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与张华《鹪鹩赋》之关系及阮籍的赋创作作时契入

 

从有机整体层面看，古今对阮籍各体文学创作的研究不够均衡。对《咏怀》诗不但关注、研究较多，而且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对《咏怀》诗的某些认识，来包容、涵盖对阮籍其他各体文学创作的研究；对散文也有相当程度的关注、研究；对赋体创作仍然重视不够，对赋体创作思维的研究更少。

但实际上，如果充分关注阮籍赋与其各体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实证考辨与理论探讨相结合，深入、系统考辨阮籍的全部六赋与其赋体性的《大人先生传》的创作作时，以及其与赋体创作的关系，就会发现，阮籍不但有其独特的赋体创作思维，其赋体创作也有较高成就。而深入研究阮籍的赋体创作作时与赋体创作思维，一是对于深化关于阮籍全人的研究，深化对其诗歌、散文等各体文学创作与创作思维及其整体性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定位作用；二是对于打破魏晋文论研究的习见模式，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魏晋文论研究中，人们往往囿于成说，习惯于以有无明确的文论观点为研究前提，而聚焦于曹丕、陆机等个别著名文论家，相对轻忽从文论与具体创作实践的关系、特别是以作家的具体作品为对象来发显魏晋文论的价值。对一些虽然没有提出，实际有其较明确文体观的重要作家，缺乏必要的专门研究，甚至完全予以忽略。阮籍就是这样一位被完全忽视的重要作家。对阮籍赋体创作思维的研究，使我们更容易看清：阮籍创造“咏怀”式的诗“体”写作方式，散文创作也以“论”体为主，完全是由于其有着较为明确的文体观。故尽管魏晋文论研究多是从曹丕《典论·论文》直接跳到陆机《文赋》，但实际上，阮籍不仅有较为明确的文体意识和赋体创作思维，在魏晋文论观念演进中，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坐标”意义。忽视阮籍这样的重要“坐标”，不能算是真正有机整体意义上的魏晋文体研究。

由以上认识出发，本文拟主要从有机整体联系层面考辨阮籍赋的具体创作作时，对其赋体创作思维进行较深入、系统的探讨。

 

一

 

阮籍完赋今存六篇，加上已经亡逸的，数量当更为可观。在魏晋之际作家的赋体创作中，显然名列前茅。深入考察阮籍赋体创作与其各体文学的关系，就会发现：

一是阮籍的赋体创作不但与其散文创作不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出偏爱赋体的创作倾向。阮籍的散文以《乐论》、《通易论》、《通老论》[1]、《达庄论》等“论”体类为主，更多关注超越事实与现象本身而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探讨，学术意味浓厚，近于纯粹说“理”；阮籍的赋体创作，除了今存的六篇以“赋”为名之作，“赞”、“诔”等文体中今所仅存的《老子赞》、《孔子诔》，皆为数句逸文，就文体表现来说，似更近于赋体而远于散文[2]。阮籍还将赋的表现功能扩大到其以说“理”为主的散文内容和散文文体上。如对《达庄论》这样在阮籍的创作中本应属纯粹“论”体的文章，也尝试赋予其赋体特征，就是其以赋体对“论”体散文文体的扩张与渗透；而使用纯粹的赋体来表现其深邃的“清思”，也可视为用赋体表现功能驾驭其说“理”散文内容。其本应属散文传记的《大人先生传》，却有多处是赋体性片段，将其视之为赋体性的也未始不可。而除了说“理”散文，阮籍其它的散文作品，就是数篇“书”、“牋”、“奏记”等实用文了。

二是与以《咏怀》诗为主，或纯粹抒情，或虽涉及事实与现象，而以抒情为主的“诗”体创作不同，除了《清思赋》，阮籍其它五篇以“赋”名篇之作，如《东平赋》、《亢父赋》、《首阳山赋》、《猕猴赋》、《鸠赋》，虽都选取特定局部视角，但显然更偏重于对事实、现象的描述与审视。如《东平赋》、《亢父赋》二赋，主要着眼于对“东平”、“亢父”城邑现实的描述、审视和批判；《首阳山赋》立足现实“首阳山”，而审视与伯夷、叔齐有关的历史真相；《猕猴赋》、《鸠赋》也是对特定局部事实、现象进行描述与审视的。通过对事实、现象的描述与审视，表现其特定的批判、否定等思想感情，是阮籍整个赋体创作的主要趋向，与“颇多感慨之辞”而“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3]、“百代之下，难以情测”[4]，更注重以深隐婉曲的表现手法来“使气命诗”[5]的“诗”体创作相比，显然具有更为直观、明晰、深入和细致的特点。

