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天下叫九号楼的一定很多。

可在我的心中却只有一个。

在离开它的许多夜里，我曾多次做过噩梦，要么是看到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模样的人，正指着它说，临着金水河岸，又在二环以内，真是个好地方啊。要么是它正在一群挖掘机的巨臂挥舞下轰然倒下。

噩梦醒来，茫然若失。有一次还当了真，竟披衣挑灯，急煞煞地要给郑州大学的校长上书，直到写不下去了，才真正醒来，颇笑自己的“神经蛋”。

可我真的希望，它能象在我心中一样地永久

屹立。

由于那里有着我的大学时光和难忘的青春。

02

1989年9月13日，我拿着郑州大学录取通知书，有生第一次到了郑州，第一次踏入了大学校门。

可眼前的宿舍楼却一下子抹去了我之前对大学生活的所有美好想象。

这所楼就叫九号楼。

本来我高中是想学理科的，可阴差阳错上了文科，结果到郑大后更是后悔，没想到文科校区比起金水河对岸的理科校区，竟是那么小，象个跟在理科大哥身后营养不良的小弟弟。

文科就文科吧，本来高考志愿报的是当时热门专业经济法，录取时却又被调剂成了中文，看看宿舍楼更是恼人，经济法学生住的十二号楼是新盖的，一色的水刷石外粉，窗明几净，而中文系住的九号楼呢，是那样的老而丑，破旧的红砖外表，里边比老家煤矿上的职工宿舍楼好不到那里去。

具体到自己的宿舍“331”，更是九号楼中极品中的极品了。门是正对着上上下下楼梯的，左隔壁还是水房和厕所。

登斯楼也，进得宿舍，再看看我们这些农村子弟们刚从老家背来的花花绿绿的铺盖，这哪里是大学啊?简直就是难民营!

03

但有时候命运是用来服从的，且服从着服从着，就渐渐认了爱了，直到浑然不觉不能自拔。

我不能因怨憎九号楼而调了专业，就只能硬着头皮相处。

我先得到了几个高年级老乡的安慰。

他们有中文系的，新闻系的，还有政治系历史系的，全住在九号楼上。其中八七级中文系的最多，一共七个。他们纷纷来看望我，帮我做各样的事情，目讲些似平已是大学“老油条”的话，他们打开了我的新生活。

他们也大都从农村来，但身上已少了农民子弟的样子。有的穿着大同路服装批发市场上买的图案夸张的文化衫，有的头发极长，有的则剃个秃瓢，看上去有流氓的外形，但举止又充得很象“竹林七贤”。

他们在宿舍里，有的捧本北岛、舒婷或者顾城的朦胧诗选看:有的坐在上铺，抱个破木吉它，伴着弦音，嘴里或吼或哼，吼的必然是齐秦的《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哼的又必然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有的则戴副老学究的眼镜，周吴郑王地坐在小方桌前，练着颜筋柳骨的大字。

这些对初来乍到的我来说，都成了快速脱去“老土”的良方，我开始暗暗模仿起来，我也买了朦胧诗选，我也练起柳公权的玄秘塔，本来也要买个吉它的，一问三百多，只好咬咬牙买了个五块多钱的劣质笛子，一吹，同宿舍的哥们说，不错，PP--象汽车

上倒车时装的配音。

除此之外，我甚至羡慕他们满屋的脚臭和凌乱的床铺，心想这大概就是放浪形骸，“魏晋风流”。暗自感叹道:乖乖，还怪讲究哩。于是，也故意地把自己的铺盖不叠得那么整齐。

别说，还真见效，一月后到别校串游，多天不见的高中同学说，你变得好快啊，真象中文系出来的，咳嗽都带着文艺腔。

当然，这时候我再看九号楼时，已是“相看两不厌”，和自己一样的有了“魏晋风骨”。

04

说到九号楼，我老想起张爱玲的那句话:“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

是的，虽然九号楼并不华丽，但对于曾经在里面生活过的人们来说，它确实象个大大的袍子，并且里面确曾有着无数个咬食过我们青春的“虱子”。

比如在九号楼里，我们首先遇到了友谊这只“虱子”。

许多如我一样从农村来的孩子，大多是第一次来到郑州这样的大地方，也是第一次要与这么多陌生人生活在一起。这里产生的友谊有点像包办婚姻，甚至比包办婚姻还要狠，由于学校也不知每个人的性格与习惯，尽管地八人一个屋的分配，过也是这，不过也是这。

