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文选学”研究步入了持续繁荣发展的新阶段，也迎来了以集大成方式，系统整理、总结“文选学”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深化、提升“文选学”研究的视野、格局与境界的空前契机。为充分把握这样的时代契机，我们认为，在重视系统性、创新性等的同时，21世纪的“文选学”研究还亟需重视其时代意义问题。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攸关“文选学”研究发展的全局，也制约、影响具体研究成果的高度与质量，但“文选学”界的相关讨论，还有不尽全面、深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关涉“文选学”研究时代意义的一个方面：《文选》白文会校与义疏的时代意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先从来自时代文化发展与“文选学”自身发展的两大必然要求谈起。

就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来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与民族复兴伟业的不断发展，如何系统整理、总结、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化大典精华及其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发展的高度与质量，已经成为攸关民族复兴伟业的重大文化战略课题。这样，由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主持编撰的《文选》，作为我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一部诗文总集，其以集大成方式荟萃了先秦迄于梁代的文学精华，凸显着作为国家文化大典的重要参考价值。当然，对《文选》作为国家文化大典的性质及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问题，尽可从多个层次、方面来展开讨论，但就时代文化发展的要求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点仍当是：对以集大成方式荟萃唐前文学精华的《文选》的研究，将可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崇高文化价值系统和美好心灵结构的重构提供重要智力支持。而站在这样的高度来思考，我们就能更为清晰地认知：尽管21世纪的“文选学”研究乃是一个宏大博深的、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特点的动态开放系统，各种关涉“文选学”的研究，各有其重要的价值，但《文选》毕竟首先是一部荟萃文学作品精华的总集。因之，21世纪“文选学”的一大重要发展方向，必然也是回归到从基本文献整理出发，发显《文选》的思想意涵与审美价值。如此说来，在属于“文选学”研究的众多子系统中，《文选》白文会校与义疏，确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进而言之，在广泛掌握众多《文选》版本、吸收历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选》进行集大成式的白文会校与义疏研究，发显《文选》的思想意涵与审美价值，不仅可从正本清源意义层次，有力推动更精确阐释、发显唐前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文学的思想意义，也必将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这也理当是21世纪“文选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就“文选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来说，21世纪“文选学”研究的一大幸事是：受益于改革开放所营造的空前广阔、和谐的海内外“文选学”交流发展环境，多种久已流失、保存于海外，或不为世人所知的珍稀精良《文选》版本，如无注三十卷《文选》抄本、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唐钞《文选集注》、韩国奎章阁本、台湾陈八郎本、日本明州本、九条本等，得以重新面世、流通。这为综合参研精良珍稀《文选》版本，全面整理、总结古今相关研究成果，以集大成方式进行“文选学”的系统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中外学者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文选学”研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尤其有关《文选》的集成式整理、研究，也初见成效，规划、实施“文选学研究集成”系列项目等，已被列入具体的研究日程。际此21世纪“文选学”集大成系统整理、研究时代来临新局，集成式《文选》白文会校整理研究，不仅已可列入具体研究日程，也确实凸显出其所具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就当代学术研究而言，其一大突出特点是，地下出土文物、文献的不断被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改变了当代学术研究的视野、理念与格局。从这种意义上说，“文选学”研究领域虽然少见地下出土文献，但众多精良珍稀《文选》版本的重新面世、流通，其对“文选学”研究的价值，实可与地下出土文献媲美。神驰古今，环视四海：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高度重视借助辑佚补阙，以复原、再现前代礼乐文明原貌，发显“诗”与“春秋”等的微言大义，并系统进行其宏伟思想文化的重构与创造，垂范千古；汉代武帝时代孔壁古文文献的面世，则由文字整理、阐释发始，形成了影响后世至为深远的今、古文学派；西晋太康年间汲冢以《竹书纪年》为主的古文献的面世，直接影响、促进了史学观念的质变、史学的繁盛以及史学与经学的分庭抗礼；近代以来殷墟甲骨文字、两周金文、简牍帛书、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等的不断出土，则不仅使地下出土文献研究成为持续研究的热点，甚且还发展成为具有专门、系统性质的一代显学，对复原、认知中国文化原貌、重塑民族文化精神等，更是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作用，众多精良珍稀《文选》版本的重新面世、流通，无疑也对以正定文字为根本，综合参研这些精良珍稀《文选》版本，系统整理、总结古今相关研究成果，集成会校整理《文选》白文和进行《文选》义疏研究，发显《文选》的思想意涵与审美价值，具有强力推动作用，并提供充要条件。

由此反观当代“文选学”研究，也不难发现：关于《文选》的白文会校与义疏研究，仍然显得较为薄弱。尽管自《文选》问世迄今，是正《文选》本文与义疏，一直是“文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但具体来看《文选》的白文校勘、整理与研究：一是对于古今有关《文选》白文校勘整理研究的成果，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系统整理；二是利用诸多精良珍稀《文选》版本进行白文会校的工作，仍处于零星、局部阶段；三是尚无集成式的白文会校整理研究成果问世。这种研究现状，与《文选》版本研究成就突出，《文选》注的整理，也涌现会校会释集成项目等，可谓对比鲜明。说明“文选学”研究还存在不尽平衡状态；对众多新出珍贵《文选》版本而言，无疑也是一种浪费与损失，势必制约、影响“文选学”研究的深化发展，也不利于充分发挥《文选》这部文化大典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作用。

