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迥是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的奠基者,其学术思想也是晁氏家族家学传统的主要来源。对于晁迥与宋学形成之间的关系, 邓广铭 先生在《略谈宋学》《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等文中认为晁迥以儒家士大夫而融合儒释道三教于一体的学术取向,代表了宋学的发展方向①。其 后漆侠 先生发表了《晁迥与宋学——儒佛思想的渗透与宋学的形成》一文,对 于邓广铭 先生的论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②。两位先生的文章均受到 陈寅恪 先生关于宋代新儒家产生与佛、道二教之间关系有未发之覆的论断的启发,重新来检讨宋学发生期的真实面目③。本文在上述论断的基础上,结合晁迥的生平与时代风尚,进一步探讨其学术思想的特色及其对于家族传统形成的影响,认为晁迥的思想是以佛学为支点,以佛教义理来反观儒道两家学说,发掘儒道两家的心性论资源,从而在方法上和随后出现的新儒家相合。而不是以儒家为出发点来融合佛家学说的,这是本文与邓、漆两位先生的不同之处。

晁迥(951～1034) 思想的形成与其一生的仕宦经验以及其早年与道士的交往具有密切的关系。传说他早年受异人指点,与道士交往,即开始研究道家学说。晁迥门人李淑所撰《澶渊晁公别录五事》之二(附载于晁迥《道院集要》卷末)云:

公冠岁遇高士刘惟一,访以生灭之事。刘曰:“人常不死。”公骇之。刘曰:“形死性不灭。”公始悟其说。自兹留意禅观,老而愈笃。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云:

晁文元公天资纯至,年过四十(案:应为三十之误,晁迥1080 年及第) 登第,始娶,前此未尝知世事也。初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后学释氏,常以二教相参,终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于前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萧然,虽子弟见有时。晚年耳中闻声,自言如乐中簧,始隐隐如雷,渐浩浩如潮,或如行轩百子铃,或如风蝉 绪。每五鼓后起坐,闻之尤清澈,以为学道灵感之验④。

刘操,又名哲,字元(玄) 英,号海蟾,五代北宋初人,是道教全真教北五祖之一。刘惟一不详。晁迥学道教内丹术于刘海蟾,也许只是一种传说,但是晁迥一生擅长养生导引之术,因而富寿康强确是事实,并受到帝王的瞩目。由道教的内丹术,上溯到老庄之学,他对于道家学说的研究颇有心得。

晁迥在“从心”之年,领西京(洛阳) 留台,开始精研佛经,归心佛乘。晁迥的有关著作中透漏出一种戒惧劝善的观念,联系晁迥之仕宦经历,我觉得他之宗向释老,实际上是其生命体验、人生经验的一种反映。晁迥历仕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仕途基本上比较顺利,特别是在真宗朝,更是受到皇帝的特别眷爱。但是宦海风波,谁都逃不掉。他在早年通判鄂州时, “坐火入囚,死罪,削三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一) 。虽然以后晁迥仕宦通显,但也因为“与给事中冯起等五人并为郓王元份留守官属,王以狱逸囚,惊悸得疾,遂死。迥等坐辅导无状,并及丁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 。在晁迥知贡举时,因为工作失误,受到过处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八) 这些经历必然影响到晁迥这个以养生为重的人对于人生世事的看法。晁迥在判西京留台时写有《劝慎刑文》《慎刑箴》(《全宋文》卷一三四、卷一三三) ,并书丹刻石,警劝世人。《昭德新编》卷下《祛迷五说》:其一说报应之必然,其二说用刑之本意,其三说施济之善利,其四说好杀之大咎,其五说神明之名理。广引“内外典故”,“庶乎敏识知劝,迷而思复”(明嘉靖戊午晁氏宝文堂刊本,四库本阙此卷) 。说明晁迥戒惧劝善之心一直是其著作所关心的问题。

晁迥的三教思想是建立在对于道教、佛教的切身体验与践履之上的,而两者又是长期交和在他身上的,他说:

