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耳斯·玻尔（Niles Bohr，1885-1962）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在1913年所创立的原子结构理论奠定了现代物质结构理论的基础，发展了量子论，并因此荣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于1921年创办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培养了大量杰出的量子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兴起时期曾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活跃的物理学中心。他于1927年提出的互补性观点以及从1927年到40年代末他同爱因斯坦有关量子力学诠释的大论战对当代的物理学和哲学都有深远的影响。1936年他提出原子核的“液滴模型”，曾经成为当时人们理解原子核反应并探索大规模释放核能的途径的可用的理论指导。二次大战期间他在美国参加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发展起来的量子理论为核能利用、激光、半导体等新兴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一生爱好和平，崇尚民主，反对侵略，反对独裁。从30年代到40年代初，他曾为营救、协助受纳粹迫害的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工作。二次大战后，他大力呼吁和平，反对核军备竞赛，提出了开放世界的理想。他一贯对中国人民极为友好。
一、1920—1937年，从中国学者开始介绍玻尔到他1937年访问中国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就开始介绍玻尔的工作，例如：周昌寿在1920年在《学艺》杂志第3卷第3、4期上发表的“光波诱电论”，1921年在《东方杂志》第18卷第3期上发表的“量子说的梗概”等。
周培源是第一个到玻尔研究所访问的中国物理学家。1928年秋，周培源到德国莱比锡，在海森伯（W. Heisenberg）领导下工作。1929年上半年至秋，应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泡利（W. Pauli）教授之约从事量子力学研究。由海森伯或泡利推荐，周培源于1929年4月到哥本哈根，参加了玻尔召集的会议，会见了当时很多知名的物理学家。
1937年初，尼耳斯·玻尔与夫人玛格丽特和儿子汉斯·玻尔访问美国。2月初，当时在美国的周培源受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委托，邀请玻尔访华。2月27日，北平清华大学吴有训教授致电玻尔（美国加州伯克利转），邀请他顺访北平。3月11日，吴有训又致电玻尔，邀请他访问中国。3月27日，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领导人蔡元培、李书华、蒋梦麟、梅贻琦、罗家伦、孙洪芬联合发出正式邀请信，请玻尔访华。4月10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吴有训再次致函玻尔，邀请他访华。
1937年4月30日玻尔给吴有训回信，感谢来自中国大学和科学机构的邀请，并告知将于5月20日到达上海，在中国逗留两三个星期。在中国讲演的题目是“原子核”和“原子物理中的因果性”。5月7日，玻尔又致函吴有训，信中说收到了浙江大学的邀请，所以想把杭州之行纳入他在中国的旅行日程之中。5月7日吴有训回复玻尔，寄上玻尔在中国旅行的日程草案，征求他的同意。
1937年5月20日（星期天）下午4时，玻尔偕夫人及儿子汉斯·玻尔乘客轮抵达上海，受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及上海科学界著名人士的热烈欢迎。下榻花园饭店。
5月21日上午10时，丁燮林陪同玻尔父子参观物理研究所。下午又陪玻尔到上海交通大学讲“原子核”。演讲后由交大校长黎照寰设茶点款待。晚7时，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和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在北四川路新亚酒楼联合宴请玻尔教授及夫人和公子。物理研究所顾静徽女士（她是中国第一位女物理学博士）在座。
5月22日上午10时，丁燮林、杨肇濂等陪同玻尔一家到上海市中心区参观。晚上，由中国物理学会、化学会及中国科学社设宴款待。
5月23日玻尔一家由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陪同，于8时25分乘火车赴杭州。12时30分到达杭州，受到物理系主任张绍忠教授、何增禄、束星北、王淦昌等物理学家的欢迎，下榻西泠饭店。下午游西湖。晚7时，竺可桢校长在大华饭店设宴招待。竺可桢因事未能出席，由一位哲学家（可能是郑晓沧）代表主持。
5月24日上午9时，胡刚复、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张绍宗、梅光迪夫人陪同玻尔一家游览了西湖、灵隐寺、龙井、九溪十八涧、六和塔等地。下午5时，玻尔在浙大文理学院作了题为“原子核”的讲演。讲演时间约一小时半，会议由竺可桢校长主持。胡刚复作简要介绍。
晚7时半，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后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曾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及夫人朱程佩芬在省府设宴款待玻尔夫妇及公子。应邀作陪的有竺可桢、程远帆夫妇、梅光迪夫妇、楼光来、胡刚复和郑晓沧。
