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烛还是太阳？——感悟高校女教师生存状态

李晓敏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过去说起教师这个职业，总是喜欢用“蜡烛”来比喻，赞美身为教师的人“照亮别人，燃烧自己”的高尚品德。这些年似乎这种说法不太流行了，可能也是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这其中隐藏的不恰当的导向。其实身为一个有着十年历史的高校女教师，我从心底里不愿意被人誉为“蜡烛”，因为我想要照亮别人，但是代价不是燃烧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扮演这么“悲催”的角色呢？我们想做太阳，温暖别人，也要绚烂自己！！
身为女教师，十年了，似乎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生活。按说谈起这个话题总是应该滔滔不绝的，但是反而觉得一时语塞，没有什么可说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内容对自己来说太熟悉太熟悉了，也许是其中有太多的感触让人心碎，难以言表。
在一次大型的学科论证会上，一个学生指着主席台上唯一的一位女性专家对坐在观众席中的我说：“老师，你以后就坐在她的位置上，努力啊！”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我不想坐在那里，那不是我的理想生活状态。”这的确是我的内心感受。但是反过来一想，一个现象很明显，可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觉得习以为常了。那就是坐在主席台上的男性永远比女性多得多（连三八妇女节都是如此）。在高校教师的群体中，女教师从数量上的确已经成为了很重要的一支力量，但是真正能够进入高校“核心集体”的女性却是凤毛麟角，稀缺的很。实际上在我们经常召开的学术会议中，无论是出席开幕式的领导还是正式会议中发言论证的专家，绝大多数是男性，他们的头上往往带着各种各样的头衔、光环。而那些大量的女教师都到哪里去了呢？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了在高校学术职业环境中性别隔离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壁垒阻碍了女性教学科研工作者前进的脚步呢？
我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在读博士的时候，我们历史专业的女生和男生的比例是相差不多的，可是等我到了工作岗位后，发现原来的那些女同学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历史学院现在教职工50多人，女性12人，其中5人是专职行政工作，1人是双肩挑，只有6人是专职教师。其实在我十年前刚来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专职的女性教师。那时刚刚退休了一个原来唯一的女教师。
工作几年后，明显感觉女教师在科研工作方面要想和男教师齐头并进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女教师在评职称的年龄上普遍高于男教师，在晋升职称所需的时间上也普遍长于男教师。个中原因地球人都明白。因此各类“项目”、“获奖”、“工程”、“团队”、“专家”、“教授”、“学者”、“博导”“杰出”等等头衔砸到女教师头上的次数远远低于男教师，这一点被视为常态。
因为地球人都明白这个原因，所以被视为常态。而这种被视为常态的现象确是值得人担忧的。从表面上看来，在高等教育中，女性和男性是享有平等的权利的，但是实际上性别偏见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一分一秒。社会学家奈乔•贝罗克莱丝说“性别偏见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更加微妙了。”的确如此，这种隐形的性别偏见打着所谓公平的评价体系的旗帜，让我们这些高校女教师在其中进退维谷，难以确认自己的角色。
闺蜜Y，女硕士。性格开朗活泼，刚见她时，她刚刚从某个名牌高校毕业来到这里，剪着短短的男孩头，意气风发、快人快语、直来直去、风风火火，特对我的脾气。一来二去就成了莫逆。三年后，我们在同一个月当了妈妈。再见她时，抱着两岁的宝宝，头发长长地飘着，女人味十足，只是脸上写满了疲惫。因为老公工作很忙，父母又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孩子基本是自己带。她又十分重视孩子的养育，再加上课程、职称的压力，所以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累”。再后来，我们两的孩子在一起上幼儿园，见面交流的机会更多了。知道她老公调到北京工作，两人只能是周末夫妻。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工作，课程很多，忙不过来。好不容易评了副教授，又该想要不要读博，因为没有博士头衔就没有机会晋教授了。困惑……老父亲去世后，她的心情愈发沉闷，头发白了那么多，眼角皱纹也明显了。从她嘴里听到的不再是那么爽朗的笑声了，总是在困惑、在迷茫：孩子的教育成长、家庭关系、工作压力……她是一个极其尽职尽责的好妈妈，经常不辞辛苦地开着车带着孩子到处游玩。但是在工作上显然不如有的将孩子扔给老人管理的同事进步得快。
