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局域性研究为中心

    随着举国上下文化热潮的波涛迭起,文化研究也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形势和发展机遇,总体看来可以说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而且这个热潮还将更加高涨,发展还会进一步加快、加强。面对这样的态势,认真检视和思考文化研究中的某些不足和问题,越发显得必要而有益。这些不足和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本文不能面面俱到,主要是就文化研究尤其是“局域性”(诸如局部、地域、领域、种类、层面、行业等)文化研究中的几个较为普遍而突出的问题粗陈管见,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有效的改进。

一

相对于上世纪80 年代前后的那次“文化热”(前者)而言,目前的文化形势无疑更是一次“文化热”(后者) ,甚至用“文化热”来概括和描述已经显得不够充分、不够准确了。不过为了便于区别和论述,我们姑且将二者分别称之为“前文化热”和“后文化热”。只要略加比较,就会看到二者有着诸多明显的不同。
    就其发起和参与主体而言,前者主要是学术文化界人士的“个体”自发选择,而后者则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党和政府的“集体”自觉要求。这首先表现在“文化”意识和观念的增强与转变上。虽然以前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中也不乏关于“文化”的表述,但多是以某种局部、侧面、配合等意义出现的,是副题、伴奏和插曲;现在则成为主题和关键词之一。不仅成为议事日程中的经常性话题,而且围绕此制定发展战略、建设规划以及具体落实的目标和措施。过去政府提“文化”往往有些“醉翁之意”,多为政治、经济等因素考虑,文化只是“搭台”、造势;现在则更多地考虑到文化本身,“文化”已经名副其实地登场亮相、自唱自演了。也就是说,文化不仅是形式同时也是内容,不仅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虽然政治、经济等因素仍在起作用,但起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或者可以说“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被作为政治、经济等来理解和对待了。同时,日益清晰而自觉的文化意识,也更加经常地显现于党和政府言行的方方面面,从高调倡导到组织实施,因此党和政府是将“后文化热”推向高潮的实际主体。由于党和政府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后文化热”的发起和参与者也更具权威性与全面性。党、政、工、青、妇、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乃至寺院僧侣等都被促动起来,争先恐后投身“文化”。其范围之广、人数之众、力度之大,都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的亲自负责、热情关怀、主动指示和频繁“到场”,更使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无法估量。至于文化和文化人集中的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更是闻风而动,各种各样以“文化”为名义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学)会等等纷纷挂牌成立,而且往往有主要领导挂名、知名学者领衔。由于当今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高度行政化和体制化,这些研究机构及其活动也就自然成为上述情形的组成部分,具有很多共同点,“集体性”很强,即使在个人那里,往往也被程度不同地“集体化”了。
    就其诉诸对象和目的而言,前者的诉诸对象一般为学者、读者等知识群层,大多是为了学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改进、思想认识的启蒙与提高等等,大抵属于“精神”关怀;而后者则主要是诉诸管理者、经营者、消费者等社会群层,大多是为了政绩、业绩以及其他需求,大抵不离“物质”关怀。当然这是大致情况,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由于对象不同,(研究或行为)主体和(接受)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有所变化:前者较注重精神联系和心灵沟通,后者则更注重物质联系和利益交换。由于目的不同,前者的主体与其(研究或行为)对象较能客观地对待,努力求其“真实”;后者则更多主观地对待,竭力求其“宝贵”。求“真实”者多得其“学问”,求“宝贵”者多得其“实惠”。
    就“研究”的形式和表象而言,二者之间也呈现诸多差异和变化,较明显的如:从“研究”的成分看,前者的学术单纯性(包括研究者及其研究)较高,大抵属“学术界”的人和事; 后者则复杂得多,一方面是大量的学术界“外部”人士热心其事,“内化”为文化“研究者”之类;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学术界“内部”人士延伸移动,“外化”为文化“活动家”之类。这种情况也存在于部门、机构、团体之中。总之,自认为或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个人、集体、单位空前之多,遂使其“队伍”变得异常庞大而复杂。从“研究”的重点看,前者比较重视对“文化”、“中国文化”等作整体的认识和思辨,多为“全方位”眼光;后者则更加注重“局域”的考察和缕述,多取“局部性”视角,因而以地域、行业、人群、事物等为准而分门别类的“ ××文化”层出不穷,不可胜数。从“研究”的形式看,前者多以传统的方式方法进行较为单纯的书斋式研究,后者则多在书斋之外,伴随着大量的实际“活动”之类。从“研究”的表达方式看,前者大多重在学术性的分析、得失利弊的检讨,而且往往具有反思和批判意识;后者则多重在实用性的论断、优势特色的展示甚至不乏刻意的赞美和颂扬。从“研究”的成果呈现看,前者多为论文、著作等学术性成果;后者则更为丰富多样,除论文、著作外,诸如领导讲话、党政文件、国家法规、调查报告、散文随笔,以及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形式,戏曲、舞蹈、音乐等群众活动,尤其是广场、公园、建筑、雕塑、文化遗产、事业产业等具有“形象”性、“工程”性、标志性的产物,往往被视为更为“实在”的成果。因此,研究“成果”数量之多、品类之丰、规模(包含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大、影响之广,也是前所未有的。
