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承志的精神肖像

 

一般认为,张承志是一个富于理想情怀和浪漫情怀的朝圣者。他始终充满着英雄主义的冲动,其生命蒸腾着对生活和未来不尽的热情和激情,却又不乏骑士般的感伤,“在丰富的感受中活着”;对人类美好的情愫有着强烈的崇拜心理,对大自然和理想中的人文事物有着一种殉道般的痴迷;从来不会在一种状态长久逗留,永远在念想和寻求着另外的东西,而且永远在发现能带来震撼的新事物;对无限和皈依、对人与存在本质的统一充满渴望。

浪漫主义者拒绝当下的庸俗,张承志总是生活在对以往美好事物的不尽追忆中和对一个更好的未来的念想中;他好像唯独不生活在现在。当然,他的文学创作是他浪漫之旅的纪录,他的文本都称得上是真的苦难和诗共存的现场。他讨厌“伪装的苦难”,但他也不愿一味咀嚼着真的苦难自我垂怜。尽管他“生在回族的血胎中”,从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中继承来的某种宗教情结使他在潜意识中一直在寻求着最终的皈依,但作为一个浪漫诗人和一个自我意识深度觉醒的现代知识者,他渴望自己具有独特的形式,他定要通过自己的形式泅过自我生命体验的汪洋去接近那个终点。他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格应该是“对于美的追求”。他甚至认为,“美则生,失美则死”。由此,他还说:“如果说作家是一种职业的话,它是一种危险的职业。崇拜美的极至,这样的人生,不是闲适、淡泊,而是危险的生命。”他自信,不管过得多么荒唐,只会忠于自己的气质,无论是作为文章的他,还是作为人的他。受自身精神气质的驱使,他刻意追求着“美文”和民间底层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时常“眺望着语言,久久陷在难言的感动里”,以至于时常忘却自己一再强调的“天命”,而只愿在美中沉醉下去。

 

一

 

追忆是张承志小说的显著特征。他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从追忆开始:

朋友, 你喜欢蒙古族的民歌吗? 那山泉一样轻快流畅的好来宝;那号角一样激动人心的摔跤歌;那曲折、辽远、托着变幻无穷的长调的《黑骏马》;那深情、悲愤、如泣如诉的《嘎达梅林》,自古以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啊!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张承志初期的小说,除《北方的河》外,描写的全是对草原生活的追忆和缅怀。追忆的风格伴随了张承志的大多数作品,大概只有巅峰之作《心灵史》勉强游离了这一风格。追忆使记忆不再仅仅是铁板一块的历史,而是一些美好的只可在心中经历的表象,在对心灵与事物的抚摸中神秘地显现。追忆和缅怀使诗性气质的他为自己想象中的生存神奇地保持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圈。

与追忆相伴的则是倾诉。倾诉在本质上是诗的特性,也构成浪漫抒情小说的一个基本叙述风格。张承志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典型的浪漫抒情文本。如果说,在他的前期创作中,倾诉只是不时穿插在文本中;那么,在其中后期的创作中,倾诉几乎成了他创作的全部。在《金牧场》后半部,张承志开始真正进入这种倾诉话语氛围。在1987和1988年,他接连抛出《黑山羊谣》、《海骚》和《错开的花》三首长诗(实际上也可以看做三部具有诗歌特质的中篇小说) ,这完全是作家的浪漫情怀使然。在这些诗里,他用心灵的另一种形式追忆着他的生命历程,幻化着他的心路历程。

 

二

 

张承志的小说中还充满着一种英雄主义冲动的诉求。英雄主义在内在气质上无疑属于浪漫主义。作者在小说题记中说:“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读者却不能从题记中悟得这篇小说的基调,因为它写着写着就跑了调,变成了一股从张承志的理想情怀和浪漫情怀中喷薄而出的东西。作家自己后来也曾说:“我原想写一篇客观冷静的小说,然而《北方的河》却写成了一篇主观抒情的非小说。我说它是‘非小说’,是因为我知道,也可能去塑造好里面的人物,把握好持论的公平⋯⋯把它写成一篇地道的中篇小说的。但是写作时我忘了这些,只想一诉为快,只想与我陌生的朋友倾诉一空。”