就我同室的几位兄弟来说吧，这个说话像放炮，那个有点娘娘腔，这个灯熄了总要洗了屁股才能睡，那个半夜里鼾声像打雷。此情此景，才进去时我真的心怯，担心自己能不能与他们一起和和顺顺的生活四年。可谁想不到半个月，八个人便不分彼此了，对看不惯的也不再绷着了，这个说第一眼看见某某时觉得如何的可憎，那个说谁谁谁的脚臭是上等的急救药，总之，所有人的优点缺点都在说笑中变得轻描淡写。四年下来，虽然各自还保持着“臭毛病”，但已注定彼此都已成为了可托终生的朋友。

还比如在九号楼里，青春时光可以自由地挥霍。

大学时光在人生中可谓特别，既不象高中时什么都被学校管着，发型、服装，甚至屙尿都是不自由的。也不象出社会到了单位，别说各种制度规矩，就复杂的人际关系，都会让你噤若寒蝉。而当年在九号楼里，大把的时光任你支配，你可以睡大觉睡得天老地荒，只要考试不挂科就行；你也可以几个人围在一块儿“斗地主”，把白纸条贴满一脸；你还可以组织或参加个什么社团，唱个歌跳个舞，或者写首诗练个书法什么的；当然你也可以当学霸，背着书包提个暖瓶到八角楼的阶梯教室自习去，可我们中文系的，即使想当学霸，似乎也大可不必去图书馆和教室，由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一般就是读名著，你完全可以躺在床上完成。

而我才去时，连名著也不想读，最爱的却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一天能看好几本，看累了，大概是青春荷尔蒙的作用，也穿插着看些郑大南门桃源路上出租的黄色小说。不过，当我从八七级老乡那里借看了一本《金瓶梅》“删节本”后，就再不看那些粗制滥造的“地摊货”了。

那本书不是一般意义的“删节本”，而是把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金瓶梅》删掉的那一部分，有好事者抄到了一块儿。我从老乡那里得到这本书后，一页没看下来，便叹服得五体投地。先不说一段段性描写，一样样性工具，看得我心惊肉跳，血脉喷张，紧要处有点儿上不来气儿。更让我佩服的是这本在我过去的世界观里全是隐秘的甚至肮脏的东西，到了作者笔下，竟写得字字香艳，句句文雅。这本书对我有着十足的意义，它不仅在我青春期雄性荷尔蒙爆表时，给了我适时的性启蒙，而且让我有点开始喜欢上本不想上的中文了。由于它让我第一次明白，世上许多事直接说出来是很没意思的，比如阿Q那句“吴妈，我要和你困觉”，实在令人生厌，可要想说得“曲径通幽”，最好是学中文。

还比如在九号楼，大部分人都经历了爱情。

在这里四年，你会不时地听到遇到千姿百态的爱情实例，九号楼男生最爱去的当然是女生住的八号楼，学校似乎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安排在八号楼上的管理员阿姨也特别凶恶，基本能做到“一'妇’当关，万夫莫开”。可爱情的力量也是巨大的，许多男生会想尽各种办法混进去，有扮演从老家不远万里来探亲的，有说是班干部收生活费的，还有抹了口红男扮女装的等等，奇招倍出，不一而足，防不胜防。

写到此，一定会有人问我的经历。说实话，在大学里还真没有爱过谁，不是不愿爱，是自卑到不敢爱。不过坦白讲，青春季嘛，每个人都会有爱情光顾，只是表现形式各有不同罢了。我的初恋发生在高中，是属于单相思型的，我知道自己爱她，同时又很理智地认为自己是不配爱她的，所以只把她深深的埋在心里，最多有时实在发狂，就偷偷在日记中写上几句肉麻的话，当然，这一切对方毫无知觉。