子晚岁自修,协用二法:止观也,导引也。止念令静,观理令明。念静理明,无生可成。导气令和,引体令柔。气和体柔,长生可求。此二法,内外相资之法也。(《法藏碎金录》卷一)

正是他对于释道二教长期的切身体验,使他的思想就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演,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也是我们理解其思想时所应该注意的。

《宋史》卷三百五《晁迥传》说:“迥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五《法藏碎金录》提要云:“孙觌谓其宗向佛乘,以庄、老、儒书汇而为一。盖嘉佑、治平以前,濂、洛之说未盛,儒者沿唐代余风,大抵归心释教。以范仲淹之贤,而手制疏文,请道古开坛说法,其它可知。迥作是书,盖不足异。”邓广铭在《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中云:“晁迥确实是熔冶了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一个人;而他却始终是以一个儒家学者的面目出现的。”这几种说法均承认晁迥融合三教的学术途径,但晁迥究竟是如何认识三教各自的特点、三教有无高下之分、三教融合有无可能、以及晁迥自己的立场究竟如何,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辨析。

晁迥对于三教各自的特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儒教是入世的,道教是养生的,佛教是修心性的。他说:

予以观书得意,聊举三家之所宗。孔氏之书云:“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此以名为宗,不顾其身者也。老氏之书云:“名与身孰亲?”此以身为宗,不顾其名者也。释氏之书云:“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此以性为宗,不顾其名与身者也。源流实繁,难以广记而备言之尔。(《法藏碎金录》卷八)

他认为儒家是重名教的,舍生取义,所看重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作用。道家则是重视生命的,不损一毛以移天下之重。而佛教则是离诸名相,万法皆空,只有佛性才是追寻的宗旨。儒释道三家分别相当于佛教的相宗、空宗、性宗:

儒家立一切法,以为规检,目曰名教,此于佛家门中有如相宗。道家破一切法,贵乎混一,复归虚无,此于佛门中有如空宗。若乃立一切法不碍真空,破一切法不妨妙有,并包广大,唯佛法之性宗焉。(《法藏碎金录》卷四)

儒家是入世的,讲究名教礼仪,制定各种法度规矩。道教则绝仁弃智,破坏度数,归于虚无逍遥之境界。佛教则兼破有法、无法,兼容并包。但就佛教自身而言,相宗、空宗、性宗之间亦有高下的区别。晁迥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深于相宗者,初及门。深于空宗者,次升堂。深于性宗者,终入室。得法阶渐,其理如此。(《法藏碎金录》卷十)

这也说明在晁迥看来,入世间法相对于出世间法而言,在穷理尽性、探幽索赜方面是处于一种初级的阶段,还远远没有深入性理的堂奥。由此也可见在晁迥的心目中,儒释道三教地位的差别。

对于儒释道三教如此的区分,也说明了晁迥自己的立场所在。虽然晁迥是一个儒家士大夫,不可能背叛儒家的名教。但是他真正倾心的是佛教的义理心性之学。他并非像 邓广铭 先生所说的“始终是以一个儒家学者的面目出现的”。

我们来看他下面的言论:

或谓予曰:“丈夫儒林之士,披寻释老之书,何用何益?”予对曰:“予读释氏之书,得三解脱门、不二法门、无碍法门,读老氏之书,得众妙之门。夫如是,则蔚为心师,法利居最,况于儒术亦不相妨。”(《法藏碎金录》卷九)

若其束于教者,或以迦谈见诮,亦无惮焉。不能以外妨内也。(《法藏碎金录》卷首晁迥原序)

很明显,晁迥是把释家学说看得比儒家学说更为重要,甚至不愿意让儒家学说妨碍自己对于佛教内学的研习。他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支点。他说:

先师孔子晚而好《易》, 读之韦编三绝。夫《易》者,穷理尽性之书也。予亦晚而好读上乘内典,因而发为演劝,笔不停辍。良由见其旨趣,极陈理性之法,曲尽其妙。虽设教不同,而会归于善。是则区区力学,不背先师之道明矣。教识洞鉴,当以为然。(《法藏碎金录》卷三)

