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然成为学术创新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学科交叉才能整合学术资源，扩大学术视野，广开理论思路。现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是势在必行。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是从现代文学的学科边界谈，也就是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学界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概念出发，以“现代性”的诉求为红线，提倡将近代与现代、当代打通，“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把握”的文学史研究思路；抑或从多元制衡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理论建构，从“多元并存”和“文化制衡”的学术理念出发，倡议“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研究”的学科建构。因此，有人认为，将近代、现代、当代在以往的研究中可能属于三个小学科的文学史打通来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我个人认为，这是随着文化语境和文学观念的变迁产生的学科内部结构体制的调整。

本文所谓“跨学科研究”，意指不同学科类别但相关的学科之间研究方法、理论资源的借鉴、融会与整合，例如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民俗学研究，包括现代文学与文化体制、现代文学与出版传媒等方面的研究，也是现代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卓有成效的实践。

这里拟以对生态文学的生态批评为例，谈一点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粗浅认识，其实，本文我想强调，学术创新与跨学科研究的“跨”与“度”的问题。（选择谈生态问题，很明显，我更愿意把传统分期的现代、当代文学理解为一个整体的“百年文学史”研究范畴）

一

谈生态文学，其“合法性”在当下正统学术界似乎并非毋庸置疑。记得2008年在以“中国生态小说研究”申报课题时，几位专家一致的意见是“属于文艺学申报范畴，不属于现代文学研究范畴”，其间的吊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文学研究与批评对跨学科研究认识的不足甚至漠视。

对人类发展中的“生态”论题早在19世纪就已有关注，在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中，自然科学中一门新型学科“现代生态学”于1866年诞生，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hel）提出了“Ecology”的概念。进入20世纪，人类物质文明取得极大发展，科学的突飞猛进带来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但20世纪也是一个人类对地球对环境负债累累的世纪，造成的生态危机越来越成为阻碍人类健康前行关键的问题。1935年，美国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生态学名著《沙乡年鉴》，创立了一种生态整体主义伦理观——“大地伦理”生态学。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影响深远的生态文学著作《寂静的春天》发表，它“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向人们显示出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人类如何与自然融洽相处，西方渐渐兴起了一股强大的生态思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是具有反思意识的人类所追问的话题——哲学、伦理学由此发生了转向，哲学正在走向荒野，生态伦理学第一次把伦理的范畴从人类扩展到整个生物界。在海克尔提出了自然科学的概念“生态学”之后，生态思潮渗入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差不多每一门人文学科都建立了自己与生态学相对应的交叉学科，例如生态社会学(Ecosociology)、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等等。

1970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加剧，生态环境运动蓬勃发展。随之，“生态文学”作为文学领域的新成员渐起声势，1978年，威廉姆斯·鲁克尔特在《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一个试验》中首次运用“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这个词汇。1992年，美国建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接着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建立了分会，中国乡土生态文学作为文学新军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正是全球化的自然危机和精神危机下文学审美功能的体现，我曾经将这一转型概括为“文化守成与大地复魅”。

生态文学第一次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的产生本身就是“跨学科”的产物；也可以说，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才孕育了“饱含绿色理念，绽放生命关爱，传承生态文化，弘扬生态道德”的生态文学。乡土生态文学侧重于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理念，注重人与“乡土”关系的原初性、自然性和精神性，揭示人性与生态的悖论，批判工业文明造成的巨大污染和人性异化，同时，城市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悖论以及生态伦理自身意涵的混乱也体现出世纪之交社会转型中的文化伦理的蜕变。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要对“批判生态毁灭、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的乡土生态文学进行研究，必然涉及生态学、哲学、伦理学、民俗学包括宗教学等相关学科，包括我国褒有的“天人合一”等素朴的伦理观念都会融汇在生态批评之中。

二

要进行“跨学科研究”，离不开广泛且相对深入的“理论资源”作为学术储备。我认为，“现代文学学会第四次青年学者研讨会”大会的子议题：“2、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问题”和“3、现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无论是在探索“理论资源”还是在思考“跨学科研究”问题时，都需要注重把握相关学科前沿性或影响深广的理论动向，例如“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批评”。女性主义研究与批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中国曾经红火，近几年稍有回落。在我看来，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必须扩大自己跨学科的理论视野，我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新移民文学”对进城女性生存境遇的揭示，或借鉴性别史及后现代理论探究“身体写作”的问题都是一些应有的思路。这里我想从另一思路即生态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批评谈一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浅见。

从世界范围讲，探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正成为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核心部分之一，它立意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即生态主义。我们知道，从清末梁启超等的政治启蒙尝试，到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再到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问题在中国现代转型中一直被认为是关键性的、甚至关系到国家存废的“尖端”问题。因此而言，反映女性问题的女性文学必然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学和思想史的问题。而在西方，女性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是“发展中的妇女”话语，到90年代转变为“妇女、环境与发展”，我们现在常用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正是来自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1987年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上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她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西方生态运动中出现的一支就是生态女权主义，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蓬勃兴起于90年代，是在频发的生态灾难中逐渐“浮出历史地表”的。

