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
发布时间： 2009-09-09
——建国后批判自然主义的特点
西方自然主义传入中国90年有余，从整体上看，它在中国的命运是多艰不济的。它经历了褒—贬—誉毁参半三个阶段。“褒”阶段指20世纪10年代中期到20年代末，它是西方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扎根时期；“贬”阶段指3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它是西方自然主义在中国遭受彻底否定、批判时期；“誉毁参半”阶段指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它是西方自然主义在中国重新复苏时期；其中“贬”阶段长达50余年。从30年代的左联以降，厄运便逐渐降临到头上，对其的否定和批判愈演愈烈。有意味的是，在建国后长达40年的时期里，这种否定和批判如同堂吉诃德把风车当成敌人的战车、把羊群当成敌人的军队一样，在中国并无实际的对象。因为这一时期，连一部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都没有。自然主义文学观念是学术问题，本身没有什么鲜明的政治倾向，所以流行与否不涉及政治原则问题，可是在20世纪的中国它基本充当的是一个悲剧角色。回顾这一段文学史，有助于我们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更有助于认清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的关系，为我们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一个角度。
从否定、批判的频率上看，50年代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为最高，60年代初至四人帮倒台期间为最低，因为这时都忙着搞阶级斗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自然主义只是小巫了。同时，这个小巫在50年代已被斩草除根，不足为患了。
纵观建国后对自然主义否定、批判，概括起来，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彻底否定
如果说左联时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排斥自然主义的话，那么50年代始便是彻底否定了。
这个变化，我们以周扬和茅盾为例来说明。
周扬在左联时期倡导“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时，对自然主义的排斥是轻描淡写的。1935年他曾翻译俄国别林斯基的《论自然派》（《译文》1935年第二卷第二期）目的是“供文艺理论建设者参考”，便于他们区分新兴文学理论与自然主义理论。到了50年代周扬对自然主义的否定态度强硬起来。1956年他在批评自然主义倾向时说道：“我们有些急于想摆脱公式主义的作家，由于缺乏辩别的能力，就往往走上了自然主义的错误道路。当然我们的这些作家还没有在创作上形成一套有系统的自然主义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多半是不自觉的。但如果不及早的指出来，而让他们继续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前途就非常危险了。”(1958年，他在谈到“两结合”的重要时斩钉截铁地说道：“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就会容易流于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决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与30年代相比，周扬对自然主义的否定可谓是旗帜鲜明。异常坚决了。
茅盾更是如此，1958年茅盾出版的《夜读偶记》中有二处谈到自然主义。一处说道“不要无产阶级党性的拥护现实主义的作家们面前有个暗坑：自然主义。谨防跌进这个暗坑。”另一处说道：“几年前就提出来的反对形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自然主义的口号，基本是正确的，在今天也仍然正确。”
1978年在《为介绍及研究外国文学进一解》中，茅盾写道：我们应该探索一下，“作为反面教员，左拉有什么可供我们‘借鉴’”。
从50年代成为被反对对象到70年代成为毫无可“借鉴”之处的“反面教员”,对自然主义的否定可谓逐步深入。与20年代、30年代相比，对自然主义的态度，茅盾可谓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1921年元月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以《小说月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次长达10个月之久的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茅盾在从正面介绍和阐述自然主义理论和作家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倡导自然主义文学。比如，在《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一文中,茅盾指出：“我觉得现在有注意自然主义文学的必要，现在再不注意，将来更没有时候。”。在《评论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又提：“我对现今创作坛的条陈是‘到民间去’；到民间去经验了，先造出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来。”茅盾本人曾坦然承认自己曾是一个自然主义者。1928年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说：“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热情地……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 1934年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一文中，回顾他在1920年以后的文学活动时说：“我自己在那个时期是一个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倾向者。”翟秋白和一些外国研究者认为：茅盾的《子夜》等作品明显带有左拉的影响。日本的高田昭二断言道：“茅盾是中国文坛上唯一再现左拉的及自然主义的作风的作家。”
