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学研究法作为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分支，尽管由于理论体系建构的尚未完善、理论导向的不够明确、以及实践操作的欠缺规范，研究局面与国际学界相比略显滞后。然而在近年来国际主题学研究“复兴”的大背景下[1]，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也以其研究实绩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对近年来古典文学领域的主题学研究历程进行回顾梳理，总结得失、借鉴未来，不失为有益的工作。主题学研究法，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贯穿具体研究的实践问题。因此，下文将依据古典文学的具体研究实践，对古典文学主题学研究法进行简要评述。

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宽松，国际交往的开放，以及整个文学研究的学术化、规范化，古典文学主题学研究在日趋活跃的同时，逐渐进入具有独立意义的崭新阶段。
    首先主题学理论的引进和确立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导向作用。主题学最初发轫于十九世纪德国学者格林兄弟等人对民俗学的研究，在当代国际理论学界被视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较早使用“主题学”这个理论术语，并有意识地将“主题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文学研究，是海外华人学者马幼垣与港台学者陈鹏翔、李达三。1978年，马幼垣在研究包公故事时提出“主题研究（The  thematic  studies）”的概念[2]，并明确提出了以特定人物主题为主的主题学研究课题；几乎同时，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3]对主题学做了专门介绍；陈鹏翔197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Autumn in Classical English and Chinese Poetry: A Thematological Study》（《中英古典诗歌里的秋天：主题学研究》），以主题学方法介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上诸位学者在著作中大力提倡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的结合，在将主题学方法引入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起到先导作用。
    台湾学者陈鹏翔于1983年编辑《主题学研究论文集》[4]，搜集此前有关主题学研究论文21篇，既有陈氏自己对主题学理论的评介，也有其他学者的研究实践。其中多仅仅考证故事源流、增衍异同而未及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原由，被陈氏定义为“主题史”研究，而非真正的“主题学”研究。然而在初期，这种关于主题源流考证的主题史研究也有可取之处，因为它们为真正的主题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大陆理论学界，自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采谢天振所撰《主题学》为一章，众多比较文学教材多列此专章。另有部分单篇论文探讨主题学研究法之价值，并辨析其中易混淆概念。这种局面相对于国际比较文学学界中主题学研究的逐渐深入，略显滞后。即便如此，上述诸作将主题学理论方法引进大陆学界，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健全以及新研究思路的开拓方面，功不可没。
    理论的引入、阐发，在学科建设、确立其方法论地位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理论的指示意义引导学界更加关注并自觉地投入此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相关研究成果急剧增多，固然与学术界生机勃发的整体局势相关，但理论的导向作用也不容忽视。
    由于数量巨大、内容庞杂，为表述方便、条理清晰，下文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践分类论述。通常的主题学研究分类法，是依据研究对象不同来加以区分的。如法国学者梵·第根的三类分法[5]和罗马尼亚学者迪马的五类分法[6]。笔者则根据所见大量论著、论文，结合古典文学研究实际，将其分为如下几类：
    1、以特定主题人物为核心的主题学研究。目前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中，这是较早产生且较典型的一类。以陈鹏翔《主题学研究论文集》为例，其中所收录论文十之八九是在围绕一个人物形象在不同地域、不同作品中的演变在做文章。如《王昭君故事的演变》、《梁祝故事的渊源与发展》等[7]。其它如包公、八仙、牛郎织女、白蛇、岳飞、刘知远、诸葛亮、薛仁贵、尧舜、目连等都是古典文学研究中常见的主题人物，相关散见单篇论文不可胜数。类似研究有潘江东《白蛇故事研究》[8]、朱万曙《包公故事源流考述》[9]等。
        从上述文章、论著题名可以看出，有关人物典型的主题研究，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对此早在顾颉刚先生进行孟姜女故事研究时就有所提示[10]，经过当代主题学理论的明确归纳，更可以看出此类研究在本领域中的重要地位：“由于主题多通过人物表现出来，因此主题研究首先也是集中在代表一定主题的人物形象上。”[11]前辈学者们以其远见卓识为学界提供许多具有学术潜力的宝贵课题，以上诸说不约而同论证了以主题学方法研究人物典型文学史变迁的可行性。   
    2、以特定情节单元为核心的主题学研究。这类研究同样是主题学研究的重要范畴，甚至由于具体操作上的便利，因而更具研究优势。在中国古典叙事文学中，由于文学传承、重视前代经典以及写作惯性等众多原因，情节模式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著名者如“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情节模式，其它如“夫妻离散——团圆”、“不相识的父子之战”、“打斗成亲”、“人与异类婚恋”、“发迹变泰”、“难题求婚”、“猿猴抢婚”、“负心婚变”、“黄粱梦”、“女扮男装”“动物报恩”等，也都被研究者提及。涉及此类研究专著有康来新《发迹变泰——宋人小说学论稿》[12]、王立《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13]、吴光正《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14]等，也有民俗学意义上的故事类型研究，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15]、刘守华《比较故事学》[16]、丁乃通著、陈建宪译《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17]、刘守华、林继富等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18]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
