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美学思想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产物,是中国现代学术学理对传统美学思想的一次梳理和建构。闪耀其中的,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特有的辩证精神。

儒家传统中的“中庸”一词的内涵较为接近辩证的意义。广义的“中庸”几乎涵盖了儒家的所有价值和德行;狭义的“中庸”则专指对事物的一种态度。本文阐述的宗白华的辩证精神偏重于后者。中庸有很强的原则性,要择善固执,不偏不倚。在孔子心目中,中庸乃德行的至高境界,一般人不易做到。他一再强调任何德行之实践,都不可做得太过分,要“允执其中”① ,不然,就会流于虚伪或哗众取宠而会“乱德”,成为“德之贼”。孔子所说的中庸,是指过犹不及,是恰到好处的状态或达到此种状态的行动取向。更进一步讲,中庸之道包括“中”与“和”。“中”指恰如其分,不走极端;“和”则是从整全观出发,谋求行动体系和谐共处。贯穿二者的,是一种节制心态。持中庸取向的人,则既有整全观的视野,又讲求节制。概括来讲,中庸就是辩证地看问题,把辩证的观点落实到实践当中的一种理性精神。

中庸作为一种具有辩证精神的行动取向,只是在特定历史情景下与儒家的道德实质实现了紧密结合,二者之间未必呈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庸取向(狭义的)可以脱离儒家传统的实质的价值而自存,而且在实践层面有所显示。比如在20世纪初期那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中,一些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如何建构中国新的文化样态的宣传和行动就彰显了这种辩证精神,散淡散步的宗白华就是突出的一位。

 

一

 

科学的求真,在价值理性范围之内肯定技术理性的作用,辩证地对待“进化”并由此形成的文化整全观/节制观,熔铸了宗白华坚实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此为基石形成他文化批判的“元观念”。

对待科学,宗白华崇尚“真”的科学观,但警惕科学主义。“赛先生”是“五四”时期所揭橥的理念之一,宗白华对之投注了极大的热情,而且不乏相对精当的学理分析。关于“科学的唯物论”,他进行了周详的介绍:“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论是建立在以下几个根本的观念之上的: (一)科学知识的唯一对象即是物质, (二)物质只含有量的(数学的)性质, (三)物质是长存的, (四)物质以外不再有可认识的对象。”②“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论,是个数理的实体论(Mathematiche Re2alismus) 。但是至此还只是认识论上的数理实体观,还没有形而上的唯物宇宙观。我们要再进一层说,这客观的数理世界(物质阿屯世界) ,不只是我们主观世界的客观真相,并且还是能起主观感觉世界的原因动力。那时,这数理宇宙观就成了唯物宇宙观了。”③他认为,物质是科学认识的唯一对象;物质的性质是数理量的关系;客观的物质世界和人们感觉的经验世界是相对应的,并且是充当主观感觉的原始动力。这一认识表明了宗白华对唯物宇宙观的透彻理解,明确了唯物论对现代科学的意义。

对科学的服膺更突出地表现在宗白华一以贯之的科学“求真”精神。他认为世界新思潮无论学术、社会民主,还是文学,都应该充满科学的学理精神。他把《学灯》栏目定位于思想和经验并重,倡导实验的、归纳的科学方法为学术方法。他认为实验是获取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的必经之途。科学试验室生活在于学理的阐明,主旨乃在于振兴新文化。宗白华欲求在学术领域及日常生活当中贯彻科学的学理精神,以实现其价值——既有科学精神又不乏实际的经验,是造就思想的正途。本着“求真”的科学精神,宗白华把探求真理作为学者的最大责任,呼吁学术界人士拥抱这一精神和态度。

宗白华追求科学精神有着极强的“度”的把握,他的科学追求和人文精神是融会一体的。科学追求在于欲求中国社会在物质建设方面向现代化靠拢,以摆脱经济、政治的落后和被欺凌的状态,这是中国现实问题解决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振奋民族精神,激发出民族的创造状态,实现精神的全新,而精神上的现代化是以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成为社会现实的必备物质基础为条件的。这就引发了“技术”问题,正是关于“技术”的全面认识,体现了宗白华对于科学认识的辩证态度,使他不至于坠入科学主义的泥沼。