有意味的是，解放后，茅盾一直在为20年代倡导自然主义的举动辩解。
1963年，在致曾广灿的信中，茅盾谈及自然主义，并承认自己曾受其影响，但他却把这影响归罪于时代的原因：“彼时中国文坛实未尝有人能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之界限划分清楚，当时文坛上，尚未见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一直到1981年出版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他仍然在辩白，20年代“我主张要大力介绍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但又坚决地反对提倡它们。”
一叶知木。这种辩解的本身，就可以使人推测到：当时人们对自然主义异口同声的否定达到了什么程度。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类似政治的高压，否则，茅盾也不会作出这样不顾事实的反复辩白了。
2、无限上纲
与彻底否定密切相联系的便是无限上纲。无限上纲是当时政治批判常用的“克敌”法宝”，自然主义亦被“宠幸”了。
总括起来，对自然主义上了三个“纲”。
一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工具。“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自然主义刚刚兴起时，反映着某些资产阶级作家对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还产生过某些有意义的作品；而在现代，自然主义就完全成了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一切进步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工具，走到了现实主义的反面。”
二是被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动文人所利用:“现在，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动文人正在利用自然主义来对抗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特别是用它来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自然主义本身，也越来越和文艺中的颓废主义、象征主义、形式主义、印象主义等倾向同流合污。……为了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够更好地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就应该要大力对一切冒充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倾向展开批判，并为肃清它们的残余毒素而斗争。”
三是腐蚀人们的心灵：“在自然主义者的笔下，不管是什么阶级的什么样的人，都是庸俗的、低级的、丑恶的，充满着兽性和疯狂的。在他们看来，生活中没有任何美好的，积极的东西。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没落情绪的反映。所以，自然主义的作品，……主要的却是经常用低级趣味和颓废情绪腐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生活失去崇高的理想和信心。”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是70年代中期之前有代表性的“檄文”，之后至80年代末，对自然主义戴的“帽子”只剩下两顶：一是“颓废文艺，专注色情病态，二是对现实主义的反动”。到了90年代，除了少数论著，这种字眼亦已取消。这是文学艺术逐步正常化、民主化的体现。但自然主义遭受长达二十七、八年的上纲上线的批判，却是事实。
3、以现实主义的原则作为批判的标准。
这里说的现实主义指巴尔扎克式的和马恩式的。左联时期的王任叔就是用这样的现实主义作为标准来否定自然主义的。在1937年《文学》杂志发表《丑恶的描写》一文中，先批评“自然主义者的态度，将丑恶的现象看作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既没有掘发它的本质的原因，也没有用艺术的概括的手段，使它成为典型的现象。”又把自然主义放在与革命现实主义的比较中，详细说它的不足：
自然主义作者与现实主义作者，对于丑恶的描写根本不同之点，其一，便是前者将丑恶现象之社会的过程，仅予以表面的说明，而后者则是更注意于掘发它本质的因素。其二，前者于人物仅作生物学的把握，而着意于所谓兽性的暴露；后者于人物注重性格之社会学的综合的把握，把人类的兽性看作社会的某种结症，不欲过于强调。其三，前者缺乏艺术的概括，而随着现象之自然蔓延；后者注重人生之综合景状，与典型形势下之典型的性格之创造。凡此三者为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本质的差异。
王任叔从“不能揭示活的本质”、“对人物仅作作生物学的把握”、“缺乏艺术的概括”三个方面否定了自然主义。与茅盾比较起来，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这种否定，不但表明了左联对自然主义的态度，而且在中国（在外国是卢卡契）还开启了以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和马恩的现实主义观作为标准来评价自然主义的先河。50年代始，这一做法被普及化。人们动不动就说“现实主义”怎么样怎么样，而你“自然主义”又怎么样怎么样。
从50年代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何其芳的《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蔡仪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典型创造》、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人的论著中，一直到今天的关于自然主义许多论著中，都是在现实主义的视野中来评价、否定自然主义的。集中起来，有以下三点：