    在特定情节单元主题研究中，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是情节单元划分的标准，由此有必要借鉴产生于民俗学之中的故事类型研究。国际故事学界已有对类型、母题（也即“情节单元”，此概念由台湾学者金荣华提出）从结构、功能、类型等多角度的细致、深入研究，其中，类型与母题、主题与母题的关系，类型与母题层次的区分，都在大量实证资料、个案研究累积基础上得到理论总结。代表性作品有芬兰学者阿尔奈《故事类型索引》(1910)及美国学者汤普森增订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32）[19]，德国学者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37）[20]，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21]，台湾学者金荣华《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索引》（1984）[22]、《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2000）[23]等，当然，后出者总是因不满前人而希冀有所突破，这就造成理论的冲突与多元。然而，研究历程中的分歧正是理论不断进化、逐步深入的体现。而其力图精确、量化分析的价值，并非纯粹形式主义的，而是“由母题类型入手，既可以触及作品的主题，也可以触及作品的艺术风格；既可以由此考察文化传播和途径，也可以由此探寻人类文化平行演进的轨迹。”[24] 故事类型学的成果不仅如学者所论“注重实证的学术传统和通过编纂故事类型索引、母题索引来处理大量资料的方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探索民间故事原型和传播演变历史的研究成果都值得比较文学家认真借鉴吸取。” [25]也由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也同样值得研究古代叙事文学者借鉴吸取。当然，上述研究成果中已不乏其例。
    3、以特定意象为核心的主题学研究。文学作品中主题的表达离不开语言形式，而语言模式在文学中常常表现为惯例化了的意象模式。这种意象模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代表性抒情文体诗歌中表现尤为明显。如以“秋”为核心的意象系列“悲秋”、“秋气”、“落叶”、“白露”、“朝霜”等；以“春”为核心的意象系列“惜春”、“伤春”、“怨春”、“落花”、“残红”等。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出现频率之繁，不须赘述。对于意象主题学研究的重视，始自陈鹏翔：“把主题学的范围从民间故事的研治扩展开来，把抒情诗也包括在内的话，则意象和套语也应占一定的地位。……意象除了提供视听等效果外，最重要的是它们所潜藏包括的意义功能。” [26]近年来学界围绕特定意象演变而作的研究，亦呈上升趋势。常被研究者关注的是那些在悠久历史中积淀了丰厚文化含义并有心理暗示作用的意象原型，如落花、流水、夕阳、梧桐、云、雨、月、梅、柳、竹、雁、石、马、蝉等。这种意象研究与传统意象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意象研究多以单个意象为对象，而主题学的意象研究更注重意象彼此之间或横向或纵向的影响、传承关系。王立《中国文学主题学》之一《意象的主题史研究》[27]、《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28]，对中国文学中一些常见意象进行个案梳理，并涉及其中的文化、民俗意义。这种方法，也是其它意象主题学论著的通常思路。意象主题研究，使主题学研究由侧重叙事角度向兼重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转向。
    4、以纯粹母题为核心的主题学研究。主题学中的纯粹母题，通常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诸如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时间，空间，季节等。以纯粹母题为核心的主题学研究，可以局限于国别与民族文学范围内，也可以具有跨越国别和民族界限的共通意义。上述纯粹母题尤其是春恨、悲秋、相思、怀乡、别离等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代表作品有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29]、叶舒宪《高唐女神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30]、王立《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31]、《伟大的同情——侠文学的主题史研究》[32]、《永恒的眷恋——悼祭文学的主题史研究》[33]等。
    对主题学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做法未必十分准确科学，因为研究状况的千差万别并非仅靠简单的分类就能厘清面貌。事实上，上述四类情况在实际研究中往往纠结在一起。以笔者曾做过的岳飞故事研究为例。从宏观、整体的研究角度考虑，岳飞故事研究是以典型人物为中心，探讨人物文学史变迁的主题学研究；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纷繁复杂的故事又可以被分割成众多更小的情节单元，如“精忠报国”、“东窗设计”、“疯僧戏秦”等，而以单个情节单元演变为中心进行研究，在实际操作中，更具现实意义。其它以人物为核心的主题学研究，也常如此。再如，王立以悼祭纯粹母题为核心的主题学研究，在具体论述中又涉及到“琴”、“松柏”、“剑”、“黄昏” 等意象研究；对侠义纯粹母题的梳理，是通过“侠女求偶”“比武招亲”“猿公超人”“刺客觉悟”等情节模式的分析来完成的。因此，将主题学研究进行简单的分类和割裂，并非理想做法。而上文的分类，只是在更科学的主题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之时，对这个阶段主题学研究的主要现状做一种力图清晰、条理的描述而已。
