形象研究及人物考证”“女性传记的影视化研究”“女性传记的叙事研究”“女性传记的生命史与生命书写研究”“族裔女性传记研究”“女性自传类作品研究”“中国女性传记研究”“女性传记的真实与虚构研究”“女性传记中的其他跨界研究”十个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从多领域、多角度审视中外传记文学的生成动因、创作机制、发展趋势等重要问题，以期挖掘女性传记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推动传记文学研究的高质量、多元化发展。
本届年会还特别设立了河南传记作家论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海燕、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雄、河南日报三门峡分社青青、河南省文学院作家赵瑜、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孔庆茂，在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和阅读体验的基础上，就女性传记叙事的难点和可能性、写实与想象的界限、女性身份对传记写作的意义、女性近身视角的优势等话题与参会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传记作家论坛使创作者和研究者实现了面对面交流，在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架设了有效沟通的桥梁。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高晓玲主持闭幕式，各平行会场代表就分组研讨情况进行了汇报。在总结发言中，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莉以“温度”为关键词，肯定了本届年会诸多议题对于女性生命体验和生存境况充满“温度”的关怀和体察。高晓玲对年会各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及各位与会嘉宾的出席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由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跨文化对话》杂志、《名人传记》杂志、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筹委会等单位联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