其一，现实主义反映人的社会性，自然主义反映人物的生物性。现实主义注重反映人的社会性，通过人与环境的关系揭示社会历史因素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影响，而自然主义却强调先天遗传对人的作用，强调人的生物性。
其二，现实主义重视典型化，揭示生活的本质，自然主义反对艺术概括，强调记录性。现实主义虽然也重视细节描写的真实，但是这种细节却具有典型意义，从而体现了现实主义对艺术概括的高度重视，它特别强调运用典型化的原则，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而自然主义只注意描写现实生活中个别现象和烦琐细节，实质上是把细节描写和典型化与艺术概括对立起来，不重视揭示生活的本质。
其三，现实主义主张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而自然主义倡导纯客观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同作家的主观倾向性的统一，而自然主义则鼓吹所谓的纯客观主义，要求作家当解剖家，不当道德家。
从左联时期的王任叔开始，直到今天,都是按照上述的思路来评价自然主义的，可谓是70年一贯制。令人感叹的是，很多人竟没有发现这种批评模式的渊源和它的不合理性，仍在作着人云亦云的评价文章。
4、将自然主义“泛化”
建国后的头三十几年，别说是真正的自然主义作品了，连一部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都没有。文坛上所指责的具有自然主义倾向作品与自然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我们从50年代周扬所批评的几部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个特色。
50年代谷峪，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青年作家，他的许多短篇小说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周扬指责他的《爱情篇》、《草料账》、《傻子》三个短篇“是受了自然主义及其他错误的创作方法影响的结果。”表现在“作者不是从共产主义思想高度来观察他的人物。很奇怪的是，作者为甚么要象在《傻子》中所描写的那样，从一个落后分子的眼光来观察先进人物因而把先进人物看成为‘傻子’呢？为什么要象在《草料账》中所表现的那样，《爱情篇》中所表现的那样，把一个农村中的先进妇女描写成那么充满了个人意识呢？那种个人意识难道就是性格坚强的表现吗？”一句话，这三个短篇之所以具有自然主义的危害，就在于“把劳动人民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把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写成庸俗化的和畸形的。”
周扬在评价作家李古北的短篇集《农村奇事》时，所举的“自然主义倾向”更令人不可思义。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周扬不惜笔墨地摘录了两段小说的内容，为了看清“自然主义泛化”现象，我们亦不妨照录如下：
李古北的集子有一两篇是写得好的。但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不健全的近乎自然主义的倾向。现在我引作者在短篇《不能这样活下去》中描写他的女主人公燕妮---- 一个漂亮的农村姑娘回到家中的两段：
一只驴驹似的大黑狗---- 名字叫黑头，从东墙根里的草棚子底下站起来了。它伸着前腿，伏着身子，仰着头，张着血盆大嘴，打着呵欠。然后，它朴楞朴楞响着耳朵，摇了摇头，象几天没见一样，呻吟着，热情地向燕妮跑来。它缠住燕妮，一耸一耸，直立起来，前爪子向燕妮胸前扑着。
“回去！滚了！”
燕妮稳重地向黑头喝斥。黑头不听话，抿着耳朵，呻吟着，竟从燕妮的两腿间钻过去了。燕妮几乎叫他拱倒。燕妮怔了一怔，无可奈何地笑起来。
这还不够，请再看一段：
骡马的口齿很轻，刚刚四个牙---- 长得很漂亮。身上滚滚肥胖，如同泥垛起来的一样。前胸很宽屁股很大，脖子厚敦敦的，毛是打过的。尾巴象扫帚拖在后蹄以下。四个蹄子很周整，是花斑蹄。脸上齐齐的搭着
一绺顶心。嘴唇嫩嫩的紧紧的包着。重眼叠皮，叠眼皮肿肿的，如同漂亮的女人一样（这种描写和联想实在令人奇怪！--- 引用者）。这马和燕妮感情很好，燕妮经常喂它。燕妮从马头上抹下套脖，牵马在院里打滚。马打完了滚，很灵巧地从地上跳起来，兴奋了。它轰轰轰抖着身上土--- 因为抖得过猛，它的四根腿宽宽地撑着，趔趄着。于是，它昂起头来，嘶叫了几声，撂了个蹶子，抿着耳朵，向燕妮冲来。
燕妮知道它并不咬人，是跟人耍，便威胁地抖了下绳，马站住了---- 温柔地伸过嘴来，用淡红色的、充满生命的嫩嫩的舌头，舔燕妮的脖子。
………………
现在我们的作者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描写狗和骡子，对于表现这篇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张着‘血盆大嘴’的大黑狗从我们的女主公的两腿中间钻过去，几乎把她拱倒；而那匹骡子又“温柔地”“伸过嘴来，用淡红色的、充满生命的嫩嫩的舌头”舔我们的女主人公，这样的描写难道能唤起读者的任何美感码？
很清楚，李古北小说的所谓“自然主义倾向”表现在以下二点：动物的描写是多余的；动物轻薄了女主人公。
这种“泛自然主义”倾向，
5、卢卡契情结
以上批判自然主义的四个特点是有渊源的。它不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而是来自流亡在前苏联的卢卡契,它地地道道属于“卢卡契情结”。
我们认真翻阅了中外有关评论自然主义文学的论著，我们发现，最早系统地批判、否定自然主义文学的是卢卡契。
1936年, 流亡在苏联的卢卡契发表了长篇论文《叙述与描写——为讨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作》(下简称《叙述》),对自然主义文学作了系统地彻底地批判和清算。
首先，《叙术》对自然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称其体现了“在艺术上虚伪、歪曲和低劣的必然性”，和“宿命论的规律”，“使得客观现实的规律性遭到简单化和歪曲”， “在左拉身上”体现“虚伪的客观主义”等。
其次，《叙术》对自然主义上纲上线,称左拉的作品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错误偏见”，“福楼和左拉”实际上充当了“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苏联的各种自然主义“写作方式都是资本主义的残余”）等等。
