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发表于《当代修辞学》（CSSCI）2023年第3期第37-47页。

外交语块：中国特色外交话语模块化构建与传播^*

——基于四字结构的案例分析

杨明星 贺康宁 帖伊

（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郑州45000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ZDA318）、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外交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VRC013）和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省级重点项目（研究生教育）“‘外交话语学’学科体系构建与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1SJGLX020Y）的阶段性成果。张雪梅参与了论文材料的整理和研究，谨致谢忱。

摘 要 四字结构作为汉语中独特的语块类别和话语方式，集音美、形美、意美为一体，堪称汉语言中的“活化石”。以四字结构为代表的语言单位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外交话语的构建和传播过程中，已成为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语言内核和重要引擎。本文尝试提出“外交语块”这一概念，采用语块理论、音韵修辞、外交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视角，结合大量真实经典的四字结构外交语料，系统研究中国特色外交语块的语言特征、生成机制、语用功能以及传播效果。以外交语块作为基本加工和交际单位、推动外交话语的模块化构建和传播，有助于降低话语记忆负荷、增强话语传播效果，这对讲好中国外交故事、传播外交理念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关键词 外交话语 外交语块 四字结构 模块化构建 模块化传播

一、引言

“语块化”的加工组合，特别是四字语块的高频使用，是中国特色外交话语构建和传播的一个常见现象，堪称中国传统外交语言文化的智慧结晶。四字结构，亦称“四字格”，是指由四个字组成的语言形式。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除四字格、四字结构外，也有“四字词”“四字语”“四字格言”“四音格词”“四音节词”等诸多称谓（朱赛萍2015:2-3）。四字结构一般可分为固定搭配（如成语）和自由组合两类（冯树鉴1985）。国内有关四字格的研究涵盖四字格的分类和构词（陆志韦1956；付克诚1988等）、音韵特征（崔希亮1993；刘振前1999等）、翻译（石春让、覃成强2011等）、修辞（李积朋2009等）、构式（邢向东2019等），以及转、隐喻（王文斌、姚俊2004）等问题，呈现出多视角、宽领域的发展态势。国外关于汉语四字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四字成语，涉及词典编纂(Lim 1966; Lin & Leonard 2012)、成语习得(Luk & Ng 1998)、语义分析（Tien 2016）等方面。

关于外交话语四字结构的研究，仅有少数学者（邓礼红2013等）讨论了外宣文本中四字结构的英译策略与技巧。面对四字结构在中国外交场合中频繁出现，而学界对其研究相对滞后的现状，文章将从语块视角出发，从语体特征、生成机制与话语功能等方面对其进行系统探索。

二、“外交语块”概念的提出

语块是语言加工的基本单位之一，本节基于语块理论尝试提出外交语块这一概念并简述其话语功能。

2.1语块理论

由于研究目的和视角的不同，学者们对语块的界定和分类也有所差异。语块的英文称谓多达56种，如chunks，formulaic sequence, phraseologism等，其中文翻译也名目繁多（康喆文2019）。总体来看，语块是集词汇与语法功能为一体的多词单位，与汉语中的成语、固定搭配等有所重叠。作为兼具词汇和语法特征的语言结构，语块具有半开放和半创造的属性（Schmitt 2000:99-102）。语块既是以语法为基础的、可分析的、相对封闭的系统，也是以记忆为基础的、程式化的、相对开放的系统（转引自丁言仁、戚焱2005）。Ellis（2003:69-71）指出语块结构中开放式的槽位填充框架对话语创造性的产出至关重要。

人们在编码语言信息时通常遵循两条原则：开放性选择原则和习语优先原则（Sinclair 1991:110）。Taylor（2002：312-315）根据Berko（1958）所作的语言实验，得出语言表达产出的最终形式或是根据语言中已有的图示规则（即语块之间的语法规则）创造的，或是直接提取业已存在的表达。换言之，当说话人产出话语表达式时，其大脑中可能存在多个语块及其规则以备选择，形成所谓的“语块竞争”（schema competition），但说话人最终会选择哪种表达，还要受到“阐释距离”（elaborative distance）的制约。因此，语块提取的整体性可以降低语言产出时认知资源的调用，也可以节约语言理解时认知资源的投入，由此验证了语块的心理现实性（Conklin & Schmitt 2008;詹宏伟2012）。为了实现有效交流，说话者会尽可能多地使用语块以减轻受话人的认知负担（Wray 2009）。