    总而言之,前后两次“文化热”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当然类似的地方亦复不少,这里不拟一一列举,仅从文化研究上看,有一点似乎值得提及,那就是二者虽然都对“文化”抱以极大热情并由此“入手”,但在“文化”本身似乎都还未及作充分的停留和深入,便匆忙急切地奔向各自的“主题”(目的) 。因而看上去“前文化热”更像是一波人文“思潮”,“后文化热”则更近似一场社会“运动”。而“后文化热”不论是在内容、形式、规模和影响等方面,都要远甚于前者。二者都对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但也都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忧虑。

二

    我们在充分估计“后文化热”为文化研究带来的形势和机遇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检视和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就像建筑,“工程”规模越大、进度越快,其质量问题也就愈加重要,尤其是基础层面的质量问题。从局域文化研究方面看,确实存在着不少“质量”问题,这里不拟面面俱到,仅就较有代表性的问题稍作概述,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几个方面的矛盾:
    1.“得天独厚”与基础建设的矛盾 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局域性视角的文化研究中。例如在特定的地域视角下,文化首先被作为各地自己的“文化”而受到当地的重视,很多地方都在“自然”地或“人为”地强调自己文化上的“得天独厚”。其实已有的研究可以证明,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具有多源性,可以称之为“发祥地”的地域并非一个,自以为可以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也非只一家。这种情况积之而久,就使得“本土的”地域文化研究者往往抱有两种惯常心态:一是“家底”无数,大的尚且无暇顾及,小的就更不在话下,因而也就无须加意整理和保护了; 二是“遗产”厚重,已有的尚且“消受”不尽,也就无须辛勤建设和创造了。这两种心态的形成原因及其所造成的结果非止一端,反映在文化研究上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有意无意地忽略基础建设。
    文化研究的“基础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仅按一般所谓的“硬件”和“软件”而言,“硬件”方面诸如机构、场所、文献、资料、设施设备等,虽然整体上投入有所增长,但多投向那些可以短期见效的“形象”性工程上,而那些须长期建设的项目则有所不足。就笔者所知,在不少地域文化“本土”的省、市,目前尚很少有完全意义上的该文化的专业研究机构,很少有专门意义上的该文化的图书资料文献中心,甚至严格意义上的该文化的专职研究人员也寥寥无几。牌子挂得很多、架子搭得很快,但缺乏继续持久建设的精心和耐心;“专家”纷纷涌现,大多是这样那样的“兼顾”、“挂名”和兼职之类;“软件”方面, 诸如体制、模式、制度、措施、办法等,目前也缺少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系统制定,已有的也很少得到严格的落实。仅就基本信息数据尤其是第一手的材料和数据而言,目前编制有本地文化完整文献资料目录、对本地文化资源有全面的摸底调查、为本地文化建立全面系统的信息数据库的地方并不多。已有研究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大多是一般的、间接的,涉及到数据时往往缺乏权威依据,甚至凭印象和感觉估摸大概。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基本的精神原则、理念旨趣、规范标准等,是促成研究走向学术化、科学化的必要条件和关键因素,对“局域性”文化研究而言同样重要,但现在已有的局域文化研究对此却很少关心,更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索和建构。有关研究、项目和选题等,往往热衷于“大而全”,喜作浮泛之论,追求短期效应,而对那些需要长期潜心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具体问题则缺乏热情。总之,在中国文化研究尤其是“局域性”文化研究中,“得天独厚”是一种常见的意识和心理状态,它是导致有意无意忽视“基础建设”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不是惟一原因) 。当文化研究尚处于简单继承和利用已有遗产的阶段时,这种意识和心态所造成的“基础”缺陷之不足与危害尚不明显,但当文化研究进入主动建设和创造的阶段时,其不足与危害就会日益突显,甚至是致命的,不仅会影响到“局域”文化本身的发展,还会严重影响文化研究的科学进程。