再次，是《叙述》中最主要的内容，即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为准绳来批判自然主义。卢卡契把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托尔斯泰、司各特、歌德与自然主义作家左拉、龚古尔兄弟、福楼拜进行对比,把现实主义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幻灭》、《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与自然主义作品《娜娜》、《小酒店》、金钱》、《萌芽》、《包法利夫人》(卢卡契认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自然主义作品),就结构、细节、反映生活的主次、塑造人物的层次等方面进行对比,在对比中,推崇现实主义,否定了自然主义。
具体说,这篇文章以现实主义为圭臬,从以下三个方面批判了自然主义文学。一、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甚至“使得客观现实的规律性遭到简单化和歪曲”;二、“描写的方法是非人的”,即重视表现人物生物性,“一种偏执狂的医学和病理学的描写”;三、“虚伪的客观主义”,即坚持纯粹的客观态度,反对对生活进行任何评价,忽略文学的倾向性和思想性。“在左拉身上,它表现的一种不可知论的实证论;他说,我们只能认识和描写事件的‘怎么样’,而不能是它的‘为什么’.”
最后,在卢卡契的这篇文章中,还存着一种“泛自然主义倾向”,凡是搞形式主义的、不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人物形象苍白无力的、描写方式是“图式化”的、不重视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的,等等,都是自然主义的表现.甚至当时苏联创作界出现的公式化、类型化、概念化倾向,也是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余毒所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许多派别,也是自然主义的变种。诚如雷纳•韦莱克所说：“卢卡契主要目标对准了左拉……，但是，自然主义被更加推而广之，认为它是一种十分‘现实主义式’的文学的虚弱特性。有时看来，卢卡契认识为全部现代文学是自然主义地一个版本。……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中的纯粹情绪优势，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运动中现实原材料的剪辑，超现实主义的联想流，这一切都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形式。甚至连乔哀斯和他的内心独立技巧也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一种版本.”
卢卡契的上述见解,尽管当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但由于它恰恰适应了当时苏联的社会政治及文坛上的理论时尚,被当时的苏联文坛所接受,并成为流行的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
从左联开始，随着我国对苏联文学理论的毫不走样地借鉴,也就照搬了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否定和批判.当然，如上所云，这种批判渊于卢卡契.由此,我们说在自然主义批判领域，我国几十年一贯制，都是按照卢卡契的批判模式操作的，有意或无意地以讹传讹，存在着“卢卡契情结”。
卢卡契是本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发生重大影响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文艺观点和美学思想数十年来在国际上一直是众说纷纭、争议不休的问题,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者说卢卡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很大贡献,有的甚至说,卢卡契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反对者中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卢卡契的文艺思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完整系统的修正主义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卢卡契的文艺思想是迎合斯大林和苏联官方文艺政策的产物,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文艺观点”。我们认为,上述看法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卢卡契有时正确,有时错误;他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国别、不同的时代,其文艺观点和美学思想难免要打上民族和时代的烙印。就30年代中期看,说他的文艺思想是“迎合斯大林和苏联官方文艺政策的产物”,似乎没有屈说。
建国以来,从50年代直到文学观念纷纷转变的今天,我国文艺理论界一直在鞭挞自然主义文学(当然,1987年以来,不乏一些客观评价或充分肯定自然主义的论著),而几十年来,所持的观点却没有超越卢卡契,似乎有意无意地生成“卢卡契情结”。这颇耐人寻味。卢卡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956年曾批判“斯大林歪曲的时代”,而1936年当他批判自然主义的时候,艺术观无不打上“歪曲的时代”的烙印,这更耐人寻味。
（本文为2009年7月“‘新中国文论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作者简介：张冠华，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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