我们认为：阮籍的赋体创作之所以与其散文、诗“体”不同，主要是由于阮籍具有较为明确的、与其散文和“诗”体创作不同的赋体创作思维。在诗、赋、散文等诸文体中，阮籍主要以“论”体进行纯粹说理，以“诗”体发抒自我情怀，以“赋”体作为其较为直接的现实时代社会理性批判的重要武器。更具体些说：将赋“体”视为避免过于质直坦露的散文化倾向，表现既不那么过分直白，而又可正面触及事实、现象本身的创作内容的合适载体，使其赋体创作集中于托“物”写“意”，注重选取局部视角，以“小”喻“大”、以“浅”托“深”,对特定具体事实、现象进行较“诗”体而言更为直观、深入、细致的批判、否定与说“理”。这就是阮籍较多选择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赋体创作的真正“用心”之所在。

下面，就以阮籍与张华《鹪鹩赋》的深层关系契入，结合阮籍全部赋创作作时的考辨，深入探讨其赋体创作思维。

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张华“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事实上，由于从根本上把握了关于时代“大”“小”的核心问题，张华《鹪鹩赋》的问世，在当时和后世都被视为重要文化事件，引起人们多视角的解读、认知和摹写[6]。除阮籍等给予高度评价，傅咸、贾彪等则专为著赋表达不同看法。傅咸《仪凤赋序》：“《鹪鹩赋》者，广武张侯之所造也。以其形微处卑，物莫之害也。而余以为物生则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贵乎才智也。夫鹪鹩既无智足贵，亦祸害未免，免乎祸害者，其惟仪凤也。”贾彪《大鹏赋序》：“余览张茂先《鹪鹩赋》以其质微处亵，而偏于受害。愚以为未若大鹏栖形遐远，自育之全也。此固祸福之机，聊赋之云。”而《晋书》关于阮籍与张华赋的这条记载，也蕴涵着极为重要的文化信息，可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如 姜亮夫 先生《张华年谱》[7]，虽注意到张华以“鹪鹩”自寄与竹林诸公“柔弱恬退以自适”的相近处，也以模糊口吻谈到其“阴柔”与“王佐之才”相关，却没有正面明确提出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阮籍为什么读“鹪鹩”之赋竟会想到“王佐之才”上去？须知，在魏晋之际多事之秋，张华甚至都不愿出仕而以“鹪鹩”自寄了，换句话说，就是要避之尤恐不及地远离“王佐”道路；阮籍又是“属天下多故”，“不与世事”、以“至慎”避开“时事”自保的，为什么偏偏还要多嘴指出想隐逸的张华为“王佐之才”？难道张华写作《鹪鹩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张扬其“王佐之才”？难道阮籍指出“王佐之才”就真是勉励张华永远做真正的“鹪鹩”？难道阮籍指出有着明显否定时局倾向的《鹪鹩赋》与“王佐之才”的关系，一点都没有显出对现实政治的否定，一如其“口不臧否人物”、尽量回避触及现实政治的习见做法？

第二，为什么阮籍的评价反而影响时人只认同张华的“王佐之才”，使其“由是声名始著”，奠定其日后平步青云的仕途基础，却毫不在乎张华原本是想以“鹪鹩”“自寄”的？

现再联系张华赋与阮籍赋的创作作时进行具体讨论。

关于《鹪鹩赋》的作时，学界看法不一。 姜亮夫 先生认为系于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 陆侃如 先生《中古文学系年》[8]认为系于景元二年（公元261年）。 沈玉成 先生详辨二家说解而以为：“《鹪鹩赋》之作[9]，或当在高贵乡公甘露间”。沈说可从。

