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档案史家王金玉先生的一个约定
秋石
正是清明，除了祭奠一脉相承的先辈，我们也格外缅怀学术前贤。彦昌教授嘱我围绕王金玉先生那封有关中国档案史研究的书信手稿做些回忆和梳理，我想这既是对前辈学者最好的纪念，也一定对当下的中国档案史研究甚至整个档案学都有意义。
王金玉教授虽然已离开我们多年了，然而我与先生的约定却犹言在耳。影集里有我俩戴军帽的镜前合影，书架上有他的《宋代档案管理研究》和《王金玉档案学论著》，档案盒里有他给我的来信，还有先生亲笔写下的新年祝福。
秋石与王金玉教授合影
（1996年9月4日 北京 王先生的一位将军同学摄影）
我与王金玉先生的忘年之交始于1995年北京昌平，那是国家档案局关于国际档案大会的一个专业准备活动。先生是郑州大学教授，当时在文博学院档案专业。一年后，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京召开，我俩正好被安排在同一宾馆的同一间宿舍。先生身材魁梧，健谈而风趣。彻夜倾听，先生在专业上的执着和成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他虽醉心于古籍文献，对新事物的兴趣和开朗却远非一般人所能及，更难得的是，他并不计较别人如何评价。记得开幕式前夕在国际会议中心广场有一个露天舞会，集中了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不同肤色，各种语言，俨然真正的地球村。先生虽年近花甲，却激情满怀，自然潇洒率性地舞动穿梭于人群之中，他高大的身影那样俊朗，他热情、放松却又显然少有跳舞经验的夸张动作，吸引着周围的每个人，更让作为小辈的我感到自己竟是那样的扭捏和局促。先生鼓励我大胆表现，开心参与，说交流学术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才好。于是，我在第二天的中华民族园晚会上便抖着胆子融入了狂欢的人群。不料，先生当晚出了点状况。半夜时分，他的高血压突然犯了，我慌乱中通过会务组找到医生施以抢救，总算有惊无险。这件事先生还特意写进一篇回忆文章，后来收录在《王金玉档案学论著》1中，为此王星光教授专门给我寄来这本书。
王金玉教授
我大约是有些老人缘的。从昌平初见到国际档案大会，王金玉先生似乎对我印象不错。国际档案大会期间我们一老一少就专业的事多有交流，还商量着联名向大会提交简短提问。与外国代表有限的交流我俩也是一起同行。还记得与日本人交流时，当他得知日本也曾以“千字文”编号档案的时候，他的那种骄傲和开心的神情。晚上，先生给我仔细讲到他是如何发现“千丈架阁法”之误并为此作细致的考证，然后将结论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他对中国档案管理传统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也深刻地影响到我的学术生涯。
王金玉教授与日本学者合影
（1996年，秋石摄影）
大约时隔一年吧，有一天先生突然打来电话，说是他人已在武汉，想代表《档案管理》与我讨论讨论。这就要说到之前的一件事儿。那时《档案管理》杂志聘请特约撰稿人，先生便力荐了我。我也立马以这身份在该刊发表了朱士嘉先生40年代在美档案馆经历的文章2，后被《湖北方志》全文转载。先生对此十分满意，这次便专门替杂志社给我带来了聘书。记得当时在中南大酒店，在坐的还有武汉大学刘家真教授。后来，先生前往九江开会再次路过武汉，又特意带给我二十本刚出的《宋代档案管理研究》。这次见面，聊得最多的，是能否共同作些中国档案史的专题研究并谋划之后的系统整合。
1997年12月23日，收到王金玉先生寄来的新年明信片，说 “武汉会面，至今难忘”，而且特别提示我“约定之事，一定尽心”。这“约定之事”，便是指我们在中国档案史研究方面的合作意向。
1998年2月24日，王金玉先生非常郑重地写来一封信，就他刚刚写完的一篇文章与我商议。内容如下：
兆刿同志：
您好！
寒假之中，撰《中国档案史研究》一文，发表对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难点和方法的意见，想与你商榷。如果你也赞同，并补充资料，修改观点，我们可以联合在《档案学研究》上发表。
论文大概是：
一、缺憾：（一）观点保守，过低估价古代档案工作水平。（二）方向偏离，将文书史内容过多拉进档案史中。（三）无紧迫感，对一些重大课题冷漠待之。
二、难点：（一）档案词源研究。（二）档案馆史研究。（三）档案职官研究。（四）档案法规研究。（五）传统档案工作原则研究。（六）古代档案学研究。
三、方法：（一）苦寻史料。（二）紧抓特点。（三）细辨特色。呵护历史真实面貌。
全文5000字。尚有不少待修改处。
如有机会，我可以前往贵校与你商榷，为写好这篇虎年第一吼论文打下基础。两校联手，就更有力量。不知意下如何？
祝万事如意
王金玉
1998年2月14日
从我至今保存的划改很乱的回信底稿中看到，当时收信之际正是新年将近，而我因忙于给成教生上课出差在外，没能及时给先生回信。在迟复的信件中，我对先生在中国档案史研究方面的看法表示完全赞同，并针对先生的大纲，提了些不成熟的补充意见：
一、缺憾：（1）在观点保守中，其实除对古代的低估以外，对近代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档案工作专门化、规范化也没有恰当的梳理和评价。我想就中国档案史整体而言，近现代也应有一定覆盖。（2）方向偏离中，文书史内容过多拉进档案史的确是主要倾向，但同时也存在图档不分的情况。（3）没有人或者没有更多人立志对从古至今的档案工作进行深入考察或专题研究，对重大突破性研究，学术界缺乏足够的重视。（4）有不少的空白需要填补，譬如中外档案交往史、档案分类与原则的移植、档案编纂机构与档案编纂史研究3、古代近代档案思想研究等。