在玻尔访问杭州期间，王淦昌与束星北和他讨论了许多物理问题。王淦昌曾问他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宇宙线中的簇射现象。玻尔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搞清楚了。这种现象是由电磁相互作用引起的。从1927年到1937年，玻尔和爱因斯坦已就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进行长达十年的争论，其间1927、1930、1935是三次高潮。在杭州，束星北直截了当地问玻尔对这场大论战持什么看法。玻尔直率地回答，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对的，而爱因斯坦的想法不对。40多年后对量子“纠缠态”的实验确认，证明玻尔确实是对的。
5月25日上午8时，玻尔一家乘火车去上海，何增禄、王淦昌、束星北陪送至长安站告别。玻尔一家在上海进午餐和晚餐，晚12时，坐火车去南京；丁燮林到车站与玻尔告别。
5月26日（星期三）早晨，玻尔一家到达南京。中央研究院秘书王毅候和国立中央大学周教授（可能是周同庆）到车站迎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5月24日就留下了一封欢迎信，说明因自己不在南京，为不能到车站欢迎您深感遗憾，并希望玻尔在南京的短暂停留愉快。
在南京期间，玻尔在中央大学科学馆作了题为“原子核”的讲演，在中央大学讲了“原子物理中的因果性”，游览了明孝陵和中山陵，参观了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出席了若干活动，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赵元任教授等进行了交流，并访问了金陵女子学院。
5月28日玻尔夫妇与公子于上午7时45分乘火车离开南京赴北平。
5月29日（星期六）下午1时55分，玻尔一行到达北平前门车站，受到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正之）、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树人）、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孙洪芬等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的热烈欢迎。下榻北京饭店501房间。下午游了北海公园。
5月30日上午9时，吴有训陪同玻尔夫妇与公子游了天坛，午餐后，又陪他们游览了故宫。晚7时，国立清华大学、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京大学联合宴请玻尔夫妇与公子，座设松公府北大教职员俱乐部。
5月31日，上午10时，北大饶毓泰教授陪同玻尔一家游览景山。下午3时，玻尔在北大理学院讲演厅作题为“原子核”的讲演。在讲演前，玻尔参观了北大物理实验室。在该室吴大猷、郑华炽等人做了研究拉曼效应的光谱实验，并在测量“苯”的光谱时发现了两条很相近的谱线，一条强度大，而一条却很弱。当玻尔看到光谱照片时，对我国物理学家能在当时条件下拍好需要几百小时的曝光时间才能拍下的照片表示十分赞赏。讲演以后在花园中饮茶喝咖啡。然后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夫妇以及中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等合影。
从6月1日到6月6日，玻尔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十三陵、长城等名胜古迹。在吴有训陪同下，参观了清华大学赵忠尧和霍秉权的实验室，在梅贻琦校长家中用餐。他还参观了北平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在北大理学院作有关“原子物理中的因果性”的讲演，参加了中国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举办的若干活动，与众多科学文化界人士曾昭抡、熊庆来、洪谦等进行了交流。
6月7日（星期一）上午10时，玻尔在北大又作一次非正式讲演并参加讨论，之后玻尔夫妇与公子一起被邀到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用午餐。晚上，玻尔一家乘火车去山海关，再转乘火车赴苏联。
在玻尔来华前在美国时，柯达胶卷公司送他一部小电影机和彩色电影胶卷（当时还是试用的非卖品）。玻尔在泸杭路的火车上，在杭州游览西湖、岳坟、灵隐寺时，在南京游览明陵和中山陵时，在北平游览十三陵时，拍了沿途风光。在北平还拍了用花轿迎亲的场面。特别珍贵的是，影片记录了浙江大学何增禄、王琻昌、束星北三教授在浙江长安车站翘首送别，依依不舍的情景。这可能是在中国拍摄的最早一部彩色电影（现存丹麦玻尔文献馆）。
在玻尔访问上海、杭州、南京、北平期间，上海《大公报》、杭州《东南日报》、南京《中央日报》、北平的《晨报》都有所报道。在玻尔离开中国以后，1937年7月1日出版的《学艺》杂志第16卷第3号，发表了戴运轨的“Bohr教授的讲演”和石延汉的“波尔（Niles Bohr）氏和量子论”两篇文章。戴运轨的文章称玻尔是“20世纪原子物理学的开拓者”，并介绍了玻尔在南京中央大学的两次讲演。石延汉的文章称玻尔是“世界今日最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玻尔离开北平后一个月，就发生了卢沟桥事件，中国进入了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3年国内战争。在此期间，玻尔与中国联系不多，有交往的仅有张宗燧（物理学家，哲学家张东荪的儿子）、胡宁（物理学家）、罗忠恕（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等几位学者。特别是张宗燧，他在玻尔研究所工作时间最长，与玻尔交往最久，和玻尔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人的友谊。
二、 1949－1977年，中国学者对玻尔的哲学观点的批判
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丹麦建交。玻尔曾要求他夫人代表他出席中国驻丹麦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表现出对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好。
