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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7-10-12
——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建安二十（215）年，在曹操西征汉中之际，曹丕留驻于孟津小城，曾给他的旧交吴质写过一封信，这就是《文选》卷四十二所载的《与朝歌令吴质书》，又略见于《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此书不长，为了便于说明，今据胡刻本《文选》，全文照录于后：
作者在书中追述南皮之游的种种赏心乐事，又有感于眼前的情景，深为“物是人非”、“斯乐难常”而慨叹。此书写得典丽温婉，文采斐然，被公认是魏晋抒情散文的名作。不但如此，文中“南皮”一词也如同“西园”一样，常见诸后世文人的笔端，成为形容邺下文士宴饮游乐或诗赋酬酢的一个典实。
从此书看出，南皮之游陪侍曹丕的有吴质和阮瑀。除这二人之外，有无其他邺下文士参与其间，书中语焉不详；而这次游乐又与诗文创作活动有无关系，亦未作明确交代。不过，如果对古人使用“南皮”一典的内涵稍加考察，还是可以了解到其中的一些情况的。
《文选》卷五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在论及西晋文学继承了汉代和建安时期的文学传统发展而成时，曰：“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李善注：“南皮，魏文帝之所游也。高韵，谓应、徐之文也。”应、徐，即应瑒和徐干。其实，这里是括指邺下文士，与五臣注此句“谓应瑒、陈琳之文”是一样的道理。由此可见，曹丕南皮之游除了吴质、阮瑀，还有应瑒、陈琳、徐干等邺下文士随侍在侧，而且他们当时写有诗文，所以沈约才会将“南皮高韵”之句来指喻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
唐人吕温在其《裴氏海昏集序》中曰：“魏公子为南皮之游，以浮华相高，故其诗傲荡骄志，胜而专，勤而不安。”又曰：“观南皮之诗，应、刘焉得不夭？魏祚焉得不短？”[1]这里他用古文派的眼光对建安诗歌多所贬斥，固可不论，但从他口中说出曹丕南皮之游与应瑒、刘桢等文士写有诗篇，却有着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
宋人苏颂《公说再和并前十五篇辄复六章用足前篇之阙》其四云：“追寻燕友南皮会，谁继曹刘七子诗。”[2]所说的“七子”当包括曹植而无孔融，因为孔融建安中在许都任职，未及参与邺下文人集团的活动。唐释皎然《诗式》“邺中集”条下亦曰；“邺中七子，陈王最高。”认为七子中有曹植[3]，苏颂所说的与之一脉相承。由此看来，南皮之游陈琳、阮瑀、徐干、王粲、应瑒、刘桢及曹植等七人都参与其事。
以上所引材料说明，在前人的心目中，曹丕南皮之游不但有曹植及邺下诸文士陪随，而且还同时进行着创作，写出了足以代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上述作者都是六朝至唐宋期间的人物，他们所处时代建安文人的诗文别集还完整或较完整地留存于世，也可以见到今天无法见到的其他相关资料。因而，他们落笔为文时，不至于想当然去杜撰故实，应该是有其根据的。不然，沈约作为史家，他所说的“南皮之高韵”岂不成了向壁虚构的不經之谈了吗？
如上所述，南皮之游邺下文士应写有诗文传世，但这些诗文在今存的作品中却很难找到踪影，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南皮之作已悉数亡佚不存；二是在对“南皮之游”的理解上今人与古人或许存在着某些差异。就前者而言，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此时的诗文既然被前人公认是建安一代标志性的作品，而在流传过程中竟消失殆尽，不留任何痕迹，是不可思议的。至于后者，正是本文所要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
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注意，即在前人的诗文中又常常喜欢将“南皮”和“西园”并举。例如齐梁时人王僧孺《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曰：
徒以愿托后车，以望西园之客；摄齐下坐，有糅南皮之游。[4]
又如梁元帝萧绎《太常卿陆倕墓志铭》叙陆倕生平曰：
所用都是邺下文士的典故，用以比喻陪侍太子或王子从事游宴及写作活动。既然西园与南皮被相提并论，那么，两者之间有无内在的联系呢？我们不妨先对与西园有关的情况进行一番考察。
《三国志集解》卷二十一引赵一清曰：“《名胜志》：西园在邺城西，魏曹丕同弟植宾从游幸之地也。”[6]或以为西园即玄武苑，苑在邺城之西，漳水之南，为曹操改筑玄武陂而成[7]。曹丕兄弟及诸文士的确常来此地游憩，但在邺下文士的诗文中西园往往指铜雀园。曹丕《登台赋序》：“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曹植《公宴诗》：“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黄节注：“张载《魏都赋》注曰：‘文昌殿西有铜雀园，园中有鱼池。’文帝《芙蓉池诗》‘逍遥步西园’即此园，盖铜雀园也。”[8]铜雀园因铜雀台而得名，以其在邺城西北隅，故曹丕有时又称其为北园或后园[9]。
