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现代汉语一个高频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代词，称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毫无疑问，它表示复数，这意思本来无人不知，按说不须劳训诂大驾，可偏偏在知识界学术界而且还是语言学界的学术著作中，它的词义却意外出现了模糊：明明是个人著述，却偏偏总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是”、“据我们的统计”……这到底是其他人忘了署名，还是作者剽窃了集体的成果？

请看下例（因本文的性质不得不作较多的引证）：

我们认为“八”字古属合口呼。（王力《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

我们的意见简单点说是：如果代表事物的‘宾语’跑到原来主语的前头，就得承认它是主语……（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根据我们的考察，“毙”字用作“死”义，最早见于王充的《论衡》。（郭锡良《说“毙”》）

我们倾向于采用“三分法”，并不是忽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联系。（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

我们对一些句子的解释同朱（德熙）先生有异。（宋绍年《古汉语谓词成分的指称化与名词化》）

在王力先生对高本汉的否定中，有两个观点似乎可以商榷。……我们认为这从理论上说是不成立的。（殷寄明《语源学概论》）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不烦多举，相信大家已屡见不鲜、熟视无睹了。个人著述为什么必言称“我们”？这个“我们”到底代表谁？它符合学术的科学性规范性吗？我想，对这个

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一番研究，探寻一下它形成的时间、原因和影响是有必要的。

 

一

 

研究语言文字的著述，古已有之，远的不说，清人所作可谓夥矣。因是文言，自然不用“我”、“我们”，但第一人称代词或代用品如“余意”、“窃谓”、“愚以为”、“引之谨案”之类很常见，一望而知是作者个人看法，虽说古汉语人称代词单复数同形，也决不会被误认为是集体意见（古人也没有一篇文章大家写的习惯）。这证明我国自古并无以“我们”代“我”之传统。

进入民国以后，情况依旧。略举数例：

余谓此说“一首”犹可，顾“同意相受”之义犹未明……余谓此说太泛，亦未全合。（章炳麟《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

我的意思，必须把国语这样解释了然后一切讨论才能有了依据。（刘复《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

依我个人的推想，“五伦”旧义，实与《丧服》中之“三至亲”相应。（吴承仕《五伦说之历史观》）

但是我以为所谓“造出一种超乎方言的国语”，仍须取之于自然的语言之中。（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

我大致赞成章氏的廿二部。但是我近来因为……也与我的假设相符，于是我考定脂微当分为两部……现在先说我对于古韵分部的结论……所以我采取后一说，定古韵为廿三部。（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1937年）

以余考之，一字两读，决非起于葛洪徐邈。（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1946年）

此时尚未发现以“我们”代“我”的现象。

情况的变化出现在五十年代后，先看下例：

1954年――王力《论汉语标准语》：

毛主席说过：‘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是标准语的三大标准。――这样的“我们”，谁敢自外呢！

1955年――王力《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

我们认为，无论以词汇－语法的范畴为标准，或是以单纯的语法范畴为标准，汉语都是有词类的。

1959年――王力《汉语实词的分类》：

我们同意这样的意见……但是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意见……我们特别反对完全凭意义来区别词类……但是，和我们意见不同的同志们……实际上是根据西洋的语法理论来反对我们。

1957年――郭锡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在上一节我们（按：此处用“我们”尚可）指出了韩愈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复古主义者，在实践上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呢？是的，我们觉得也可以这样说。

1957年－－祝敏彻《论初期的处置式》：

方言中这种介词“拿”，给我们的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此处申明：由于一时手头资料所限，而且认为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不至以偏概全，故仅以以上几位先生文章为例，决没有和谁过不去的意思。

这里的一个个“我们”，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好像是在代表背后的某个组织、某个阵营在发言，似乎是受指使奉命行事，而不是一个学者在自由使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进行独立的思考和研究。

为什么变化出现在这个时候？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时间开始了”。万象更新，知识分子以欣喜和略带困惑的心情迎接这个时代，主动和被动地接受着思想改造，批判个人主义，铲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脱胎换骨，赶上新的形势。接二连三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以致文革时出现了文学作品“集体创作”的怪事，理由是：难道工人农民会在他们生产的钢锭和粮食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吗！在这种情势下，一切彰显个人的东西自然无处容身，学术著作出现一个“无我”的时代，就再自然不过了。