    除此之外，成就斐然者是传统实证式的考镜源流工作。钱钟书《管锥篇》中联类譬喻、上勾下连的资料梳理，谭正璧《三言二拍资料》、马疾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水浒资料汇编》、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等小说资料汇编中有关本事考辨的部分，都一定程度具有主题史意义。
    七十年代末之后，主题学研究方法自觉意识的增加，一方面由于古典文学研究在经历长期历史积累之后，由传统实证学术方法变而求新，注重研究思路的开拓与方法的提炼；另一方面，西方文艺理论、文化理论的引进也对学术的多元化起到极大启迪、激励作用。

二 

    这一时期古典文学主题学研究法主要特点有：研究思路的开阔以及研究范畴的扩展。首先受八十年代以来理论热潮的影响，体现出多种方法尤其是神话学、文化人类学与主题学研究法交叉融合的趋势。如萧兵对感生神话、猿猴形象、羿形象演变[34]、叶舒宪对感生神话[35]的研究等都超越主题的表层探索，而将主题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更深广的世界范围的人类文化联系起来；以及众多论及鬼、猴、竹、雁、酒、月、鱼等意象主题演变的论述，多追溯其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出文学主题学向文化主题学的延伸。上述萧兵、叶舒宪著作以及季羡林《<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罗摩衍那>在中国》[36]、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37]、于长敏《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38]等跨国别中外文学比较的主题学研究，显示出主题学研究的开放性特色。另外研究范畴由叙事文学为主向叙事、抒情兼重的扩展。其标志为一系列有关意象主题史演变研究的出现。
    纵观近年来古典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可知诸项研究成果在丰硕可喜之余，尚有需加强完善之处。下面将就其理论成就及局限之处作一探讨：
    理论体系的建构、理论纵深角度的开拓仍有待完善。较早将西方学界不断深入发展的主题学新理论介绍给国内学人，并进行自己的理论阐发，试图建构中国文学主题学理论体系者为台湾学者陈鹏翔。其《主题学与中国文学》是大陆、台港文艺理论界阐述主题学理论时必用参考资料，《主题学研究回笼：序王立的<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和<中国古典文学九大意象>》[39]、《主题学理论与历史证据——以王昭君传说为例》[40] 对西方主题学理论新近动态即时评介，对照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状况，探讨其功过得失，“中文世界所从事的仍是非常传统的主题史或相当基础的主题学研究。我们仍旧缺少对理论的深入探讨、中西类同主题的系统性比较研究。”[41]庶几近之。并介绍西方主题学研究由早期“异时性研究法”向“并时性的句构研究法，亦即侧重在对主题的深层结构的探索”“并把它们句构化、符码化或图表化”的转向[42]，这都极好提示了中国文学主题学纵深发展的研究方向。其它理论探讨如谢天振《主题学》以及众多比较文学教材中的主题学专章，具教材特有的全面稳妥，条分缕析，在向大陆学界推介主题学研究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整个主题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尚待进一步加强。
    概念的辨析、厘清尚需加强。主题与主题学、主题与母题、主题与意象等，是主题学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主题学研究的立足点。近年来学界虽不乏角度各异的探讨，如陈鹏翔关于上述诸概念[43]，刘守华[44]、万建中[45]、王立[46]等关于主题与母题的论述，但是概念混用现象仍较普遍，存在理论阐释与实践操作无法良好契合的问题。
    泛化倾向。理论概念的歧义，使得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在融会多学科的同时，也出现学科泛化和对象范围泛化与无限扩展、缺乏限定的弊端。如结合主题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的诸项研究，往往思维开阔至漫无边际，似有选择对象随机偶然、运用材料排比罗列之嫌。学科、对象的泛化如果不加以控制，反而会淹灭主题学自身独立存在的学科意义。
    除上述理论欠缺所带来研究深度、广度问题之外，具体运用操作亦有待完善之处。主题学研究在进行同一主题演变研究时，注重穷尽资料、竭泽而渔，组成严密的历史发展逻辑链环，由此推衍出相关主题的深层背景原因。这一点颇似芬兰地理历史学派对于故事类型严谨精细的研究方法。任何链环的缺失，资料的遗漏，都会使这种“经验式”的推衍结果显得并不那么牢靠，如韦勒克对主题学持批判态度的原因即：“这种探原工作本身并没有真正的连贯性或辨证”，巴尔登斯伯格认为：“这类研究会永远不完整”，[47]顾颉刚对于资料搜集也有“无穷无尽”的困惑[48]。再加上个别研究在资料搜集、运用上的不够严谨，以及今日计算机检索资料之快捷便利，更容易给学界留下草率随意、粗制滥造的不良印象，这就造成了主题学研究法在学界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评价。
    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的视角和基础，从某种程度上，它规范着研究的深度以及新思维的可能性。长期以来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研究方法一直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如上述所列研究实例，虽有自觉冠以主题学研究思路，多数则暗合此法而未明确提及此理论。主题学理论以跨学科、跨文体的特性，在今日“悬置经典”的学术趋势之下，正是对先前研究焦点过于集中的超越。而主题学着重影响、传承的关联研究的基本思路，正适用于中国古典文学重视经典，从文体因袭到文本模拟大量存在的客观状况。因此，在实践之上对其作理论的升华和总结，对研究论题的深化，对后继研究的启迪，皆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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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学术交流》2004年第9期）
    
    作者简介：李琳（1975－），女，河南济源人，200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叙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