实际上,英雄主义冲动的诉求也是张承志不少作品中的一个主旋律。他辞去中国历史博物馆舒适的工作,单枪匹马地开始独闯苍茫雄浑的北中国的漫漫长旅,也从行动上印证了这一点。他总喜欢“尽着野性,千里奔袭,抵达他人难以接近的地点,然后独享壮大的风景”。例如,《大坂》中的“他”,挣脱平庸的都市生活,告别临产的妻子,只身打马翻越海拔几千米的天山大坂的壮举;《凝固火焰》中的“我”,头顶“毒日头”,冒着灼人的高温闯荡火焰山的豪情,都是英雄主义的辉煌诗篇。

我们论及张承志的英雄主义冲动,决不能忽视《金牧场》。在《金牧场》里,张承志甚至把某种红卫兵精神也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在这个多声部的长篇小说中,其中的一个声部谱写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红卫兵运动的一个侧面—一支为追寻革命踪迹踏上红军长征之路的红卫兵小队的经历。这是一支政治浪漫曲,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的豪情。①尽管作者对那场“令人神往的革命”最后竟演绎成一场大动乱表示震惊和哀叹,但他对那次长征所散发出的青春浪漫气息充满了怀念之情。他“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质,坚决地实行了赞颂”(《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 ,一如他在《北方的河》中所认为的:“肉体可以衰老,心灵可以缺残,而青春──连青春的错误都是充满魅力的。”

评论界对《金牧场》曾好评如潮,但张承志竟一度对这部小说感到失望:“一九八六年左右我完成了第一部也许该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那个近三十万字的陷阱弄得我满心别扭。我本想自由自在地写尽二十年来的体会,写个尽情尽意———但是我不知怎么搞的,让句子和段落,还有可憎的人物揪着跑,以致绊手绊脚,不伦不类地把自己喜爱的句子、思想、感受、还有激烈的感情填进了那个所谓小说的桎梏。这样,《金牧场》使我厌恶了小说;我发现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是一定程度的冷血动物。他们能旁观,能调和,能冷静和冷漠,能热衷于布局和故事,能专门关心他人。而我很难如此。”(《新诗集自序》) 。《金牧场》破坏了张承志的浪漫心路,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最终,他在写完使他“终结了小说”的《心灵史》之后,对《金牧场》进行了大手术,其结果便是《金草地》(海南出版社, 1994 年)的诞生。他甚至在1994年下半年,亲自通知作家出版社“永远停止了《金牧场》的再版”。他在《注释的前言:思想“重复”的意义》中说:“我久久不弃的心路历程,放弃不真实的情节,以求坚持真实的精神追求。”其实,他所谓“放弃不真实的情节”的说法是假,只保留被某种浪漫情怀过滤后的情节才是真。

张承志还对另一种英雄主义顶礼膜拜──血写的英雄主义。笔者认为,血写的英雄主义是指一种极端的心理情景,一种牺牲的、自我献祭般的精神。这在张承志的散文《清洁的精神》中,有过充分表达。文中对中国古代刺客精神进行了深沉歌颂,并在最后说道:“应当坚信:在大陆上孕育了中国的同时,最高尚的清洁意识便同时生根。那是四十个世纪以前种下的高贵种子,它百十年一发,只要显形问世,就一定以骇俗的美久久引起震撼,它并非我们常见的风情事物,我们应该等待它。”

张承志的回族题材中篇小说《西省暗杀考》和巅峰之作《心灵史》虽然表达的主题都是折合忍耶回民对自己信仰的坚贞,但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种血写的英雄主义精神。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苏菲神秘主义宗教在中国折合忍耶回民那里逐渐变味。在折合忍耶看来,他们誓死卫教的内在原因,“是真主要折合忍耶获得信教者的最高品级。⋯⋯而折合忍耶有了身上殉教者的血证,就可以直入天堂”。从此,折合忍耶的信仰成了一种以死证明的信仰,这一回族支脉也成了“一个承诺了殉教誓言的、以‘我们道祖老人家讨下的口唤是辈辈举红旗’、‘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为最高境界,并用这两句话教育后代的人群集合”。张承志对这种信仰精神进行热情讴歌。