2.2“外交语块”的概念界定

外交话语中频繁使用的成语、固定搭配等语言形式亦属语块范畴。据此，文章提出“外交语块”这一概念，将其界定为：在外交场合高频出现并用以阐明中国外交政策立场的程式化表达。外交语块呈现出相应的层级性，并不仅限于词汇级别，还可以分布在句级、框架级和语篇级层面：词汇级包括成语、俗语、固定搭配等结构；句级既包括固定表态句（如“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包括外交辞令（如“我国政府对此表示关切”“我们持保留态度”）；框架级的外交语块是指具备一定能产性的语言构式，如在“一带一路”这一“数词+名词₁+数词+名词₂”表达的影响下，产生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等新表达；语篇级外交语块则指具有自身特定结构和规约意义的表意形式，是特定的语篇类型与功能的结合，外交照会、外交函件、全权证书、委任书、国书、颂词、条约、公报、声明等均属此类。外交话语中的“格”结构也表现出语块的特性，见表1：

表1 外交话语中的“格”结构

2.3 外交语块的话语功能：推动外交话语的模块化构建和传播

语块作为语言文化的核心要义，形式多样，功能强大，不仅可以带动语篇的生产和拓展，还能提升话语的传播效应。Becker（1975:60-63）指出，日常交际的最小单位并不是单词，而是语块；语块储存在人类的大脑中，可在使用时直接整体提取。语块同时具备语法特征和词汇含义，也规定了使用的情境语境，这种语形和语义的稳定性和整体性，使得交际和传播过程变得更加高效顺畅。特别是由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组成的常用而定型的短语或句子，是汉语言的核心与精华，也是汉语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胡晓研、胡雪婵 2012）。在外交话语传播过程中，英语世界也大量采用模块化语言，尤其是习语和惯用语来传达国际关系中的政策立场（Xhemaili 2022）。

鉴于此，本文拟借鉴计算机科学中的“模块化”概念，以准确描述外交语块在词汇、短语、句群、篇章层面的在线加工过程与层级拓展关系。外交话语在由词成篇、由低层级简单语块拓展到高层级复杂语块的过程中，大小语块之间的排列组合并非机械的复制和简单的叠加，而是彼此之间始终处于相互作用、动态组合的状态，逐步形成外交话语的模块化构建和模块化传播机制。

三、外交话语模块化构建分析：以四字结构为例

外交语块的产生不仅与语块本身的加工规则有关，也与其审美形式及特定的文化环境紧密相连，现以外交话语中频繁出现的四字结构为例，结合语体特征等因素探讨其模块化构建成因与拓展模型。

3.1外交四字语块的分类

外交四字语块是外交场合中频繁使用的固定、半固定的四字形式，整体上可分为成语类四字语块和非成语类四字语块两大类。前者指在外交话语中使用的四字成语，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在外交语境中使用，二是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或已被收录于成语词典（见表2）。后者则指在外交语境中使用的非成语类高频四字结构，多表现为中国根据某一时期对外关系的需要而提出的外交政策立场，如“另起炉灶”“求同存异”“和平崛起”“互联互通”等。此外，非成语类四字语块还包括表明中国外交立场态度的四字结构，如“强烈谴责”“严正交涉”等。

表2 外交话语常见四字结构^④

根据表意内容，还可将外交四字语块划分为以下三大类，即外交文化四字结构、外交理念四字结构和外交表态四字结构。外交文化四字结构如“天下一家”“知行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是中国特色外交哲学对历史文化基因的传承；而“丛林法则”“零和博弈”“弱肉强食”“长臂管辖”等系西方列强典型的外交文化。外交理念四字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以四字格形式将中国外交政策高度凝练概括的一种短小精悍的表达方式，如“独立自主”“多边主义”“和谐世界”“阿人所有”“阿人主导”等。外交表态四字结构，是在外交语境下阐释观点、表达立场的常用结构，表现为正向表态类四字语块（如“相向而行”“人心所向”“行稳致远”等）和反向表态类四字语块（如“罔顾事实”“煽风点火”“坚决反对”等）。

3.2外交四字语块的语体特征

外交四字语块具有政治敏感性、语形程式化、民族特色和审美价值等话语属性。

3.2.1政治敏感性

外交四字语块是中国外交核心概念的体现，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政治敏感性是外交四字语块重要的话语属性，长期以来，中方在外交场合常采用四字语块的表达方式来传播对外政策，宣示外交立场，如20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的外交方针。

