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海外跨文化汉字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为向国内外学者和在读学生呈现跨文化汉字海外研究的基本面貌，提供海外专家学习和研究汉字的经验，促进中外学者交流互动，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邀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专访，题为“跨文化汉字研究海外专家访谈”，由“汉字学微刊”公众号、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
今日推出日本北海道大学石塚晴通教授的专访衷心感谢石塚晴通教授接受我们的访谈！
学者介绍
石塚晴通（1942.2.13-），出生于日本静冈县浜松市，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
石塚晴通先生1965年本科毕业于东京大学，1967年硕士毕业于东京大学，1972年在东京大学完成了博士课程。曾先后任职于青山学院大学、京都大学、带广大谷短期大学、熊本大学、藤女子大学、布达佩斯大学（匈牙利）、北海道大学、新潟大学、信州大学、富山大学、北海学园大学。
1973年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83年赴东洋文库任职（文部省内地研究员），1984年4月任东洋文库研究员，2002年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职（文部科学省内地研究员）。
北海道大学国语国文学会前会长，训点语学会前会长，日本汉字数据库的开拓者。
著有《日本书纪 研究篇——图书寮本》（汲古书院，1984，1984年12月该书获新村出纪念奖）、编有《汉字字体史研究》（勉诚出版，2012）、《汉字字体史研究2》（勉诚出版，2016）等著作，主要论文有《コディコロジーより见たる高山寺本》（《高山寺经藏の形成と伝承》，汲古书院，2020）、《コディコロジー——汉字文献と非汉字文献》（《新たなアジア研究に向けて》5,2014）、《汉字文化圏に於ける典籍の集积、国际的传播及び其の伝承：高山寺本の场合を例として (筑岛裕博士追悼号)》（《国语と国文学》89（2），2012）、《文献の作成と受容(訓読)》（《训点语と训点资料》129，2012）、《汉字字体规范データベース(HNG)の现状と展望》（《日本语の研究》5（2），2009）、《中国周边诸民族に於ける汉文の训读》（《训点语と训点资料》90，1993）、《本行から割注へ文脈が续く表记形式——古事记を中心とする上代文献及び中国中古の文献に於て》（《国语学》70，1967）等论文近百篇。
01
请介绍一下您求学、研究的经历？
石塚晴通：我的本科就读于东京大学，原东京大学教授筑岛裕（故）是我的“启蒙”导师。在筑岛裕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对日本的汉文文献，尤其是《日本书纪》中的训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下定决心今后要从事国语学研究。《日本书纪》是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是研究日本汉字比较好的文献材料。通过接触日本写本、敦煌文献中的汉字，引发了我一些思考：汉字的变迁是否有规律和标准？为什么写本中的汉字有的很标准有的却很杂乱，这与文献的种类和优劣有无关系？日本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标准概念？其发展规律与中国汉字的发展有无关联？当时我考虑应该开发一个大型汉字数据库，从实证角度解决上述问题。这个数据库就是我倾注毕生精力主持开发的“汉字字体规范史数据库”（Hanzi Normative Glyphs，简称“HNG”,http://www.hng-data.org/index.ja.html）。
该数据库的开发工作得到了我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大力支持。每年暑假我都会带领我的学生去北海道的一个小岛住上一段时间，大家全身心投入到资料查询和汉字剪贴工作当中。当时计算机还未普及，汉字整理工作非常繁琐，早期数据库中的一张张图片都是从文献复印件上剪切下来的纸质卡片。2005年9月，经我们粗略统计，该数据库汇总了六七十部中日汉字文献，总字数达到约四十万字。考虑到卡片老化以及检索不便等问题，我们开始将这些纸质卡片数字化，开发了现代化的汉字数据库。“汉字字体规范史数据库”不仅可以将我们的科研成果推广到全世界，还能够为从事汉字研究的学者们提供许多便利，想到这里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倍感欣慰。说到这里我想特别感谢我的同事池田证寿教授。我们曾几次赴西安碑林考察，白天他要背着笨重的电脑去调研，晚上回来还要整理调研材料，从早到晚一直在工作，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所以，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对于古籍整理工作真的很重要。
0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有哪些？将来有哪些方面的研究计划？
石塚晴通：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文献学，重点是日本写本、敦煌文献、汉字发展史以及汉文训读。近期我一直在思考汉字字体与资料性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据此提出“codicology”（跨文理综合典籍学）这个概念。我在中国、日本、韩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曾发表过多篇有关跨文理综合典籍学（“codicology”）的论文，准备组织一个聚集文、理、工各类人才的团队，分别担任文本解读、纸张鉴定、数据开发等工作，打造一个跨学科、跨文化的汉字综合研究平台。
03
对您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石塚晴通：对我影响较大的学者就是前面提到的（故）筑岛裕教授，对我影响较大的著作是筑岛裕教授的《古训点と训法》《国语史と文献资料》《日本语研究の周边》这几部书。在我读东京大学本科一年级时，筑岛裕教授就将实地调查的方法与经验传授给我，先生所为不仅激发了我对文献学、文字学的兴趣，更为我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实地调查期间，我有幸和筑岛裕教授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先生的治学精神、态度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他倡导的以鼓励和引导为主的教学方式，也为我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学术空间，让我对学术充满了向往，并能够在广阔的汉字研究天地里尽情翱翔。
04
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文献、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石塚晴通：在我看来，写本文献研究最重要的是坚持“实地考察、触摸文献”，唯有通过实地考察并触摸善本文献，才能更好地萌发出新的想法，开展下一步研究。
05
回顾求学和科研道路，您是否也走过一些弯路？一路走来，是否有对学术道路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选择？
