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考据学大盛,诗人以学为诗,以学入诗,乾嘉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黄景仁(1749—1783) ,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武进人。时人论诗或推为第一,极赞赏其才情。吴蔚光《又书仲则诗后》云:‘千秋多逸气,一往有深情。”①张维屏《听松庐文钞》称其“天才”、“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百年以来,仅得一人②。万黍维称其“诗人之诗”,《味余楼剩稿序》云:“余尝谓今之为诗者,济之以考据之学,艳之以藻绘之华,才人、学人之诗屈指难悉,而诗人之诗,则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则深韪余言,亦知余此论盖为仲则、数峰发也。”③后世承此说,黄仲则诗遂俨然与“学人之诗”各坚壁垒不相侔。事实上,“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并非毫不相通,黄仲则自不能与时代学术隔绝,他深受考据学影响,以学入诗。因此,有必要从考据学与文学的互动、冲突上,系统考察黄仲则的诗心变迁与诗歌艺术。

 

一、黄仲则的诗心变迁与朴学之兴

 

黄仲则年十五攻诗,至三十五岁卒,赋诗远在4000首以上,传世《两当轩集》存诗近1100首。综观其一生创作,有三个高峰期:游历湖湘,入朱筠幕府,客居京师。探究其诗心变迁,不难发现有三次大的变化,后两次都与朴学之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初学诗多“苦寒语”,历湖湘之游,诗风一变而为苍凉楚音。

黄仲则孤露家贫,早岁嗜苦吟,镂心肝,以求自异于众,不屑科举一第,与世寡谐。“吟苦非福”一类的劝戒随之而来,其师邵齐焘博学能诗,不忍看弟子苦吟善病,劝之为学,以吟咏为深戒,《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云:“家贫士之常,学贫古所虑。愿子养疴暇,时复御缃素。博闻既可尚,平______心亦有助。” 。”④黄仲则感其知遇,稍自约束,然终不肯放弃不平则鸣的追求,《杂感》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其初以唐人为宗,取法李白、李商隐,偶染指杜甫、韩愈、李贺。《观潮行》、《后观潮行》放笔纵横,冠绝一时,即学太白而能自出变化,《秋夕》、《感旧》清绮悱恻,大抵取法义山。乾隆三十三年( 1768) ,邵齐焘病殁,黄仲则益感人生奄忽,借山水疗忧,翌年冬游湖湘,怀屈原,吊贾谊,谒杜甫墓,徘徊低吟“忧生兼吊古,那不鬓星星”⑤ ,“由来骚怨地,只合伴灵均”⑥。“楚人调涩无佳韵,好谱《离骚》入管弦”⑦。黄仲则很快对楚调产生了一种偏爱,诗风因之一变,寄洪亮吉诗云:“江山惨淡埋骚客,身世凄凉变楚音。”除了心绪与楚调相契合,寻觅到精神寄托外,黄仲则还有一大收获,即坚定了“并力作诗人”的人生道路。