    2. 人才难得与学科缺位的矛盾 “文化”似乎是无所不包的,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和文化联系起来,都可以进行“文化的”研究。但是一旦进入“研究”,尤其是进入深层次、高水平的研究,就需要大量的专门化的研究人才,而恰恰是这样的专门化的研究人才长期处于匮乏状态。目前从事文化研究尤其是“局域性”文化研究的人士,大多是“半路出家”: 或者是从其他学科专业“转行”而来,或者是身在其他学科专业而“兼顾”一点。这些“其他学科专业”往往是与文化联系相对密切的学科专业,如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文科”,也有理科、工科、医科等“文科”以外的学科;甚至无所谓学科专业、一般所谓“学术界”以外的人士也不在少数;至于那些民间自发的、因职务、地位、爱好和需要等而“客串”者,也大有人在。因此“后文化热”时代的“研究者”队伍看上去空前庞大,但真正从事学术性研究的并不是很多,反而愈发显得文化研究对专业人才需求的空前迫切。
    与这种迫切需求相矛盾的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学科专业设置却明显滞后和缺少。在国家颁行(控制)的“学科目录”中,至今还没有获得独立(一级和二级)学科地位的“文化学”,只是近年才有“文化管理”、“文化产业”等科目,但大多是作为本科以下专业方向而自行设置的。我们知道,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机制主要是通过各级学校尤其是公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而这些地方的人才培养又是按学科专业进行的,因此“文化学”学科不立,人才便无从培养和产出,没有产出则必然造成匮乏。问题还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已经被高度“学科化”了,这里所谓的“学科化”(与下文稍异)主要是指由于国家在学术管理体制上日益强化“学科”,诸如在职称评审、项目设立、学位点授权、经费支持、成果认定、奖项评审以及各种待遇(包括岗位津贴、课时费、荣誉称号等)等,都是按“学科”进行的,因此作为“体制内”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也都无可避免地要按“学科”来进行定位———被动定位和自我定位。因此“学科化”与“体制化”是互为一体、共同作用的。我们还注意到,“后文化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政府的强有力领导和介入,而“体制化”恰恰是政府行为的重要特点之一,因此若就文化研究而言,其“体制化”的程度或许更高,亦即“学科化”的程度也更高,现实却是“文化”研究至今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学科,这就愈显矛盾突出,而且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诸如很多文化研究机构没有自己的专职人员、很多学者不愿意专职搞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很难出产高、专、精的成果等等,其原因大多与此有关。
    3. 现实功利与学术要求的矛盾 政府的强有力领导和介入是促成“后文化热”的关键因素,也是其重要特征,因而带有很强的现实目的和功利追求是理所当然的。而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和对功利的不已追求,也是“文化”的传统精神和应有之义。因此,与“后文化热”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相一致,文化研究也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不仅是“硬道理”,同时也是随处可见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问题和矛盾,因为学术研究和现实功利并不可以简单地划等号,二者在自身特点、规律、要求和指向上仍有很多不同乃至本质差异,应该区别对待,不使其矛盾冲突甚至两败俱伤。比如我们可以对“应用”乃至“实用”问题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但不能把学术研究本身等同于“应用”乃至“实用”。任何问题一旦进入“学术研究”的层面,就应当尊重和坚持“学术”的规则要求。科学研究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实证等,而单纯的功利追求容易导致头脑发热、主观臆断;科学研究要求潜心持久、积渐而成,而单纯的功利追求容易导致急不可待、好大喜功;科学研究要求深入细致、精益求精,而单纯的功利追求容易导致表面浮夸、粗制滥造;科学研究要求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单纯的功利追求容易导致听命“指令”、屈服“压力”;科学研究要求有科学的理论、方法、手段,而单纯的功利追求往往忽略这些甚至相反⋯⋯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不仅会影响到文化研究的学术质量,而且会影响到文化的现实功用的实现。
    4. 局部本位与全体关怀的矛盾 这个问题在局域性文化研究中尤其普遍而突出。以地域文化为例,目前很多地方都在打“文化牌”,认为自己已经是或者提出的建设目标是“文化大(强)省(市、县、乡、村) ”的非只一家。按理说要在“文化”上谋发展,强调本地的文化特色和优势本无可厚非,但在这种强调中,尤其是在学术研究及其成果里将其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就会带来诸多问题,形成“地域本位”倾向,从而与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全体性、统一性等形成某种错位和矛盾,诸如:强调自己的“源远流长”,以争“最早”,从而认为(或隐指)别人的都属“后来”;强调自己的“博大精深”,以争“最好”,从而认为(或隐指)别人的都属“不(够)好”;强调自己的“绝对正宗”,以争“权威”,从而认为(或隐指)别人的都属“旁杂”; 强调自己的“无与伦比”,以争“优越”,从而认为(或隐指)别人的都属“落后”;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以争“独特”,从而认为(或隐指)别人的都属“寻常”⋯⋯总之,都是要千方百计突出自己、美化自己,有意无意地降低他人乃至整体的地位。这种“地域本位”倾向发展到极端,就有可能不顾事实、牵强附会,甚至与其他地域发生争端。这样不仅违背了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也不合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是关于整个“天下”和全体“人类”的文化,所有的局域都属于并统一于这个“整个”和“全体”。因此,当局域文化被强调到不适当程度时,不仅不利于吸收和借鉴其他局域文化的优长,还有可能破坏整体的统一与和谐。
