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上,对六朝文学情有独钟的作家与学者大有人在,远如章太炎、刘师培与吴虞,次如黄侃、汪辟疆、鲁迅与周作人,以至后来的朱自清、朱光潜、李长之、王瑶等人,皆对六朝文学表现出了深厚的兴趣与探究的努力;但真正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视野以构成有效的创作资源,并于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奉之为圭臬的,似乎只有废名一人。

 

一

 

废名对六朝文学的偏嗜,有其家世背景的因素。六朝时期是中国漫长封建史中惟一的一个儒教衰落、佛道思想大行的时期。因其时天下骚动,士人颠连困厄,儒家严肃板正的名物训诂之学,已无法适应乱世的生活,玄言清谈便继之而起,成为一时的潮流。唐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中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而废名的家乡湖北黄梅向来是佛道圣地,那里有著名的四祖寺、五祖寺,民间修道礼佛的风气甚为浓厚。1936年,废名还写过一篇《五祖寺》的文章,追忆幼年时期外祖母与母亲携自己到寺里进香的情景,当时他虽因年幼而被大人们留在外面,但“过门不入也是一个圆满,其圆满仿佛是一个人间的圆满”,并以为“到五祖寺进香是一个奇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记忆”。一个人从小浸润于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在人生观念与审美取向上自不免要受到一些影响。这表现在废名笃好佛学,具有深厚的佛学理论功底。他常与好友、佛学大师熊十力辩佛论道,曾著有《阿赖耶识论》一书,自以为高过熊十力名噪一时的《新唯识论》。生活中的废名喜欢静坐沉思,并会像老僧一般打坐入定。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又在北京西山度过了数年的隐居生活,自言“遗世而独立,微笑以拈花”[1]的境界乃素所追求。由此可见,这种文化背景的相似,使得六朝文学于废名很自然地具有了某种亲和感。

然而,废名对六朝文学的最终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师承渊源使然。在现代文坛上,废名是周作人的忠实弟子。他终身服膺周作人为精神导师,推崇其“渐进自然”的人生态度。而周作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深受提倡“五朝学”的章太炎的影响,对于六朝文学也一向是称赏有加,声称:“汉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虽然也可以绮丽优美,思想不太是一尊,要能了解释老,虽然不必归心于哪一宗,如陶渊明、颜之推等都是好的。”[2]1936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设六朝散文课,曾为之作课程纲要说明,其宗旨是:“择取六朝一二小书,略为诵习,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短长,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并加了一段案语:“成忍斋示子弟帖云,近世论古文者以为坏于六朝而振于唐,然六朝人文有为唐人之所必不能为,而唐人文则为六朝才人之所不肯为矣。”[3]虽称“不必”较短长, 但“不必”实乃“不屑”; 因为“不能为”与“不肯__为”的不同判词,已体现了其人明显的褒贬之意。在此方面,废名可谓是亦步亦趋地遵从乃师。他曾在《三竿两竿》一文里说过:“中国文章,以六朝文章最不可及。我尝同朋友们戏言,如果要我打赌的话,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我知道这种文章是学不了的,只是表示我爱好六朝文,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在其他场合,他还说:“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地生长着,诗有晚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在我们现代的新散文里,还有‘六朝文’。”[4]这些话语,都得到了周作人的高度赞赏。

 

二

 

废名对六朝文学的偏嗜,集中表现为他对陶渊明、谢灵运、谢脁、庾信等人作品的由衷赞赏,并屡有“虽不能至,心向往焉”的叹惋。他十分倾慕陶渊明,以为其诗歌兼具庄严幽美与质朴可爱的特色,推崇其诗“与《论语》是一样的分量”,其人“诚唯物的哲人也”。在谈及诗文创作时,他往往举陶渊明为例,称“陶诗不但前无古人,亦且后无来者”[5] ,并认为自己“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乃很象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6]。1949年后,废名以向青年人弘扬鲁迅为己任,他在论及鲁迅的语言特点时,认为鲁迅“同古代陶渊明有相似的情况”[7] ,即都以白描见长,因而俱能超脱于各自的时代风气之外而令人耳目一新。在重视陶渊明文学成就的同时,废名也看重其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恬然自适的精神品格。在《 莫须有 先生坐飞机以后》中,他借 莫须有 先生大发议论,认为陶渊明是在魏晋风流之下的真正的儒家,“因为他在伦常当中过日子,别人都是做官罢了,做官反而与社会没有关系。……陶渊明总是喜欢同乡下人喝酒,‘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他是知道农人的辛苦,而且彼此忠实于生活了”。

