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4日下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写作学会会长方长安老师莅临郑州大学文学院，在二楼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诗学立场与价值”的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郑州大学文学院李勇教授主持，百余名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方长安教授便从总体上介绍了《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出现的诗学背景。他指出，发生于1917年前后的新诗到1922年已有五、六年的发展历史，此时的白话自由体诗歌已经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但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社编辑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于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其目的正是通过“选”与“评”，彰显编选者们的诗学主张与立场，促进新诗建构与继续发展，因而在新诗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随后，他从多个方面具体而深入阐述了这部诗歌年选的现代诗学立场与诗歌史价值。

方老师首先分析了《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编选原则与策略。他认为，《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编者本着与关心新诗创作的同人们分享新诗，为其提供可借鉴文本的原则，在整体上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收录各类作品，鼓励多重创作倾向自由竞争、发展；同时，他们又在编辑选本时采取特定的编选策略，以删节诗歌、点评诗作等多种方式表述自己的诗学观，引导新诗坛的发展。他强调，《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编选原则、策略是与对新诗发展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以之选诗、评诗，张扬诗学主张与立场，解答新诗坛所面临的问题，以引领新诗创作走出困境，继续发展。

其次，方老师详述了《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对此前诗歌选本的编诗体例、模式的反思与突破。他指出，《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出版之后，最初分类编诗的模式被突破，“分类白话诗选”所体现的诗学原则被扬弃，新诗创作也逐渐摆脱了写实、说理的束缚，走出了平铺直叙的创作范式，浪漫主义尤其是象征主义等新倾向的诗歌获得了生存的合法空间，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所以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看，《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对于改变早期新诗创作过于粘连于现实的倾向，对于推进白话新诗以诗美为中心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接着，方老师以“对中外诗歌态度的转变”为切入点，进一步阐述了《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诗学立场及其意义。他认为，针对当时诗坛流行的视译诗为新诗作品的观念和一味西化、不重视中国传统旧诗的普遍现象，《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的编者选择只收中国诗人的原创新诗、不录外国诗歌，并且有意识地以中国传统诗歌为视野阅读早期白话新诗、从旧诗艺术角度肯定新诗成就，旨在强调应高度重视民族诗歌传统、自信地从民族诗歌智库中获取资源。这不仅有助于读者和诗人走出中外诗歌关系认识上的误区，帮助新诗坛建立自信心；而且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对民族传统诗歌的置重，从此作为一种正面价值回荡在新诗天际，甚至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新诗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始终没有真正切断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正与《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所开创的重视旧诗的传统有着深刻的关系。

最后，方老师重点论述了《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编者对有关新诗发展的诸多核心问题的回答。他指出，《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不仅强调新诗应具有20世纪品格，应歌吟女性美以彰显现代文明，而且还倡导兼容并包的现代文学精神，要求新诗建构具有融通中外、多元融合的现代气度。他以这部诗歌年选对周作人的《小河》、郭沫若的《三个泛神论者》《天狗》《新月与白云》、沈尹默的《月夜》、傅斯年的《老头子和小孩子》以及胡适的《老鸦》等诗作的选编、评点，具体说明编者如何通过选诗和评诗倡导诗歌创作倾向、引导新诗发展。在讲座中，方老师还从当下某些诗歌爱好者写作新诗的不足和困境出发，强调散文化自由体诗歌也要注重锤炼诗艺、锻造诗美。方教授学养深厚、风趣幽默，他的独特视角和精彩论述使在场师生得以步入诗学殿堂，享受了一场精神盛宴。对于在场学生的提问，方老师也一一作了详细的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讲座结束后，方长安教授还作为座谈嘉宾出席了郑州大学文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座谈会。针对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现状、存在的短板以及未来的建设目标、发展举措等重要问题，方老师与我院教师及研究生代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仅就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还对其未来发展寄予了诚挚的祝福和殷切的期望。

  图/文：江磊 汪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