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原始的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过程中发明了文字[1]，记事是文字出现的主要原因和目的。现存最早的记事文字见于甲骨卜辞的验辞和非卜辞的记事刻辞[2]，简短质朴，“停留于极为概括的记述状态”[3]。这些记事文字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分清责任，方便管理。验辞是占卜师的功劳簿，记事刻辞是甲骨入贡者、加工者、保管者的责任状，它们与褒贬奖惩是联系在一起的。与甲骨记事比较，《逸周书》中，《武寤》、《克殷》、《世俘》、《作雒》、《明堂》、《王会》、《殷祝》等已是娴熟的记事文。《作雒》、《明堂》、《王会》的空间安排、场面描写历历在目；《武寤》、《克殷》、《世俘》时间线索清晰，事件首尾完整，主要人物周武王的面貌已显现出来；《殷祝》将记言与记事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记言记事为说理服务。另外，《职方》讲职方氏的职责，九州山川物产以及九服制度，同《周礼·夏官·职方氏》。在按方位叙说各州山川物产的段落条理清晰，可与《明堂》、《王会》对读。《器服》言明器种类数量，文字多脱误，然从食器、乐器到坐卧用具、服饰用品等，亦若有序可循。虽然这些篇章在塑造典型、形成意境、创造意象方面还很原始、很粗糙，但其叙事逻辑的严密、场面的宏大，为成熟的叙事文体、小说文体的出现准备了充分条件。
    《武寤》、《克殷》、《世俘》三篇叙述的是武王伐纣同一件事，都是采用时间线索来安排情节发展的。从语言特点看，《武寤》是一篇诗体文献，属于韵文叙事模式；《克殷》、《世俘》是散体文献，属于散体叙事模式。按照记事的功能区分，散体叙事模式是记录功过以供奖惩的记事，注重客观准确；韵文叙事模式则是以礼赞英雄为主，通过讲唱他们的经历以表达崇敬之情，注重情感的饱满充沛。
    《武寤》使用四言韵语，叙述了武王招引八方诸侯共同灭商，对殷商遗民宽宏大量，但情节的展开被情感的爆发所遮蔽，全文的重点在礼赞武王的威武和仁义，称赞武王之德配天合地，祝福他长寿安康。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周初有一些叙事史诗，如《诗经·生民》、《公刘》、《皇矣》、《绵》、《大明》《文王》等也属于韵文叙事模式，王昆吾概括它们的两个特点是：“用叙事体；以颂赞为内容，有明显的仪式成分。”[4]钱穆说：“周人自后稷以下，迄公刘而至文王，其事迹皆见于诗。……此岂非古人诗书各有分职，所以互足相成，而惜乎后世遂少能发其意者。”[5]把诗记事、书记言看作是定律，以为 “盖古人所以见事者在诗”[6]。他似乎只注意到韵文叙事模式的存在，而忽略了《克殷》、《世俘》等早期散体叙事模式的创造。
    《克殷》和《世俘》以客观记事为主，并无用于仪式宣读的颂赞成分。《世俘》记事，采用的是多线并进的时间叙事模式，场面宏大，头绪繁多，如同古朴的圆雕，气势磅礴，是大手笔。《克殷》则是小品，采用单线推进的时间叙事模式，以细致清晰胜，如第一段：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商辛奔内，登于廪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
    细致地叙述了牧野之战的进行情况，从双方摆开阵势，挑战，誓师，到全军冲锋陷阵，商师战败，商纣自杀，文字简短，而每一个环节都没有忽略。
    《世俘》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它代表了西周初记事体达到的水平。在《世俘》之前的记事文字，以重要的甲骨刻辞而论，如《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15版虎骨刻辞有完整的年月日记载，是“隹王三祀”十月辛酉日。人物是王，事件是田猎获虎，地点是鸡录。这段叙事是简洁而清楚的，《世俘》的叙事继承了这一特点，对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的记叙是很准确的，这是与甲骨叙事相同的地方。但《世俘》所记事件是复杂事件，并不是甲骨刻辞那样的单一事件，复杂事件是一事接着一事发生或多起事件同时发生，事件之间有着因果、并列、顺接、逆转等多种关系，《世俘》的记叙左右照顾，前后呼应，有分有合，恰当地处理了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了很高的叙事水平，这就是甲骨叙事望尘莫及的。其中武王命将一段是典型的复杂叙事：
    大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
    戊辰，王遂御，循自祀文王。时日，王立政。
    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
    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
    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
    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癸丑，荐殷俘王士<>。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终。甲寅，谒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钟终，王定。
     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韦命伐厉，告以馘、俘。（《世俘》）
中间“辛亥，荐俘殷王鼎”一段，丁宗洛移到“韦命伐厉，告以馘、俘”之后，朱右曾以为：“此篇非一人所记，故错出于此。”通过这番调整，可以看到，武王命将一段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丁卯、戊辰、壬申在同一旬，辛巳在第二旬，甲申在第三旬，庚子在第四旬，乙巳在第五旬，时间线索是非常清楚的。但具体到每一件事，时间又是交错的。命太公望、命吕他、命侯来实际是承接上文，同在甲子一天。但为了使每一件事自具首尾，又不扰乱时间线索，记录者有意地省略了甲子日的记叙，这种省略就是其叙事艺术的表现。
