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归乡》、《夜雾》、《忠孝公园》为研究场域

 

《归乡》、《夜雾》、《忠孝公园》是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1999年至2001年创作的三部中篇小说力作。作者在从未有人触及的题材领域，以沉痛的记忆走进历史岁月，以深沉的忧患直面当下台湾的现实，揭示了这样一种严峻而真实的社会现象：日据时期异族统治造成的被殖民情结与精神荒废，戒严年代重重夜雾笼罩下的戒严体质，解严之后政权易帜、本土化势力喧嚣的社会乱象，这些本应该在台湾思想文化领域引起全面反省和清理批判的问题，却遭遇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历史遗忘”和“反省缺失”。正是因由强烈的现实忧患感，陈映真小说以老年视角切入的回忆唤起台湾被遗忘的历史记忆，以起落沉浮的个人命运史见证风雨多蹇的台湾社会史，以忧患反思的态度清理殖民地台湾遗留的精神荒废，把台湾社会亟待解决的“战后清理”任务，再度尖锐地提到了人们面前。

 

一、以老年视角回忆唤起被遗忘的历史

 

早在1983至1986年，面对台湾被资本主义驯化、终极关怀丧失的社会现象，有感于“没有严肃的，触及灵魂的战后史的清算”，陈映真已经开始通过《铃铛花》、《山路》、《赵南栋》的写作，追寻50年代初叶革命者的坚贞信仰和不屈精神，揭示和见证台湾戒严年代“清肃运动”造成的历史悲剧。1987年解严之后，当台湾历史掀过了沉重的一页，而又面临着更加复杂喧嚣的现实政治的时候，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本应成为整个社会乃至每一个人的责任，但让陈映真忧虑甚至失望的是，在台湾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中，“许多人出来高唱民主自由，可是在过去戒严的年代里，他们不论秘密或公开地做了哪些事，都不需要一个手续来检讨。”至于“我们为什么容许一个黑暗时代的存在；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告密者；而我们究竟做过些什么。这些发自灵魂深处的集体探索、清洗以及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手续，在台湾不仅看不到，甚至大家还装作事不干己，便马上进入自由化的时代大谈各种理论，这是很可忧虑的现象。”不仅如此，近年来的台湾社会中，从普通民众中仍有表现的“被殖民情结”，到学者张良泽公然为“皇民文学”的辩护，台湾日据时期被异族殖民的创伤和遗害，仍旧荼毒于民众精神和现实社会环境。当今台湾如此严重的“历史遗忘”和“反省缺失”，深深地刺痛了陈映真。他在撰写了《戒严体制和戒严体质》、《台湾的殖民地体质》、《精神的荒废》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之后，决心继续用文学之笔，来书写一幕幕被遗忘的台湾历史；以一颗反省的心，烛照政治乱象和人心迷失中的台湾现实社会。由此，从昨天开满“铃铛花”的“山路”走来，陈映真继续着以往检视历史的路线，更拓展了今天清理与批判、反省与救赎的写作方向，一幅幅内涵深广和忧患丛生的社会生活图景，在台湾历史与现实互动、个人命运与族群记忆彼此见证的巨大坐标系上徐徐展开。

针对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历史遗忘”现象，为了唤起台湾的历史记忆，《归乡》、《夜雾》、《忠孝公园》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老年视角，即以老年族群的怀旧和回眸，从不同角度讲述、再现、见证以及互为补充曾经发生过的那段台湾历史。