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不违背先师之道,就拿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的故事来进行比附。《易》里面固然有天理人性的成分,孔子当然也并非不懂“性与天道”,但作为入世间法的儒学在孔子时代是将其悬置起来的。

以佛教的义理为出发点,吸收中国固有文化的各种资源,发掘其可与佛教心性学说相沟通的部分,融合创造出所谓的“文元心法”,探讨“穷理尽性”这一命题,这是晁迥三教思想的核心和具有创造性的地方。也是在这一点上,他和后来的理学思潮有相一致的地方。中国固有的老庄哲学中具有比较丰富的修身养性的思想和方法,而传统儒家学说在晁迥以佛家之眼的关照之下,许多命题也具有了性理的含义。

他认为儒释道的一些根本观念是可以沟通的,在基本的“道”、“理”上具有一致性:

儒家之言云寂然不动,道家之言云归根曰静,禅家之言云息缘反照。人能洞晓三家之言,同归一真之理,吾当目之为会三归一之智。(《法藏碎金录》卷七)

儒家之言率性,道家之言养神,禅家之言修心,共理一也,何烦诤论。(《法藏碎金录》卷八)

儒家思想是丰富而复杂的,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可以推导出不同的结论。反过来讲,看一个人、一个时代对于儒家思想的取舍,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向。晁迥抓住儒家之“性”、道家之“神”、释家之“心”这些最具有思辨价值的概念,说明他确实从佛教思想中得到了启发,开始关注儒家思想中这一方面的资源。他又说:

今之三教虽分明立相,有所不同,其实都是道也。故儒书《礼记》云:“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道书《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佛书《华严经》云:“如来自在力,无量劫难遇。若生一念信,速登无上道。”此各举一端,其诸类例,抑亦多矣。(《昭德新编》卷上)

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引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于《礼记·中庸》,这正是肇兴于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中最为新儒家所看重的儒家原典文献,也是儒家文献中最具有心性论色彩的篇章之一。朱熹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⑤大凡当时那些先知先觉者都对于《中庸》给于特别的关注,象李翱、释智圆、欧阳修、范仲淹等,均是如此。晁迥由释家心性论反照儒家经典,他视《中庸》中所提出的“率性之谓道”的观点为儒家思想的基本道理,将之与道家之道、释家之道相提并论,无疑也具有先知先觉的意义。他还拈出《周易》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题,将之对等于佛家的“理性之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见解。这句话见于《周易·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本是讲《周易》自身的“《易》道周备,无理不尽”⑥。后来理学家将之引申到人事学问上,成为理学的一道重要命题。晁迥对于儒家“性命”学说的挖掘,对于后来的理学家具有启发意义。晁迥还提到“复性”的问题:

昔晋王衍有云,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愚因而自有言,曰圣人复性,最下不达于性,达而求复,正在我辈。(《昭德新编》卷上)

情恶性善,离情复性,也是新儒家的一个重要命题,自李翱《复性书》以来,性情之辨一直是理学家思辨的重要问题。晁迥指出达性复性正是士大夫应该有的修行功夫,在当时也是一种孤明先发的识见。

晁迥以佛家义理为出发点,反观儒家原始文献,尽可能地发掘其具有心性价值的一些命题,通过对这些命题的阐释,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使儒家思想能够切合当代士人对于义理之学的渴求,从而逐渐摆脱对于佛教义理的依附。这可能并不是晁迥的本义。晁迥更多地是想证明佛教义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东方圣人与西方圣人在根本的道理上是相通的。

晁迥在证明儒释道三教道理相通时所提出的“唯变所适”、“和会”的方法也是值得探讨的。他在《昭德新编序》中说:“窃详东鲁之书文而雅,垂为格言,简淡隐微,不可以洞晓。西域之书质而备,充于大藏,重复浩博,不可以周知。故此五说(案:指《祛迷五说》) ,酌中而作。”所谓的“酌中而作”,正是他对于内外二典进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产生升华, “洞见至理,新新无穷。”(《法藏碎金录》卷首《原序》)从而新意迭出,妙切至理。他认为,对于儒释道三家经典,应该采用佛教圆通之智,和会统一,而不能胶柱鼓瑟。他说:

