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较文学学科特点及使命的一点思考

    比较文学学科的出现，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比较文学热的兴起至今，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二十多年前，季羡林先生曾说：“比较文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1]。就中国目前比较文学学科点的建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比较文学论文论著的发表出版情况来看，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确已形成相当规模，比较文学也已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科，可以说，季羡林先生当时的断言确实“没有落空”。但是，时至今日，在这样的背景下，仍不时可以听到有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提出质疑，这在引起人们惊讶的同时也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的进一步思考。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这是比较文学刚在中国兴起时常可听到的一句话。当时，许多人因对比较文学缺乏了解，想当然地根据字面意思加以理解，认为把两个或多个文学现象放在一起简单比较一下就是比较文学了。而对比较文学学科有所了解的学者则觉得有必要纠正这种错误认识。“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言下之意，是说比较文学远不是仅把两个文学现象放在一起比较一下那么简单的事情，作为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门独立学科，比较文学有着丰富得多的内容。
    从众多“比较文学概论”一类著作的描述看，比较文学学科确实有着丰富的内容。从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到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具备了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备的所有主要条件。然而，从对以往大量比较文学研究实绩的检阅与总结中，人们也不难发现，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其实并没有超出传统的文学研究学科，仍在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范围之内，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影响研究的事实考证、平行研究的美学分析等）也是其它文学研究学科常用的方法，即便是比较文学最基本、最常用的比较的方法，也只是“人类思维主要机制之一”[2]，并不由比较文学所独专。那么，比较文学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根据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它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质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它表现领域的比较。”[3] 一些中国学者对雷马克的定义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确切地讲，应该是跨越民族的界限，而不是国家的界限。同时，对于语言艺术的文学来讲，语言成为民族文学的首要特征，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跨越民族界限往往与跨越语言界限相联系。”[4]由以上表述综合来看，除去那些看似丰富但与其它文学研究学科相重叠的部分，除去现在仍存在争议、在此略而不论的跨学科研究，比较文学学科中真正属于自己学科特点的，其实就只有对跨越国家（或民族）和语言界限的范围的划定了。而正是这一特点，引起了人们对比较文学学科存在必要性的质疑。
    在比较文学学科出现之前，世界各国的文学研究中都存在大量比较性的研究实例，这其中既有仅限于一国范围之内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如李白与杜甫的比较研究，狄更斯与萨克雷的比较研究等），又有跨越国界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如对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拜伦与普希金的比较研究等）。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学术特长与兴趣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其目的是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并不计较是否跨越了“国界线”。对这样的研究，人们通常会根据研究的重点所在及研究的角度取向而给以范围归属的划定，如李白与杜甫的比较研究显然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围，鲁迅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借鉴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而如果从泰戈尔的角度谈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一般认为应属于外国文学的研究范围。尽管有些研究课题在范围归属的划定上可能存在不太清晰或重叠的情况，但人们重视的是事实的廓清和结论的得出，因而并没有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发生，具体的研究进展似乎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而比较文学出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按照比较文学的定义，只要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就应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那么，原来的某些范围划定势必要改变了。比如，原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围的“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一课题，由于超出了“一国范围之外”，因而就应被划入比较文学的范围之内了。这样的范围划定，依据的显然是一种带有明显人为痕迹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有时则会引起某些不必要的疑惑与混乱。比如，要是在一部研究鲁迅的专著中，既有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的研究，又有对他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那么，这部专著究竟应算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呢，还是算作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这显然成了问题。当然，在现实研究实例中，没有人会真得计较这类问题，但这类问题的提出本身，却对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既然以前在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的范围内同样可以做这样的课题研究，那么还有必要再划出一个比较文学学科来吗？显然，这样的质疑所指向的，就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人为性特点。