(二)入朱筠幕府,才情为诗,间入学问,构成黄仲则诗心的第二次变化。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朱筠督学安徽。十二月黄仲则入幕中校文,偕洪亮吉、邵晋涵、章学诚诸友随朱筠寻访山水,凭吊古今,登采石矶,游青山、黄山、齐山,饱览山水形胜,诗歌尽情展现飘逸的天才,陶写性灵,宣泄哀怨,“时而龙吟虎啸”,“如飞仙独立于阆风之巅”⑧。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多了一些新的内容,即“才学”较前为盛,体裁上,五、七言古大量出现。《虞忠肃祠》咏史,纪写金主完颜亮举兵南下,虞允文犒师采石,召集散卒,大败金兵,有云:“毡帐如云甲光黑,饮马完颜至江北。六州连弃两淮墟,半壁江东死灰色。雍公仓卒不犒师,零星三五残兵随。勤王一呼草间集,督军不来来亦迟。万八.....同一泣,卓然大阵如山立。海陵走死贼臣诛,顺昌以来无此捷。降旗斫倒十丈长,六飞安稳回建康。此时长驱有八可,以笏画地言琅琅。不可与言言不必,肯复中原岂今日?”风格激楚苍凉,叙事纪史,事俱按实,非谙熟宋史者,难以如此纵横捭阉。乾隆三十七年(1772) ,同洪亮吉、邵晋涵游黄山,《慈光寺前明郑贵妃赐袈裟歌》咏明季史事,力透纸背,诗云:“当时佞佛成阃教,九莲衍得椒房名。昭华宠占六宫冠,十方建寺谁能争? 是日君心眷如意,宛转星前誓神器。久看幻海漫阴氛,可奈廷臣与家事。神庙移归玉合空,百劫难添蠹余字。从可添丝绣佛龛,谁教结习犹眈眈。渐报蛾群起河北,尚闻芦税赐淮南。转眼身肥不能走,贼前请命嗟何有! 可怜佛远呼不闻,有福祈来付杯酒。洛阳宫殿安在哉! 珠襦玉匣飞成灰。犹余此物镇初地,空山阅得沧桑来。”慈光寺始建于明嘉靖间,郑贵妃佞佛,万历三十八年(1610)钦赐寺额。郑妃生皇三子常洵,深受明神宗宠爱,廷臣疑其谋立常洵为太子,激议立储,指斥宫闱,“由是门户之祸大起”⑨。黄仲则将明末数十年史事运于笔端,如朱绶《题黄县丞两当轩诗集》所云:“三千年史入胸鬲,触拨古今聊一演。”⑩同时所作《黄山寻益然和尚塔不得,偕邵二云作》纪叙汪沐日抗清不果,遁迹为僧,风格质实,议论见长,奇事异闻尤多,不独情文兼到,亦可补史之阙,谓之诗史可也。此外,用典使事繁富,他如《夜起》、《归燕曲》诸诗,句句用典,堪称无一句不无来历。