3.2.2语形程式化

中国特色外交四字语块是外交语境下中国政治话语的浓缩，凝练地表达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处世哲学与立场态度。四字格将丰富的外交内涵诉诸简洁的结构，形式的精简满足了交际经济性的需求。而相同表述的高频出现不断固化着同类表达在外交语境中的语言地位，逐渐成为外交话语体系中固定下来的基本象征单位。

3.2.3民族特色

语块不仅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民族文化的反映。作为语言的生命与灵魂，惯用语块是民族语言文化特性和心理结构的集中沉淀与表征（蒋苏琴2011）。语块，尤其是成语、俗语等规约性表达，包含着深刻的隐含意义与文化内涵，是汉语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外交四字语块作为汉语四字结构的下位范畴，是政治话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3.2.4审美价值

从事语言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语言本身就能给我们带来乐趣（Taylor 2002:14），同样的话语内涵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将带给受众不同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不同于直白冗长的形式表达，外交四字语块也凸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倾向，具体表现在：形式上短小精悍，音韵上朗朗上口，修辞上使用对称、隐喻、排比等，不仅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还能吸引受众注意力，便于传递中国外交核心理念。如以“共”字为主线联合分布的四字结构“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呈现出整齐的格式、丰满的语义和抑扬顿挫的节奏，使外交话语生动流畅、一气呵成。

3.3外交语块的生成机制

语义是语言形式生成的根本动因，而语言形式是语义的集中体现。外交四字语块的产生不仅由所要传达的政治含义决定，也与特定外交语境下的语体需求、文化影响、认知加工等紧密相关。

3.3.1语言模因的影响

四字结构在外交场合的大量出现绝非偶然，这是汉语言使用者基于历史文化基因，受预制语块模因作用的影响。

四字结构历史悠久，是汉民族早先便已形成并沿用至今的语言表达形式。外交四字语块的源头可追溯至《诗经》（杨明星2021），如战时秦地抗击西戎入侵者在军中战歌出现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经·秦风·无衣》）。《国语》中“五服制”等对外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描写也采用了四字结构：“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国语·周语上》）。此外，载有大量外交事件场景的《左传》亦不乏四言格结构，如“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是宫之奇劝阻虞国国君，言明虢国与虞国的关系时所用四字结构。

语言模因是指通过语言模仿、复制、传播而生成的模因现象（何自然2019）。作为承载某种思想内容的文字符号，四字结构从古至今久经不衰的流传表明，外交四字语块亦具有模因属性。成语、固定搭配等外交四字结构凭其相对稳定的形-义搭配属于强势模因，而其四字形式在当今外交话语表述中频频出现，表明其语言形式本身也已成为模因、影响了非成语类表述的外在形式。

3.3.2音、形、义的协同影响

除语言模因的影响外，外交四字语块的生成也深受其音、形、义所表现出的气势、韵律和情感的影响。换言之，选择四字结构而非其他冗余表述作为话语的最终表征形式，是四字语块独特的形-义结合与韵律特点综合作用的结果。

语义上，简短的四字组合传达了丰富内涵和言外之意。在能够传达发话人意图的所有备选表达式中，由于四字语块的内容义、语用义、适用语境都已然整体储存在大脑中，其结构固定性和稳定性确保了更高的认知可及性，使其容易在表达竞争中获胜。

形式上，四字结构是汉民族自古以来对称审美特征和语言经济表达的驱动使然。中华民族“以偶为佳”的审美趋向，推动外交话语四字结构的持续生成。同时，四字结构的模因传承，也与该结构易于传诵、表达简洁、能产实用等特点有关。

语音上，四字结构与汉语的音韵原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字结构（即复合韵律词），作为两个音步的组合，四字一组，音节匀称，尤其是多个四字结构连用时，节奏感极强，富有音乐美。