其实,废名不独在理论上这样提倡,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他也自觉地去践行。除却追求陶渊明恬淡自然的语言特色外,他还在作品里精心塑造了一个个桃花源般的世界。《菱荡》里的陶家村、《竹林的故事》中的竹林、《桥》中的史家庄等,都可以看做是桃花源的现实再现。在废名那里,桃花源不仅是理想世界,同时也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而并非像前人所哀叹的那样“桃源望断无寻处”。这种远离现代都市文明的乡村世界,成了他美好人生理想的最后寄居所。所以,他对其中古老宗法制度所保留下来的淳厚风俗表现出毫无保留的歆羡向往之意。那里的人物,都充满了美好素朴的人性。他们恬淡静穆,人与人之间绝少纷争,平和相处;人与自然之间则谐和惬意,浑然一体。他笔下的陶家村人淳厚蔼然、勤勉素朴,史家庄人仁爱和睦、抱朴守真,三姑娘美丽娴雅,王老大忠厚善良。所有这些,都与废名本人对于世界及对于人的独特认识有着深厚的渊源。当废名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在看到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后,他便领会到“人生是黑暗的,而人心是善的。换一句话说,狱是黑暗的,心是光明的”[8]。他在《梦之使者》一诗中写道:“我在女人的梦里写一个善字,我在男子的梦里写一个美字,厌世诗人我画一副好看的山水,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自然法则与人伦观念合而为一,不着丝毫的人工痕迹,豪华落尽见真淳,是废名自觉的美学追求,也是其人生态度的一种体现。

如果说,陶渊明主要是以其素朴真淳的田园诗风与恬淡静穆的人生态度,使废名时存“与我心有戚戚焉”般的感慨;那么,庾信对废名所产生的更为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其自然流丽的写作风格方面。废名十分喜好庾信的文章,多次在文章中论及,并向师友弟子们广为推荐。据废名的友人卞之琳回忆,“废名喜欢魏晋风度⋯⋯大约见我入‘道’无缘吧,就送过我一本《庾子山集》”[9]。废名以为,庾信为文既善于用典,又任性挥洒,从而不为典故所束缚。在《 莫须有 先生坐飞机以后》里,废名借 莫须有 先生之口说:“我生平很喜欢庾信。” 莫须有 先生还将庾信与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提并论,称:“我读莎士比亚,读庾子山,只认得一个诗人,处处是这个诗人自己表现,不过莎士比亚是以故事人物来表现自己,中国诗人则是以词藻典故来表现自己,一个表现于生活,一个表现于意境。表现生活也好,表现意境也好,都可以说是用典故,因为生活不是现实生活,意境不是当前意境,都是诗人的想象。”这些都与废名本人平素对莎士比亚与庾信推崇备至的文学趣味相符。废名对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所提出的“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趣”式的写作方式颇富好感。在他看来,庾信的文章恰好最投合他这一方面的脾胃,即看似“乱写”而生香真色自呈,所用典故都恰到好处,令后人难以追摩。在谈到庾信《象戏赋》中的两句话“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时,废名还说:“我最佩服这种文章,因为我自己的文章恰短于此,故我佩服他。”他称赞亡友梁遇春为“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10] ,认为其散文写得不仅洒脱自如,而且葆有那份出自性灵的天真,是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所谓“玲珑多态,繁华足媚,其芜杂亦相当,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的”[11] 。在《中国文章》里,他指出:“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霜随柳白,月逐坟圆’,都令我喜悦。‘月逐坟圆’这一句,我直觉的感得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样写。杜甫咏明妃诗对得一句‘独留青冢向黄昏’,大约是从庾信学来的,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了。”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对庾信《谢明皇帝丝布等启》篇末“物受其生,于天不谢”一句大加赞叹,以为是“中国文章里绝无而仅有的句子”,“完全是英国莎士比亚的写法”,“如此应酬文章写得如此美丽,如此见性情”。因为激赏庾信,故将其与莎士比亚并称,而言下对杜甫便颇含不敬之意。他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再谈用典故》一文中甚至以为,“无论怎么说杜甫的典故是来得非常之慢的,较之庾信是小巫见大巫”。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后,废名再次谈到杜甫与庾信时又说:“庾信的思故国,集中于《哀江南》一赋。但杜甫的积极奋斗的精神却是庾信所完全没有的。”[12]但那是当时现实主义至上的时代风气使然,未可视为其由衷之言。这里面都可以见出废名独特的审美趣味,亦可以见出其独特的个人性情。