黄仲则学诗十年而有此变,自非偶然。与朱筠、洪亮吉、邵晋涵、章学诚等人朝夕相处,宾主俱尚经术,黄仲则问学精进。朱筠对朴学隆兴有开启之功。乾隆三十七年,朝廷诏访遗书,令儒臣校勘《十三经》及《二十一史》,朱筠率先响应,购书进呈,奏请从《永乐大典》中采辑逸书。第二年,又奏请开四库馆。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云:“乾隆三十八年,朱笥河筠奏请开四库馆,即以辑《大典》佚书为言,故《四库全书》之编纂,其动机实自辑佚始也。”[11]迨四库馆开,稽古之风大行,朴学趋于兴盛。朱筠主张以汉学辟宋学,黜浮尚实,自上而下崇兴经学训诂,《请正经文勒石太学以同文治折子》中说科举文字“朴学未尽,每阅数卷,俗体别字,触目皆是。其尤甚者,瑕瑜不分,诤谄莫辨,据旁著处,适内加商,良由经训之未深,以致字体之罔定。江南且然,何况小者? 其何以识字通经,由乡、会两试进应殿廷之对乎? 臣窃惟书契之作,圣人所以治百官而察万民,《周礼》、《汉律》,童子试诵,职在小学。”[12]以识字通经训士,乃朱筠督学要法,岁余,六皖之士多通六书及注疏家言。汪中《 朱 先生学政记叙》云:“故所至常务扶树道教,以人材经术名义为急。”“其要以通经习小学为大端。”[13]黄仲则幕府校文,遵朱筠之教,以朴学为重,获益何曾少于安徽士子? 其尝至歙县,读书于汪氏不疏园,研讨训诂。汪灼《述怀赠黄仲则》云:“气欲毕诗书, 贵识字义始。训诂以挥真,音韵以审。披条见根株,随文析精理⋯⋯不有卓郑资,傲散奚能尔。亦犹学问途,中充非外市⋯⋯迩知识字难,谁与破疑似。一字认偏旁,模糊心谓是。有时前置词,长者日陋矣。有时动笔札,点画伪满纸。遗书五千卷,数溢善和里。荒朴愧鲜宗,见异念辄徙。托交抱区区, 乃今见吾子。”[14]黄仲则《题汪松溪遗集并所著诗学汝为》云:“先生往矣遗稿在,我得读之从后昆。岂其天意假司命,乃遣大雅来扶轮⋯⋯坐公读书秋树根,不疏之园邻郑村。村人往往罕识面,键关晤对惟皇坟。屏除一切可已事,放作百劫难刊文。铸山煮海富研述,四始六际逾纷纶。上追申克溯远本,下揖亨苌相讨论。十年书成付庭鲤,《六经》未有如《诗》尊。乃知文字有元气,得古独厚方深醇。瓣香欲祝来已晚,私淑尚有伊川孙⋯⋯方今幸值右文代,石渠众彦趋如云。此书一出有目见,先遣雅奏从天闻。一编家置意中事,但恨不及当公身(时诏购藏书,将献焉) 。”汪灼,字实夫,家有不疏园,富藏书。父梧凤,字在湘,号松溪。好经术,著《楚辞音义》三卷,编《毛诗义编》未成。尝延江永、戴震读书其家,斥千金置书,招徕好学之士。江永卒,朱筠尽取其书上于朝。戴震游京师,誉流海内,后领四库书局。汪中《大清故 贡生汪 君墓志铭》云:“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于学矣,盖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15]汪梧凤卒于乾隆三十八年( 1773) 。黄仲则徽州之行盖在明年,由此可知其时究心朴学矣。朱筠的影响是一重要方面,另一方面邵晋涵、章学诚、王念孙、汪中等人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章学诚擅长治经,王念孙精于小学,邵晋涵则长于礼史,黄仲则黄山诸咏史诗,尚论古今,称得上是与邵晋涵相互发明史学了。汪中问学,亦始自入朱筠幕府,其子喜孙《 容甫 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条载云:“谒朱学使筠于当涂,时幕下多通儒。 邵 先生晋涵、 王 先生 怀祖洎先 君俱以古经义、小学相切劘。始与 王 先生定交, 王 先生尝与喜孙书云:‘尊甫与某订交 于笥河 先生幕内,在壬辰之冬。’谨按:先君治小学当在是时。”[16]可以说,黄仲则诗心再变,与博涉经史关联密切。当然,其诗受考据学影响,还远不及佣书四馆库及入都门诗社后更为显著。

(三)寄游京师,以学为诗,构成黄仲则诗心的第三次转变。

乾隆四十年( 1775)冬,黄仲则“自嫌诗少幽燕气”[17],北游燕蓟。不过,笔者认为诗人北上还包括了游学的想法。明年,津门献赋,钦取二等,得佣书四库馆。关于入馆校录事,许隽超小文《黄仲则佣书四库考略》有比较可信的考证,指出黄仲则的身份是“自备资斧”的誉录生,年抄三十万字,五年限写一百八十万字。入馆动因和其他士子一样,“冀邀议叙,以为仕进队梯”[18]。但需要补充的是,诗人衣食拮据,甘于“自备资斧”佣书,还有其他几点原因:一是朱筠的知遇。乾隆三十八年,朱筠在安徽任上以试士造册之误左迁,“天子仍置诸翰林, 领四库书局”[19]。朱筠倡开四库馆,集中一时博学通经之士,希望黄仲则能来,黄仲则自不肯辜负朱氏的厚望。二是四库馆名流汇聚,黄仲则赋性孤傲,但对博学之士十分钦佩,既然可广结同人,何乐而不为呢? 三是黄仲则在朱筠等人影响下,嗜经学考据,家贫无力购书,四库馆多聚“逸书”,厕名誉录,亦是求之不得。