    《世俘》篇作为已经被确认的周初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早期记事体的范本。《尚书·周书》所收录的周初八诰是真实的历史记载，但它们重于记言，略于记事，所以顾颉刚说：“《世俘》一篇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白点，这是值得我们加以高度重视的。”[7]根据顾颉刚整理后的本子看，它上承甲骨卜辞以时间为序安排事件，李学勤据之排定十旬的干支，并将战争和典礼进程系之于日[8]。赵光贤、黄怀信、李学勤先后讨论其月相记录，推测武王伐纣的准确时间[9]。作为一篇文章，《世俘》既有分述，还有总结，有狩猎获兽总计，伐国、俘人总计，俘玉总计。这种写法，对后世史书记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体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逸周书》的空间叙事有两种模式，一是扇形模式，一是同心圆模式，这两种模式都要先确定中心所在。周人以洛邑为土中，洛邑是周公所作，其位置则是周武王选定的，武王以此地为天室，认为这是大地上最接近天的地方，在这里建都可以“定天保”（《度邑》）。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记·周本纪》）从经济角度也肯定洛邑的重要性。《作雒》就是周公对土中的具体规划，制郊甸，设丘兆，建大社，位五宫，由外而内，一步步确立起天下中心的位置。
    《明堂》、《王会》采用同心圆模式叙事，对空间关系的交代非常清楚。《明堂》文字略同《礼记·明堂位》前半部分，记周公所定明堂朝会之位，在朝会上，每种人按照自己的身份有固定站立的地方：
    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
    三公之位，中阶之前，北面东上。
    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位，西阶之西，东面北上。
    诸子之位，门内之东，北面东上。诸男之位，门内之西，北面东上。
    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
    四塞九□之国，世告至者，应门之外，北面东上。
    宗周明堂之位也。
天子、三公南北相对，诸侯、诸伯东西相对，他们构成第一圈，是权力核心。诸子、诸男在南门之内，在三公之后，面北站立，形成第二梯队。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分处东南西北四门之外，面向中心站立，形成第三圈。四塞九□[蕃]之国和世告至者在应门之外，在八蛮之后，面北站立，形成第四梯队。不同层级之间，离天子越近，身份越尊贵；南面层级独多，是由于它处于天子的正面，在天子的视力范围之中；不同层级之间，则贯彻了南面北面以东为上，东面西面以北为上的原则。
    《王会》叙述成周之会君臣站立的位置，其安排原则与《明堂》是完全一致的。分内台外台，坛上坛下。坛上，“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这是核心。坛下，唐公、虞公右立，殷公、夏公左立。阼阶为祝淮氏、荣氏、弥宗、太史鱼、大行人等服务人员在的地方。而郭叔在堂下之东面登记诸侯送给天子的礼品。内台为诸侯在的地方，礼品也堆放在这里。外台是东西南北各方国在的位置，其叙述最有条理，以居东面西的方国为例：
    西面者正北方：
    稷慎大麈。
    秽人前儿。前儿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
    良夷在子。在子□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则呜曰“在子”。
    扬州禺禺鱼名解隃冠。
    发人鹿鹿者，若鹿迅走。
    俞人虽马。
    青丘狐九尾。
    周头煇羝，煇羝去羊也。
    黑齿白鹿白马。
    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
    东越海蛤。
    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
    姑於越纳。
    曰姑妹珍。
    且瓯文蜃。
    共人玄贝。
    海阳大蠏。
    自深桂。
    会稽以鼉。
    皆西向。（《王会》）
稷慎即肃慎，周王以“肃慎、燕、亳”为其北土（《左传·昭公九年》）。而孔子在陈，曾见过肃慎氏之矢。其时之陈国故府尚藏有周王室所分的“肃慎氏之贡矢”。（《国语·魯語下》）秽、良夷、扬州是今朝鲜境内的古国，发、俞是今吉林、辽宁一带的古国，《管子·揆度》提及“发、朝鲜之文皮”。青丘、周头、黑齿为东海古国。白民、东越、欧、於越、姑妹[蔑]、且瓯、共、海阳、自深、会稽则为东南一带的古国。东北、东海古国的贡品以兽产品为主，而东南一带的古国以贡海产品为主。从各方国名称及其贡品考察，可以看出，书写的前后位置与由北而南的地理位置是一致的。《明堂》、《王会》将四方诸侯、方国在明堂之上，坛台之间作有序安排，这只是当时人天下观念的反映，其东西南北的铺叙缺乏个性[10]。不过，这种对空间的有序把握，所显示的是统御天下的强烈自信，它对于汉赋的铺陈文风是有影响的。
    如果说《明堂》、《王会》是盆景天下的话，《职方》则有览观大地的味道，当然，它们都是空间的政治把握。《职方》以成周为中心，记载九州山水、人民、物产，采用扇形模式来切分空间；又按照距离中心的远近将天下分为九服，采用同心圆叙事模式把握空间。
    《殷祝》一篇则假托汤放桀的故事来表现作者“有道者得天下”的思想，全文采用了以对话方式展开故事情节的叙事模式。《殷祝》记事可能有历史依据，但人物语言是虚构的，“既有虚构又不违背历史基本事实”[11]。汤、桀和士民三方之间的对话连锁反应，士民反复地抛弃桀，桀反复地请求汤，汤反复地开导士民，最终结果是士民更多地归聚于汤，桀越徙越远，汤则登上了天子之位。决定汤与桀命运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士民。文中的人物只是偶人，对话只是手段，目的是要阐明一个道理：“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逸周书》中还有其他一些对话体的篇章，但它们以言语本身为记述的目的，言语中又充满训诫的意味，与记事体中的对话情节有别[12]。
    《器服》按所载物品的性质、功用分类书写，采用的是列举物类的叙事模式。记录有用器类，包括“犊四；棓、禁、丰一，觴荒韦独”；食器类包括“甒迤膏侯、屑侯”；乐器类包括“铋韘参，冠一，竿皆素独”；食物类包括“二丸弇焚菜，脍五昔”；茵席类有“纁裹桃枝素独，蒲簟席皆素斧独巾”；服饰类包括“玄缋緌，缟冠素紕，玄冠组武，卷组缨。象□□絺瑱，绅带，象玦，朱极，韦素独，簟籥捍”；车器类有“次车羔冒□纯，载枉线，丧勤，焚缨一”；燕居器之类有“给器：因名有三几，玄茵，纁裹桃枝独，蒲席皆素布独巾，玄象玄纯。” 诸类前后相续，亦有规律可循。
