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诗歌“三变”及其文化意蕴

    明清诗坛盟权的转移变化影响着此期诗歌演变的走向。前七子倡导复古，诗坛盟权从“台阁”移至“郎署”，诗风为之一变。明中叶后，诗坛盟权进一步下移，论者多以为“诗在布衣”。明清易代，“在野”遗民诗人集群成为诗坛主角，然自康熙中叶后，盟权复归“庙堂”。清初诗歌由“在野”向“庙堂”的演变中，“国朝六家”之一的王士禛尤其引人注目。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新城人，主盟诗坛数十年，成为清诗的“开国宗臣”[1]（P424）。渔洋一生诗歌取向发生多次变化，本文不以宗唐或宗宋的变化作为区分标准，而以作家文坛角色意识的转换为中心，提出渔洋诗歌“三变”说，结合渔洋价值取向、人格心态、诗歌创作分析，考察其从风流自尚到皇清诗人再到文学侍从的三次转变，揭示渔洋成为一代文坛“正宗”经过中的文坛角色意识变化及其主体性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渔洋“三变”说的提出
    求新求变是明清诗学演变的一大重心，从七子派到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明末几社及清初遗民诗，无不是谋求变化，以图创新。王渔洋一生诗歌变化，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求新求变的结果。
    渔洋晚年回顾平生论诗变化，有一段总结性文字，被余兆晟载入《渔洋诗话序》：“吾老矣，还念平生，论诗凡屡变，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随影，忽不知其转移也。少年初筮仕时，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寖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2]古人论诗，多以少年、中年、老年为界，标立“三变”之说。在这则为人熟知的文字中，渔洋阐述一生诗歌变化，自称早年务求兼长，诗多唐音；中岁后越三唐而事两宋，求新求变，然自知有泛滥之嫌；晚年编选《唐贤三昧集》，推崇平淡。余兆晟极其推重此论，以为“知此言，可以读先生之诗，即可以读先生诗话矣”。
    有关渔洋诗变，清初以来不乏论者，如程哲《渔洋续集序》：“壬子奉命入蜀，往还万里，所经山川塞阨，多秦汉已来名迹，登临凭吊，遥集兴怀，而先生之诗一变。戊午后，改官翰读，旋陟司成，由是膺侍从之清华，备休明之礼乐，赓歌飏拜，而先生之诗又一变。至抚时感事间，不免谢公哀乐，伤于中年。综其梗概，则激昂慨慷之中，恒寓温柔敦厚之意，而雍容揄扬之际，仍不失讽喻之遗焉。有其不变，而无害于其至变，此其诗之所以弥上而弥得其正欤？”[2]壬子，康熙十一年，渔洋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戊午，康熙十七年，渔洋以诗文兼优，改侍讲，旋转侍读，清代仕子由部曹改词臣，自此而始。程哲论渔洋诗变，得出每变“弥上”、“弥得其正”的结论。
    渔洋的善变和多变给不少评论者带来困惑，翁方纲即其一，其《渔洋先生精华录序》云：“在当时，有谓先生祧唐祖宋者，固非矣；其谓专主唐音者，亦有所未尽也。谓先生师韦、柳者，似矣，顾何以选《三昧集》而不及韦、柳？又谓具体右氏、金氏、徐氏诸笺说援据极博，而尚有补注者。然且又举司空表圣、严沧浪言诗之旨，归于妙悟，又若不假注释者。此皆仁智各见，吾恶乎执一处以求之？”[2]清诗宗唐、宗宋的取法变化本身就极其复杂，更何况渔洋的善变呢！翁方纲对渔洋诗变确有不得其解处，最后将渔洋诗学归结为“以古人为师，以质厚为本”。
    翁方纲的困惑，当然也是现代学界所面临的一个难题。现代学者往往从宗唐或宗宋上探讨渔洋诗变。蒋寅先生用力甚勤，创获也多，他在《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中分析认为只有渔洋才是康熙诗坛宋诗风的“真正领袖”，康熙十五、六年后渔洋始大力倡导宋诗，时人对宗宋提出许多批评，又由于康熙皇帝独宗唐诗，渔洋引以为戒，重返唐音，但他对宋诗仍有着自己的爱好。这称得上渔洋自述的一篇详解，不乏精辟之论。不过，笔者不完全赞同其以下说法：渔洋经历宋诗洗礼后“不仅认识到宋诗的局限，也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体认了唐诗的精神”，为扭转诗坛学宋流弊而重倡唐诗，“不过这既不是明七子的唐诗，也不是竟陵派的唐诗了，他针对‘时下伪盛唐’，要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揭示唐诗的魅力及特征”[3]（P37-39）。诸家倡导的“唐诗”竟有如此高低层次的差别，难免使人疑窦丛生，另外，渔洋《唐贤三昧集》以妙悟兴趣为标准选录的就是“真唐诗”，他人所选就是“伪唐诗”一类的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学者夸大渔洋诗歌取法，着实令人惊诧！