如果认为我的结论勉强，那咱们不妨再找两段那个时代的文章看看：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有了非常明确的指示……对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语言来说，两种语言融合产生第三种语言的语言融合论是斯大林所不同意的……高尔基写道……毛主席说过……毛主席说……尤其是作者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头脑之后，语言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更是前人所不能及……毛主席说……毛主席自己的文章就是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的典范。毛主席运用古人成语恰当到那种程度，令人感觉得像现代人民群众的口语一样的生动活泼……毛主席把它们从古人的语言中拿出来，给予它们一样新的涵义，使它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服务。咱们要学习古人语言，首先就是要学习毛主席那种学习古人语言的方法……在白话文运动的时代，需要和封建地主的落后意识作斗争，他们企图妨碍社会的发展，因而企图妨碍语言的发展。他们的垂死挣扎和咱们的无情打击都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现在文言文已经被打倒了（直到解放后才算是完全打倒）……至于代表封建地主阶级习惯的文言仍然是应该被扫除了的……列宁曾经坚决反对滥用外国词语。我们遵照列宁的教导……当帝国主义借用教会的名义在中国实施奴化教育的时候，有一些教会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谈话都是中英词语兼用……“词汇”的定义，斯大林下的最好……李立三同志在他所译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希望中国多出一些像李立三同志那样的优秀翻译家。（王力《论汉语标准语》1954年）

现在谈一谈资产阶级语言学家对词类的看法……资产阶级语言学家过分强调了语法范畴与事实不符的一方面……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中去了……马尔学派主张全世界通用的词类……无论他们怎样解释他们和资产阶级语言学家所谓“共同语法”有什么不同，始终不能掩饰他们对于语言的民族特点的否定……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发表以后……现在我们先看一看苏联的学者们是不是都承认上文第一节里所说的汉语属于“无形语”……现在语言发展阶段论已经被斯大林批判了，施莱赫尔的学说没有很大价值了。现在我们已经否定发展阶段论，然而仍然接受“汉语无形态”这一个施莱赫尔－马尔学说，我觉得这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是相抵触的……（我）接受资产阶级语言学的传统说法，硬说汉语没有形态学，这是应该批判的……就不能根据资产阶级语言学的传统说法而把它取消。实际上资产阶级语言学家只是在古典文学中的古代汉语来看问题。（王力《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1955年）

够长了吧？短短一篇语言学论文内，竟连篇累牍充斥着如此大量的政治语汇，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当年的学者生活在怎样的社会氛围中。在这种境况下，老一代知识分子自我改造之不暇，哪还敢张扬什么个性！一个个赶紧把“我”字包起，夹着尾巴做人。五十年代后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人（今也已七八十岁），先天地习惯成自然，并影响到一代又一代，所以尽管三十年来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积习难改，这种“我们认为”的文章仍随处可见。

 

二

 

把中外学术文章作一下对照，可以加强这个结论。找个例子吧，1996年在北大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集结了与会者56篇论文，编为《古汉语语法论集》，其中外国人及海外华人学者有12篇。与大陆学者的文章通观对照，这种差别非常明显。大陆学者不少文章使用“我们认为”之类，其中个别的还大量使用，非常典型；国外学者则无一人使用。（只有梅祖麟一篇似乎例外，这点下面再谈）

如果把最后紧挨着的两篇做一下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两篇内容类似，都是同义词辨析，一中一外，颇具对比性。前一篇是外国人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题目是《上古汉语“哭”“泣”辨》，全文“我发现”、“我的观点是”、“正如我想要指出的”、“我敢说”、“我认为”、“我想宣称”、“我统计”等凡19处，当然没有一处用“我们”，且行文轻松诙谐，使人屡为解颐；后一篇是中国人天津师范大学高守纲，题目是《<左传>“军师旅兵”辨》，篇幅超过前者，肯定也不乏个人见解，但通篇只有一句中两见“笔者”：“笔者对有关用例出现次数的统计不一定精确……笔者浑而称之为‘复式词语’。”文章主要用材料说话，中规中式，守礼惟谨――两种生存环境，两种精神状态。当然，我不否认作者的个人性格因素，但这看似偶然中难道没有必然吗？

 

三

 

可能有人认为，把 “我”躲起来代之以“我们”是谦虚所致。完全不是。中国读书人虽素有谦虚之德，但不是这种表达方式。传统的自谦之辞是这样的：

间加批评，终申鄙见……兼士案……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

窃疑此李阳盖李阳冰之误。（周祖谟《问学集·李阳冰篆书考》）

据拙稿《殷墟卜辞句法论稿》二章……（朱岐祥《由虚字的用法论周原的甲骨断代》）

所以不出现“我”字完全不是为了自谦，而是时代不允许。

但那个时代并不是完全不允许出现“我”字，那要看在什么场合下。比如在作自我批评的时候，那是一定要突出自我的。我们来看：

在这一点上，我过去是有过错误的看法的……我在我的《中国语法理论》里说……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过去我是轻视词类的，轻视词类是不对的……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发表以后，我对于词类的错误观点仍然存在……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是不对的。我过去正是这样做，现在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我本人过去曾有过这个错误观点，我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接受资产阶级语言学的传统说法，硬说汉语没有形态学，这是应该批判的……过去我以为……那种态度是不科学的。（王力《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1958年）