闺蜜M，理工科女博士。毕业于数一数二的那几个大学之一。身材高挑，眉清目秀，性格温婉。来郑大工作两年后，老公也博士毕业与她成为同事。二人在科研上可以说是干得风声水起，红红火火。事业进入平稳期后，三十多岁的她终于想要也敢要当妈妈了，结果孩子这个问题还不是想想就能实现的，看病、吃药、吃药、看病，终于怀孕了。还没到两个月她就穿上了孕妇服，当时我还笑她急。可是没过多久，胎儿出了问题，她只好选择了流产。休养一年后，再度准备做妈妈，可是一直不能成功。还查出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一系列的治疗之后，她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的温情女子的情怀。身体发胖，肌肤发暗，随随便便扎个马尾，也不讲究衣着打扮了。夫妻关系吃紧，随后老公调到其他学校去了，分居两地。她虽然在科研上仍然很用心，但是心境已经大不如从前。三十八岁，又申请出国留学，只身一人赴大洋彼岸去疗伤。可是，真的能疗伤吗？她是非常喜欢孩子的女人，看见别人的孩子就两眼放光，可是错过了最佳生育期，也错过了人生最大的欢乐。
我个人认为，天地生人，区分男女，就是为了赋予他们不同的职责和义务的。女性天性所承担的繁衍后代养育子女的任务男性是无法分担的。本来女性是属于家庭的，可是一个妇女解放将广大姐妹的心扰乱了。于是我们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我们追求解放、争取平等了这么多年，才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女人要顶半边天，我们去到男性话语权的男权社会中去顶男性那半边天，认为这就是解放了，这就是女权了。可是回过头来看看自己那半边天，却没有男人来帮忙顶，于是还得自己去付出。以柔弱之躯既要保证家庭、孩子的顺利延续，还要在男人那边去争取平等，女人，你不累吗？
对于高校中的芸芸女教师来说，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境地。家庭事业两不耽误，是真正的双肩挑。家庭要和睦、孩子要健康，工作要出色、家务要做、孩子要养、课要上、科研要搞……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的特色。这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美国学者对于高校女教师的研究表明，高校女教师虽然人数不断增加，但相对于男教师来说，女教师仍然处于象牙塔的底层，处于大学权利集体的“外圈”，假使有个别女性进入中心，多数也只是个点缀而已。通过对美国28所高等院校的调查，可以看出，女教师大多集中在教员和助理教师的低职位段，也就是“3A”区——adjunct instructor（助理教师）、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副教授）。英国高校的情形也很相似。在英国的很多大学中，存在着科研工作比教学工作地位更高的情况，这一点正是目前我们国内高校最为普遍的弊端。女教师更多地被排斥在科研工作的最核心地位，甚至更多的是苦苦挣扎在科研工作的边缘。这也正是我们很多女性目前的生存状态。
由于存在着无处不在的性别偏见，高校的女教师面临着各种生存、发展的障碍。而这种障碍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是因为在人们的心中有一个假设，那就是：只要能够进入高校这个知识精英社会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女性，就能够排除一切形式的性别偏见。但是事实证明，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都已经引起了重视，加拿大2002年出版了《处于大学荒漠地带的女性》论文集，澳大利亚有《大学女教师为什么这么少？》，以及较为系统的《经济全球化中的性别化大学——权利，生涯与牺牲》，而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还是非常表面化的，只有禹旭才的《烛照之思？——当代中国高校女教师发展研究》的确是在深思之后的作品。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那么多女学生，她们如此羡慕站在讲台上的她们的老师我的角色和我的生活，有的女同学甚至只把高校老师当做唯一的人生选择。而她们全然不知道自己有一天真的走上这个岗位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和压力。每天去小学门口等着接孩子，我看到若干个我的这样的姐妹们，她们35-40岁，孩子才上一年级，她们穿得太朴素，几乎从不化妆，头发都是最简单的发型。脸色不好看，都有很多白头发，她们从教室或是实验室匆匆赶来，她们接了孩子赶快去买菜回家做饭，还要辅导孩子作业，带孩子出去玩，她们在孩子睡了之后还要熬夜写文章、备课，她们的嘴里说的一会儿是论文，一会儿是菜价，一会儿是学生，一会儿是孩子。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高校女教师。
康德曾经说，社会是两性的社会，如果男性教育很发达，女性教育不发达，那么社会就是个半身不遂的社会。同样，高校也是个两性的社会，如果男教师很发达，女教师很落后，那么我们的大学也就是个半身不遂的大学。高等教育的性别不平等非常普遍，无处不在，典型的表现就是高级职称、高级职位、核心团队等“核心集体”中，女教师不能被充分代表，她们要么充斥在低水平、低职称、低地位的岗位上，要么就舍弃了生命生活中更重要的内容而和男教师们在一线比拼，比得心力憔悴、伤痕累累。
我们的女教师本来应该像明亮的太阳一样，照亮学生的心灵，绚烂自己的生活。可现在我们似乎连蜡烛都当不好。现代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对女性的尊重和真正的平等上，而不是在男性话语权之下分得一杯残羹，更不是作为男性社会的一个点缀。社会文明的发展应该向何处去？只有真正改变评价机制，才能改变现状。或许有其他思路可待参考，不是本文所要论述，就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