    《逸周书》叙事模式是多样化的，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套路。从上面的简单分析看，叙事模式与人的思维水平有关，多重空间和多线时间的复杂叙事不仅仅是一个叙事技巧问题，还与人把握时间空间的思维能力有联系；列举物类的叙事模式与人的分类意识有联系。叙事模式与文章风格也有关，如散体叙事比韵文叙事更客观准确，多线并进比单线推进的时间叙事模式更容易造成一种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风格。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早期多样化的叙事模式为战国以后主流叙事模式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战国诸子散文的语录模式和史传散文的编年模式就是整合多样化的叙事模式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J]，《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2]陈炜湛《甲骨文简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4页。
[3]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4]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诗六艺原始》[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
[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西周书文体辨》[M]，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76年，第168页。
[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西周书文体辨》[M]，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76年，第167页。
[7]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J]，《文史》第2辑。
[8]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古文献丛论》[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9]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J]，《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黄怀信《世俘、武成月相辨正》[J]，《西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由武成、世俘与利簋看武王伐纣之年》[J]，《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8期。李学勤《尚书与逸周书中的月相》[J]，《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2期。
[10]谭家健说：“我以为《王会》虽有夸张但没有人物个性和故事情节，似乎只能算是一次历史活动场面的记录。”（《逸周书与先秦文学》[J]，《文史哲》1991年第3期）谭家健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王会》一篇，虽有虚构的成分，但着重于场面描写，从东南西北进行空间展开，而对置身场景中的各色人等并未给以关注。群体大于个体，注重事件而忽略人物，这是《世俘》等早期历史记录的特征；个体意识觉醒，关注人物的思想感情，人主宰事，这是《太子晋》等春秋以后文章的特征。
[11]胡念贻《〈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J]，《文学遗产》1981年第2期。
[12]《逸周书》中有4 9篇记言的文章，大都是由档案编辑而成，最简单的如《商誓》、《官人》、《祭公》、《芮良夫》几篇只是在各人的话语前加上“王曰”、“王若曰”、“公曰”、“芮伯若曰”，点明话语的主人。其次，则加上说话时间，如《小开》“维十有五祀，王念曰”，《小开武》“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第三，加上说话地点，如《大开》“维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鄷，立于少庭，兆墓九开，开厥后人八儆、五戒。”《文传》“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春，在鄗。太子发曰”。第四，加上说话情景及原因介绍，如《文儆》“维文王告梦，惧后祀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曰”，《鄷谋》“维王三祀，王在鄷，谋言告闻。王召周公旦曰”，《寤敬》“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第五，话语不再作为文章的主体，而成为文章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时间、地点、人物、原因不再是配角，而成为所记述事件的要素。如《尝麦》在“王若曰”之前有详尽的叙事：“维四月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书。爽明，仆告既驾，少祝导王，亚祝迎王降阶。即假于大宗、小宗、少秘于社，各牡羊一、牡豕三。史导王于北阶，王涉阶，在东序。乃命太史尚太正，即居于户西南向。九州□伯咸进，在中，西向。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策执策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太祝以王命作策策告太宗，王命□□秘，作策许诺，乃北向繇书于内楹之门。”这种叙事已具有独立的价值，不再是言语的附属品。这五个阶段代表着史官对档案加工的五种程度，也可以看作记言文章形成的五个步骤。

（本文发表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罗家湘（1966-），男，四川苍溪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