按甘露（公元256年——公元260年）年间，张华年在二十五至三十左右。当时的政治现实是：一方面，司马昭承其父兄之蓄志，不但使篡权成为定局，且要加速予以真正实现。如他在甘露二年就曾使何充劝诸葛诞议禅代，甘露五年高贵乡公即公开宣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另一方面，《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记载，高贵乡公年少而具有“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潜质，甘露元年“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而“慕夏少康”，甘露四年又自咏“潜龙”之诗，终至不胜“威权日去”之忿，孤注一掷攻打司马昭而遇害。面对到了篡权将要真正实现的节骨眼儿上的如此凶险时局，对有关“小”“大”关系问题的认识，就更加直接决定着魏晋之际士人现实人生的“出”“处”及其安危。因为在魏晋之际，怎样认识、处理“小”与“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关涉怎样看待时代、怎样看待自我，以决定其人生“出”“处”道路这种每个士人都无可遁逃、而必须做出抉择的首要现实人生课题。如阮籍这样的时代智者，自然对时局有着极为透彻的认识，而当时众多名高、位重的人物，却未必如此。如诸葛诞继毋丘俭、王陵之后起而举兵反抗，钟会、何曾等辈趋走于司马氏之门，嵇康等则欲避之而实际未必能够真正做到。张华正是有感于此而专门写作《鹪鹩赋》，以反思时代“大”“小”关系问题。认为在如此凶险情势下的所谓众“大”，反而是“小”，故对“形環足伟”、“体大妨物”之“大”予以否定。

《鹪鹩赋》将所谓“大”者具体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鵰鶡”、“鹄鹭”、“鵾鸡”、“孔雀”、“凫”、“雁”，以其“美羽”“丰肌”，追求“矫翼而增逝”，故“无罪而皆毙”；第二类是前类中的鸟“衔芦以避缴”而“为戮于此世”；第三类是以“鸷”“慧”之能而被迫屈服，“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翮而为庸”，失去自由意志的“苍鹰”、“鹦鹉”；第四类是“飘飖畏逼”的“爰居”等远方之鸟。在这些各不相同却无不自“大”的众鸟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包括高贵乡公在内的各类现实“大”人物的影像。

以众“大”为参照，张华赞美“鹪鹩”之“小”的处身有“智”：其“毛无施于器用，肉不登乎俎味”、“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性而不矜，动因循而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在张华看来，“鹪鹩”的这种以“小”自居，反而是“小”而能“大”，实为无不自“大”、其实反“小”的众“鸟”所无法企及。

而张华以“鹪鹩”之“小”“自寄”，又是从“阴阳陶烝，万品一区。巨细舛错，种繁类殊”、“普天壤而遐观”的“大”“小”之辨中得出的结论。以二十多岁的人生阅历，张华居然深得“老”、“庄”神髓，对时局人事有如此老辣透辟的体认，能以“鹪鹩”“自寄”，求全自保，静以观变，实大不易！故阮籍从其“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的赋体创作动机与创作内容中，看到其人生境界的宏大，由衷叹服并予以高度评价。

更进一步分析，张华写作《鹪鹩赋》目空当时众“大”，实际显示出“王佐之才”，原其本心，其以“鹪鹩”“自寄”、求全自保，显然是指现实当下而非将来永远。而自保的目的，则是为了谨慎待“时”，以期为“时”所用。在将来合适空间为“时”所用，显然并非是张华所反对的。阮籍赞美张华为真正的“王佐之才”，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故阮籍实际表达了他对张华作为“王佐之才”在将来能够有所作为的期望。而关注、高度期许他人的“王佐之才”，则完全是由于阮籍内心的“王佐”之思没有泯灭的缘故，实际正透出阮籍不但有与张华相同的“小”“大”观，也包含着其对自我的认同、期许与待“时”苦闷。

从赋体创作看，张华选择“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的赋体，作为最适合寄托其宏大人生追求境界的创作载体，这其实也正是阮籍将其宏大人生追求境界寄托于赋体创作中的真正原因。故阮籍高度认同张华为赋之良苦用心，“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其实也正是阮籍赋体创作思维的重要特征。换句话说，张华《鹪鹩赋》正是阮籍赋的真正嗣音。

 

二

 