如果非要讲一讲在九号楼里发生在我身上的爱情，那就是以替别人写情书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初恋总结和渲泻。有一天夜里，一个数学系的老乡很郑重的请我吃了九号楼外、金水河沿上馄饨之后，说他爱上一个女生，想让我这个中文系的替他写一封求爱信。

吃人家嘴短，吐出来已晚，我只好认了。可怎么写呢?当我在床头苦苦构思时，渐渐地，我暗恋的那位高中同学的形象开始频频在脑海浮现，好吧，就全当自己写求爱信呢。然后思绪一下子就打开了，转眼间，洋洋洒洒几千言，十七页稿纸写完，还觉得巾短情长，意犹未尽。

最后，我的老乡也因这封信追到了心爱的女生，因此他又在老地方请我吃了一顿水煮方便面(我特别喜欢里面的几丝紫菜、几尾虾米，几滴香油)，外加一小碟花生米和两瓶啤酒。

我也清楚地记得，那晚上我人生第一次喝醉了，我和老乡到金水河对岸的杨树林里，仰面八叉地躺在草地上，在时哭时笑的醉语中，给他说了那封求爱信背后的我的故事。不说了吧，在九号楼里，还有太多人生的第一次，也还有太多咬食青春的“虱子”，挤破哪一个，都会乱冒傻气。如今，我对这些“虱子”一直是矛盾的，迟一段不挤，想得慌，可真挤破了，又会生几多伤感。

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那句话:“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我也终于理解鲁迅当时的心情了。

05

大学四年，匆匆而过。

当年我们毕业那会儿，别说手机，大多家里连固定电话都没有的，工作也还没有着落，转眼要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遇上，于是，那时最流行的离别方式不是互留电话号码和加微信，而是买本《毕业纪念册》，在同学间互相传签一下，彼此留张照片，写几句话，以示纪念。

为写九号楼，我又翻箱倒柜，拿出当年自己的毕业纪念册，一页页翻过，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再现眼前，从留言中，更能看出当年各位的性情，有的意气风发，工作自然有了着落；有的则情绪不佳，要么是工作还无头绪，要么是要与恋人因毕业从此断了；还有的装着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写些不咸不淡的玩笑话，其实却正反映出他当时骨子里的痛苦与落寞。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我的四年上铺“卢大侠”，平时大大咧咧的他，在纪念册上，没有贴他的照片，只写下：

“阿昌，四年了，我一直睡在你的上铺，你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每次你回家，我就有一种浓重的失落感，而今这种失落感就要永远在我的心上了，来日遥遥，好之为之。”

哥们儿，好在我们后来离的不远，好在如今通讯这么发达，我们常常联系，多有相逢，虽然当年的失落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浓重，但今天读之，仍让我眼角湿润。

说到底，九号楼里关于友谊的这只“虱子”咬人最疼，喝血最多。

06

转眼，离开九号楼已经二十五年了。

前几天，接同学们通知，说今年“五一”组织郑大八九级中文系的同学们举行二十五周年返校活动。按日程安排，大部分活动还在郑大老校区进行，九号楼自然是躲不过去的。

如今，九号楼可能已不认得我们了。但我想，不管飞得多高，飞得多远，不管是坐在庙堂打着官腔，还是活在乡野疲干生活，从这里走出去的兄弟都无法否认，九号楼里的你，才是最真实的自己。

不信？届时在九号楼前相见，如果有哪位还装得牛逼哄哄的，一定会有人替九号楼骂你：

“哥们儿，看你那鳖样儿！"

本文作者张国昌校友已于2020年逝世，谨以此文对张国昌校友表示深切怀念和纪念！

校友简介

张国昌，登封人，1970年生，199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南省地方铁路局登封地铁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笔名赵呆子，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歌、小说等。在各种媒体刊发表作品300余篇，获各类征文、大赛奖数十次，有多篇作品入选各种选本。另长期致力嵩山文化研究，主编《嵩山古诗词》，华夏文明探源工程《大嵩山》撰稿人之一，公开发表有关嵩山文化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