石塚晴通：在汉字研究的道路上，我也确实遇到过一些困难。前面提到过，研究文献最重要的是实地调查、触摸文献，其目的即是辨别文献的真假及纸张的材料，这一点对于研究文献学的研究者来说极为重要。在筑岛裕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接触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善本，熟悉择定善本的标准和体例。六祖禅宗慧能有偈子云：“迷时师度，悟时自度”，当我独立承担各项科研任务时，如何自己鉴别文献的真伪优劣，就是我面对的最大的困难。这项工作本身需要丰富的经验，而首先要克服的是浮躁的心态。浮躁容易让人没有耐心去钻研一件事，会为了追求结果而急功近利，这也是文献学研究的大忌。通过长时间接触古代文献，我逐渐掌握了鉴别善本的方法，克服了面临的困难。另外，如何接触到古文献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难题。古文献大多藏于图书馆、博物馆或寺庙里，持有者不会把馆藏珍品轻易示人，被拒绝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要想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和不同的人沟通、交流，因此积累这方面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际宁先生以及各位中国学者、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想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06
您认为汉字和韩文、日文、喃字之间的历史和现时关系是怎样的？
石塚晴通：汉字东传日本后，日本人对汉字进行了改造。汉字在日本的传承和改造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我认为基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汉字与日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手段。
07
您所在单位或所在国家的汉字研究现状如何？您认为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可以跟中国学者分享？
石塚晴通：伴随汉字东传，中国文化也开始融入日本社会，如文学、历史、服饰、建筑等方面，无论是日本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无不保留着中国文化的痕迹。目前日本正在开发大型汉字资料数据库，影印实物与写本文献都将逐步在互联网上公开，这些成果将有助于学术交流以及汉字研究的发展。
08
您所在国家的汉字学研究，与中国的汉字学研究相比，学者们更关注哪些问题？侧重点有什么不同？有哪些研究方法可以提供给中国学者借鉴的？
石塚晴通：与中国的汉字学研究相比，日本学者更注重基础研究，特别是在数据库开发、资料汇编方面日本学者拥有丰富的经验。日本学者在数据库开发领域取得的成果可以为中国学者提供可靠的材料，其实证研究方法也能给中国学者带来一些启示。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年轻学者在汉字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学术成果，今后中日双方可通过学术交流广泛共享学术信息。
09
您期待着与中国学者在哪些方面有更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
石塚晴通：如上面谈到的，目前在纸张鉴定和数据开发方面，日本学者拥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目前急缺熟练阅读汉文文本的人才。中日学者可以在数据开发、文本解读上交流协作，互通有无。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以往学科壁垒森严、研究方法单一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通过打破学科壁垒是可以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过去我曾和中国学者多次合作，也曾邀请过众多中国知名学者来日本参加国际研讨会。我也期待今后能与中国学者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10
您认为数字化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怎样的影响或作用？
石塚晴通：数字化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的共享可让汉字研究更高效化，譬如更便于查阅文献、收集资料。不过，我认为文献学研究是不能离开文献实物与现场考察的。
11
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余，您是怎样放松自己的？
石塚晴通：我是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的人，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努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过得轻松、愉快。我对学术的热爱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研究之余，我喜欢翻阅实地考察的调查记录，仔细观察写本文献。写本文献同时也是书法艺术品，对文献研究的热爱使我对艺术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着迷于鉴赏甚至动手制作艺术品。这种对艺术品的鉴赏虽仅停留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层次，但于我而言它不仅是减缓科研压力的有效方式，同时也能激发研究的灵感、甚至开拓研究思路。另外，我极其酷爱红酒，品尝红酒也是我工作之余的放松方式之一。每次去中国开会、调研，我总会与中国学者一起品尝中国的美酒、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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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所研究的领域有何展望和期待？您有什么想对汉字研究青年学者想说的？
石塚晴通：随着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的引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依托于数字化信息化的现代文献学激发出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于我们这些年长的学者来说，数字化信息化等高尖技术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但心中也有一丝担忧。归根到底，文献学是一门传统学科，文献积累仅停留在数字化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实地考察接触文献本身才能迸发出新的想法，这才是文献学研究的真谛。我在退休之前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大中小型学术研讨会，邀请过很多中国学者，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南京师范大学的黄征、浙江大学的方一新、上海复旦大学的余欣、南开大学的杨琳，他们现在都是中国一流大学学术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我也培养过多名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他们都非常优秀，并活跃在中日两国学术研究的第一线，比如陈访泽博士、唐炜博士、李运博博士、贾智博士等。我衷心希望下一代的年轻学者能够通过实地调查切身感受到学术的魅力。借此我想向中国年轻学者推荐一本书《敦煌学•日本学 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石塚晴通编、唐炜译）。“敦煌学”篇收录的是有关敦煌本汉文训读的论文，“日本学”篇收录的是有关日藏汉文文献的实证性论文。该书所收论文均在日本学界受到广泛好评。如果该书能给不懂日文的中国学者一些帮助的话，本人将感到无比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