    笔者认为，明清诗歌研究要走出历史困境，需要跳出一些批评范式，其中就包括对宗唐、宗宋诗法的过分推重。就渔洋诗学而言，宗唐或宗宋只是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外在“表象”。渔洋是在主张求变与自得真精神之上论宗唐或宗宋的，我们只有将其置于明清诗学思潮中，始可清晰认识其意蕴，否则游离于皮相，论唐诗如何，宋诗如何，乃至为唐诗、宋诗争长较短，对渔洋诗歌研究来说，难免赤手搏龙，得貌遗神。
一些学者跳出宗唐、宗宋的批评范式，换一种角度审视渔洋诗变，提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严迪昌先生从诗风与政风的关系上，考察渔洋何以成为清诗“开国宗臣”，认为渔洋随着清朝继“武功”之后而弘扬“文治”的必需，适应特定时机，成为“绝世风流润太平”的文坛宗主，乃是一种必然的难以逆悖的趋势，同时又是时代和作家“双向选择”的必然现象[1]（P421）。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先生赞同此说，在《典范诗人王士禛》中分析渔洋成为“典范诗人”的历程，认为江南遗民及钱谦益的推重，当时大众对一种新文体的需求等，也都促使着渔洋成为一代诗人“典范”[4]（P40-57）。
    考虑到渔洋诗歌求变的主体意识极为突出，笔者有意在前贤时哲研究的基础上，以渔洋从风流名士到皇清诗人再到文学侍从的诗坛角色变化，及其主体意识的转变为中心，提出渔洋“三变”说：从步入诗坛到康熙四年离开扬州赴任京职前的一段时间，渔洋追求名士风范，志慕高远，扬扢风雅，无意政治功名；康熙六、七年后的十余年，他开始有意于“文治”，皇清诗人角色意识相当明显；康熙十七年荣升侍读后，渔洋弘扬“文治”与推崇风雅互为表里，逐渐成为文学侍从。渔洋“三变”是其诗歌追求新变的一种结果，不仅体现着清初变风、变雅之调向“治世之音”的演变动态，而且标志着诗坛盟权从“在野”向“庙堂”的转移。

二、渔洋“三变”的主要特征
    （一）风流自尚。渔洋早年向慕高古，入仕前一直有着追求高士风范的想法。新城王氏是明清山左著名的望族，崇祯十五年，清兵攻陷新城，王氏家族罹难者颇多，渔洋的母亲即自经，绳绝未死。易代之变给这个家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他带来很大冲击。在祖父教导下，渔洋刻苦读书以备科举，同时又有许多矛盾的想法。既然人生困惑难以解脱，于是他便给人生选择划定一条底线——遇明君则可出，否则高卧林下。顺治十三年，其《拟美女篇》云：“容华诚自惜，贵盛宁易详。洛水正微波，明澜一何长。川路西南永，扁舟不可方。寄语盛年子，顾义慎自防。”[2]（卷1）。曹植有乐府《美女篇》，《乐府题解》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士禛拟诗意在表明如果满清皇帝是明君，臣事亦无碍，否则终不屈也。因此，他淡泊科举，标称山人，如其《蠡勺亭观海》所云：“吾将避世女姑山，不然垂钓蜉蝣岛。”[2]（卷1）在现实中，渔洋最终选择了入仕，在他看来，天下已步入太平，顺治帝算得上“明君”。这样的解释使他获得一些解脱，不过对出仕仍有不少遗憾，《慈仁寺双松歌赠许天玉》云：“山人出山已三载，复见金元双树在”，“一任支离拔地生，那须夭矫排云上。”[2]（卷1）
    顺治十七年，渔洋赴任扬州推官。此前他就对东南遗民怀有敬慕之情，到江南后多交遗民，分俸救助。但其文化心理与遗民毕竟有很大差异，其诗歌活动大抵是标举文雅风流，不同于遗民怀思故国的酬唱。渔洋扬州五载之诗可分成三类：一是风流蕴藉、抒写性灵之作，风格清隽灵动，《真州绝句五首》堪为代表；二是登临怀古、伤感写愁之作；三是酬和唱答之作，以文酒风流、扬扢风雅为主。
