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受到一致好评。《概论》的出版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进入到新阶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标志。《概论》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体现，其中民族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为其书写提供了知识支撑。从上述三个学科的学术发展史上把握《概论》出版的重大意义，更能体现出其思想链条上的前后继承、创新发展关系。
一、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的史学传统
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依循“大一统”的思想，建构“源出于一、纵横迭加”“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近代以来，以民族来建国的民族国家思想传入后，中国历史学界在书写中凸显“中华民族”在历史叙述中的主体性。梁启超率先以中华民族为本体倡导“新史学”。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拟在古史建构突出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性；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更是新旧史学交替中的典范书写。其他以“中华民族史”冠名的同名著作也纷纷涌现。新中国成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叙述主线，中华民族整体性通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汉民族形成大讨论等话语表达出来。东北史学界的张博泉、孙进已等学者对中华民族一体性多有涉及。史式等学者对如何编纂一部中华民族史也多有倡议和实践。今天的《概论》是对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学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的继承和创新。一方面，讲清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如何形成。本书以共同性增长为历史主轴，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历史过程，注重自然生态对人类行为的规制，同样强调制度、思想、伦理等对历史脉络演变的影响，从整体上讲清楚了各个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同面相，同时探究差异性背后的原因。虽切割了不同历史时期，但其基本主线清晰可见。从殷周之变到隋唐盛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或自主建构时期；隋唐以后的辽宋金夏、元明清则表现为基本体系之上治理术的变化；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遭遇到文明危机，幸而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进入新纪元，引领新发展。另一方面，讲清楚了中华文明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不了解中华文明的演变史就读不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读不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搞不清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本书始终贯穿着文明视角，史前时期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就已隐约显现，秦汉以后中西方历史进入“大分流”，中华文明在“大一统”思想制度创新中表现出“合”的逻辑；西方文明则是在城邦政治基础之上体现为“分”的逻辑。历史起源极其相似，但在几千年演变中则分道扬镳，终到近代，中国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进入到世界之中国，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明优势在中西竞争中尽显颓势。书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世界上没有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不从文明自身出发，就理解不了文明体中的历史和人群的行为逻辑。我们今天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是顺应中华文明自己的历史逻辑，凸显文明主体性，也是21世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世界之最佳途径。
二、中国民族学族际关系互动研究的继承
民族学传入中国后，直接服务于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如何通过知识生产推动由天下体系转向民族国家体系、如何由臣民转向国民、如何构筑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诸民族学家们展开多方讨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南派”学人通过“礼失求诸野”的方式寻求历史文化一体性。他们在田野调查中注重文化相似性，同时辅之以历史文献，系统呈现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和现实。“燕京学派”试图通过社区调查方式认识解读中国，从单点研究到类型比较，整体中国的形象跃然而出。“清华学派”则以扎实的社会调查探讨如何实现边疆的现代化改革、如何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概论》则综合各方所长，从政治一体性的发展、经济生活的互补共生、文化的多元汇聚、社会的互嵌共融四个维度入手，讨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多方要素的相互采借，来呈现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在叙述视角上，“眼光向下”，以“人民性”为叙事原则，关注各族群众历史上的联系交往，将“人民”拉回到历史叙述的主线中。由此在资料使用上，诸多民俗资料、神话传说、文学艺术、经济交换、族群通婚等林林总总都作为史料得到充分展现，历史主题不再是制度变迁、王朝更迭、战争冲突，而是人民之间“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历史。同时，《概论》以中华民族整体为基本结构，将族际关系纳入到这一结构中进行展现，历史叙述不再是简单的是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而各民族之间的融聚发展，是由“小中原”走向“大中华”的历史进程。也只有把各民族放置在整体结构中，部分才能显示出其功能和价值，突破了以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弊。此外，《概论》中关于族群、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等内容，直接承袭于林耀华等的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国瑜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研究及新世纪以来“族群”“民族”的争论、民族政策大讨论等，也是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最新成果的展现。
三、政治学研究国家视角的凸显
政治学重点关注权力、制度、国家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立足于君主立宪和共和制的政治设计。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理念显示出强大动员组织力量，使得全世界各地区和各大文明体都纷纷效仿。对近代多灾多难的中国而言，所有上台的政治势力都要面临中华民族建设和中华现代国家建设的双重任务。国家这条主线是近代以来叙事的主轴，用国家力量推动民族建设，国家话语也必须要贯穿进与民族相关的所有叙述中。《概论》在这一点上处理得十分妥当。从清晚期开始，国家转型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先锋队与中华民族新选择、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等等，都是将国家建设置于基础要素，符合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十四讲中，首先论述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建设，把主权、人口、政权、领土四个基础要素分别论述，并分析了统一化的社会形态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各民族共同性增长的基本盘，其后论述中更加突出在整体的中华国家建设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不同阶段展现出的不同特征。这种将“国家”话语拉回到“民族”中的叙述手法，与传统民族工作史突出少数民族工作相比，更加符合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要求。同时，整个新中国以来的叙事有一个核心原则，即始终凸显民族政策的“人民”属性，这一属性与历史上各个王朝的“敬德保民”相互关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案例。
总之，《概论》的知识书写有着深刻的理论意涵，是学者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凸显自我意识的一次重要尝试。以《概论》为起点，陆续问世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等都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的有为之作，通过上述书系重构中华民族研究的话语体系，继而推动中国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范式转移，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