阮籍是本有“济世志”的（《晋书》本传），并且在《通易论》、《乐论》等“论”体著作中通过对哲学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这个时候的阮籍是极想有一番作为的。然而对他的政治观念有转折性影响的，就是司马懿诛杀何晏等人，致使天下“名士减半”的事件。从此，“阮籍在这样的威慑之下，终于放弃了他的‘济世志’，转为自全之计”。[10]此时，阮籍的“济世志”有没有彻底放弃尚有可商榷，但事实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他“口不臧否人物”的放荡生活。对此，细致考辨阮籍赋的具体创作作时，会看得更加清楚。

从阮籍赋的作时来看，恰好从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到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在如此集中的年限中，阮籍完成了今所可看到的全部六赋。这就凸显了这样一个被学术界完全遗忘的重要事实：在嘉平元年，司马懿与曹爽争权揭开篡权序幕；而且对何晏、夏侯玄（死于公元249年，夏侯玄死于公元254年）等人的诛杀也正好是在这个时期；至正元二年二月司马昭以大将军辅政，使司马氏的篡权才成为无可逆转的定局。而阮籍全部六赋，竟正好与司马氏残杀天下名士时间相吻合；与司马氏篡权的开始与成为定局相终始。这绝非偶然意义上的巧合！我们因此可以认定：阮籍赋体创作注重对特定具体事实、现象进行描述、审视，使其批判、否定与说理更为直观、细致、深入，始终都与司马氏的篡权有着直接关联。也就是说：阮籍特意选择赋这种文体，是要以赋体创作作为其对受司马氏篡权主导的时代社会现实进行理性批判最合适的思想武器！

我们从阮籍的赋中来看他关于“小”“大”关系问题的认识。《猕猴赋》为今所见最早的阮籍赋。据本传记载：“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 陈伯 君认为此赋即作于嘉平元年：“疑此文为讽刺或悼叹曹爽而作”。他引《晋书·宣帝纪》、《三国志·曹爽传》曹爽被司马懿诛杀前竟有“不失作富家翁”的幼稚幻想，联系项羽“富贵不归故乡”被称为“沐猴而冠”，解释《猕猴赋》主旨，确有慧眼[11]。还可补证：赋中“近者不弥岁，远者不历年”，似亦暗示曹爽从辅政到失败之短暂迅速。但从全赋看，在集中讽刺“猕猴”之“大”的同时，阮籍还对魏晋之际似“大”实“小”、实“小”而自以为“大”的各类人物予以类型化的概括，分以“以其壮而残其身”的“文豹”、“雛虞”、“夸父”等，和或“乘危”“肆志”、或“畏逼以潜身”、“终惑饵以来兮”、“有利而可欲”、“虽希觌而为禽”、“近者不弥岁，远者不历年，大则有称于万年，细者则为笑于目前”的“熊狚”、“夔”、“鼷”等相喻[12]。这与其四言《咏怀诗》的“峨娥群龙，跃奋紫庭”而“鳞分委瘁”，“大道夷敞，蹊径争先。玄黄尘垢，红紫光鲜”等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张华《鹪鹩赋》实与此同一机杼。甚至可据以推断张华赋当受到阮籍赋的影响，是阮籍赋的嗣音。这可以张华诗歌创作受到阮籍影响这一不争的事实做为佐证。如张华《轻薄篇》、《壮士篇》明显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其中一些句子如，“北里献奇舞，大菱奏名歌”，直接改自“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但畏执法吏，礼防且切磋”直接改自“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直接改自“微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等。