科学和哲学是人类智慧思考的结果。“人是一个能思虑,有智慧的生物,他能纯客观地从日常的经验到科学的研究,从科学的研究到哲学的综合⋯⋯系统的科学和综合的宇宙观是人类智慧底产物。”④但是宗白华发现了一个无奈的现实图景,即近代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愈来愈脱离斯宾格勒定性的“是一普遍的生命的事实”,而“狭义地指那根基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明机器和机器的运用’”⑤。这种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产生了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宗白华的思考。他认识到,技术作为一种能力,一种价值,科学的结果,只有在运用得当时才能促进文化事业进步;反之,文化事业会遭到野蛮的摧残。而运用得当与否,是由哲学统辖的。他指出:“古代哲学智慧,指导一个民族的政治轨道,道德标准,确定人生理想与文化价值。它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利害,它给予一切以确当的价值和地位。近代技术在近代人生和文化上既然有这么大的重要影响,哲学必须努力了解它的价值与意义,以确定它在人生的地位。”⑥从哲学自身的演进来讲,它必须要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文化责任。而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个全方位的社会工程。他认为:“罗马法治精神虽是构成欧洲‘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希腊的哲学与艺术,基督教的深刻的人生情绪与伦理意识,加上‘文艺复兴’的科学精神,才汇流而成欧洲现代文化的丰富、繁盛。”⑦在宗白华的理想中,现代国家的建设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方面,而他的探讨集中在人文精神一域。他为了突出哲学在社会精神领域里的功效,发出了“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美? 什么是合理的法律? 什么是人类理想的政治,合理的经济组织? 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健全的社会? 什么是神”⑧的拷问。宗白华在技术和哲学的关系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哲学确定人生的价值和理想,技术使它们实现。技术固然可贵,一个正确的政治主义,一个合理的社会目的,一个伟大的民族理想,尤为可贵。技术的价值在使它们能成功,实现”⑨。这亦说明宗白华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时,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的有限性。

宗白华在廓清了技术与哲学的关系之后,把问题引入到技术和艺术二者关系的讨论中来。他认为艺术和哲学同属人类的精神领域,只是艺术在于表现人类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反映和个性的流露更具化一点。而对于技术需要客观冷静的知识,艺术所表达的是主观的热情。虽然二者分殊很大,但从本质和人类历史出发来考察其在人类文化整体中的位置和关系,“它们二者实可联系成一个文化生活的中轴,而构成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⑩。宗白华的这个认识有着人类学史的证明。他从人类的直立行走,论及人对视整个世界,在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的识见中,形成宇宙观。进而在宇宙观的基础之上,产生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的手段,发展到发明工具、创造人的技术。与之相伴的是思索宇宙、欣赏自然的艺术心灵产生。技术对艺术有着作用力,尤其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的百余年间,人类文化、精神上都受到了机器的支配,使得思想、文化、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宗白华并没有持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而是给予了技术和艺术以科学的地位:“技术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为下层的建筑,艺术则为上层的建筑。由控制物质生活的技术到表现精神生活的艺术,一则是介于科学与经济之间,一则是介于人生智慧——哲学——与人生理想——宗教——之间,上下层联系构成了人类文化整体的中轴。”[11]宗白华心目中理想的技术的意义还要给人以美感,技术要富含精神价值,亦即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考量科技融进哲学和艺术的因素,使宗白华形成了较为全整的观照物质、精神两个层面的自我世界观。具体到其个性来说,就是执中、公允、不偏激的性格构成。而从中折射出的,则是辩证的理性精神。这一辩证的理性精神追求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于科技的态度上,而且体现在他对待当时的社会风潮的态度上,进化论可作为一例。

 

二

 

“进化论”是宗白华所处时代的另一个热点思潮问题。“进化”一词源于拉丁文evolutio,意思是“发展”、“变化”、“运动”等。早在5世纪,希腊人就有社会与文化进化的观念。近代西方更是如此,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理论,莱尔和布封的地质学理论,都是进化思想的体现。到了18世纪,进化思想开始含有“进步”的意义。直到达尔文提出他的进化理论之后,进化论才作为一个重要的有广泛影响的学说存留于思想史上。进化论在19世纪70年代[12]传入中国,最初主要是作为自然科学输入的,社会影响非常小。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发表之后,进化论波及了整个中国社会。中国人对进化论的接受非常迅速、普遍、彻底。进化论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它不同于天命,天命依赖的是神秘的超人力量的支持,而进化论根据的是人类本身的历史,它本身又是科学,因而具有了双重的说服力。进化论在解说社会历史变迁方面被赋予了超强的科学意义,“进化”、“发展”成了革命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宗白华把唯物进化论和科学的唯物论放在一起分析,从“变化”和“进化”的比较中厘定了“进化”的含义。他指出:“进化是变化的一种,它所呈现两种继续差异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内力。”[13]这个“内力”为“生物进化原动力”。他把唯物宇宙观难以解说的精神现象和生物现象(生理现象)归到“生物原动力”上面,期望予以解决。他在肯定进化论的作用的前提下,认为它“还是不甚稳固,还有缺憾”[14]。在社会的发展上,宗白华坚持进化的中国才是充满希望的中国。在对待文化问题上,他抛弃了一般进化论者的弊端,他理解的“新”与“旧”保留了“执中”的标准。他认为:“我们全副精神须在于‘进化’,不是在于世俗所谓‘新’,世人所谓新,不见得就是‘进化’,世人所谓‘旧’,也不见得就是‘退化’(因人类进化史中也有堕落不如旧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有进化的精神,而无趋新的盲动,我们融会东方旧文化与西方新文化,以创造一种更高的新文化,是为着人类文化进步起见,不是为着标新立异。”[15]在一个激进精神成为时代主潮的年代,宗白华始终坚持辩证精神,公允地、恰如其分地对待文化中的“新”与“旧”,而没有丧失自己的立场,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这也正好印证了宗白华自我学识的博深及作为文化伟人的真知灼见。