《归乡》围绕“有家难归”的台湾现实境遇，描写了同为40年代后期充军的台湾人杨斌和大陆人老朱的国民党老兵生涯；《夜雾》在台湾新旧政权更替的背景上，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老秘书丁士魁的东山再起，特别是国民党特工人员李清皓在精神迷乱中的崩溃自杀，还原了被重重“夜雾”遮蔽的戒严年代的台湾历史；《忠孝公园》则将那个被日本殖民者强征入伍的“台湾人日本兵”林标，与大陆逃到台湾的残暴阴险的国民党老牌特务马正涛相对照，揭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所谓“忠孝国家”政治认同背后的深重历史罪恶和现实扭曲。上述小说角色，尽管他们身份背景、职业经历、政治立场、性格取向并不相同，但他们都有无法忘却的打着时代烙印的个人记忆。对于马正涛、李清皓这样的特务而言，“只要马正涛肯让那被自己牢牢密封的记忆之门稍微松开，一些长年被他牢牢压抑的回忆，就会从那黑暗的记忆的洞窟中，带着尸臭，漂流出来。”[1](p137)而在杨斌、老朱这些国民党老兵那里，少小离家，漂泊落难，“事情过去了那么久。都麻木了。可是等上了岁数了，才知道有些事，其实还住在你心里头，时不时，在你胸口咬人。”[1](p28)驱赶不走的人生记忆，让他们在生命暮年或走向死亡之际，去回眸带着各自观点、情绪、往事、人性症结以及特定时空范围的个人生活史；而每一个人的生活史都是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往往成为他们回忆中的支撑点，并连缀出一幕幕历史的影像。其中的核心问题是，“陈映真上述三篇小说中的老人们的‘怀旧’，始终无法摆脱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困扰，潜在于人的意识底部的历史记忆，在现实的刺激下，被作家再现于个人的感情生活层面。”[2]（ｐ38）因而，老年视角的个人记忆，与遥远年代、曾经岁月的历史记忆，以及台湾/大陆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背景，就有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老年视角的选择，一是因为老年族群漫长而复杂的生命经历，使他们往往承载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成为激活历史记忆的切入点，并具有口述史的意义。二是老年族群作为某段社会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的个人生活史往往带着特定时代的风雨和投影，他们的历史记忆也就构成了历史的不同侧面，成为历史真相多重角度的见证。三是以老年陈映真饱经沧桑、历尽时代风雨的感同身受，以他多年来对台湾史的潜心钻研和独特认知，他更能理解老年与历史、个人与社会、台湾与中国这一系列命题的互动关系和深刻背景，选择老年视角展开有关历史记忆的回眸，也就成为他当下写作最熟悉、最切近、最富有生活质地和思想情感积淀的途径。事实上，对穿行了20世纪社会风雨的老人记忆的激活，这种选择本身也意味着一种世纪回眸，其中必然贯穿对台湾历史的认知与清理。

 

二、以个人命运沉浮见证台湾历史真相

 

《归乡》、《夜雾》、《忠孝公园》对历史记忆的重现与廓清，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写作指向。在中国现代史的大视野下，以起落沉浮的个人命运史见证台湾社会的影像，为发掘和还原错综复杂的台湾历史真实， 提供了多角度认知以及清理的途径。 

台湾自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以来，从被异族奴役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据时期，到风云诡谲、变化多端的光复初期；从长达38年的戒严岁月，到1987年解严以来众声喧哗的当下社会，台湾经历了一幕幕灾难深重、风雨多蹇的历史。要在中国现代史的大背景上，重温这些被遗忘的台湾历史；要在三部中篇小说的格局中，承担廓清与反思历史的重大命题，陈映真特别注意把握了历史幕布上的人物形象设置、时空转换方式和个人记忆的映现内容。

《归乡》、《夜雾》、《忠孝公园》的主人公形象，多集中于老兵和特务两类人物；在具体的文本中，他们又以两两对照的角色设置，构成或对应、或补充、或互为见证的人物关系，诸如《归乡》中的国民党老兵杨斌和老朱，《夜雾》中的保密局特务丁士魁和李清皓，《忠孝公园》中的“台湾人日本兵”林标和国民党特务马正涛。如果说，老兵的记忆更多连缀了兵荒马乱的岁月、辗转流离的命运和战争年代留下的心灵创伤，特务的生涯则主要维系了国家机器、强权政治笼罩下的罪恶人生。由这种形象设置引发出来的个人历史记忆，不仅以双线并行的叙述方式自由地转换海峡两岸的历史时空，而且迭印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台湾史记忆影像。