寓京数年间,黄仲则多交游经术之士如翁方纲、桂馥、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王昶、纪昀、温汝适、潘有为、李威、冯敏昌辈。其系出宋人黄庭坚,翁方纲家中藏有黄氏画像,黄仲则每至辄拜于像前,《 翁覃溪 先生以先文节公像属题,像李Ì古笔,藏夏邑彭春衣侍讲家,此先生属山阴朱兰圃临本也》云:“家风鲜嗣愧才下,空缅仿像劳心魂。”问题是黄仲则此前难道不是承继祖风吗? 这答案多半是否定的。翁方纲极推重宋诗,尤赞赏苏、黄。黄仲则自觉有愧家风,确实是发自心底的一种“忏悔”。乾隆四十五年( 1780) ,《桂未谷明经以旧藏山谷诗孙铜印见赠》云:“我祖诗可祖天下,凡能诗者宜当之。”桂馥赠印之事几乎成为黄仲则要做“山谷诗孙”的宣誓了。从学唐到宗宋,意味着怎样的变化呢? 除了取法黄庭坚点铁成金、瘦硬奇峭外,重要的一点即是“以学入诗”。

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结都门诗社,邀黄仲则入社。都门诗社是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社中人物大都通经术,而非纯粹风流俊赏的文人,诸子交游唱和,多有“注虫鱼”的意味。两当轩诗如《 王兰泉 先生斋头消寒夜集,观邝湛若天风吹夜泉砚作歌》、《丙申冬于王述庵通政斋见邝湛若八分铭天风吹夜泉研为作歌,今覃溪先生复出邝书洗研池三字拓本与研铭合装属题,池在广州光孝寺,邝读书处也,先生视学广东曾访之》、《丛竹图,为金光禄素中题》、《汉吉羊洗歌,在程鱼门编修斋头作》、《 王述庵 先生招集蒲褐山房观刘贯道兰亭修禊图作歌》、《集吴香亭太常斋,见所藏孙雪居、董香光书画合册作歌》、《 蒋心余 先生斋头观范巨卿碑额拓本》、《冬夜饮程鱼门编修斋,观耶律文正公像》、《题翁覃溪所藏宋椠施注苏诗原本》、《未谷以汉瓦并天下文拓本属题》等古体长诗数十篇,大都是鉴古品画之作,考据为诗,多发议论,近于翁方纲诸子之诗,不必自写性灵,无“寒苦语”,而有“注虫鱼”之味,不仅与观潮、太白墓诸作颇异,也与黄山咏史诗差异分明。黄仲则与都门社朋唱和,以学为诗,又精于鉴古、书法,受到翁方纲等人赞赏。也就是说,黄仲则不仅以“逸气”、“深情”为时人推重,也以博学多识受到博雅君子的器重。按照黄仲则的想法,北游是由于诗中缺少幽并之气,然始料不及的是两当轩诗同时增添了浓重的考据色彩,以学为诗成为黄仲则北游之诗的一大特征。

 

二、在朴学与文学之间的矛盾抉择

 

朴学大兴,士风靡然从之,问学俨然为“正途”,诗文渐沦为“小道”的境地。考据风气日盛的氛围里,黄仲则的精神世界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这种矛盾源自他在诗歌与经术之间的艰难抉择。

乾隆四十三年,黄仲则悼亡友李文藻,《挽李南涧》云:“吾道频年气死灰,海阳新冢亦成堆(谓戴东原) 。”这首诗很值得注意。李文藻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累迁桂林同知。穷经博古,著《诸城金石略》、《南涧文集》、《岭南诗集》。戴东原,即戴震,休宁举人,入四库馆,乾隆四十二年( 1777)五月卒。以通经被推为大家,开皖学一派。黄仲则与戴震的交往未见载记,从此诗来看,二人是有交往的,“吾道”云云,似乎意味着黄仲则以“学人”自居了。