废名对于谢灵运也颇富好感,谢氏《登池上楼》一诗中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其多篇诗文里被反复征引。像谢灵运一样,废名热爱自然山水,并在作品里不吝赞辞。“既然废名小说人物的美好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山水的钟灵毓秀,那么自然风景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的位置就可想而知了。”[13]废名喜好自然山水,尤为喜好树。所以,他许多作品的题目,即以树为名,如《竹林的故事》、《河上柳》、《桃园》以及《桥》里的《棕榈》、《桃林》等。他在许多作品中经常描写、赞美树,甚至寄情于树。《菱荡》里的陶家村,茂林修竹,绿水环绕;《竹林的故事》里,青翠的竹林、碧绿的菜畦与潺潺的流水交相掩映;《初恋》里的后园有一棵扶疏的桑树,紫______红的桑葚像“天上星那样丛密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人物活动的背景,也隐含着废名写作命意的旨趣:由山水的清丽可爱映衬出人物的清纯可亲。他还专门写过两篇关于树的短文《树与柴火》及《陶渊明爱树》。在《树与柴火》里,他说:“我觉得春天没有冬日的树林那么的繁华,我仿佛一枚一枚的叶子都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了。冬日的落叶,乃是生之跳舞。”在《陶渊明爱树》里,他以为陶渊明“大约是对于树荫凉儿很有好感,自己又孤独惯了,一旦走到大树荫下,遇凉风暂至,不觉景与罔两俱无,惟有树影在地”。这里又何尝没有以己度人、同病相怜的意味。废名写作时,胸中有树;读者阅读他的作品时,也自然树在胸中。卞之琳评价说:“他的小说里总常见树荫,常写在树荫下歇脚。”[14]在废名的作品里,树与水构成了人物活动的主要环境,也是人物精神品格的一种表征。他们像树一样坚韧、执着,长年固守着一方土地;又像水一样清纯、明净,永远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三

 

对于六朝文学的心仪也造就了废名独特的语言风格:简洁明快而平中见奇,灵动跳跃又充满韵味,虽不事华饰却自然典雅。例如《桥》里的小林说“我常常喜欢想象雨,想象雨中女人美——雨是一件袈裟”,《碑》中“和尚的道袍好比一阵云,遮得放马场一步一步的小”,《桃园》里“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像这样的句子空灵奇僻,又秀逸典雅,几近神来之笔。以前有人认为这是废名接受了欧美意象派文学的影响所致;其实,与其说它是西方现代意象诗派在中国的附生物,不如说它依然是对中国古典诗文传统的遥远回应。这种以简洁素净之语言抒写古雅幽僻之情趣,以达成平淡朴讷之风致,固然是废名之长,但若运用过火则亦有所失,例如废名有时就将六朝诗文直接嵌进现代语言里,形成了一种古今杂陈的特殊语言格式,像“ 莫须有 先生欲辩已忘言,愁眉莫展殊是好容颜”,“可爱的女郎呵,上帝的音乐呵,园柳变鸣禽呵”(《 莫须有 先生传》) ,“洗衣在她们是一种游戏,好像久在樊笼,突然飞进树林的雀子”(《浣衣母》) ,“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桥》)等。这些句法虽新奇脱俗、不落窠臼,但用到极处,却佶屈晦涩,不免有生造硬做之嫌,且与作品的整体意境显得  格不入。