    渔洋推重文雅风流，追求清新妙悟之境，康熙二年作《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阐述论诗旨趣，第二首云：“五字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使人思。定知妙不关文字，已有千秋妇幼词。”妇幼词，即绝妙好词。“清晨登陇首”乃柳恽诗句，钟嵘《诗品》论其“羌无故实”。第七首云：“风怀澄澹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2]（卷2）唐人韦应物、柳宗元五言之佳处，在于风怀澄澹，“无声弦指妙”是琴中三昧，也是诗中三昧，即前首所云“妙不关文字”。由此可见，渔洋不喜雕琢文字、堆砌故实，推崇妙悟，酷嗜澄澹之味。遗民诗人多宗法老杜，渔洋有不同的见解，他主张自作清新之句，论诗绝句第二十首云：“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后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飨杜陵人。”涪翁，指黄庭坚。关于配飨，渔洋《选古诗凡例》：“山谷虽脱胎于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庭户，宋人作《江西宗派图》，极尊之，配食子美，要非山谷意也。”张健先生《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曾据渔洋《论诗绝句》等材料，推断渔洋提倡宋诗的时间在顺治末。蒋寅先生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一推断似乎太早了些，“个人趣味与提倡于诗坛毕竟是两回事”[3]（P31）。所论不无道理。但笔者仍趋于认为，渔洋此处所论不关涉宗宋的问题，其旨在强调求新求变。渔洋看不惯竞宗杜诗的现象，故倡自得清新，其中当然包含着与遗民不同的诗歌取向，渔洋并非不推重杜诗，只是他更爱清新淡远风调而已。对此，施闰章《渔洋山人续集序》评云：“于唐人亦不踵袭子美。其诗举体遥隽，兴寄超逸，殆得三唐之秀，而上溯于晋魏，旁采于齐梁者。予尝于比部宋牧仲座上见其清思独绝，共叹以为非尘中人。”[5]
    渔洋扬州五载之诗，与遗民诗的一个显著不同就在于一风流飘逸，一凄霖苦雨。《真州绝句五首》作于康熙元年，第四首流传甚广，诗云：“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2]（卷2）明遗民困于生计，哀思故国，诗多悲凉之音。渔洋对遗民虽不无同情，但他与遗民之间毕竟隔膜很深，这首风怀澄澹的绝句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康熙四年春，渔洋至如皋与邵潜、陈维崧等人修禊水绘园，分体赋诗，杜濬晚至，或问杜濬：“阮亭诗何如？”杜濬答曰：“酒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又问：“君诗何如？”曰：“但觉高歌有鬼神，谁知饿死填沟壑。”[6]（卷14）很显然，“高歌泣鬼神”正是遗民精神世界的外现，“沧洲趣”体现了渔洋的诗酒风流旨趣，如施闰章《题王阮亭渔洋山人集》所云：“绮丽复清泠，濡翰信云美。”[7]（卷6）亦堪称实录。
    追求名士风范，是渔洋早期心态的典型特征。历来论者喜谈他的泊淡名利，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其名利观作复杂的认识。渔洋是对政治功名毫无兴趣，但他并非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其心性极高，不甘俯随人后，正由于此，他在诗歌上有着强烈的求变和自树一帜的意识，这是他后来成为一代诗坛宗盟、创立神韵派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动力。
    （二）皇清诗人。从诗酒风流到以皇清诗人自任，从疏离政治到注重“文治”，这一文坛角色意识的转换体现了渔洋的又一变化。
    渔洋以皇清诗人自任，具体而言，始自康熙六、七年。康熙六年，渔洋《述旧赠刘公勈吏部》诗云：“昔在顺治中，天府罗文昌。至尊右儒术，海宇盛词章。夫子起汝南，高步翰墨场。仆从稷下来，意气犹蹶张。云龙欻然合，相逐共翱翔。论文无嗫嚅，结交多老苍。四海得汪（苕文）程（周量），骧首同周行。一台称二妙，籍籍董（玉虬）与梁（曰缉）。……岂知十载别，会合仍帝乡。群公更翕集，列宿森光芒。翰林蒋（虎臣）与李（湘北），詄荡排天阊。亦有陈（子端）与吴（玉随），凤凰鸣锵锵。雅歌出金石，高论穷羲皇。夫子正始音，卓为群伦倡。仆忝庞公交，时登元龙床。小春风气佳，晚菊有馀芳。宾从会西园，弦管罗东厢。援毫申此词，勖哉勿相忘。”[2]（卷4）在京城词客聚集唱酬和一片升平气象的刺激下，渔洋要“雅歌出金石，高论穷羲皇”，心态显然不同于此前的追求名士风流了。