黄仲则一度想抛开“并力作诗人”的追求,埋首考据。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袁枚的反对。袁枚极力维护“小道”的尊严与独立,《随园诗话》卷二云:“近今风气,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写字, 便究心于《说文》、《凡将》,而束欧、褚、钟、王于高阁;略知作文,便致力于康成、颖达,而不识欧、苏、韩、柳为何人。间有习字作诗者,诗必读苏,字必学米,侈然自足,而不知考究诗与字之源流。皆因郑、马之学多糟粕、省费精神,苏、米之笔多放纵,可免拘束故也。”[20] 袁枚赞赏黄仲则才情,当得知他亦欲束诗高阁,从事考据时,《再答黄生》批评说:“近日海内考据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所好之耶? 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 足下之意以为己之诗文业已足矣,词章之学不过尔尔,无可用力,故舍而之他? 不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无易事,只怕粗心人。诗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协,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子文人穷老尽气而不能释然于怀。亦惟深造者,方能知其症结。子之对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 且考据之功,非书不可,子贫士也,势不能购尽天下之书,倘有所得,必为辽东之豕,纵有一 之借,所谓贩鼠卖蛙,难以成家者也。”[21] 黄仲则寄书,今已不存,但可以推测信中大抵流露了致力考据的想法。袁枚之外,吴中七子之一的杨芳灿也是一位不赞同者,在《与黄仲则书》中说:“古人遗集,奚翅百数,谈六艺,说五经,陈言累累,盈缃溢缥,后人视之, Q然欲睡,以塞鼠穴,供蠹粮矣。向亦镂心刻骨,求其可传,乃今如是。悲夫! 词赋小道,然非殚毕生之力,不能工也,而好高者,往往失之。子建既小辨破言,子云复老不晓事,强思画虎,故薄雕虫,愿足下勿为所误,幸甚! ”[22]无疑,袁、杨竭力劝说毋以诗文为小道而弃之,对黄仲则的人生道路抉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黄仲则友人孙星衍亦弃诗文而专事经学,袁枚苦心劝说,孙星衍态度十分坚决,《答袁简斋前辈书》云:“阁下有为而言,闻者不察,或阻其进学之志,亦不得不献疑于左右也。”[23]《游随园赠袁太史》又调侃云:“我觉千秋难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24]黄仲则回归“小道”,终未像星衍那样精于研经,成为一代名家。

关于黄仲则的学术追求,左辅《黄仲则墓表》、洪亮吉、王昶所撰《墓志铭》俱未述及。基于以上分析,可知他向慕考据学,欲以经术代替诗文,在稽古通经上有所建树。当然,研经还包括了逃避人生的想法,贫寒带来沉重的负担,促使他别觅心灵的庇护所。然而,也正是贫寒使他在诗歌、经术“两不成”的矛盾中徘徊,最后归于诗人一途。问学之途大开,士人放弃沉潜学问,是十分困难的。黄仲则研经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词章虽小道,精妙本天事”[25]似乎也是一种安慰。他临逝前三年诗,凄凉哀楚,尽管仍以学入诗,但“注虫鱼”之味已经淡化。从“并力作诗人”,到以学为诗,专意“注虫鱼”,再到诗多“寒苦语”,黄仲则似乎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事实上却非如此简单。

 

三、考据学风影响下的诗歌创作

 

清中叶诗坛的喧闹,终不能掩饰这是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黄仲则“哀猿叫月”、“独雁啼霜”之调[26],乃时代使之然。他擅长哀笔写乐景,引类善喻,寓兴深微,工于写实议论,为世人所称道,然在考据风气影响下以学入诗,融性情、学问为一,却未能引起较多的关注。

举例以观。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在翁方纲京邸,桂馥以旧藏宋铸“山谷诗孙”铜印相赠,黄仲则狂喜之际赋诗纪之,翁方纲、吴锡麒皆有诗纪赠印事,闵正斋画《传印图》,赵渭川题诗。黄仲则《桂未谷明经以旧藏山谷诗孙铜印见赠》有云:“我友曲阜冬卉子,六书摹印真吾师。铸金同用范沙法,颠倒斯籀同儿嬉。柳间锻灶每相过,箧中字书随所携。脱囊赠我一铜印,精绝审是泼蜡为。朱文字减土数一,仿佛西江派中人所遗。不然即是吾家子耕绍谷辈,云山谷孙系以诗。鸾翔虬结一入手,我欲拜赐心然疑。我祖诗可祖天下,凡能诗者宜当之。若资华胄便窃据,不患造物嗔吾私。虽然一语敢相质,斯道不绝危累棋。”吴锡麒《桂未谷以所藏山谷诗孙印赠黄仲则,属余为诗记之》有云:“未谷得之不自有,却付公家后人手。后人诗好继前人,如向苏门见黄九。西江妙语谁讨论,心香一瓣今犹存。公于此派为鼻祖,后起毋乃皆儿孙。渊源况复同一线,岂谓工诗例贫贱。梦中彩笔倘能传,但作诗孙吾亦羡。”[27]翁方纲《未谷得宋铸铜章曰山谷诗孙以赠仲则,诸公同赋》有云:“六书益友冬卉子,一札囊封昨频讯。只须黄子诗先就,不患瑶华笔难润。此微玉父支派系,善权如何分余闰。淳祐袁州太守贤,咸淳绍谷家风振。敢问黄子奚所安,勿俾此印名空徇。豫章千年拔地起,任史三注登峰峻。松风梦断笙歌来,石牛洞响雷霆震。”[28]三诗以吴锡麒所作最佳,黄仲则与翁方纲不分伯仲,其以学为诗可见一斑。