在中国，1952年在毛泽东“诚心诚意学习苏联”的号召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举行了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的讨论，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诠释和玻尔的互补原理。8月，《科学通报》第3卷第8期刊载了三篇批判量子理论和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的译文。此后，大学中都采用苏联物理学家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学》教科书，讲授他的量子力学的“系综诠释”。
1956年10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号发表了“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提出要批判物理科学中的唯心主义，认为并协原理是对测不准关系的唯心的解释，认为苏联物理学家布洛欣采夫“在认识论上给各式各样的唯心论者，特别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并协原理（即互补原理）以毁灭性打击”。
从1957年到195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内部刊物）刊载了多篇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的译文。
可是，1956年12月28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仍通过丹麦驻华使馆，向玻尔发出了邀请他访华的信件。信中写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每当谈起您对现代物理学所作出的辉煌成就，无不表示尊敬和仰慕之意。”1957年2月14日，玻尔给郭沫若写了复信，表示“由于我在哥本哈根有些不容推辞的事情而不能去中国访问，因此我深感遗憾。”1957年3月23日（英文信为3月25日）郭沫若院长又致函玻尔，“希望能在另一个时候来”。
1960年吴有训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加英国皇家学会300周年庆典时遇见了玻尔。玻尔告诉吴有训说，在他的研究所中几乎有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就是没有中国的。希望中国能派学者去他的研究所。
1962年1月至10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冼鼎昌到玻尔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玻尔对他十分爱护。
1962年底，由于尼·玻尔的要求，他的四子奥格·玻尔（Aage Bohr，197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夫人玛丽塔来中国访问。据他告诉作者，他为了会见张宗燧，经多次要求，才得见面。
1962年11月18日，尼耳斯·玻尔突然逝世。当时，奥格·玻尔正在中国访问。奥格赶回丹麦后，11月24日为玻尔举行了葬礼。根据玻尔文献馆的档案，中国方面打去的唁电有：中国驻丹麦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惠民11月23日致玻尔夫人的唁电，11月19日冼鼎昌致玻尔夫人的唁电，11月24日张宗燧致电A. 玻尔的唁电，周培源11月24日致奥格的唁电。1月24日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致奥格的唁电，12月4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所长王天眷给奥格的悼念N. 玻尔逝世的慰问信。奥格·玻尔都一一写了答谢电。
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1期刊载了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文中提出了“哥本哈根之雾”，批评了互补原理。此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65年《红旗》第6期和《人民日报》5月31日发表了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一文，《红旗》杂志加了编者按，强调了“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在注释中批评了玻尔的互补观点。
文革期间，1969年下半年，上海市革委会给复旦大学卢鹤绂教授安排了工作，参加对量子论的大批判，要卢主要负责提供资料。据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布置的任务，是毛主席给的任务。因为毛泽东想在理论上超过列宁。卢鹤绂奉命写了《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察》，比较系统客观地介绍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和玻尔的互补哲学。
1975年12月，姚文元指挥的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编的《外国自然科学哲学摘译》1975年第4期发表了玻尔的“量子物理学和哲学（因果性和互补性）”一文，该刊在编者按中写道：玻尔的哲学思想是有一点变化，但他“想用互补原理来统一人类知识这个基本思想，却一点也没有变。真正变了的，倒是苏修物理学界和哲学界头面人物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态度。他们从伪装批判到热心捧场，硬是给玻尔的哲学思想挂上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招牌。这种变化正好揭示这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修正主义面目。”