《鸠赋》据阮籍自序：“嘉平中得两鸠子，常食以黍稷之甘，为狗所杀，故为作赋”。 陆侃如 先生系于嘉平三年（公元251年）； 徐公持 先生以为当作于嘉平之后，“似暗寓魏室二少帝先后被废被杀事”[13]； 韩格平 先生以为，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嘉平元年，司马懿诛杀曹爽、何晏一党的血雨腥风对士人精神的巨大打击[14]。究竟以那一年为准，由于缺乏确凿证据，似难有定论。但是，此赋与魏晋之际特殊现实政治中的“大”人物对“小”的残害有关则确定无疑。《首阳山赋》据作者自序，作于正元元年秋（公元254年秋）。本年司马师先后杀害李丰、夏侯玄、张缉、许允，又相继废黜张皇后和齐王芳，立十四岁的曹髦为傀儡，自己独揽大权。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师死，司马昭辅政。从嘉平元年到正元二年这血风腥雨极为密集的八年间，阮籍惯看了司马懿、师、昭父子兄弟阴谋篡权和各类自以为“大”的野心家的表演。对“小”“大”问题有着深刻的体认。据《晋书》本传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而“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陆侃如系此事于正元元年。本传又记载他曾登广武考察楚汉战场而目无刘、项。又曾“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陆侃如系此事于甘露三年，与张华《鹪鹩赋》作时正相仿佛。在魏晋之际，那些所谓“刘、项”式的豪杰，其实只是些狂妄凶恶的政治狂人；而在这些政治狂人当政时奔竞不已的，亦为不自量力的跳梁小丑。政治的黑暗正由于这些狂徒的上行下效所造成。因此，在魏晋之际这样的特殊时代，只有那些能够明辨“小”“大”之别，客观体认自我的人，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也能谨慎待“时”以求进取于将来，而不至于狂妄自“大”而祸国殃民。如此之“小”，反而是“大”，反而能“大”。故阮籍四言《咏怀》声称与当时之“大”“出处殊途，俯仰异容”，而赞美孔子的“圣懿通玄”和“非义之荣，忽若尘埃”，表达其“嘉此箕山，忽彼虞龙”，“虽无灵德，愿潜于渊”、“爰潜爰默，永符修龄”的强烈愿望。五言《咏怀》其八也有“宁与燕雀游，不随黄鹄飞”之叹；其四十六则认同“鷽鸠飞桑榆”、“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的生活。这些思想，都与其赋作相当接近。

再来看阮籍对自我的认同及其人生期望。历来认为阮籍后期“不与世事”、谨慎避开“时事”以自保，这是实情。但有两点尚需澄清：一是不亲身参与世事，并不意味着彻底忘怀世事、全不关注世事。这可从阮籍大量诗、赋作品得到验证，不烦例举。二是说阮籍“不与世事”大体与其生平行事符合，但不能说绝对就是这样；阮籍是“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才“不与世事”的，其“本有”的“济世志”实际并不曾泯灭，而是潜藏内心深处，谨慎自保以待“时”罢了。要不然，阮籍也就不会时常生发那种途穷之“恸”了。《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另外，如其四言《咏怀诗》“于赫帝朝，伊衡作辅。才非允文，器非经武，适彼沅湘，托分渔父”；“感往悼来，怀古伤今，生年有命，时过虑深”；“乐往哀来，怅然心悟。念彼恭人，眷眷怀顾。日月运往，岁聿云暮。嗟余幼人，既顽且固。岂不志远，才难企慕。命非金石，身轻朝露”等句子，也都表现了谨慎自保以待“时”的苦闷情绪。按 沈玉成 先生说，则阮籍读到张华《鹪鹩赋》当已四十七——五十出头。以如此饱经魏晋之际风霜的年岁，他对张华的未来如无期许，就不会评以“王佐之才”，甚至其中也蕴涵有他自己深藏内心的待“时”期望。这可从其《东平赋》与《亢父赋》的创作得到佐证。

阮籍创作《东平赋》明显与他曾任东平相有关。考阮籍平生曾两至东平。第一次是年轻时随叔父至东郡，见兖州刺史王昶， 韩格平 先生系于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阮籍时年十七岁。根据《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刘孝标注引《文士传》记载的阮籍请求任东平太守，和《晋书·阮籍传》记载的任东平相前自言“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知阮籍黄初七年初游，东平其风土之美确实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而《东平赋》所写，诚如 陈伯 君先生所说：“今观此赋，无一语道其风土有可乐者，反之，则极道其风土之恶，甚至谓‘孰斯邦之可即’……”可知《东平赋》与其初游东平无关。阮籍第二次到东平，《晋书·阮籍传》记载甚详：“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按正元二年二月，司马昭以大将军辅政。故知《东平赋》作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至于是否如 韩格平 先生所说，系于阮籍欲离开东平之前，则《文选》颜延之《五君咏》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说：“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阮籍只有十余日任职时间，即使为政“清简”、“清宁”，总会有些政务与人事交接，且其又“沉醉日多”，能否有时间写出赋来，似还可以讨论[15]。