《心灵史》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曾被评为1990年代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十部文学作品之一) ,围绕这部书也产生了种种非议和猜疑。张承志对折合忍耶“血脖子”宗教的那种“血脖子”精神的赞颂是他遭致批评最多的地方。有的批评指出,这“血脖子”宗教的历史指向性使其在当今根本不具备任何魅力,张承志皈依这样的宗教是一种低层次的信仰诉求;有人说这是张承志抗拒主流文化所进行的无奈而疯狂的表演;更有甚者,批评《心灵史》有渲染种族积怨、挑拨民族仇恨的嫌疑。②事实上,这些评价大多误解了张承志。张承志讴歌那血写的英雄主义,在本质上是张扬其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不是其中“铺天盖地的血”。张承志在《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中,以提醒的口气对读者说:“我借大西北一抹黄色,我靠着大西北一块黄土。我讲述着一种回族的和异族的故事。但是,人们,我更关心你们,我渴望你们一块寻找人道。⋯⋯你们应当作证,这里毫无狭隘。”关于《心灵史》的问题,张承志多次表示有些人对他误解很深。在近年的一次专访中,他又声明:“我写《心灵史》的目标不是为了宣教,更不是让大家都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希望在中国赞美信仰的精神。”③这也是张承志写《心灵史》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动机。

那么,张承志身上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冲动及其诉求的实质是什么? 笔者认为,除来自某种理想情怀和浪漫情怀外,还来自一种自恋情结(当然,自恋情结往往是理想主义者的又一个内在表征) 。自恋情结会使主体不断向庸众之外做出英雄主义跨越。从张承志的诸多文本里,我们都可以读出一种浓厚的自恋情结。作为知青一代人,张承志有着较为独特的经历:在草原放牧四年,后考入大学,当过海军,供职考古研究所期间,与大西北的自然人文诸事物进行过广泛接触。他似乎同时置身于汉、回两个生活领域和文化语境中,一方面汲取了丰厚的汉文化素养,一方面又以回民自命。出于对缺乏宗教情怀的汉文化尤其是主宰了汉文化几千年之久的孔孟之道的鄙薄,他经常有一种身份优势感。

但也正是这种自恋情结大大降低了张承志作品本来所暗示的灵魂的力量。不过,如果单从主体自身的角度来说,张承志的这种表现是可以理解的。责任不在张承志,责任在自恋情结本身。自恋情结使得他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使得他必须超越周围的现实,诉求于英雄主义冲动,到现实之外去寻求精神支柱和价值保证,去寻求给他带来强烈美感刺激的“异端”。因此,别人追逐闹市,他却追逐自然;别人追求安逸,他却醉心于探险,这一切不仅体现为“文本”英雄主义,还体现为行动的证明。自恋情结也使得他有时视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追求为唯一神圣的东西,即使这些东西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和伤感,他也仍然像热爱自己一样地热爱自己的命运———“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赋予他的天命”,这里面便蕴含着一种宗教浪漫精神。

 

三

 

宗教浪漫精神,是宗教之于主体并不是一种深沉的皈依,而是一种具有最高美感的神秘;主体之于宗教并不是一个渴望拯救的受难的灵魂,而只是一个审美的人。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不是主体在苦难与绝望的深渊与神相遇,而是对神的念想或者说神本身一直和主体就是合一的。这样的宗教浪漫精神在张承志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似乎相信“天命”和“前定”,他认为自己时刻都在虔诚地等待着“启示”。他语言与行动的夸张,“是为着加强自己对启发的感受能力”(《游牧的校园》) 。他对自己的“天命”和“前定”,对冥冥之中的“神”进行的滔滔不绝的倾诉,可谓情真意切,就像是在对一个自己暗恋的人的倾诉:既有自己深爱着时的幸福,又有感到自己可能得不到回报的痛苦和哀伤。