    有必要详说的是渔洋对顺治帝的评价。他认为顺治朝“至尊右儒术，海宇盛词章”，值得后世追述。渔洋认为顺治帝是一代“明君”，早在顺治十六年，他就在《纪事》中写道：“天寿苍凉石兽陈，荒原惊见翠华春。君王泪洒思陵树，玉碗金凫感侍臣。”[2]（卷1）天寿山，明十三陵所在地，顺治十六年十一月，顺治帝道经崇祯帝思陵，凄然泣下，酹酒陵前，未几遣内大臣索尼祭陵。渔洋极是感动，写下《纪事》一诗。经过这次“明君”的洗礼，他的“夷夏大防”观念已经淡化了。更有趣的是，历史就这样不经意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渔洋十年后重返京师，对爱新觉罗氏“明君”的崇敬更为强烈。康熙七年他从宋荦那里看到顺治帝所画《渡水牛戏》，惊叹不已，《世祖章皇帝御画渡水牛戏以指上螺蚊成之，赐中官某，臣从黄州通判臣宋荦得观，恭赋一章》诗云：“章皇握乾符，武功燀旁魄。……想见忧勤暇，胜情寄山泽。戏作渡水牛，生态妙盘辟。森疏如刻画，水波稍演迤。浮鼻未没脊，仿佛绿杨风，掩映春芜碧。神武十八载，文教洽重译。干戈与弓矢，包用黄牛革。《小雅》赓宣王，尔牛何湿湿。旐旟牧人梦，考牧周官职。应知翰墨馀，与世登袵席。龙髯去已远，讴思遍荒僻。云汉烂天章，典谟布方策。圣主念绍庭，率由正无射。小臣沐皇风，流涕记飞白。”[2]（卷4）渔洋《池北偶谈》又载其事云：“戊申新正五日，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画渡水牛，乃赫蹄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6]（卷13）这首诗与《纪事》诗前后相呼应，渔洋心态变化由此可见一斑。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扬州五载的经历，渔洋可能会更早地走上皇清诗人之路，并非是一种凭空臆测。
    渔洋皇清诗人意识突显，有意兴盛“文治”。康熙三年以后，清廷令学宫停制艺，止用论策取士，又令天下郡邑不得贡明经。渔洋在礼部乃力请复顺帝之治，倡圣贤之学。这一举动，与其诗歌活动互为表里，体现了他人生的一大变化。
    如上所述，顺应清王朝弘扬“文治”的需求，渔洋在与同道友辈相互激励中，完成了从风雅名士向皇清诗人角色的转换。
    （三）文学侍从。渔洋倡导风雅，弘扬“文治”，在京师文坛颇受注目，由此也受到了康熙帝的眷顾，荣升侍读，成为文学侍从。渔洋这一角色转换从其《召对录》有关载记中可得到清晰认识：“又明年戊午（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遂蒙与翰林掌院陈公同召对懋勤殿，次日，特旨授翰林院侍读。三月，赐御书‘存诚’大字、唐人张继《枫桥》绝句。又石刻‘清慎勤’、‘格物’大字二幅，共四幅。有纪恩诗。”又，“某与陈、叶二公及读学张公同内直。……自是每有御制，必命和进。淄川唐济武（梦赉）赠诗云：‘何人载笔气如虹，玉殿南头凤阙东。蜡烛五侯新制诰，鞦韆三影旧郎中。临轩已得君王喜，仰屋难忘司扈穷。遥计看题纨扇日，正开芍药照阶红。’”[2]渔洋升任侍读后，施闰章赋《闻王阮亭农部擢补侍读》，诗云：“才力群雄称石渠，汉庭特拜重相如。上林札给新成赋，秘阁灯钞未见书。文字声名腾紫闼，平生怀抱满樵渔。传闻珥笔辛勤甚，退食常需列炬初。”[7]（卷40）诗中写到渔洋诗歌声名“腾紫闼”，勤苦于政事，形象地刻绘出了渔洋此时的心态。
    渔洋从一位以文学立命的文人，成为以文字用世，致力于“文治”的士大夫，但是，我们不应低估他的诗歌理想。作为文学侍从，渔洋仍有着人生底线，即不阿谀趋附，一味地歌功颂德。他渴望“治世之音”，反对依附盛唐来点缀升平，对附庸风雅者极其痛恶，何世璂《然灯纪闻》载其论诗云：“吾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语，而自命高华，自矜壮丽，按之其中，毫无生气。故有《三昧》之选，要在揭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见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子、大帽子话，其中蕴藉风流，包含万物，自足以兼前后诸公。”[8]（卷8）正是倡导风雅中不糊心眯目，渔洋标举“神韵”，终未走明代三杨“台阁体”的旧路。