    5. 集体合作与独立研究的矛盾 “后文化热”时期政府和社会对文化研究的投入加大,期待提高,使得文化研究的格局、模式、研究者的成分及其关系等发生了显著变化,于是有些问题比如集体合作与独立研究之间的矛盾就变得突出起来。在局域文化研究中,由于投入增巨,投入者期待更快、更大、更多地产出成果,而要做到这些,往往又非一人之力所能办到;同时得到投入和希望得到投入的单位与个人往往又非止一家一人,于是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研究集体等,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层出不穷了。其实很多研究机构不过是名号不同、差别不大,甚至有的连名号也一样。很多研究项目往往“大同小异”:在大投入、大工程、大题目、大阵容、大制作等方面“惊人相似”,而在具体内容、人员组成、完成方式、成果形式等方面则差异很小。这样看上去颇为壮观,但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而言,则很容易造成诸多不便和不利:一是不同或相同名号的研究机构之间很难形成真正的合作,而争相划地盘、树藩篱、抢占资源、封锁信息等则不少,这种狭隘的利益保护,与学术研究的“天下公器”精神和资源共享原则是相矛盾的。二是“大同小异”的研究项目往往是根据“指令”设计出来的,一方面与项目承担者的实际研究基础、能力、专长和条件等未必相合,另一方面项目之间存在大量交叉、重叠、近似的内容,造成重复劳动,浪费人力物力。三是研究人员需求巨大,动辄十几人、几十人甚至愈<>,在专门人才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只能从不同的学科专业“调集”人员,或者根据已有人员的不同学科专业“设计”内容。于是大家分头作业,最后凑在一起,便告完工。虽说是集体“合作”,有“主编”负责,但要做到真正的合作并不容易,卷帙浩大即使是负责的主编也难以负责到底,实际的情形往往是“作而不合”或“合而不作”,貌合而神离,不能贯通一体。这样既很难保证集体研究的统一性,也很难保证每个成员研究的独立性。四是这样的“集体合作”还会影响到研究的独创性。因为学术研究在本质上应是独立而自由的创造性劳动,人文学科尤其如此,而集体合作往往要受到统一的旨趣、思想、体系、体例、目的、条件、期限等等的要求,而由众多学术志趣、能力水平、专业方向等互有参差的研究人员组成的“集体合作”,会在诸多方面影响和限制每个成员学术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以上所举只是当前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和矛盾,实际情况显然并不止于此,这里不能详述。应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和矛盾的产生、存在及其所造成的“效果”,往往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 经常是互相关联、“交叉感染”的,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模性,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三

    上述问题和矛盾都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其解决办法也应在发展中寻求。这里只谈几点基本的思考与对策,概括地说就是要加强和提高文化研究的科学化、学科化和学术化。
    科学化是解决上述问题和矛盾的根本出路和关键所在,因为所有的问题和矛盾大都与不够科学甚至违背科学有关。所谓“科学化”就是说应当把文化研究真正当作科学研究来认识和对待。文化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到处都“有”文化,到处都“说”文化,到处都“做”文化,到处都“用”文化,于是到处都有“文化研究”。实际上现在仍有不少人(其中不乏专家学者)认为所谓“文化研究”与“科学研究”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认为“文化研究”算不得科学研究,“文化研究者”也算不得科学家。这自然是不无偏见和偏激的看法,但文化研究本身长期存在的模糊混杂、宽泛随意等缺乏科学性的现象,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因此,要使文化研究科学化,首先要改变旧的不科学的意识和观念,树立科学的意识和观念。要认识到“后文化热”时代的文化研究早已走出“边缘”境地,成为重点、主题和中心,是一个可以而且应该进行科学化研究的领域,是一个必须而且已经吸引大量科学家参与的研究领域。那种认为文化研究可以无所不包、泛滥无归的观念固然不妥,而那种要求文化研究纯而又纯、成为“象牙塔”学问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实事求是地具体要求和对待文化研究,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要使全社会都将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特殊的科学来给予理解和对待。管理者按照科学的要求进行管理,研究者按照科学的要求进行研究,其他各界乃至整个社会按照科学的要求进行认识,达成并维护其科学的共识。而文化研究自身科学性的提高才是促进其科学化的关键因素。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种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化研究可以而且应当从中吸取和借鉴其科学因素,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建设自己的“文化科学”。当科学性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以往文化研究中存在的种种不科学状况也就迎刃而解了。
