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其中，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安民利民的价值归宿、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脉与思想根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

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经过炎黄、尧舜禹时期和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再到秦统一六国，虽然也存在冲突和矛盾，但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同根同源的文化自觉，增进了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的精神基因。这种精神基因讲究求同存异、整合多元、凝聚共识，使得中华民族即使在最孱弱的时期也没有分崩离析，从而不断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孕育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与文化。《易经》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合”二字连用，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国语·郑语》还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是在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影响下，和谐与团结一直是民族交往的主流。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和合”之路、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和合”兼容、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和亲”之好、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以及大小和卓叛乱的“以战促和”……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以和合共生的伦理取向化解矛盾、消弭分歧，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绵延不绝的内生动力，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安民利民的价值归宿。安民利民，是历代为政者孜孜以求的政治夙愿。《尚书·大禹谟》记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西周的为政者提出“敬德保民”的主张。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创立者，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和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孟子·尽心下》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王制》说：“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到了汉代，贾谊在《新书·大政上》讲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要·论君道》中指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北宋思想家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讲到：“善政之要，惟在养民。”明代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臣》中讲到：“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可见，安民利民始终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价值归宿，民为邦本始终是中华民族高扬的价值取向。

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屈原在《九章·橘颂》中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些诗句彰显了诗人对故土家园的热爱。《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说，“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表达了离开父母之国的不舍。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在《抱朴子·广譬》中说，“烈士之爱国也如家”。明代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在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影响下，中华儿女历来心怀国家、心系民族，尤其是在抵御外敌之时，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迸发出不竭的力量，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勇向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它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中华儿女紧紧联系在一起，构筑起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钢铁长城，使得中华民族不管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还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都能屹立不倒、繁荣昌盛。

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具有“六和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自春秋以来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国家的统一，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正是这种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使得统一、融合、团结，始终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的根脉，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基因在多种维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