就《文选》的义疏研究而言，虽然仍不断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客观来看，自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以来，系统性的《文选》义疏研究，确实显得有些难以为继。而尽管高氏的义疏研究发凡起例、功力深，成就高，但主要还是限于《文选》中的“赋”类，尚未及于其他文类。尤其是受制于特定时代条件，其未得亲见诸多新近面世的精良珍稀版本，未能将这些精良珍稀版本纳入其研究范围，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文选》义疏研究的一大憾事。

因此，21世纪的“文选学”界如何借助诸多精良珍稀版本，并参研古今相关研究成果，以正定文字为根本，发显《文选》的思想意涵与审美价值，仍然任重道远。在当今尚无《文选》白文会校本的情形下，汇集众本、校勘精良的《文选》白文定本，不仅为“文选学”研究发展所亟需，集成式的《文选》义疏研究，尤将为民族文化复兴伟业做出重要贡献。

至于关涉《文选》白文的具体会校整理、研究，自然也是谈论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时，所不能遗忘的。就具体研究构想而言，集成式的《文选》白文会校研究，至少应包括如下几大方面内容：

其一，汇编详明的参考资料目录和古今校勘研究成果文献资料目录，以最为精良的《文选》版本（如韩国奎章阁本）为工作底本，广泛参校各种精良珍稀《文选》版本，如尤刻本、胡刻本、陈八郎本、明州本、赣州本、唐钞《文选集注》、敦煌吐鲁番本等，以对校为主，本校、他校、理校为辅，并参照古今校勘典范义例，制定精严、可操作性强的校勘凡例，会校整理、研究《文选》白文，必将对《文选》白文中存在的大量悬而未决、尤其是未被发现的讹误问题有较多是正。

其二，系统整理、研究古今中外关于《文选》白文校勘的成果。以清代“文选学”研究成果为例，如余萧客《文选纪闻》、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考异》、许巽行《文选笔记》、胡克家《文选考异》、张云璈《选学胶言》、朱珔《文选集释》、梁章钜《文选旁证》、胡绍煐《文选笺证》等中的相关成果。近代如黄侃《文选平点》、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骆鸿凯《文选学》、斯波六郎《文选索引》等中的相关成果；当代如俞绍初、许逸民主编的《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饶宗颐《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傅刚《昭明文选研究》、胡大雷《文选诗研究》、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王书才《<昭明文选>研究发展史》、游志诚《文选学新论》等中的相关研究成果等。广泛参研散见于诸别集、总集、类书、方志及其他文献的《文选》白文整理、研究成果，取其精华，辩其讹误，并务求严格复核原始文献出处。通过严谨、科学、系统的会校整理研究，将可为学界提供一部校勘精良、集萃古今中外白文研究成果、接近白文定本的集成式会校本，以与《文选》注会校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既避免因各种版本卷帙浩繁、珍稀版本难见，以及各种典籍、论著之校勘成果不便检寻，所导致的是正白文文字之难，又避免积习为常、坐视各种白文文字讹误流传之弊。

其三，《文选》白文会校也将推动对其它一些重要“文选学”问题的研究。如借助《文选》白文所关涉的作品出处问题，探索《文选》前源文献问题，有助于最大限度考证、认定《文选》作品的本原出处，复原其历史文献依据；借助《文选》白文会校探讨其与《文选》版本流变以及“文选学”的发展历史及特点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相关的《文选》版本和“文选学”史诸问题；关注、研究《文选》白文会校与古今《文选》注释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相关典籍文献，如全部或部分依据《文选》而编辑整理的各种别集、总集的关系；借助《文选》白文会校，推进、深化对“文选学”相关问题如成书年代、文体分类、编者、注释等的研究等。

就《文选》义疏而言，是要在《文选》白文会校和《文选》注会校的基础之上，重新对《文选》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注释、疏解和考证等整理研究。就《文选》注释来讲，自然以李善注为巨擘，当今的《文选》义疏仍要以李注为最基本、核心的原始依据，而五臣注乃至古今所有涉及到《文选》注释的“文选学”成果，也都是应该参考、吸纳的对象。 高步瀛 先生的《文选李注义疏》融校勘、训诂、考证为一体，广征博引，考据周密，校勘精审，既是集大成之作，又处处可见一己之新发现、新研究，已为《文选》义疏的整理研究探索了方法，确立了典范，惜乎只完成八卷。当然 高 先生之作，其主旨仍以疏解、复原李注为主，虽亦实属集大成之典范，但仍有所偏。今之义疏自当追求无所偏颇，唯以详尽疏解、考证、阐释《文选》精义为终极目的。小到具体的考证如对《文选》及其注释所关涉的名物、职官、科举、天文历法、历史地理、避讳、术数、谱录、舆服、车马诸内容，都予详尽考释，大到发显《文选》所包蕴的重要文化思想意义,皆为《文选》义疏整理研究之范围。而此一“文选学”之重大课题，也必然会对阐释、研究唐前乃至中国文化、文学的思想意义，发生重要影响作用。

要之，梁代萧统以太子身份亲自主持编纂《文选》，本来就是将其作为一代国家文化大典，在其后的封建时代，《文选》一直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与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无论盛唐文化高潮、宋代文化高峰与清代的乾嘉文化鼎盛，都与《文选》的整理、研究与普及推广密不可分。展望21世纪中华盛世前景，围绕《文选》这一部文化大典所进行集大成式整理、研究，也必将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智力支持。

（本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