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化的批判由来已久。中国知识者有着“贵乡村、抑城市”的传统：或出于“三纲五常”诸端规约使得一个读书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脱离乡村，或出于传统中的贱商重农，或出于读书人作为乡村“叛逃者”的一种复杂心理。在世纪之交，工业化、城市化成为世纪之交乡土小说家不遗余力批判的事物。

“城市化”批判的四个角度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有的批判者以城市化下的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为着眼点，在张炜《刺猬歌》中，野性而温存的棘窝镇因唐童修造了紫烟大垒，使“人们进入了真正的沮丧期”。有些作品则是极尽了城市的罪恶，例如《太平狗》。通过一只名叫“太平”的狗的遭遇揭示人性的罪恶或曰城市的罪恶，小说对太平的忠义和人心的冷漠的对比刻画震撼人心。程大种看到的城市“充斥着无名的仇恨，挤满了随时降临的灭亡，奔流着忐忑，张开着生存的陷阱，让人茫然无措”。贾平凹的《怀念狼》则独辟蹊径，从城市造成的“人种退化”的忧虑来声讨城市。在作家笔下，城市化和人种退化是息息相关的，对城市的批判正是建立在人种退化的担忧之上。从城市吞噬乡村、使人们失去土地失去“根”的角度（即从精神性出发）批判城市化者更多，张炜、贾平凹、韩少功、李佩甫、陈启文、赵本夫等作家笔下的土地则是正被城市鲸吞蚕食的失去野性的土地。张炜《九月寓言》从《古船》的文化批判走向了退守，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即是经济的转轨带来的对于地理空间和精神疆域的强大破坏力，对历史的一切审思和借鉴似乎都失效了，退守似乎是唯一的“无为之为”。《你在高原·西郊》中的“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厌恶的城市，但是“我”对未来惶恐焦虑，在千篇一律的都市盲目地追名逐利的现代人就像失去了根脉的树！

家园固守中的伦理歧境

在乡土小说的城市化批判主题中，乡村和城市与人的精神联系的不同在一些作家笔下更为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作家的怀乡之作中，城市和乡村放置在了两个端点，城市代表了“物质”文化，乡村代表了“精神”文化，二者被表述为正好相反——在不少作家看来，现代化提高了城市人对舒适、财富、健康等等条件的期望值。随着物质的丰富，这种期望值越来越高，不满之感、不适之惑也会越来越增强，创造与幸福似乎背道而驰，只有乡村是我们灵魂的最终家园。

世纪之交的乡土书写无疑呈现了作家一厢情愿的守持，作家努力维护心灵中的原生态农耕文明的和谐宁静，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现代城市文明时时诱惑着这片乡土上的芸芸众生，特别是渴望打破祖祖辈辈的生存定律、期望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轨迹的年轻一代。赵本夫《寻找月亮》中乡下姑娘月儿由一个瘦弱的山野妹子成为城市娱乐中心的舞女，但她仍没能实现自己的城市梦，脱胎换骨变成城里女孩。她的野性成了吃惯了美味佳肴的城里人的“野味”。“城”与“乡”就这样成了对立的存在，物质和精神终难两全。薛舒《阳光下的呐喊》中那位少年浪漫苦涩的成长史就是一个从乡下家庭走进城市的普通人精神挣扎的历程。看似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其实却是对家族根脉的追踪，也是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追踪，“我”对乡下人身份的最终认同在于“我”终究脱离了土地，褪去了农民的身份外衣，这里隐含着对现代化过程中城乡身份制度、贵贱等级制度的一种质疑，以及对弱者的同情、对人性与人道的悲悯。新世纪有不少小说都是以乡下人身份对抗、声讨城市绝对话语权的道德宣言。

这些文本不能说没有作家对城市的误读。如果说进入现代化就是把城市扶植到高贵于乡村的地位是一种不公，那么，认定乡村文明在精神上高贵于城市文明，也是缺乏理据的伪命题。乡土小说“必须破除城乡间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和非正常错位，追寻乡土中国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融合，饱蕴感性、灵魂和血泪，从现代性的立场重构人类生命永恒的家园”。

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与知识者的德性坚守

世纪之交乡土文学中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分明的二元对抗，它更深刻的表现则是作家内心纠缠不清的价值困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皈依与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超越，充满了历史抉择中的困惑和二律背反，在张炜等作家这里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城市物化环境的强烈刺激下，张炜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让位于文化坚守之后，并不刻意追求形式和策略，他把注意力放在了语言上，调用语言造成冲击力。正是这种语势，匹配了张炜满腔的对野地的深情、对工业化的焦虑。

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则表达了作家对“家园”的理性思索，他以“仁厚村”、“神禾塬”、“高老庄”等揭橥了民间传统遗存对于现代生存的哲理意味，那份家园依托感无疑闪烁着浪漫的星光。

在对城市化的批判上，迟子建和张炜是相通的。如果说张炜是追梦野地的自由、守护知识者的良知，迟子建则是渴望人性的温馨、回护生存的多元。《额尔古纳河右岸》告诉人们：丛林也是一种文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元化的发展模式必然对生态多样化、生物多样化造成破坏，伤害了自然中所蕴涵的人类家园意识，扼杀人的灵魂和美好天性。另外，京夫的《鹿鸣》注意到了全球生态整体关联的问题。

当然，在人性与自然的悖论中，在“乡村启蒙”和“皈依大地”的悖反中，作家和他们的文本不得不呈现出复杂的甚至相悖的意涵。《刺猬歌》呈现了主体思想的混沌复杂：一个方面是执迷倾向农业文明、回归大地的形上的理想期待；另一个方面是乡村大地的蒙昧和野蛮使得作家“融入野地”的理想大打折扣。所以，当张炜对野地的向往走向了极端，内心的矛盾也走向了极端。我们看到了作家主体内心痛苦的分裂，“廖麦的绝望不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绝望，而是对于整个世界的绝望，是对于大地、自然、乡土和人类本身毁灭前途的绝望”，绝对的道德抵触和非理性迷狂暴露了作家文化思考的荒漠地带。和许多乡土作家一样，从农村出来的贾平凹站在城市回望故土，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视角使得他的乡土情感也是分裂的、对立的、矛盾的。陈启文的《河床》描述了长江中下游的开垦史和繁衍史，那片具有强大母性能力的“河床”既哺育万物生灵，也孕育纠葛和仇恨，也有爱和希望的拯救，“男人”、“女人”、“大河”合奏了生命的诗篇。

城市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辩证

我们不能否认，“向着野地的回归”有可能是一种终极性的精神文化策略，以元概念的“大地”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或者说是执著于“还原”的理性思考。然而，对启蒙理性的虚妄回避、日趋加重的充满说教味的议论，表征着这些小说家对市场化变革的隔膜和疑虑，对想象中被神化的“野地”的空洞迷恋，在质疑了一种“神化”的历史狂欢的同时其实也陷入了另一类“神化”。而且，问题存在着悖谬的一面：如果像《刺猬歌》这样的乡土小说中的历史观、发展观被认同为一种社会未来的方向、这种生存形态被追认为“诗意的栖居”的话，无疑就回到了所谓“高贵的原始人”的思路，这显然有悖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本性。

其实，在城市化问题的思考中有着另外一条思路，加拿大女性学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深入考察了都市结构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方式之后，加深了对城市的复杂性和城市应有的发展取向的理解，她批评了源远流长的“反城市”的思想，雅各布斯在怎样使城市街道安全、什么构成街区、街区怎么发挥多样化功能等问题上评估了城市的活力，无疑可以成为生态主义思潮“城市化”批判别有意味的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8期，原刊《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原文12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