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加快我省经济发展

作者:管理员 时间:2005-11-30 点击数:

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民革郑州大学支部委员曹雪琴

早在10年前,河南省就确定把“开放带动”作为经济发展主战略,在开放进程中始终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积极推进“东引西进”战略,不断创新机制,完善政策,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近年来,河南省改进以往仅靠组织大型招商活动的方式,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委托招商,成立国际投资促进中心,组织专业小分队招商等多种方式,吸引国内外客商纷至沓来。

一、实施开放战略的成绩与差距

10多年来,我省实施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带动”战略的实施,对河南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省统计局统计:我省03年的进出口总额为47.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2%。出口总额为29.80亿美元,增长40.6%;进口总额17.36亿美元,增长60.0%。全年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数324个,比去年增长11.7%;合同外资金额18.26亿美元,增长79.0%;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61亿美元,增长24.3%。在04年的进出口总额为66.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2%。出口总额为41.7亿美元,增长40.1%;进口总额24.4亿美元,增长40.4%.全年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数478个,比去年增长48%;合同外资金额20.54亿美元,增长62.9%;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74亿美元,增长36.7%。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基本稳定在87%--88%之间,中部地区对外开放以来所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基本稳定在8.6%。

截止到04年底,河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已突破3000家,合同直接利用外资金额146.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9亿美元,日立、东芝、菲利浦、法国里昂水务等20多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相继落户中原,外商投资领域正由单一的制造业,进一步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拓展。

积极利用外资对河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多方面的推动作用,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河南省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由于外资的加盟在建设速度和质量上取得明显进步,一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建成,还使河南的投资硬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通过利用外资引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和设备,加快了全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升级换代的步伐,涌现出一批知名的企业和产品。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和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与此同时,三资企业的兴起,也促进了全省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加速了全省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采取国际上通用的企业组织形式,按照规范的市场经济规律运行,他们的管理经验,对全省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产生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积极利用外资直接扩大了河南省的出口,增加了全省的就业和税收。出口商品结构基本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出口增长点,安阳玻壳、新飞电器等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河南省扩大出口的主要经济增长点,50多家河南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相继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或投资办厂。

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我省结合区位实际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机遇,创造性地提出了“东引西进”战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内涵和厚度。省委、省政府认为,要使对外开放“短腿变长”,必须扩展对外开放的视野,加大“东引西进”的力度,牢固确立“省外即外”、“县外即外”的思想,主动加大与周边省、县的合作力度。直接对境外出口有困难,就通过沿海地区间接出口,“人家赚外汇,我们赚人民币”。

尽管我省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成绩斐然,但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在对外贸易方面,河南省出口总体规模小。2003年河南省出口额是广东的1.9%、江苏的5.0%、山东的11.2%、福建的14.1%。河南省利用外资总体规模小。2003年河南省实际利用外资是广东的6.9%、江苏的5.1%、山东的8.9、福建的20.7%。即使在中西部地区,河南省在某些方面也有很大差距。进出口贸易总额。河南省进出口贸易总额2003年47.1亿美元,是广东的1.7%,是江苏的4.1%,是上东的10.6%,是福建的13.3%。2003年全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60%,河南仅有5.5%;河南实际利用外商投资59732万美元,只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1.2%;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5.5%,河南只有22.6%;河南对外经济合作完成的营业额19340万美元,占全国的1.1%。对外开放对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还不很明显。整体对外开放水平低,已经成为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软肋和瓶颈。

二、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制约因素

我省与东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虽由来已久,但开放度低成为多年来制约河南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据分析,造成开放度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思想文化因素。思想观念主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虽然它不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但它从深层次影响着经济发展。河南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改革力度不够的深层原因和症结所在,正是人的思想障碍——具体表现为:求平、求稳、盲目自大、安于现状,风险投资意识差;“等靠要”思想严重,缺乏创新意识;对国家政策反应慢,行动迟缓,错过了发挥政策效益的有利时机。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深刻指出,作为内陆省份,河南如果不能实现新的思想解放,就不可能为加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不冲破"思维瓶颈",把开放带动作为加快发展主战略的部署就难以落到实处。

2、国家政策因素。宏观政策是资源的再配置过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小平同志的南迅讲话,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基本上是采取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方式,这种方式给东部地区发展经济带来先发优势。东部利用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短时间内建成在国际上有一定竞争力的经济特区和城市群。东部率先发展的战略大大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拉大了与中部和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差距。