综上所述，本文将外交语块的生成模式提炼如下：

以下将结合具体实例阐述其运作：

2018年12月21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就美国不实言论说道：“美方以所谓‘网络窃密’名义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纯属倒打一耙……中方绝不接受”^⑤ 。如图1所示，华春莹在揭露和指责“黑客帝国”美国栽赃中国的卑劣行径时，可以直接提取既存的“谴责类”话语表征形式来应对，也可进行在线加工产出新外交语块，此时即形成语块竞争和比较之势。而说话人选择何种语言表达方式，要受到阐释距离的制约，较之即时在线加工，成语作为整体语块具有强势模因，其心理可及性更高，能够直接提取。此外，相对于冗长的词句，四字结构短小精悍、整齐匀称、音调和谐，表达立场铿锵有力、简明扼要、形象生动，故说话人选择了四字结构“倒打一耙”。

3.3.3外交语块的层级拓展模型

外交语块的形式稳定性是其具备规约性并成为语言主要组成部分的前提，为其成为话语建构的引擎创造了条件。框架级、句级、篇章级以及其他四字外交话语的生成，均主要围绕着这些固定形式展开，形成了以外交四字语块为核心、向外辐射成为更高层级复杂表达方式的链-网模块结构。因此，外交四字语块作为外交话语中基本的、稳定的形-义结合体，在话语体系建设中有着基础性的地位，是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核心单位与重要载体，详见图2。

图2 外交语块的层级拓展模型

如图2所示，一方面，为完整表达说话人意图，基于外交语块生成的直接提取机制，词汇级外交语块（如图2圈A）可进一步拓展出子句、句群或更高层级的语块类型（如图2细体箭头）。另一方面，说话人也可通过即时在线加工，将不同的语言表征，如圈B、C、D与A进行语法组合（如图2粗体箭头），形成一个符合语言规范的句级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组合成分可以是与A同等词汇范畴的不同表达（如同样大小的圈B、C），也可以是不同词汇范畴的表达方式（如较小的圆圈D）。语块在词汇-句子-篇章间构成一个边界模糊的层级连续统（如图2虚线）。句群作为小句的有机结合，由围绕核心语块主题意义的不同小句组成（图2锯齿形状表示子主题句意义），进而触发新一轮不同语块与相关组成成分的竞争、在线加工与产出。以此类推，当句群以一定的范围与形式不断延展，合力促成核心语块意义阐释时，就会生成一个完整的外交语篇，当该语篇的图式结构在不同语篇组织加工时被不断固化，篇章级别的外交语块就此形成。

下面，以“一带一路”为例详细说明外交语块“词-句-篇”模块化拓展模型。首先，作为非成语、非固定搭配结构，外交四字语块“一带一路”的生成，来自说话人对既存语块“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即时凝练在线加工，通过提取既存语块的语义凸显成分（即“带”和“路”），以传达中国外交核心概念，实现国际交流的信息共享，便于记忆和传播。其次，基于“一带一路”词汇语块，近年来还进一步构建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系列话语子系统，如建设路线、建设精神、建设原则、建设内容、建设目标等（杨明星2020-4-17），形成多领域话语生产辐射效应，与之相关的句群级语块不断涌现，如“‘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狭隘的小圈子，而是开放包容的大舞台；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所有伙伴共同参与的‘交响乐’”^⑥，已然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化表达。同时，官方发布的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文件、文章和文献种目繁多，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联合声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章程》《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一带一路”故事》等，都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全面系统的勾画解读。

由此观之，低层级的四字语块在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中凭借其稳定的形-义组合，发挥着支撑、辐射作用，激发并催生其他新的四字表达式。形式上，外交四字语块帮助塑造其他外交话语结构；语义上，外交四字语块确保更高层级的语义围绕着核心结构进行模块化拓展，实现语义与形式、语类与语义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总之，以四字结构为代表的外交语块，在形式和语义上均具有话语建构性，成为中国特色外交文本体系建设的核心模块。

四、外交话语模块化传播分析：以四字结构为例

语言模因不仅对外交四字语块的生成过程，也对外交话语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正如基因的代际遗传一样，四字结构也共时或历时地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外交语块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核心文本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发言人独特的话语方式，在外交场合发挥着独特的话语功能和传播效应。

4.1便于习得与接受，增强国际关系中的交际功能

四字结构的语块属性规定了外交四字语块在形式、语义与语境的统一。语块不仅是表达形式和交际功能的两相结合，语言使用者在大脑中也同时储存了该语块所使用的情景语境。语块形成后，发话人优先遵循习语原则，无需刻意分析其语法形式而直接激活心理词库中的语块，从而降低了认知资源的调用，能够快速顺畅、准确得体地交流，提高交际效率。成语类语块是语言习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发非成语类对称表达结构的重要语言形式，其独特的语体特征能够带给受话人审美上的心理享受，从而引发情感共鸣，增强国际关系场合的交际功能。