    文学研究领域的其它学科（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它们之间的范围划定及归属分工也是随文学研究的发展而相对自然地形成的，人为划定的情况并不明显。而比较文学则不是这样，它是在一些学者的积极倡导推动下才出现的，其范围划定也有明显的人为性。人们注意到，比较文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即便没有比较文学学科的出现，也一样会为学者们所关注，如“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课题，早在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兴起之前就已引起很多学者的兴趣并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现在人们把这类课题划入比较文学，是因为它们所研究的对象超越了国界，恰恰处于比较文学为自己划定的范围内，但这些课题的提出和研究却并不起因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启发与提倡。由此看来，把突出的人为性看作比较文学的一个特点是有道理的。比较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把原属于传统文学研究领域的那些跨越国家（或民族）和语言界限的内容人为地划出来作为自己领地的一门学科。
    比较文学学科的人为性特点应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存在，由这个事实存在导致的人们对比较文学学科存在必要性的质疑也有其合理性。但是，仅由人为性特点而全面否定比较文学学科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在看到其人为性特点的同时，还应该看到，比较文学学科的出现也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一面。
    “比较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5] 自十九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打破了以往的地域分割与局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与外界接触的手段，扩大了人们互相联系的范围，而且培养了人们综合性、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日益扩大的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全面交往，也激发与促进了处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愿望和要求。比较文学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出现，反映了其倡导者对人类日益走向大融合趋势的一种自觉，而人为地为比较文学划定“跨”——跨国家（民族）、语言界限——的学科界限，也应视为对这种趋势的一个积极回应。当大部分文学研究还基本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时，刻意地强调跨越国家（或民族）界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异同，这其实是一种促进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促成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的积极努力。
    从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看，比较文学确实没有太多创新之处。但比较文学仍自有其价值，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跨”的意识和比较意识的强调。在跨越国家（民族）和语言界限的前提下，用全局性的眼光作指导，对两个或多个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所限定的两个条件，既“跨”和“比较”，一方面显露出比较文学学科的人为规定性特点，另一方面也显现出该学科致力于促进各国文学交流融合的明确目的。各国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并不始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出现，但比较文学学科的出现确实极大地推动与促进了这种研究的发展。以前，对各国文学间影响关系的追根溯源和对各国文学间异同现象的比较分析，大多处于一种自发的、不自觉的状态；而比较文学学科出现后，在比较学者们的倡导与推动下，对跨越国界的文学现象进行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积极主动的学术努力。日益增多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不仅为人们了解许多具体文学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解释，而且确实为促进各国文学的交流融合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比较文学的人为性特点就显示出了它的积极方面。
    对研究范围的人为划定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特点，从这个特点人们又可反观比较文学学科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比较文学学科是在人们（各国文学）需要交流而又交流得不够充分的特定历史阶段，为促进人们（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而发展出的一门学科，因而，促进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应是它的现实任务。从此现实任务出发，比较文学学科积极倡导“跨”的意识和比较意识，培养人们开阔的眼光和开放的意识，其最终目的，应是促成各国文学间的充分交流，最后达致融各国文学为一体的“世界文学”的形成。而这最终目的，就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历史使命。
    谈比较文学学科的“历史使命”，其中已经包含了对比较文学学科阶段性存在的理解和判断。比较文学学科产生于人类各民族、各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已经比较多地出现但仍很不充分的时代，人们渴望扩大与加强这种交流的强烈愿望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人们之间交际手段的便捷化、多样化，人类各民族、各文化体系（包括文学）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步伐也会大大加快。而一旦这种渗透与融合达到了一定程度，使得人们已习惯于超越地域和文化界限并以全方位、全人类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包括文学），到那时，比较文学学科为自己划定的界限就将失去存在的理由，而比较文学学科也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看，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存在，一个过渡性的学科。
    当然，人类文学从现阶段走向歌德向往的“世界文学”时代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谁都难以预言的。但这个阶段持续时间的长短并不会改变比较文学学科阶段性存在的性质。人们把比较文学看作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独立学科，但阶段性存在的特点使它与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等学科具有了明显的不同。现在，当人们积极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热心为比较文学学科确立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显赫地位时，清醒地了解比较文学学科的性质，认清其所面临的现实任务与承担的历史使命，应该是有益的。
    
    注  释：
    [1]  见《比较文学概论》陈   、刘象愚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序”。
    [2]  《简明比较文学》孙景尧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7页。
    [3]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4]  《比较文学概论》陈  、刘象愚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5]  同注4，第1页。
    
    (本文刊载于《中州学刊》2004年3期)
    
    作者简介：吕伟民，1955年5月生，郑州市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