《忠孝公园》所描写的历史记忆，离不开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背景。一方面，通过“台湾人日本兵”林标的经历，揭示出殖民地台湾在“皇民化”运动中实施“志愿兵制度”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藉由老牌汉奸、特务马正涛的暮年回忆，复现出当年东北沦陷后日本宪兵队用拷讯、绑票、缉捕、屠杀等手段镇压中国人的侵略内幕。从被强征入伍送往南洋战场当炮灰的林标， 到自觉充当日本宪兵队汉奸残害中国人的马正涛，在历史残暴的拨弄下，他们经历和见证了我们民族现代史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一页。

小说中，特别是林标被强行改变和扭曲的一生，写尽了台湾“皇民化”世代中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悲哀。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他们称霸亚洲、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野心，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并将台湾当作南进的基地和跳板。与此同时，殖民者疯狂推行“皇民化运动”，一是要从语言、教育、服饰、宗教、风俗等方面消灭台湾的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二是强调挺身实践的“皇民奉公”运动，驱使台湾人走“皇民炼成”道路，为日本帝国效死尽忠。早在1938年1月，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就提出实施台民志愿兵制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开始推行特别志愿兵制度，强迫台籍青年参军到南洋战场；1943年5月，具体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4年，日本在战局中损失惨重，兵员日益枯竭，台湾全岛进入战争状态，全面实施台籍民志愿兵制度。“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在皇民化运动下，总共有二十七万七千余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夫’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战死、病殁、失踪者计五万五千余人，伤残两.....。另外因受皇民思想欺骗过头，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者二十六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一百四十七人！”［］3］(p574)   

《忠孝公园》写到的林标，就是这“志愿兵”中的一员。19岁那年，刚刚娶亲的农家子弟林标，与村庄上七八个青年一道，在日本警官“ 诸 君要作为忠良的日本国民”的训话中，被强征入伍送到南洋前线去打仗。身为“台湾人日本兵”，林标既受到日军对于“非国民”的歧视和欺压，也被菲律宾游击队当作日本兵来袭击；无论是在酷烈血腥的战斗中九死一生，还是从日本战败的亚热带丛林逃亡归来，或是战后以所谓“忠良的日本兵”身份要求日本政府补偿，我们从林标身上所看到的，不仅是被日本殖民者的“志愿兵制度”所戕害的命运，还有深重的人格殖民化创伤。

《归乡》触及的国民党老兵生涯，启开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在海峡两岸长期隔离的背景上，过去我们一提到渴盼归乡的国民党老兵，往往是那些1949年前后被国民党政权裹挟迁台、有家难归的大陆籍老兵；岂不知，还有诸多光复后被国民党部队强征入伍、流落大陆的台湾籍老兵，他们同样承受着故乡难归的心灵痛楚。民族分裂时代的社会悲剧，带来了两岸中国人的命运沉浮和情感悲剧；杨斌和老朱的老兵记忆，也揭开了台湾光复初期一段特殊的社会历史。

陈映真“在1988年12月出版的第38期《人间》杂志曾做过关于‘70师的台湾兵’的专题报道，第一次提到‘家族离散’不仅仅是在台湾的‘外省老兵’，1950年海峡封断之后，曾被驻防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第70师连蒙带骗弄到大陆打内战的五万台湾人也滞留大陆不得返台。”[2]（ｐ39）国内战争时期，大陆上的国民党士兵多是用枪杆子拉来的，如同《归乡》中的大陆兵老朱，就是受乡长诱骗到城里国军团部大礼堂看电影的时候，被抓壮丁编入国民党第62军的。而台湾人应征入伍，则是另外一种情形。1946年，驻防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第70师和第62军，到处张贴招募兵员的告示：“月饷四百五，每天两顿大白米饭，还保证戍守台湾，决不派调到大陆。”[1](p16) “入伍当兵，可以免费学国语，有薪水挣，三个月退伍，保证退伍后有工作。”[1](p24)以这种连蒙带骗的宣传招募来的一万多名台湾兵中，有因为贫穷而入伍的宜兰乡村子弟杨斌，也有抱着学好国语理想、披红挂彩来当兵的农专学生王金木，相当多的人是为了学习国语适应殖民地结束后的生活而入伍的。然而，这些台湾籍国民党兵很快被送往大陆打仗，守锦州，攻塔山，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许多人死在枪林弹雨中，做了异土他乡的孤魂野鬼；当俘虏活下来的台湾兵，也都回不了家。让留在大陆40多年的杨斌最为痛楚的回忆，就是“七十师、六十二军连哄带拐，把台湾新兵带走，却把人家扔在大陆上，自己撤来台湾。”[1](p46)事实上，兵荒马乱的岁月，台湾人和大陆人一样地吃了千辛万苦；民族分离的时代，对于流寓大陆的台湾老兵杨斌来说，台湾是40年不曾回去的家；而在随国民党军队迁台的外省老兵老朱那里，同样是归乡无望：“我们回台湾怎么的？民国四十五年以后，我们才知道‘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全是骗人的。”[1](p45)即便等到40年后，两岸的老兵终于有了返乡归家的机会，但让他们永远遗憾的是，见爹见娘的心愿只能在父母的坟茔前诉说；少小离家不能回，待到游子归来，故乡早已陌生；顾念自己的根，却又难舍另外一个家。对于一生漂泊离散的杨斌和老朱来说，“毕竟，台湾和大陆两头、都是我的老家”；[1](p67)这条回家归乡的路，其实就是两岸实现统一的道路，是中华民族构建同一个家国的梦想。