在考据学影响下,黄仲则诗歌形成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是厚重质实与才情卓绝并有。黄仲则一度以学为诗,风格质实,然而终有“注虫鱼”之嫌,厚重有余,诗味不足,融才情、学问合一之诗则兼具厚质、诗情。《圈虎行》被孙星衍称作“七古绝技”,写戏虎表演,无意不搜,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趋媚俗状,寄意深微。《献县汪丞坐中观技》、《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妙笔生花,措意亦深。《慈光寺前明郑贵妃赐袈裟歌》、《余忠宣祠》一唱三叹,平中见奇。这类诗与前期所作相比,更为遒劲、深沉。如果说前期诗以才情驭气,跌宕自放,后期诗则是沉着酣畅,非厚积学力不能为也。

二是用典使事点铁成金。乾嘉诗人,无论肌理派,还是性灵派,都喜爱用典使事,尤其是肌理派,以学为诗,用典极繁,使事生僻,每自加注脚,食而不化,以致獭祭之讥。黄仲则大量用典使事,乃入朱筠幕府后之事,也存在不能尽化的弊端。但总体以观,能变化自然,“亦用书卷,而不欲炫博贪多,如贾人之陈货物”[29]。如《痴儿》绝句云:“索栗怜通子,牵窗厌衮师。天心憎早慧, 不敢怨儿痴。”前两句典出陶渊明《责子》,后两句典出李商隐《骄儿诗》,慨叹才士多蹇,抒写人生忧患识字始的愤世之情, 化典自然工妙。《张鹤柴招集赋得寒夜四声》咏卖声云:“负担尔何物,凄声绝可怜。正逢说饼客,坐忆卖饧天。嘂夜疑宵警,胪名恼醉眠。《渭城》休更唱,不值一文钱。”抒写沉至之思,使事不见斧凿痕迹,得冷隽之趣。黄仲则用典之妙,与苏、黄相近,由于博学多才,熟于先秦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供其援引,又能化板重为清新,给考据为诗的诗坛吹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三是用字尖新寒硬。黄仲则诗主性情,不以雕琢饰句为能事,但并不意味着不重用字。刘大观《书黄仲则诗后》云:“《悔存》八卷十万字,字字经营出苦思。”[30]如《山房夜雨》:“山鬼带雨啼,饥鼯背灯立。推窗见孤竹,如人向我揖。静听千岩松, 风声苦于泣。”动词使用十分醒目,“啼”、“立”、“揖”、“立”写照江湖寒士的落拓人生,诗笔甚妙。黄仲则十分钟爱一个“立”字,如《别意》:“别无相赠言,沉吟背灯立。”《暮归北山下,丛木颓垣,未知何人祠也,苍凉独步,悄然成诗》:“欲读不能审,悄立回风吹。”《癸巳除夕偶成》其一:“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只愁高处难久立,乘风我亦归去来。”“立”字,是飘零江湖,无可置身的象征,又是独怀独往,渊衷静止的精神写照,也是士人失路的长歌当哭。大抵说来,黄仲则用字意取新警,境臻寒瘦,咀如橄榄,别有风味。

