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进程中，文明自身的更新迭代决定了其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当代与前代的关系问题，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决定了其必然会面临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在这种文明体自身代际之间以及不同文明体之间碰撞、调适过程中，“古今中西之争”逐渐萌芽、发展并成为推动理论与实践前进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内蕴于“第二个结合”之中的古与今、中与西的辩证关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古今中西之争”的新时代解答与中国式破解。
“第二个结合”与古今之争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的结果就是要通过二者的相互成就，造就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从时间轴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视为“古”的突出代表，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可作为“今”这一范畴的鲜明标的，只有统筹把握好二者的辩证关系，才能以熔铸古今的文化成果形成古今之争的新时代解答。
正确认识“第二个结合”与古今之争的新时代彰显。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必然有其独特的历史特征。我们不能不顾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而生搬硬套地使用，也不能不顾当前社会实践的事实而照搬照抄地复刻，而是要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核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相异相悖，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使得经由马克思主义赋予时代内涵，并充分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新文化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从而以新时代鲜活的伟大实践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古今之争已然客观地内蕴于“第二个结合”之中，如何以“第二个结合”推动古今之争的新时代解答，也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应答的现实之问。
以“第二个结合”推动古今之争的新时代解答。要妥善处理古与今的辩证关系，尤其是要坚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根”与“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因此推动古今结合的创新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我们既要尊古不复古，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结合当下社会实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要守正不守旧，坚持让马克思主义之“矢”射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之“的”，从而指导实践、推动发展。在科学继承“古”、深刻把握“今”的基础上，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内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创新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前进。
“第二个结合”与中西之争
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基因密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造就了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把握好“第二个结合”内蕴的中与西的辩证关系，既要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文明之间的相异之处，又要善于发现二者——尤其是分别生成于两大不同文明生态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点，以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推动中西之争的中国式破解。
正确认识“第二个结合”与中西之争的中国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以及突出的和平性，这为我们科学认识中华文明，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中西方文明基因特性的不同，也造就了中西方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例如，在中华文明中人们对最高本体——“天”“道”或是其他代表物，始终都表达出深邃的哲学思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都始终表现出一种“无我”而“天地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追求。相比之下，西方文明整体表现出一种“天人二分”“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对待最高哲学本体，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其哲学所需要的一种逻辑设定。这种文明特性的差异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例如，西方以个体为中心的诺亚方舟传说与中国以集体、奉献为主题的女娲补天神话的差异；西方重视契约的理性规范和中国重视情感的德性标准的差异，等等。因而，在推动“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将产生于西方文明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与生长于中华文明生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然直面中西之争的问题，即如何实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二者相互融合，从而真正做到厘清差异、发现契合、实现创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中西之别”的划分，仅仅在空间维度上、在不同的文明生态背景的层面上才有意义，这些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现象所具有的科学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指导地位。
以“第二个结合”推动中西之争的中国式破解。要把握好中西方文明之别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发挥其引领作用，从而推动二者的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列举了很多事例：“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这种高度的契合性为二者结合，进而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提供了可能。因此，我们不仅要坚守住中华文化的立场，充分认识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客观差异，自觉自信地继承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个结合”中的指导地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的彼此契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鉴别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充分认识“中”、灵活运用“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实现两大文明智慧结晶的深度融合，创造出汇通中西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已然成为必须解答的现实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树立了光辉典范，提供了根本的思想指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政治保证。推动“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不偏离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其最终的价值旨归也在于服务于人民群众、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新的文化创新空间中，以马克思主义这一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为指导，全面挖掘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宝库，并用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为党的创新理论蓄能发力，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服务人民。同时，面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只有坚持党的领导，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所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能够抵御外来糟粕文化的侵袭，并发挥积极的引导效用，化被动为主动，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光辉时代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守正创新、推陈出新，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创造性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结晶和理论产物，也是坚持“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和时代范本，更是引领又一次思想解放、在新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
新时代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即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内蕴于“第二个结合”之中的古与今、中与西的辩证关系，进而创造属于时代、属于人民的新文化，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是坚定文化自信。要增强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使命感，挖掘、运用其中的智慧成果，同时要善于将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秉持开放包容。始终秉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积极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融的历史取向，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始终保持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和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动思路、话语、机制、形式上的创新，实现古与今的有机衔接、中与西的融会贯通。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