1976年，北京师范大学量子力学小组在《自然科学争鸣》杂志第2期上发表“评苏修御用学者奥米里扬诺夫斯基的表演”一文，对奥米里扬诺夫斯基由批判玻尔和哥本哈根学派的“唯心主义观点”转变为肯定他们是“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1977年10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许良英去探望吴有训副院长。吴有训对许良英谈到了关于如何评价玻尔等物理学家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问题。他认为应该充分肯定这些物理学巨匠们的科学成就，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应当加以研究分析，不要只一味批判否定。吴有训认为N. 玻尔的确是一位品格高尚的科学家，并且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的友情，在评价这样的科学家时，切忌片面和简单化，而应慎重、全面和实事求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3年，奥格·玻尔再次访华。他在几个大城市讲学，并利用机会请求有关当局继续派遣中国学者到玻尔研究所进修和工作。这对中国物理学家是巨大的支持。从1963年到1975年，到玻尔研究所访问的中国学者有杨福家、卓益忠、张礼等12人。
在1949年后，与玻尔有过交往的中国物理学家大都在科研和教育部门工作，对新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有的，如吴有训、周培源还处于重要的领导岗位，如王淦昌参加了核武器的研制。但有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张宗燧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多次受到检查，过不了关，并导致他的夫人和他离婚；他在文革中被迫自杀。束星北、杨肇濂（中国物理学界的前辈，对物理学名词的审定有贡献）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束星北长期劳动，丧失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直到1979年改正后，才在海洋物理方面作出了贡献。饶毓泰也在文革中被迫自杀。人文学者罗忠恕在解放初送到人民大学，学习马列主义，以后长期从事英语教学，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在1979年以后，处境才有所改善。王天眷是留美的杰出物理学家，是激光发明者汤斯的博士生和合作者，对激光的发明和量子电子学、波谱学等都有贡献。他还是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共的老党员。他于1960年回国。因为被怀疑为美国特务，不能在北京工作，不能会见外国学者，包括奥格·玻尔和王天眷的老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直到1979年才承认他的党龄，1981年才调到北京工作。
三、1978—2012年，中国学者基本停止对玻尔哲学观点的批判，重新高度评价玻尔
1978年以后，中国学术界基本上停止了对玻尔的哲学观点和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的批判。
198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刊载了戈革的“N. 玻尔和哥本哈根精神”和 “N. 玻尔学术思想简介”二文，以及阎康年的“N. 玻尔在中国”一文。戈革在文中对过去在评价N. 玻尔时曾经发过一些过激之言和违心之论，作了纠正。
1985年10月7日，是玻尔诞辰100周年。中国科学界成立了由钱三强任主任，周光召任副主任的“玻尔诞辰百年纪念组织委员会”，11月1日，北京举行尼耳斯·玻尔诞辰100周年纪念会，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化学会、核学会、光学会、生物物理学会、核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学会和北京物理学会等主办单位致开幕词，指出：“尼耳斯·玻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他的组织与领导下，一代优秀物理学家集体地建立了描述微观世界规律的量子力学”，“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贡献，永远载入科学史册”。1986年4月出版的《物理》杂志第15卷第4期（纪念玻尔诞辰一百周年专刊）上发表了钱三强的开幕词和“纪念尼耳斯·玻尔100周年诞辰”的长文。周光召作了“哥本哈根精神的启示——纪念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诞辰100周年”的报告。
该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杂志出版了纪念玻尔的专辑，约请王淦昌撰写了“深厚的友谊，难忘的会见”一文，文中指出：“玻尔以他崇高的威望和为人的美德吸引了一批卓越的年轻人到自己的周围。正是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完成了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数学形式和‘哥本哈根解释’。然而玻尔那种高度创造性的深刻思想、敏锐和善于批判的精神始终为研究工作开辟着广阔的前景，指出正确的道路……可以这样说，一代英豪创造了量子力学，而玻尔是他们最杰出的领袖。”
在此期间，中国学术界和玻尔研究所的交往也大大增加了。从1979年到到1995年，到哥本哈根的玻尔理论物理研究所和玻尔文献馆访问的中国学者共有陈永寿、徐湛、曾谨言、于敏、戈革、范岱年等25人。还有3位中国学者参加了1985年9月和1989年5月由哥本哈根大学召开的纪念玻尔、呼吁建立开放世界的两次国际会议。