生态女权主义不是生态运动与女权主义的简单合成。它认为资本主义男权统治与科学至上、自然毁灭三位一体，正是男性的霸权主义意识、暴力和欲望导致了“征服自然”的狂妄，而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起源即融洽的；他们没有自然的解放，其它一切形式的女性解放都无济于事。法国作家弗朗索瓦丝·德奥博纳的《女权主义或死亡》、《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是这一流派中的代表性作品，她认为：人口过剩对于女性，对于地球来说都是灾难，地球遭受了和女性同样的毁灭性灾难，男性作为企业武夫和军事武夫的统治消减了地球的生命力，“一个更接近女性的地球将变得对于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致力重建“神性自然”，崇拜女性与大地，从而获得灵感与力量，恢复自然界造物主的女性性质，常常重叙原始游牧的民族童年，其风俗画、风情画色彩浓烈，带有宗教文化或原始文化色彩，富有地域性和“异域情调”，特别是致力于氏族或野地生存形态下女性形象的塑造来追溯人与自然母亲的亲密融洽，从而达到对主要由男性领导的城市化环境危机的批判和对人类精神荒漠化的拯救。那么，生态主义理论无疑对女性文学研究是一种新的推动力，起码是一种新的理论支持，生态批评或许会推助女性主义批评打开新局面。

三

跨学科研究在当下其实出现一些混乱，或者“过度”。跨学科的理论借鉴必须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学科根本，立足原典，不能盲目追随西方文论。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其实很多。在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中，我们目前对西方文论的借鉴和“跨学科研究”就存在着极大误区。

首先，所谓“哲学走向荒野”以及“伦理学的生态转向”是20世纪末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常常谈到的话题，但是它并非不言自明的“真理”。文艺理论界在推介所谓生态伦理学说时与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脱节，它“高屋建瓴”的理论研究并非植根于文学现状，甚至也脱离了中国大地——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置的历史时期注定了我们不能盲目迎合后现代盛筵下出炉的西方生态学说，我们必须有立足于本土的辩证思考。

另外，中国生态批评在对“唯发展论”和“科学主义至上论”等西方发展模式的批评中，不应该忽略不利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个体因素。西方的生态危机确乎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科技至上、欲望主义等，是盲目“发展”造成的恶果；而中国进入当代以来，中国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复杂的人力特别是几千年来的专制主义等级制的官僚主义政治文化传统干预下的“伪发展”造成的，而并非“发展”造成的：一，我们在生态批评的语义下重读新时期有关“十七年”“文革”的文学和“知青文学”，就会发现我们对“十七年”和“文革”政治强权下“伪发展”造成的生态破坏的历史清算远未完成。二，在认同人类发展的本质上，拨开1990年代以来“发展”的华美外衣看生态危机的内在症结，我们认为当前自然生态的灭顶之灾一定程度上是非人文性的扩张、资本权力的操纵造成的，它使发展脱离了科学指导，与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目标激烈冲突。

再者，西方生态文学的生态批判一种主要的理论背景就是艾恺所谓的“全球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或曰“现代性反思”，一般被认为是对传统启蒙运动的反思和批判，但是中国具有生态意识的乡土小说却是产生在1980年代启蒙主义思潮下对“十七年”和“文革”意识形态强力的反思而初萌的。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前的“十七年”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强劲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的最主要力量，“人定胜天”、战天斗地、征服自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成为响亮的时代口号，当时的文学也不得不竭力鼓吹和逢迎这种压倒性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它的批判立场，在美学上也很大程度地丧失了自然书写的功能，在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神往中文学更不可能体恤“上山下乡”、“大炼钢铁”、边地农垦等对大自然的戕害以及造成的恶果。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这一境况才有所改观。黄宗英的《大雁情》、孔捷生的《大林莽》、宋学武的《干草》等都对革命权力机制违背自然规律，一味将人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的事实有所批判，沙青创作的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1986年）、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1988年）等更是引起极大轰动。生态文学的生态批判并没有错，关键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一个现代理性还没有完全建构起来的国度，要探究中国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就必须强调其批判性，“让思想醒着”。由上看来，我们当下的生态批评存在着理论越界和对西方文论借鉴错位的情况，如果跨学科的生态文学研究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把“理论”置于“文本”研究之上的偏误。

现代文学的研究走过的道路既有曲折亦有荣光，其学科的建设任重道远，在这个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倡兴的时代，要从庞杂的物象诱惑之中辨析学科研究有价值的新思路，从爆炸的知识和理论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我们只能敞开现代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多元通道。但我要强调的是，跨学科的“跨”是方法，“研究”是目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文学”。如果我们的研究一味追逐新的理论，在跨学科研究中援引生态学、民俗学、文化学、宗教学、地域学……等理论的过程中“一跨而不回”，或者把“现代文学”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那么，这种淹没学科主体的“跨学科”研究也就背离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初衷。

（本文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四次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