    如果说程哲所说的渔洋之诗每变“弥上”、“弥得其正”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夸大之辞，也非客观的评价。应该说，“每变弥正”真实地反映着渔洋在“文治日新”的环境中走上文学侍从道路的变化。渔洋认为处于太平盛世，强作苦病呻吟，情亦不真，故推崇“治世之音”，不惧尔雅有余、猷劲之力不及古人一类的批评，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载云：“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夫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馀，而莽苍之气、遒劲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壮沉郁，每在乱头粗服中也。应之曰：是则然矣，然独不曰欢娱难工，愁苦易好，安能使处太平之盛者强作无病呻吟乎？愚未尝随众誉，亦非敢随众毁也。”[2]

三、渔洋“三变”的诗文化内涵
    诗以性情为主，一些论者批评渔洋诗好修饰、少性情，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渔洋论诗亦重以性情为主、得古人真精神，如何世璂《然灯记闻》载康熙三十二年渔洋论诗云：“初唐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学者从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务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则无论初盛中晚皆可名家。”[8]（卷8）这些观点，并非渔洋宗唐或宗宋之后的经验之论，而是他一贯的诗歌主张。渔洋叔祖王象春是明末著名诗人，自辟门庭，标榜“重开诗世界，一洗俗肝肠”[9]（《公浮来小东园诗序》）。渔洋强调诗变，别辟神韵一派，何尝不是“重开诗世界”？因此，渔洋论宗唐、宗宋，究而论之，意于求新求变。由是以观渔洋“三变”，乃其主体力求新变的一种结果，而非顺应潮流的简单“迎合”，更非趋附时势的“诡随”。
    渔洋早年对遗民文化产生过崇拜心理，但他终于放弃崇拜，投向庙堂文化，走上弘扬风雅、“文治”之路。渔洋“三变”不只是渔洋诗歌道路的几次转型，其实质上关涉着清初遗民诗歌与庙堂文化的冲突与对立。顺康之际，遗民诗居为诗坛主流，诗坛盟权属于“在野”的遗民诗人集群，而非“庙堂”。顺治间，施闰章等燕台七子在京师倡导雅集，终未能与遗民诗群构成相抗衡之势。渔洋任扬州推官期间，与遗民交往唱和，但他不肯俯随遗民之后，力求新奇，迨其任职京师，登坛树帜，成为转移一代诗风的宗盟人物。清初诗人陈维崧对此感受深切，《王阮亭诗集序》云：“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被服典茂，共为诗歌也，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吾闻君子欲觇世，故先审土风，故大夫作赋，公子观乐，矇瞍所掌，盖其慎之。……阮亭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雅之间渐以不作。读是集也，为我告采风者曰劳苦诸父老，天下且太平，诗其先告我矣。”[10]（卷1）诚如陈维崧所说，渔洋正是要转移以遗民诗为代表的变风、变雅潮流，振兴诗教于上，卒归于清雅温厚，“神韵”说与新朝“文治”密相融合，与遗民诗构成对立之势。以渔洋“三变”为标志，诗坛盟权从“在野”移至“庙堂”，清初诗坛“朝”与“野”的对立争衡，最后以渔洋的宗盟诗坛告一段落。渔洋是这一文学发展潮流的弄潮儿，他主动疏离遗民文化，既是自我树立的一个开端，也是他“绝世风流润太平”的一个起点。

    如上所论，仅据宗唐、宗宋的诗法转换来考察渔洋一生诗变，还不足以理清其人格心态、审美旨趣、诗学思想的复杂变化和内涵。渔洋“三变”是诗人顺应政治潮流的一种自我选择，开辟了清诗的新时代，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渔洋尽管不愿附庸风雅，但当他处于文学侍从的位置上时，已有些不能自主了，“绝世风流”终未能掩示其诗歌内容的贫乏，而清初诗风由多元走向统一，也给诗坛繁荣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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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