但是，1990年，何祚庥仍坚持对量子力学中“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主持召开了以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为主旨的第二届全国物理学哲学问题讨论会，在会上批评了宇宙学、粒子物理和量子力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其中也包括玻尔的哲学观点。他还在“现代物理学能为‘认识的主体论’提供科学基础吗？”一文中，把玻尔的两段话作为“国际物理学唯心主义思潮”的两个“实例”。对此，在1992—1993年，范岱年曾和他发生争论。200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祚庥的《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3大论战》一书，收录了他的有关论文。此后，对玻尔哲学观点的批判就停息了。
但是对于玻尔的哲学思想和互补原理的讨论始终没有止息。例如，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关洪写的《一代神话——哥本哈根学派》一书于2002年在武汉出版社出版。与许多人的见解不同，关洪在书中否定玻尔在发展量子力学中的重大作用，认为玻尔的互补原理、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对于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起到多少积极的作用，仍然坚持量子力学的系综诠释。而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桂起权和嘉应学院副教授沈健合著的《物理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则对玻学哲学思想作了比较全面、客观的探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石油大学的戈革教授。他在1963年开始参加翻译并批判玻尔的哲学著作。在文革以后，就开始认真研究、介绍玻尔和他的贡献，翻译玻尔的全集。从1986年到2001年，他独立翻译的《尼耳斯·玻尔集》第一卷到第十卷分别由北京的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和香港的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为此，丹麦女王马格丽特二世决定授予戈革丹麦国旗骑士勋章。授勋仪式于2001年6月5日在北京丹麦大使馆举行。2006年，《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一、十二卷在丹麦出版。戈革在该年7月才拿到样书。当时他的视力已大大衰退，他手持放大镜，阅读经过放大复印的原书，写出译文，再由他自己出资聘请的助手成燕录入计算机，到2007年6月中旬译出初稿。
2007年10月，《科学文化评论》第4卷第5期发表戈革写的“《尼耳斯·玻尔集》译后记”。他在文中指出，“尼耳斯·玻尔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可以和牛顿的地位相比。”“《尼耳斯·玻尔集》是20世纪中全世界出版过的所有书籍中最重要的（即意义最重大的）一种。”戈革没有等到《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一、十二卷中译本出版，在2007年12月19日就逝世了。这两卷书的出版，也几经周折，最后终于由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并同意将前十卷一起再版。这套巨著终于在2012年内出版了。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套《玻尔集》的翻译本。
1995年5月12日，由于戈革的努力，石油大学在北京昌平研究生院举行世界上第一个玻尔全身铜像落成仪式和玻尔文献室开幕仪式，丹麦驻华大使和玻尔的次子H. 玻尔应邀参加了典礼。铜像由雕塑家田跃民塑造。2010年，玻尔文献室由石油大学研究生院转移到清华大学图书馆，该年4月26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举行了玻尔文献室的开馆仪式。
今年是玻尔逝世50周年，而明年就是玻尔发表“论原子构造和分子构造”的伟大三部曲的100周年。中国从最早介绍玻尔的工作到现在也有90年了。从玻尔访问中国的1937年到现在也有75年了。
我的畏友许良英教授是研究爱因斯坦的专家，他认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我的畏友、研究玻尔的专家戈革不同意这个论断，他认为，只有玻尔，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可以和牛顿相比。其实，我认为爱因斯坦和玻尔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很难判断谁高谁低。因为他们的研究进路不同。爱因斯坦从狭义相对论到广义相对论（引力理论）到宇宙学，到统一场论。玻尔的进路是从量子论、原子物理，到量子力学、原子核物理、量子电动力学；他的后继者又进展到量子场论、量子色动力学、量子规范场论，这是20世纪物理学发展的主流。爱因斯坦喜欢独自研究，只带了少数助手；玻尔通过他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团结、带领了20世纪物理学的一代英豪，提出了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建立了它的数学形式体系，研讨了它的物理诠释，他的贡献确实是不下于爱因斯坦的。
（作者附注：本文所引文献、档案的出处和其他细节请参阅范岱年所写《尼耳斯·玻尔与中国——有关历史资料汇编》（上：1920-1949；下：1949-2012），《科学文化评论》第9卷，第2、3期，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