《夜雾》的历史记忆，把我们带到了长达38年之久的台湾戒严年代。国民党政权于1949年5月颁发的戒严令，成为战后世界冷战、中国国土和民族分裂的结构性内容，构成以反共、防共为主的台湾“安全”体制。《夜雾》正是借特务李清皓自我忏悔般的人生札记，穿越台湾几十年的社会风雨，并发出了“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戒严的年代？”、“我们在那个时代都曾做了些什么？”的灵魂拷问。

小说主人公李清皓，曾经是一个天生正直、淳朴热情的年轻学子，为了“报效国家”，误入特务机关求职，身陷无边黑暗，自己也参与了那种历史夜雾的营造。从大批抓捕k市事件和机场闯关事件的“涉案人”，到诱供退伍单少校编造所谓“爱国先锋党”的案子；从制造 阮 老师判刑七年的“为匪宣传”冤情，到重判子虚乌有的“南靖师范潜匪案”，在目睹和参与了诸多诬陷、逮捕、刑侦、迫害无辜者的活动之后，面对解严以来台湾政治时局的急转直下，李清皓恐惧特务生涯的罪孽和前来寻仇的冤魂，害怕翻身的政治犯伺机报复，陷入了不堪负重的人格分裂与内心忏悔，最终导致了他的自缢身亡。李清皓精神分裂的悲剧，不仅仅是天性人格与职业角色的错位，其实质更在于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引发的精神世界的坍塌轰毁。制造历史夜雾的统治者和实施高压政治的权力机关，以台湾戒严时代的专制统治，不断吸收和扩大特务编队，让20万国民党特务成为这城市里到处漂浮笼罩着的夜雾，终至侦警密探遍布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以数计的人被组织到以秘密非法逮捕、拷问、侦讯、投狱、刑杀为日常茶饭的黑暗的系统，残害无量数的人、残害社会，也最终残害了自己。”[4]（ｐ37）当年，丁士魁、李清皓这样的特务，“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在风风火火的肃共行动中经过百般拷讯、送上了刑场、送进了监牢，终竟保住了国民党的江山，当时靠的正是对领袖、国家和主义的不摇的信仰。”[1](p122)这样的经历，包括《忠孝公园》中马正涛的特务生涯，亦是“因为屹立不摇的国民党而显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而没有自我咎罪的梦魇。”[1](p220)如今，特务工作的支柱已经全面遭到变动的世局极其强烈的挑战。李清皓们追随强权体制制造的夜雾曾经笼罩了戒严时代，而他们自己最终也被那夜雾所惊扰所吞没。

由此看来，《归乡》、《夜雾》、《忠孝公园》所再现的历史记忆，构成了日据时期、光复初期、戒严年代乃至当下台湾的某种编年史，它对历史真相的触及和抵达，足以唤起整个社会对“历史遗忘”的警醒和抵制。

 

三、以忧患反思态度清理精神上的荒废

 