《亢父赋》据阮籍自序：“吾尝游亢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赋以诋之，言不足乐也。”其内容与《东平赋》颇为相近。亢父为古县名，西汉时属东平国，东汉属兖州任城国。由于与前述相同的理由，其作时当与《东平赋》相近。

从《东平赋》、《亢父赋》的具体作时背景，可以发现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阮籍初游东平，其时是曹魏政权尚称稳定的黄初年间。东平政风、民风也当为阮籍所乐“风土之美”的方面。而至司马氏篡权时代，政风、民风确实到了使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故阮籍《亢父赋》有“如 何 君子，栖迟斯邦”的沉重感叹。

二是阮籍初游东平时，正是如《咏怀》其十五所言的“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本有济世志”的青年时代，而在创作二赋前，则曾先后以无奈心情做司马懿、师的从事中郎，在司马师进行了大肆屠杀后死去，司马昭接着辅政。故阮籍的求为东平太守，不排除如“闻步兵厨有贮酒三百斛，求为步兵校尉”一样，有为享受“风土之美”的因素，而其如 陈伯 君所说的“托辞求去”，显然更由于看到司马氏篡权已成定局这一直接原因！

如前所说，阮籍虽不与世事，却不曾完全放弃了等待。司马昭的辅政使篡权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这使阮籍的期待受到沉重打击。由此阮籍不再做无谓等待，而尝试摆脱司马氏的控制。由于东平风土曾在他青年时代人生抱负正远大时留下美好记忆，故他“托辞求去”时，自然就想到了东平。故可推断其求为东平太守的真实动机：既享受东平风土之可乐者，又为民做些实际有益之事，聊补早期人生追求之憾！实际上，东平太守正是阮籍所主动要求的最具实际意义的官职。其真正到任后的为政“清简”、“清宁”，除了有追求自身享受的成分，在当时现实政治情势下，也确实是阮籍所能做到不扰民的唯一选择。正是阮籍亲眼看到司马氏的篡权，使政风、民风到了使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故彻底失望，十余日而反[16]。在正元元年、二年如此集中的时段，阮籍竟相继写了《首阳山赋》、《东平赋》、《亢父赋》，《清思赋》[17]，还有颇有赋体意味的《大人先生传》[18]，可见，阮籍的思想在这两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不但对现实的关注更为强烈，甚至还一反表面上“不与世事”，而尝试有所作为。任职东平就是阮籍最后一次试图在政治上稍有实际作为。故《东平赋》、《亢父赋》对现实的批判更趋强烈，与二赋大致同时的《大人先生传》甚至敢于彻底否定王权。关于《大人先生传》，学界通常认为其虽否定王权，但对现实政治是回避的。这实际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激烈否定现实政治；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连王权都予以激烈否定，却不是针对现实政治的？根据我们上面的考察，阮籍在如此敏感的时侯否定王权，实际有着其最后一次试图在政治上稍有实际作为的实践失败的重要人生插曲背景，其针对司马氏篡权已成定局这种现实政治形势的意图毫不回避，其强烈愤慨的表达也至为明显，毋庸置疑。而司马氏之所以隐忍，完全由于其杀人太多，阮籍又名声过大[19]。关于阮籍谨慎待“时”的苦闷与对司马氏篡权已成定局的激愤，我们还可从陶渊明后期的人生焦虑与刘裕代晋后的激愤互为参看。由于学界对陶渊明的相关内容，研究已至为深入，就不再多说了。