这样的文字那个年头并不少见，兹不多举。

在学术上否定故我，说明为学日进，本是好事；但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在一篇文章之内竟有这么多“我”拉出来检讨示众，上纲上线，自掴耳光，充分证明了那个时代学者们的可悲处境，也从反面说明了“我”从学术文章中隐退的原因。

 

四

 

我们可以说，以“我们”取代“我”，是受了上述社会因素的影响，使“我们”这个常用词具有了它本不具有的政治色彩和时代色彩。但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呢？似乎是有的。

前面说到康奈尔大学梅祖麟的文章，其中就有四处：

为什么“是”会变成系词，其他的指示代词“斯、此”没有变成系词？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是”“非”还有一对意义，经常搭配出现……“VO得”的用例很少，我们猜想“VO得”的节奏别扭……我们认为这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我们猜想其中的演变机制也类似。

《汉语语法史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演变方式》

梅氏与大陆教育素无渊源，他说“我们”，当不会代表组织，但这明显是一个人的看法，却也用了复数形式，怎么解释呢？

其实这种“我们”早已有之。例如：

姑勿论“彼”字在上古有没有这种用法，单就句的意义而论，我们觉得这种代名词实在是毫无用处。（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年）

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个字的音，从汉到隋都应当是[θ n   n]……天下读古书比笔者熟的人有的是，我们希望能从他们得着一点指教。（俞敏《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sandhi）现象》1948年）

这里的“我们”其实也是作者个人。不过两种“我们”的“们”都不是白给的，应该承认它们的确都隐含有复数的意思。

但仔细品察，两种“我们”还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我们”（按历史上出现的顺序姑称为前一种），其隐性义是“作者+读者”，是作者向读者表示亲近、消除距离感。这种“我们”和“我”单复数意义相混的现象在现代汉语的方言词中似乎可以得到印证：“俺”和“咱”都是既可表单数，又可表复数。再往上说，近代汉语中的表复数词缀“每”、“家”，有时候就不起复数作用，有也等于无，只表单数。至于它们和这种“我们”有无渊源关系，只能另作研究。

而那里后一种的“我们”，其隐性义是“作者+组织”，给读者的感觉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阵营。

光这么说，这两种“我们”的区别好像似有似无。说无，因为单从语法语义上看，其差别似无显据；说有，则那个时候的过来人对此都会有切身体认。我想这里用得上训诂界前辈王伯申的一句话：“不通五经，不能说一经；不通全经，不能说一句。”有时候对某句经义的理解的确是要依赖对全部经义的理解与把握，而不是仅仅局于某句某篇所能说清楚的。经历过一次次运动的过来人，对那本儿“经”的体会实在是要比现在的后生和海外×籍华人深刻得多。以此说义，其庶几乎！

不过认真找一下，具体实在的证据也还是有的。比如前一种“我们”的文章中，与“我认为”可以并行不悖；而后一种“我们”的文章中，就不会出现“我认为”。

我们应该反对的，是后一种。

 

五

 

这里所举“我们”用例，都出现在现代汉语当中，按说与训诂无关，因为本人认为训诂对象应是古代文献，素不赞成训诂就是“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这种笼统夸大的说法，更不赞成把什么《莎士比亚戏剧精选一百段》、《俄华词典》之类都胡噜进来。但它被扭曲的语义却频繁出现在当代学术著作包括语言学文章也包括训诂文章之中，是它自己找上门来了，不得不为之一辨。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个人（或一个一个的人）创造性的劳动，它毫无疑问有个知识产权问题。这种“无我之境”的出现，不仅违背了学术规范，重要的是它矮化了学者的人格，挫伤了学者的心灵，从而抑制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思维活力和创造精神，仅就学术界而言，造成了几十年间新一代学人成就无法与老一代比肩。当然，不是说一个“我们”就有如此大威力，只是说这种社会环境、学术空气，于“我们”可见一斑。那个时代虽已过去，但“我们”――这个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果之一却在学术文章中集体无意识地被保留了下来，这值得我们认真想一想。

（本文系2008年训诂学年会会议提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