张承志的宗教浪漫精神一方面可能与他所皈依的折合忍耶苏菲神秘主义宗教自身的性质有关④ ,另一方面也与他自己的诗性心理特质有关。他经常在念想中把自己的漫漫精神之旅建立在与神性的关联上。他有时把神的因子通过自我意识注入自我之中,有时还敢对神的存在表达一种柔情蜜意的怀疑:

在这天地之间也许真的有──他不敢放过自己的这种状态,又不敢放纵自己遐想。也许真的有⋯⋯有一位凝视着我的神。否则我为什么那时会万里不辞地奔向新疆呢? 否则我为什么今天会不畏艰苦地进入陇东呢? 那时我刚刚毕业,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博物馆里上班。⋯⋯那时我像今天一样意识到过,我记得自己曾隐约意识到冥冥之中有一声神异的召唤。那呼唤发于中部亚洲的茫茫大陆,也发于我自己身体里流淌的鲜血之中。(《心灵史》)

张承志多次自我宣称:“如今我是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公开的教徒,自由的作家。”(《放浪于幻路》)这里面意思最清晰的一重命名应该是“公开的教徒”。他尽管身为“公开的教徒”,却又总觉得自己是“在路上”,并且他对“把自己交给道路”有一种内在的认同。“有关信仰的大事,不能浪定”,他经常这样警告自己。他在一个时期追忆以往时,有一种几乎成了定势的思维,认为他的旅途要他“等待真正的渴望到来时的举念”。在写《心灵史》前,他“举了意”,并且在写完该书后,认为自己“获得了最后的启示”,“都实现了”。但他在“都实现了”之后,并没有融入折合忍耶。他在坚持了一阵子后,又不无痛苦地离开了西海固。这又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的张承志,他的自我意识总使他“渴望自己的、独特的形式”,他不否认是“冥冥之中那个存在”让他进入了西海固,但并不是“叫他像折合忍耶贫穷的回民那样礼每天的礼拜”。尽管张承志不可能在离开西海固之后与他一再抗拒的东西讲和,但他深知,对于自己的“最好形式还是流浪”(《离别西海固》) 。在张承志的精神长途似乎已经踏上终旅之际,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他最本色的理想情怀和浪漫情怀,他的宗教诉求也只是一种浪漫骑士精神向宗教场域的延伸。

（本文载于《中州学刊》2007年1期）

 

注释：

①记得在“十七年”的一个时期,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曾被作为文学的主流创作手法,产生了一批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堪称描写战争题材“经典”的长篇小说。读这些小说给我的感觉是,在有些时候,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似乎也是能够互为一体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小说曾对张承志所谓的“红卫兵精神”有过极大的影响。《金牧场》中关于红卫兵的叙事,对红卫兵的轴心活动都采取了虚写,而将重点放在了一个红卫兵小队“模拟长征”的故事上。对他们来说,长征不啻于一个伟大的神话。他们的模仿对象与其说是作为历史事件的长征,不如说是“十七年文学”中一度占主旋律地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创造出来的某种虚构叙事。

②张承志有很深的民族情感,他写《心灵史》的一个意思是想表达他对本民族的爱,批评界没必要那么狭隘。张承志对汉文化特别是所谓孔孟之道有一种鄙薄心理,这虽带有一定的偏见,但至少可以作为问题来探讨,基于此批评张承志有着狭隘的民族心理似乎不妥。我们至少应该认为,在张承志这里,民族情结与人类关怀是结合在一起的。

③ 邵艳 君:《我被选择做一个“信仰的中国人”———专访回民作家张承志》。该文是我在左岸文化网上偶然读到,原出处不详。

④苏菲神秘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一方面恪守伊斯兰教的教规,一方面又有非属伊斯兰教的倾向,其基本教义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祈祷和念想以及狂热仪式达到“断念”;第二,并非通过理智,而是凭借内心认识宇宙在神中的统一(世界乃是神之流溢) ;第三,认识者与神完全统一,即“神人合一”。参见米尔卡·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