正是宗白华对辩证精神的卓越认识和身体力行,为他选择和接受人类的知识文明提供了符合历史现实的参照系,使得他能够在中西文化间自由徜徉,获取艺术、美学的天火,实现洋为中用,古为中用,为构筑中华新文明、新精神而奋斗不止。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宗白华在艺术、美学领域的实践乃是他的辩证精神折射和激励之下的成果。

对待诗歌、戏曲创作中的创新问题,宗白华公允、切直地表达他的辩证态度。由于他明了现代与传统的历史关系,因而他没有站在与传统文化割裂的立场上。他认为“执中”的态度方为建设的态度。当然,中庸的精神不是在“量”上维护一种平衡。他在阐述新文学的创造时,对于旧文学精神流于空泛、因袭、虚伪的弊端进行了大力的声讨,这些理性的指陈对于新文学的建构大有裨益。他认为新的诗歌形式所表写的“质”即为“意境”的创造。在戏曲的改良上,宗白华认为:“中国旧式戏曲中,有许多坚强的特性,不能够根本推翻,也不必根本推翻。”[16]宗白华主张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容纳新质,从而走上现代戏曲的道路。辩证精神更集中地表现在其意境美学的构筑方面。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宗白华文化批判的成熟期,他从希腊雕刻和建筑这些西洋绘画的渊源基础入手,阐说西洋画的重形式特征;由近代的宇宙观推出“人”和“物”的对立,以突出人类权力意志的画旨来,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表现方法——透视法。他认为,西洋绘画的空间意识着重于科学的物理空间的表达;而中国画根植于《易经》的化生哲学,取象于自然及人物的内部生命节奏,表达的是“神旨”,相应的空间意识是节奏化、时间化的空间意识,是一种节奏之动,至动而有条理。笔法、墨法是随画师心意而生,技术特性中更显个性诉求。

宗白华这些有力的论述是建立在科学的辩证精神之上的,一方面突出了中西绘画空间的迥异特征;另一方面建构起宗白华独特的意境论美学范畴乃至他的活的节奏美学体系。而这些都是他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作出的切切实实努力。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观照罗丹雕塑的生命动象的时候,把西洋艺术由物质的动引领生命的动给予充分的赞赏。同时,他又是不走极端的,在中国的书画艺术上,拎出气韵生动来说明中国人的生命意识,从而彰显艺术境界的特征来。尽管宗白华成就这些艺术创见的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辩证理性精神功不可没。

需要补充的是,宗白华的辩证精神不是文化保守主义。尽管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表现林林总总,但共性特征是明显的,即他们在研究道德、人生、文化诸问题时,没有充分汲取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方法论,其基本方法仍然是中国传统式的玄想和演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过于自信,甚至到了赞美陶醉的程度,企图不经过社会的变革,自发地过渡到现代社会。不过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的演进方面提出的卓越见识是不可替代的,富有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在美学的现代建构乃至文化批评和建设方面,宗白华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辩证精神——既抛却了“新青年”式的激进,又摒弃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愚守,从而取得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就。

（本文载于《中州学刊》2007年第5期）

 

参考文献：

①洪业等:《论语·尧曰》,《论语孟子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421页。

②③[13][14][15][16]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年,第118、120、126、128、103—104、184 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 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62、163、165、240、167、167、181、185页。

[12]1873年,玛高温(D·J·MacGowan 1814—1893)和华蘅芳翻译了英国地质学家莱尔的《地质学初步》,介绍了莱尔的地质学结合学说以及拉马克的生物进化论,这标志着进化论进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