夫曲士束教,不能宏达。予好和会敷演,庶有开悟焉。据佛书《楞严经》说三无漏学,谓戒、定、慧也。予于儒书《用易》中各取一句,则象其理,亦无差别。今取《损》卦之文一句四字云“惩忿窒欲”,用之以为戒。又取《系辞》一句四字云“寂然不动”,用之以为定。又取《系辞》一句七字云“精义入神以致用”,用之以为慧。唯变所适,有何不可? (《法藏碎金录》卷六)

庄子所云心斋者,性之自然戒也。孟子所云我四十不动心者,性之自然定也。孔子所云吾四十而不惑者,性之自然慧也。内典统而名之曰三无漏学。夫识敏智圆之士,方能和会,不滞于一隅尔。(《法藏碎金录》卷十)

他用儒道两家的一些概念来解释佛教的戒定慧三种境界,在束学之士看来,简直是毫不可通的,是对于这些概念的歪曲。但对于智慧圆融者而言,这恰恰是给于了这些概念以新的涵义,使其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几种不同学说的相遇,往往能撞击出出人意料的结果。“和会”的方法与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也是相通的。

晁迥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如上所述,基本上是从佛教的义理出发,反照儒道两家的一些观念,发掘出了中国固有文化中“心性论”的思想,符合当时士大夫受佛教精深严密的义理的刺激,希望探讨固有文化中的思辨理性的需求,这是其思想的价值所在。

他的思想反映了一个老年士大夫对于人生的感悟,具有劝善戒惧之思,既是当时士大夫精神面貌的一个典型,又是对于五代以来士大大嗜佛风气的延续⑦。并且反映了宋初在理学兴起之前,儒家学者对于心性学说所进行的艰苦探索。朱熹说:“如晁文元、陈忠肃诸人,分明招认,着实受用,亦自有得力处。”(朱熹《晦庵集》卷六三《答孙敬甫》) 说明他们当时主要从佛教义理得到启发,开始扩大视野,融会变化,会通心性,肇始者心性思想将成为当代士大夫研究的主要对象。

晁迥对于晁氏家族传统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因为他首先奠定了晁氏家族在社会上的显赫地位。他的形象成为晁氏后人引以自豪的典型。他的养生为官之道成为家族后人仿效的楷模。他的一些故事衍化为家族的传说。佛学也基本上为晁氏后人所信奉,成为晁氏家族的家学之一。“文元心法”、“文元心要”既成为后人对于晁迥本人总的评价,也成为晁氏家族的一个标志⑧。

（本文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注释:

①邓广铭. 邓广铭治史丛稿[ C]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63 - 192.

②漆侠. 晁迥与宋学———儒佛思想的渗透与宋学的形成[J ] . 河北大学学报,1996 (3) .

③陈寅恪.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 审查报告[A] . 金明馆丛稿二编[C] . 北京:三联书店,2001. 282 - 285.

④叶梦得. 石林燕语[M] . 卷十.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3.

⑤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 . 北京:中华书局,1983.17.

⑥周易正义[ M] . 卷九《说卦》[ A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25.

⑦四库全书总目[M] . (标点整理本) 卷一百十七《昭德新编》提要云:“宋初承唐余俗,士大夫多究心于内典,故迥著书,大旨虽主于勉人为善,而不免兼入于释氏。”北京:中华书局,1997. 1572.

⑧汪应辰. 文定集[M] . 卷十九《答晁制置》[A] :“虽节以制度,前追忠定之规抚。而薰然慈仁,盖本文元之心法。”周必大. 文忠集[M] . 卷一百八八《晁子与》[A] :“感荷以还,欣审履况集福,精于调摄,又传文元之心要,此固某所敬畏,愿请教而未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