    在历史与现实错综复杂的缠绕互动中，没有得到清理的历史，往往造成当下社会的症结。《归乡》、《夜雾》、《忠孝公园》中反映的诸多现实问题，从被殖民情结的冥顽不化到自我身份证明的尴尬，从民族认同的迷失歧义到政治生态的纷乱喧嚣，从人生罪孽的不堪负重到人性的扭曲遗失，都能让人们看到历史负面遗存的暗影。正如日本学者尾崎秀树所指出的那样：“对这种精神上的荒废，战后的台湾民众是否曾怀着愤怒回顾？而日本人又是否带着自责去想过呢？倘若没有这种严峻的反省，战时的那种精神的荒废，还会持续到现在”。[5]（ｐ188－189） 陈映真所直面、所反思的，正是台湾社会的这种“战后清理”命题。

首先，殖民地遗毒造成的精神荒废与身份遗失，是引起陈映真特别警醒的问题。

《忠孝公园》的描写中，最让人痛心疾首的一幕，是日据时期被强征入伍的“志愿兵”林标的所作所为。这个在南洋战场上备受日本军人欺辱、九死一生逃命的台湾人，竟然在半个世纪之后，以曾经“作为忠良的日本人转战华南和南洋”的身份，穿着日本海军战斗服招摇过市，举着日本旗聚会游说，以此争取日本政府的认同。

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殖民地的创伤和被殖民的人格扭曲。1945年光复之后，台湾虽然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但被殖民时代的遗害仍然存在；“皇民化”洗脑机制带来的认同危机，“皇民炼成”造成的精神荒废和人格症结，仍然影响着某些台湾人的现实心态。在林标身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身份认同的尴尬与迷失。早年在南洋战场，一方面，日本军人动辄骂“台湾人日本兵”为“清国奴”，宫崎小队长曾用长筒军靴打掉林标两颗牙齿；就连那个一心要做日本人、改叫日本名字“梅村”的台湾志愿兵，也死于日本兵的虐待；另一方面，这些台湾军伕确实被美国人、菲律宾游击队当作日本鬼子来袭击，成为南洋华侨眼中令人恐惧、憎恨和嫌恶的“日本人”。当部队逃亡于亚热带丛林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日本战败的消息。转眼之间，林标们从战败国的日本兵戏剧性地变成了“战胜国的国民”。“一旦被以‘战胜国国民’之名和日本人分开，林标觉得一时失去了与日本人一起为战败同声恸哭的立场。而无缘无故、凭空而来的‘战胜国国民’的身份，又一点也不能带来‘胜利’的欢欣和骄傲。”[1](p153)多年之后，林标不仅以扭曲的方式去表现“皇民”的忠诚，企求日本政府的战争补偿 ；还屡次被在野党人士欺蒙，热衷寻找当年的“台湾人日本兵”为“换一个政府”拉票，结果却被日本政府和本族政权双重抛弃，以至于林标在痛苦愤懑中发出“我是谁”的质疑。

由此看来，从一个原本质朴的台湾农家子弟，到“台湾人日本兵”的扭曲人生，林标在被异族殖民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对殖民者的依附；在成为殖民地受害者的同时，也扮演了加害者的角色，以至于战后做出有辱民族尊严和人格精神的举动。更可悲的是，对于殖民体制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精神伤害，从台湾社会到民众自身，战后皆缺乏必要的历史反省，这使扭曲的殖民地人格既危害了自身，也荼毒于现实。这一切，正如陈映真所指出的那样，林标“被迫在日本人、中国人和中国‘台湾人’的自我认同中呻吟挣扎，毕竟丧失了于一般为自明的祖国”。[4](p37)“至于《忠孝公园》结尾‘我是谁？’的疑惑和孤独，则是出自于一段没有清理的历史，就像现在我看到外省人的孤独和恐惧一样。因为只有进行过自我和全体历史的反省之后，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中国人”。事实上，这种由殖民统治和侵略者所造成的被殖民者的“丧失祖国”现象，正是林标、包括马正涛发生认同危机和人性扭曲的根源。要拨开现象世界的迷雾，必须从历史的深层追溯原因 。