4.2易于记忆、模仿和传诵，提升外交话语的传播效应

段士平（2008）指出：“多词组合的韵律性也是决定语块能否被有效记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韵律性强的语块更能引起受话人的注意，方便记忆、使用和传播。中国外交话语中常用四字形式来提炼概括某一政策理念，而多个外交四字语块的复合型表达，往往能够形成排比和押韵之势，以一种富有节奏感、音乐美的方式传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理念或畅想，听起来语气坚定，读起来抑扬顿挫，利于其在新语境中口耳相传、提升传播效应。

4.3有利于传承外交文化基因，在话语传播中发挥牵引作用与辐射效应

在外交场合领导人和发言人频繁引用四字典故和诗词等经典名句来表达外交哲学，已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的特色和常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源于《论语·卫灵公》，是外交场合常用语块之一，蕴含着深刻的“大同”“尊重生命”“推己及人”的儒家思想，最终指向“仁”与“和”的儒家核心理念，如今已经内化为中国外交哲学观念，对中国外交话语表征形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在外交场合针对相关事件多次反复申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平等相待、绝不称霸的外交基因的符号体现，这种深刻的文化记忆与惯习，成为中国外交话语表达的精神内驱力，其它外交语块如“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善始善终、善作善成”“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等均是围绕这一核心理念的话语拓展和延伸，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外交上一脉相承的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系列“和合”话语的引用、评论，是中国外交语块从区域引领到国际联动的现实体现。

五、结语

外交话语有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和加工机制。在外交语境中，四字结构因其丰富的语义、凝练的形式、和谐的音韵，逐渐发展为语言运用中的强势语言模因，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有的话语风格和语体特征。文章采用跨学科的视角提出了“外交语块”概念，以四字结构为例，全面考察了中国外交话语模块化构建和传播现象及其规律。外交语块具有政治敏感性、语形程式化、民族特色、艺术审美四大特征。在外交语块的生成过程中，四字成语凭借“整存整取”的特点在语块竞争中常常处于优势地位，成为发话人首选的语言构式。为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说话人有意识地将言简意赅、极具稳定性的四字形式编码在话语表征中，形成了大量新的四言格，产生网状辐射效应。其中，低层级的四字外交语块经历层层组合，逐步形成了复杂、高层级的小句、句群、语篇，从而实现不同场合下话语构建和传播目的。同时，这些新的四字格反过来又强化了原有的语言模因，对外交话语模块化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交语块作为中国外交理念的表达方式和重要载体，具有突出的话语功能和传播效果。首先，外交语块短小精悍，易于习得，能够增强国际事务中的交际功能；其次，外交语块便于记忆、传诵，有助于提升外交话语的传播效应；再者，外交语块是中国特色外交语言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外交话语的构建与传播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从外交话语“构-译-传”三维互动过程来看（杨明星、周安琪 2021），外交语块概念的提出对研究外交话语的模块化翻译不无借鉴意义。总之，在外交话语的构建、翻译和传播以及科研、教学工作中，要充分认识语块和外交语块的本质规律和特殊优势，使之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言语行为方式和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注   释

①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1206x2_679130/t1691090.shtml

②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662067.shtml

③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578645.shml

④ 经检索外交部官网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发布的文本。

⑤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624087.shtml

⑥ 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202210/t20221018_107852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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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tic Chunks: Modularized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 Case Study of Four-character Structures

Yang Mingxing, He Kangning,Tie Yi

Abstract: Categorized as a unique language chunk and language expression in Chinese, the four-character structure integrates the beauty of sound, form and meaning. It can be called the "living fossil" in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The language unit represented by the four-character structur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and has become the linguistic core of the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profound authentic and classic four-character diplomatic cas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diplomatic chunks” and adopts chunk theory, phonetic rhetoric, diplomacy and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other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study the language features, generation mechanism,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diplomatic chu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 is conductive to reduce the memory load of discourse and enhance th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effect b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modularized diplomatic discourse by utilizing diplomatic chunks as the basic processing and communication unit. This will serve a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in telling China's diplomatic story and spreading its diplomatic philosophy.

Key Words: diplomatic discourse, diplomatic chunks, four-character structures, modularized construction, modularized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