    学科化是科学化的进一步落实,也是科学化的有力支撑和保证,同时也是解决专门人才匮乏问题的必要途径。从现实上看,文化研究学科化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实现在国家学科目录中为文化研究(“文化学”)设立学科;而设立学科目录的前提则是文化研究自身学科因素的提高与成熟,因此更加当务之急的是从各个方面尤其是学术研究方面为学科独立创造条件,诸如: 强化学科意识、构建学科体系、加强学科建设、进行学科化人才培养等等。从目前的文化形势和研究情况看,“文化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大致具备,并且可以作为其下几个二级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也日趋明朗起来,诸如:研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原因、现象、特点、规律、趋势等,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史学”; 研究已有的“文化研究(学) ”,梳理脉络,考察状况,评价得失,分析因果,总结特点,指画将来等,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研究(学)史”;研究“文化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本身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定义和概念、对象和材料、理论和方法、精神和原则、规范和目的等,由此而形成的“基础(理论)文化学”;研究“文化”的保护、开发、管理、经营、利用、对策等,由此而形成的“应用文化学”; 对不同类别、类型的“文化”进行研究,由此而形成的“分类文化学”;对不同局部、不同区域的“文化”进行研究,由此而形成的“局域文化学”;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交流、对话等,由此而形成的“比较文化学”;对古今中外“文化”文献材料进行整理与研究,由此而形成的“文化文献学”⋯⋯这些概括未必周全和尽当,其下还可以有更为丰富具体的研究“方向”。由此可见,“文化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不仅是亟需的,而且是可能的。从目前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所设立的“文化”类专业和方向来看,已经显示出较为强劲的活力和发展趋势,这表明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学术化是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进一步落实、有力的支撑和保证,没有学术化,学科化就会流于形式,科学化也只能是美好的想像。强调学术化不是要把所有的文化问题都变为学术问题,而是要把属于学术的问题“归还”给学术,并严格遵循学术的规律和规范来对待。不应将非学术的问题和学术的问题混为一谈、互相干扰甚至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界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外部”的问题倒是相对更容易分辨和掌握一些:因为努力避免外部意志和力量对学术研究的干预早已成为共识;倒是在学术界“内部”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和困难一些:一方面受到研究者自身的专业程度、学术水准的局限,另一方面受到现实功利的诱惑、流俗风气的影响,往往很难秉持学术精神和原则及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坚持真理。因此学术化是一个需要内外双方共同努力的事情。而目前亟需加强和完善的地方确实不少。内外部都需要强化学术意识,特别是要意识到不论什么问题,一旦被放入“研究”领域,那它就首先是一个学术问题;反之,不论什么样的问题,一旦被放在“研究”之外,那它就首先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只要是学术问题,就必须按照学术的规律、特点、理论和方法等去研究解决。其次是提高和保持学术品格。学术品格包括学术素养、能力、水准等,也包括学术精神、品质和追求等。当学术品格达到一定的境界,其研究及其成果的学术含量、价值自然就会达到一定的高度。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与体系。学术批评需要更加自觉、更加科学、更加有效,不能一味“捧场”,在允许不同背景、不同目的、不同标准的评价者“见仁见智”的同时,还应当逐渐形成并树立起公认的学术尊严与权威,并得到普遍的遵守和维护。
    科学化、学科化、学术化是密不可分、相互统一的,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过程。其中既包涵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精神、理念和原则,也包涵具体的方式、方法和手段,需要我们在文化研究中根据不同问题及其所处的不同层面与阶段上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贯彻和落实。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漫长而且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其前景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学术研究有其共同的方向和境界,文化研究也不例外。
(本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