3、人力资本因素。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短缺是制约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中西部本身教育就落后,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又留不住,外地的人才更无法吸引过去。“孔雀东南飞”是中西部技术和人才资源大量流失的真实写照。国家对中西部在政策、资金上给予倾斜是非常必要的,但政策、资金必须通过高素质的人才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关键是人才。我省是人口大省,人力资源数量比较充裕,但从事外向型经济活动的人的素质差距相当大,缺乏懂贸易、懂技术、懂外语、熟悉国际市场的人才,创业型人才,高级专门人才和熟练工人也相对不足,成为人才竞争的薄弱环节。所以,如何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如何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我省亟须解决的大问题。

4、布局与区位因素。我国的工业区域布局具有“南轻北重、东轻西重”的基本特征。东部地区以轻型或轻重混合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以重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性差异往往会导致地区间经济产出水平的巨大差距。据专家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大多为轻型或混合型的工业结构类型。另外,在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家先放开了消费品市场,消费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对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实行严格控制。由于东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消费品生产基地、中、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输出基地,于是东部向中、西部高价输出制成品,而中、西部则向东部提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这种产业布局和区位分工决定了中、西部与东部存在着不平等交换。由于东部企业的技术和资本优势,中、西部很难在制造业上与东部竞争。中、西部地区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被动地位,严重制约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实施开放战略,中原率先崛起的对策和建议

1、转变观念,解放思想。走出“中原困境”,对于我们河南省来说,“中原崛起”就意味着必须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全省基本实现工业化。这对于一个传统农业大省来说,同时意味着,在我们的经济行为实践中,应该转向以工业化思维方式为主导,彻底抛弃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思想障碍。必须超越传统战略的思维惯性,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在本质上属于竞争性经济。我省要把建立自我发展机制作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任务,以增强发展竞争力为导向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和策略的选择。

2、在多维复合战略空间中,辨析发展的机会和风险。在新世纪,中原地区的经济崛起将会在一个多维复合战略空间中展开,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要突破单纯从“区位优势”、“承东启西”考虑问题的传统视野,科学地认识自己在这个多维复合战略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把握机遇,规避风险,正确选择有利于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

3、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后发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往往有两条主要的发展方式:一是发明,这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资金、人力来研发新技术以取得技术创新;另一种方式是引进,通过和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比较,从比自己发达的地区引进已有的、先进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创新”的目的。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主要就表现在后一个方面,即低成本、低风险、高增长。我省属于后发地区,资金缺乏是我们的劣势,走资金推动的技术发明之路显然不现实。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从而形成技术创新方面的“搭车效应”。尽管引进技术也需要成本,但是相对于发明成本要小得多,这样,我省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变迁上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发达地区。鉴于这种比较优势,我省在对外开放战略中更加注重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的引进,用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装备自己,用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自己,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

4、走出“中原困境”乃至“中部困境”,必须拥有丰富人才。要尽快改革户籍和人事管理制度,促进人口在部门和地区间合理流动,建立多元投资、多层次协调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扩大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和提高专业技能的机会,建立能够充分体现知识价值和受教育价值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以知识拥有量和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收入落差,激励人们接受更多的教育,从而促进人力资源的快速积累。从改善人才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有效配置区内外人才资源入手,实现技术上的高起点追赶和局部跨越,建立可持续的自我快速发展机制,增强发展竞争力,逐步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

5、国家政策的及时、到位,为中部和中原崛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导致中部塌陷的原因,一个相对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政策缺陷”。2004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武汉市市长李宪生提交了一份主题为“遏制‘中部塌陷’武汉应该有所作为”的报告,提出了“政策边缘化地区论”,该论点直接指向“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中部地区是国家的主体部分,底色所在。所以,“中部困境”事实上就是“中国困境”。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因此,走出“中部困境”,实现“中部崛起”,必须率先实现“中原崛起”。这也表明“中原崛起”是中国人共同的事情,立足自我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援助。因此,应当明确中部地区的发展定位,拓展国家在中部政策空间。在国家宏观分工体系中,中部地区的发展定位应当是国家基础产业的重点建设区域,东部产业梯度推移的承接基地、西部大开发的桥梁和中转站、跳跃式自主发展的浅内陆区域。同时,拓宽国家的中部政策空间,譬如:实施工业化援助政策,对中部地区的国企改革、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和城镇化予以扶持;调整和选择可区域化的财政政策工具,包括对现行地区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建立具有区域调节功能的税收体制、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和运用有效的金融政策工具,包括实行信贷管理政策的适度倾斜、设立中部发展基金、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和区域性金融中心;推进体制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和保障,包括在分权体制方面,适当赋予中部地区各省的地方税管理权、地方融资权、项目审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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