六朝文学在铸造了废名独特的写作品格的同时,也给其人生态度濡染上了浓重的六朝色彩。正如他自称为“厌世诗人”一样:因为“厌世”,所以不免虚无而恬淡寂寞;又因为是“诗人”,故而又自然以纯任天真。无论是 莫须有 先生感慨“我是这样的可怜,在梦里头见我的现实,我的现实则是一个梦”,还是《桥》里的细竹沉吟“人生如梦倒是一句实在话”,都可以看做是废名本人人生观的某种表白。朱光潜所谓“废名先生富敏感的苦思,有禅家道人的风味”[15],是既论其人也论其文。废名认为人生虚无荒诞,“世界的意义根本上等于地狱,大家都是来受罪的”;然而,人并不因此即陷于悲观,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把枷锁去掉,人唯有自己可以解放,人类的圣哲正是自己解放者,自己解放然后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正是从束缚来的,所以地狱又正是天国”[16]。他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特定的气质,即不问外界环境的横逆穷通,皆无可无不可地随顺自然、自得其乐。在那个自足封闭而又抒情诗化的古老世界里,他们尽着一己的本分,也随顺着自然的天性。因此,周作人曾指出,废名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确,废名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浓郁的诗意,那是一种我们从六朝人的诗作中经常可以品咂出的自然清丽,而非唐诗的雄浑精严与宋诗的萧散疏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废名认为“中国人生在世,确乎是重实际,少理想,更不喜欢思索那‘死’”[17] ,但他在作品中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多次写到了死。在废名的笔下,死并不具有惨烈或悲壮的意味,而往往是那么不经意。死亡就好像一件美好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蚀、消失,一个可爱的生命也是渐进地走向了毁灭。《浣衣母》里酒鬼李爷在“家运刚转到蹇滞的时候,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酗酒的哥儿在李妈的诅咒下“终于死了”,驼背姑娘也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死了”。接踵而至的死亡,似出突然,却又是那么自然。废名笔下的死亡显得平平淡淡、无声无息。由于作者这种近乎不动声色的冷静处理笔法,悲剧性的东西被冲淡了。死亡成了一个安闲的人生解脱方式,它不再是一杯难以吞咽的烈酒,更像是一盏清茗。废名曾在《死之beauty》的长文中,赞美古埃及艳后Cleopatra 的死相“就是一个睡貌”。《桥》里的小林以为“‘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这些实际上都来源于废名个人的经验与感受,如他在《打锣的故事》一文里所说:“我是喜欢看陈死人的坟的,春草年年绿,仿佛是清新庾开府的诗了。”又说:“憧憬于一个‘死’的寂寞,也就是生之美丽了。”从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陶渊明式的那种旷达自然的人生态度:“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8]

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所独具的艺术特色,开启了一种新的创作传统。那就是,现代抒情诗化小说在其沾溉之下,蔚然自成一派。废名的创作“从思想方面说,老庄哲学、六朝文士的狂放习气、陶渊明、王维的隐士作风,直至现代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软弱性等等,形成了作品的浓厚的民族情调。从艺术形式方面说,它们吸收了中国古典散文、诗词、小说的营养,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19] 。现代作家沈从文、何其芳、师陀、孙犁与当代作家汪曾祺、贾平凹等人,都曾言及从废名这里受惠良多。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这种“废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在对待传统方面,我们如何不仅于理论上而且于实践中真正避免那种自“五四”以来简单化的一味拒斥的态度。中国的古典传统毕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根系,它不应当只是书斋里的学者们进行考校比量式的研究时的琐碎材料,而是依然充满活力并可以随时借取的有效资源,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生命的有机体。现代人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其抉幽发隐的猎奇心理,而应灌注新鲜的血液于其中,努力使之实现创造性的现代生成与转换。废名对于六朝文学的吸收借鉴,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明的个案。

（本文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废名:《拈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 期。

[2]周作人:《文学史的教训》,《立春以前》,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119

页。

[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522页。

[4]废名:《三竿两竿》,《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第342页。

[5]废名:《关于派别》,《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 2000年,第148—153页。

[6]废名:《〈废名小说选〉序》,《废名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

[7]废名:《鲁迅对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的贡献》,《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第429页。

[8]废名:《小孩子对于抽象的观念》,《新文学史料》2001 年第1 期。

[9][14]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4 年第2期。

[10]废名:《谈用典故》,《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 2000年,第280页。

[11]废名:《〈泪与笑〉序》,《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第327页。

[12]废名:《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第453页。[1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年,第463页。

[15]朱光潜:《文学杂志》编后记,《文学杂志》1937年第2期。

[16]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纺纸记》,珠海出版社, 1997 年,第177—178 页。

[17]废名:《中国文章》,《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 2000年,第190 页。

[18]陶渊明:《形影神三首·神释》。

[19]马良春:《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废名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年,第5页。

 

作者简介：高俊林(1975 - ) ,男,陕西定边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