可见，正是魏晋之际司马氏篡权的特定时代，促使阮籍特意选择赋体创作，以其作为对现实时代社会进行较为直接的理性批判的重要武器。将自己不能实现的宏大人生追求借赋的形式予以表达，使赋体成为寄托其宏大人生追求的重要载体，正是阮籍为赋的真正“用心”所在。故阮籍以行将老去而不可能再在政治上有所做为之身，看到二十多岁的张华竟能以《鹪鹩赋》自寄，犹如看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故叹其为“王佐之才”，对其将来寄予厚望。这可视为一位“帝王师”型类的哲人对另一位“帝王师”型类的哲人的激情叹赏，甚至也可说是一位“帝王师”之“师”寄望于青年、寄望于未来的殷切心情的表达。自然，阮籍也就对张华“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的赋体创作思维甚为赞赏。因为“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这也正是阮籍赋体创作思维的重要特征。而结合对阮籍赋具体创作作时的考辨来看，正元二年之后即是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张华又如前所说，对阮籍的文学创作多所研习、借鉴，故可认定：张华作于甘露年间的《鹪鹩赋》，确是阮籍赋的嗣音；张华“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的赋体创作思维，确是对阮籍赋体创作思维的直接继承与明确表达。

 

由上述考辨，可更为清楚地看到：除了受特定时代因素的制约，散文文体本身的容易过于直白，和诗“体”的以抒情为主，要求含蓄蕴籍，避免相对直露的批判、否定与说理这些特定文体特征，也是促使阮籍选择散文创作以纯粹说“理”为主、诗“体”创作以隐曲委婉为宗的重要原因。但同时，如果不是机械、教条地看，虽然魏晋之际时代特殊，阮籍又处世“至慎”，但既时有途穷之“恸”，就不可能没有相对而言需要以较直接、深入、细致的批判、否定与说理来表现的思想感情。阮籍在要求含蓄蕴籍的诗“体”创作中，有时都忍不住会做直露的批判、否定与说理，《咏怀》其五十四甚至还期望“夸谈快愤懑”。因此，对这些用散文或“诗”体表现显然就不是那么适合的创作内容，阮籍往往偏爱借助赋的文体特征予以表现。阮籍的赋体创作更侧重于表现对魏晋之际社会整体结构的黑暗与群体人性之恶的具体批判与否定的思想感情。而在具体表现时，则注意把握适当的表达方式，注重选取特定局部视角，对特定具体事实、现象进行描述、审视，使其批判、否定与说理更为直观、细致、深入，追求“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的创作效果。并且越到后面，其情绪表达越发激烈、显豁。

（本文发表于《钦州师院学报》2010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论者以为阮籍此外尚有《道德论》，不确。《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记载：“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按阮籍《道德论》即《通老论》。参 王葆玹 先生著《正始玄学》，第141页，齐鲁书社，1987年9月第1版。

[2]在汉人观念中，“颂”、“箴”、“铭”、“诔”、“赞”等都被认为是赋体性的文体。故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辨诗》说：“其他有韵之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阮籍当继承了汉代这种赋体观念。

[3]参见钟嵘《诗品上·晋步兵阮籍诗》。

[4]参见《文选》李善注引颜延年阮籍《咏怀》其一注。

[5]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

[6]与此相类的重要文化事件，还有左思《三都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和袁宏《北征赋》的写作与发表等。

[7]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8月第1版。后面所涉及姜说，皆同此注。

[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后面所涉及陆说，皆同此注。

[9]《〈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载《文学遗产》1992年3期。

[10]见《阮籍集校注·序》第3页，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1版。

[11]见《阮籍集校注》第46页，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1版。

[12]有论者以为如有厚利而又能够办到，即使十分罕见的动物也不免为人所擒。由此思路而对后面数句予以解释。似有误。

[13]见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阮籍的文与赋》第196-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14]此处及后所引韩格平先生说分见《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第43-44页,第614页，第5页，第1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5]高晨阳先生即以为当作于正元二年回到京师，作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时。见《阮籍评传》第35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16]如此解释，则学界所认为的《东平赋》的批判内容与阮籍对东平风土的赞美这一矛盾便问题迎刃而解。

[17]参看拙作《阮籍真的是癫狂症患者吗？》《社科纵横》1995年2期。

[18]《晋书》本传记载，“孙登居苏门山，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遂归，著《大人先生传》。”《晋书·隐逸传》、《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及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竹林七贤传》等，均有记载。故陆侃如系于正元二年任司马昭从事中郎之后。

[19]《清思赋》的超越内容有浓厚的现实阴影，当非早期所作。从其对超越过程及特定情境的描写与《东平赋》、《首阳山赋》、《大人先生传》颇为相近，所用词语也与《东平赋》颇多相同之处，笔者以为其作时当与这三篇作品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