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任弼时在电台侦察和电讯保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延安时期，他都非常重视机要保密工作。在他的领导和关心下，部队机要和电讯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为作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亲自指导技术侦察

红军时期，任弼时就非常注重无线电通信。1933年4月，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任弼时调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他赴任时，特意携带了一部电台，同行的还有电台工作人员江文等人。

1933年6月上旬，任弼时一行抵达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县城。由于远离中央苏区，他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尤其注重发挥电讯侦察作用。

任弼时

任弼时亲自指导技术侦察工作，是一位专家型领导。针对当时敌情，他要求江文等电台工作人员先把“围剿”湘赣苏区的敌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进攻湘赣的主力第一纵队刘建绪及其所属6个师的电台联络情况搞清楚。尤其叮嘱要把他们的往来电报收下来，还要搞清电报是由谁发给谁的。

待这些工作完成后，他又同江文等人一起研究密码破译问题。在任弼时的正确指导下，电讯工作人员很快就破译了敌人的一种密码，掌握了大量情报。

“小电台”发挥大作用

1934年初，国民党军围攻中央苏区。任弼时决定严密侦察周围敌人的动向，并伺机在运动中歼敌。大战来临之际，他更加重视电台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4年4月4日，电台及时破译了湘军第15师师长王东原与刘建绪的来往电报。任弼时等果断决定，将红十八师、红十七师秘密部署在沙市附近山地，形成伏击圈。最终激战两个多小时后，红军全歼王东原部第43旅，俘敌1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并活捉旅长侯鹏飞。

在其后的作战中，任弼时更加重视电台侦察的作用。比如，在湘赣苏区时，他还设置了专门的技术侦察台，也称“小电台”，日夜不停地监听、破译敌人情报。

1935年初，蒋介石命令何键、徐源泉（时任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围攻湘鄂川黔苏区。1月下旬，他们集中11个师又4个旅，共计11万兵力，分六路向湘鄂川黔苏区分进合击。面对强敌来袭，任弼时利用“小电台”及时掌握情报，仅1935年1月11日至31日，就先后六次致电中革军委，详细报告了侦获的国民党军“进剿”“协剿”计划。

红军使用过的无线电台（复制品）

对于那一时期的作战，江文曾经回忆说：“湘鄂川黔无线电侦察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龙家寨、陈家河、桃子溪和忠堡歼灭战等，也都是在无线电侦察中获得情报，打了胜仗。”

其中，比较典型的属忠堡歼灭战。1935年6月11日，任弼时通过电台获悉了敌情，包括敌人的行动路线、行军序列以及途中休息地点等。对此，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当机立断，率领主力部队深夜出动，分两路急行军赶往忠堡，截击敌人。最终，他们先敌1小时赶到忠堡地区，等到敌人进入伏击地域后即发起攻击，取得歼敌1个师部、1个旅、1个特务营，重创其余6个团的战绩。对此，贺龙无比欣喜地说：“一个电台比一个团还强。”

在陕北抓电讯工作

在陕北时期，任弼时一如既往地“把电台当宝贝”。1940年3月，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来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的两套机要密码、一个电台呼号和一批通信器材。根据中央的意见，为了加强延安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任弼时着手筹建一个专门的电讯机构（负责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

为了确保安全和方便工作，任弼时将农村工作部设在延安靠近中央警卫团驻地的小砭沟一带，并且抽调了精兵强将——吴德峰任部长，帅孟奇任副部长负责电台日常工作。经过多次调试确认后，农村工作部于1940年11月正式收发报文。因为是保障毛泽东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专用电台，电报内容十分重要，保密要求也更为严格。

这一时期，凡是从国际发来的绝密电报以及 “万万火急”电报，都由任弼时亲自翻译。毛泽东的发电译成俄文后，也都经过任弼时校核定稿，然后拍发。为了方便工作，任弼时还把住所从蓝家坪搬到杨家岭，以随时和毛泽东联系协商工作。

杨家岭革命旧址

这样的电信联络，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1944年，农村工作部亦被撤销。其间，任弼时在挑选干部、行政管理、解决技术难题以保证通信畅通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和精力。但是，他的这些贡献却鲜为人知。

对此，师哲在回忆录中曾经说：“任弼时轻易不同别人谈及这方面的工作，一是因为弼时从不炫耀自己，二是他善于保密，这项工作是极端机密的。”

本文原载于“保密观”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Usa3tyra77u7vAHAZlxQ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