其次，戒严年代留下的社会后遗症，同样是陈映真最可忧虑的现实问题。

解严之后没有得到及时清理的戒严年代历史，梦魇般地缠绕着当下社会。特别是在 2000年大选前后，台独势力的扩张，社会认同的迷乱，引发诸多触目惊心的政治乱象。尽管在戒严时代，只要被特务抓去，台湾人、外省人，全都送进监牢；管你是冤假错案，而且外省人往往被判得更重。但是解严之后，人们不是去深入反省戒严统治给整个民众带来的灾难，不去批判专制体制的运作机制和滋生土壤，不去肃清当年反共、恐共、防共带来的社会后遗症；相反，一些人却在“去中国化”的政治认同中，不由分说地将台湾人与外省人都贴上了政治标签，省籍情结和族群矛盾也被人为制造，刻意扩大。

《归乡》写到的那个以台湾人自居的张清，对外省人情绪相当抵触。这几年他特别喜欢谈论“台湾的主体性”、“命运的共同体”这类主张，即便在公园里晨练的时候，也不忘记强调自己的政治认同。而同样是台湾人的杨斌，因为被国民党第70师充军，在大陆生活了几十年，如今回到台湾老家，却没有人认得他这个台湾人，都拿他当他外省人！杨斌的亲弟弟和亲侄子，为了侵吞原本属于杨斌名下的财产，“还硬生生编派杨斌是共产党，是冒牌来抢财产的外省猪”。[1](p66)更有甚者，《夜雾》再现的“国会全面改选大游行”场面中，有人拉着“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横额走上街头；有人牵着身上刻有“中国猪”字样的小白猪参加游行，还有人在喊“台湾独立万岁”！如此气焰嚣张的场面，让人痛感 “去中国化”的政治认同对两岸关系的严重歪曲和伤害。

陈映真对大陆人与台湾人在台湾的相遇，一向抱有极大的关心和兴趣，从早年充满悲悯情怀的《将军族》，到晚年深沉忧患的《归乡》、《忠孝公园》，都显示了他一贯的思考。从根本上看，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相遇和相处，只有阶级的、阶层的差异而不应该是民族的矛盾，“没有一个绝对圣洁的台湾人，也没有一个天生万恶不赦的外省人。”而戒严体制下让台湾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国家、民族的长久分离，使同民族间视为异族，互相猜忌、敌视和蔑视，使全民族的智慧、创意、和平与团结长期遭到破坏”；“这些戒严体制下所滋生的戒严体质，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主体性的、盲目的反共，并且从这非主体性的反共热情，延长为反中国，甚至对中国民族和文化的严重歧视”。[6](p308)如果对戒严年代上述社会症结缺乏必要的清理，其后遗症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下往往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于是，我们在《夜雾》中看到了一幕幕发人深省的现实生活画面：当年受到戒严时代迫害的政治犯张明，在商场里认出了李清皓，要上前理论高低而不得，情急之中喊道：“拦住他，国民党的特务！” 但人们却置若罔闻，反而拿他当笑话。当 N 教授在解严之后大模大样地扮演对抗独裁政权、争取民主角色的时候，对他过去当过暗探、与戒严时代有着同谋共犯的历史却丝毫不曾忏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政权易帜之后意欲退休的老牌特务丁士魁得到的第一个邀约，就是新政权保密局的许处长请他再现江湖，因为“时代怎么变，反共安全，任谁上台，都得靠我们。”[1](p123)

透过这种缺乏反省的台湾现实，陈映真小说的重要发现，就是道出了戒严/解严之间的微妙关系：长期的反共戒严在台湾的文化、知识和思想领域所形成的顽固病灶，“使得即使在形式和法律的表面‘解严’，因为极端反共、反民族、亲美的深层的内面化，‘解严’其实还是‘戒严’——尤其在社会科学、哲学和政治领域上。”[7](p564)

正是基于对台湾史的深刻研究，陈映真在《归乡》、《夜雾》、《忠孝公园》的写作中，以他极具穿透力的目光，抓住“战后”和“解严后”的时代焦点，重返历史，凝视当下，为台湾社会精神生态和政治环境的梳理与清废、批判与救赎，写下了满怀忧患的沉重一笔。

（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