二、难点：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三、方法上：除先生强调的“苦寻史料”外，（１）要高度认识中国档案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档案史研究是中国档案学术的基础，中国古代档案管理样式看似与今之电子文件格格不入，而实际不过为载体之一种或实用技术而已。电子文件管理的发展也会有其历史，因此强调中国档案史的研究与新形式其实并无矛盾。档案工作的古代近代传统包括其原则和精神，是新世纪档案工作的宝贵思想财富。（２）为繁荣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国家学会等组织应从学术上作整体之布署，应视研究者不同优势，组织对重点、难点进行攻关。
收到我的复信以后，王金玉教授专门打来电话，他表扬我对近代和档案思想方面的重视，鼓励我就近代方面多作深入，并称古代近代如此同时深入非常值得合作。我则强调自己对档案史研究实属刚刚起步，学术资历太浅，万不敢在论文上与先生联名。于是，先生便以《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与出路》独立发表了其中的主要观点，在直呈缺憾的同时，强调了“深入开展中国档案专题史研究”的重要性，还特别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4。
1998年初，在《我国档案工作早期学欧美及其意义》5发表之后，接到著名档案学家陈兆祦教授电话，他询问我文中资料从何处来，我说是从北大图书馆和人民大学旧资料库中来。之后又接到王金玉先生来信，信中再次提到我们的合作，并随信给我寄来近代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在国外介绍后湖黄册库的文章复印件：
兆刿同志：您好！
读了您在《档案学研究》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近代欧美的材料仍需要进一步发掘。现将王重民先生的一篇文章寄去，请参考。记得去年北京大学学报上还有傅振伦先生的短文，我手头查不出，可在您校查找之。
我仍集中在古代部分进行点研究，近代是您的强项，希望我们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在档案史研究上深入一步。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可以考虑新编一本中国档案史。
祝好！
王金玉
1998年6月25日
在这封信中，王金玉先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目标——新编一本中国档案事业史，约定他写古代部分，我写近代部分。现在看来，先生的这种高度和清晰的计划，对我当时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我也因此潜心于近代档案事业史的挖掘，尤其是中国档案管理如何学西方，最早的海外文献搜集是什么时候，哪些近代学者高度重视档案价值，档案与近世史学的结合等等，而那些关于中国古代档案传统的考据、评估和思考，也更多是着眼于近代档案问题的考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档案双元价值观”。
1998年12月新年到来之际，我与先生互致问候，他在明信片中工整地写着“新年快乐！友谊常存！”这其间我们时有电话联络，譬如我就《明实录》的有关记载向他咨询，他也告诉我一些关于傅振伦先生的资料线索。
2000年12月底，又是新年将近，我们再次互致祝福。2001年，当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6资助后，先生还特别向我电话表示了祝贺。
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年，王金玉先生突然离开了我们！接到王星光教授从郑州打来的电话，我找出先生的信稿在书房里呆坐了很久。
2003年，我在《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后记中表示了对先生的怀念。事实上，书中有关中国古代档案管理传统、档案词源和近代档案思想等方面的研究，都与先生的敦促和鼓励不无关系。
……
这些年，彦昌教授一直致力于档案史研究并有心在档案学术史方面作系统的贡献，他说非常遗憾没有机会识得王先生。比起他，我自然是太幸运了。王金玉先生的《宋代档案管理研究》此刻就在我的手边，他伏案写作时的照片还是那样和蔼，还有他一笔不苟的签名。记得当时我希望他给每本书都签上名字，他说：“中”。除分送我的同事之外，每年上课的时候，我都会拿两本奖给学习优秀的弟子。无疑，这成了他们珍贵的收藏。
注：
1.王金玉.王金玉档案学论著[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382.
2.覃兆刿.学习和介绍西方档案学的先驱——方志学家朱士嘉与档案事业[J].档案管理，1997（1）.
3.记得后来电话中，本人特别提到可以对类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诏令奏议”类编纂思想进行研究等。
4.王金玉：《中国档案史研究的缺憾与出路》，《档案学研究》1998年第4期.
5.覃兆刿：《我国档案工作早期学欧美及其意义》《档案学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6.指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批准号：01BTQ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