考据学风盛行,乾嘉之诗大都打上了以学入诗的烙印。袁枚反对以考据为诗, 但《续诗品》仍肯定地说不学无以为诗。赵翼不赞同以训诂为诗,但所作往往济之以学。“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本非不相联系的壁垒。黄仲则诗深受考据学的沾薰,概莫能外。万黍维盛赞其为“诗人之诗”,自具道理,仍不可否认其创作了大量以学为诗的作品,甚至一度欲弃诗文而专力于经术训诂。如果将黄仲则、赵翼、张问陶昌言性灵之诗与明代公安、竟陵派诗作一比较,更可清晰地看到考据学风的时代烙痕是何等鲜明了。朴学对黄仲则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存在着诗歌取向和风格艺术的显著差异,但又相倚相生,交叉并存。朴学兴盛,诗人大都重问学,以学入诗,促成独特的时代诗歌风气,与唐宋、元明诗相比,尤为突出。笔者无意说黄仲则诗就是“学人之诗”,也无意为其“诗人之诗”贴上一个不纯的标签。从学术研究角度区分“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不失为一种手段和评价标准,但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定义区分,争短较长,则是没有太多意义的。诗原本性情,才华、学识辅之。纯以才华为诗,不免空疏,纯以学问为诗,不免枯燥。黄仲则未脱离时代而成为一个纯粹表现才情的诗人,他很好地融性情与学问为一,力求创新,故能领一代风骚,远胜于时人纯以学为诗,以训诂为诗。

经术与文学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其间冲突也十分明显。考据风气日炽,诗人纷纷改弦易辙,以诗文为“小道”,甚至摒弃不顾。黄仲则友人孙星衍、汪中俱是如此。同时,袁枚、赵怀玉、万黍维力护“小道”。怀玉肆力诗文,弃经术。汪中《与赵味辛书》批评道:“比闻足下将肆力于文章⋯⋯足下颇心折于某氏,某氏之才诚美矣,然不通经术,不知六书,不能别书之正伪,不根持论,不辨文章流别,是俗学小说而已矣,不可效也! 足下之年亦长矣,过此则心力日退,不可苟也。”[31]这里所说的某氏,盖指袁枚。在经术与文学的矛盾冲突中,朴学来势甚烈,轻视文辞之论应运而生,黄仲则的诗心变化即是这一特殊学术风尚的产物。

如何评价黄仲则深情苦语之诗,已无须赘谈,但有必要指出其以学为诗受到翁方纲等人很高的评价,却遭到后世的忽视。忽视,实际上也是对其价值的否认。我们当作怎样的评价呢? 客观地说,应该肯定其独特的艺术与价值,而诗坛也不应缺少这一格。

（本文载于《文艺研究》2007年第8期）

 

参考文献：

①③④⑩[10][14][22][27][28][30]黄葆树等编《黄仲则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第162页,第91页,第183 页,第169 页,第139 页,第153—154页,第120页,第152页。

②⑧[29]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三九《黄景仁征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页,第574页,第574页。

⑤ 黄仲则:《寄丽亭》,《两当轩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⑥ 黄仲则:《耒阳杜子美墓》,《两当轩集》卷二,第37页。

⑦ 袁宏道:《又赠朗哉,仍用前韵》,《破研斋集》之三,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3页。

⑨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一四《郑贵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38页。

[11]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 年版,第288页。

[12] 朱筠:《笥河文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朱筠倡言朴学之功,参见暴鸿昌《朱筠与乾嘉学术风气》一文,载《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

[13][15][16][19][31] 田汉云编《新编汪中集》,广陵书杜2005年版,第447 页,第483 页,第11 页,第448 页,第31—32页。

[17] 黄仲则:《将之京师杂别》,《两当轩集》卷一○,第250页。

[18] 许隽超:《黄仲则佣书四库考略》,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20]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21]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四,《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23] 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中华书局1996 年版,第90页。

[24] 孙星衍:《芳茂山人诗录》,《四部丛刊》本。

[25] 吴蔚光:《素修堂文集·梦黄秀才景仁》,《黄仲则研究资料》,第142页。

[26] 王昶:《蒲褐山房诗话》,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