正是在西园，或者说以西园为中心的邺宫周围，曹丕同曹植以及邺下文士确曾举行过宴饮游览的盛会，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邺中宴集”；而且在宴游之际，他们互相诗赋酬酢，或同题倡和，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文选》卷三十载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所拟即是他们此时的诗作。《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曰：
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瑒等同作。
所反映的也正是这一事实。此文当是编撰曹丕文集时所加之诗叙，为省繁复，下即称《诗叙》。《诗叙》所说的几个地名，在今本《曹丕集》[10]中恰好找到了相应的诗篇，可以一一加以落实。
《善哉行》二首其二有“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 云云。写宴饮行乐。《艺文类聚》卷二十八引此题作《铜雀园诗》。高台，即铜雀台。华池，据黄节说即芙蓉池。曹丕又有《芙蓉池作》诗：“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写月夜游园。以上二诗当是《诗序》所说的北园之作。
曹丕又作有《东阁诗》，见《文选》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颜特进侍宴》李善注引，全诗已亡，仅存“高山吐庆云”一句。据顾炎武说，东阁、西阁皆邺城宫寝便殿之名[11]。在东阁写诗的同时可能还作有赋，曹丕《戒盈赋序》曰：“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满盈之戒，乃作斯赋。”时在盛夏。
《善哉行》二首其一又有“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云云。亦写宴饮。此诗《初学记》卷十四引题作《于讲堂作诗》。讲堂，为讲习谈论之所，也许就是张载《魏都赋》注所说的“铜雀园中有鱼池、堂皇”之堂皇。[12] 可见曹丕等人在此讲谈之余，又从事着诗歌写作。诗中有“持满如不盈，有德者能卒”之句，自戒盈满，与上引《戒盈赋序》所说之意相合。
至于曹植及邺下诸子此次随曹丕宴游而受命同作的诗篇，也大致可寻而得其一二。今列述如下[13]：
曹植有《侍太子坐》，盖为和上述曹丕宴饮诗而作。诗云：“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诗中既称曹丕为公子，则题“侍太子坐”为后来所追加[14]。又据“寒冰辟炎景”之句，可知也是处于盛夏时分。曹植又作有《公宴诗》，其云：“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黄节谓此诗盖和曹丕《芙蓉池作》，也写月下游园。
王粲亦同作有《公宴诗》，云：“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
应瑒《公宴诗》云：“巍巍主人德，嘉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新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
刘桢亦作有《公宴诗》，其云：“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与曹丕之《芙蓉池作》、曹植之《公宴诗》声口几乎如一，都写月夜游园，当一时受命应和而作。
阮瑀《公宴诗》云：“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布惠绥人物，降爱常所亲。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此“阳春”似与曹植《侍太子坐》“白日曜青春”之“青春”用法相同，黄节注曰：“陈思此诗作于夏日，而言青春者，谓雨后日出，可爱如春，亦喻太子者。”知是比喻，并非写实。然则，阮瑀当时亦有唱和之作传世。
此外，也许还有陈琳和徐干。曹丕《诗叙》中未提及此二人，但是陈琳作有《宴会诗》，其云：“凯风飘阴云，白日扬素晖。良友招我游，高会宴中闱。……”凯风，谓夏天。时节与以上各诗相同。良友，很可能是指曹丕、曹植。因陈琳时任丞相记室，并非曹氏兄弟的下属，故有此称。至于徐干，据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可知，预邺中游宴而作诗者实有其人，而今不见干有《公宴诗》，大概已亡佚不存。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邺下文士在西园的唱和之作，可能远不止上面所举的诗篇。但即使如此，已经足以见出，他们在宴饮游乐之际所呈现的欢乐的气氛和昂扬的情绪。《文选》卷四十二载曹丕《与吴质书》，其中回忆起曾与徐干、应瑒、陈琳、阮瑀、刘桢、王粲等人一同游宴，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此书作于建安二十四年[15]，与游宴之时已相隔多年，但仍对“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情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那么，“昔日”所指究为何时呢？我们再回头来看《诗叙》。
《诗叙》称“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据《三国志·武帝纪》，曹丕于建安十六年正月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二十二年十月以五官中郎将为太子。而《诗叙》又谓作诗者有阮瑀，阮瑀卒于建安十七年[16]，则“太子”二字实指五官中郎将，为撰《诗叙》时所追改[17]。由此看来，《诗叙》所写的内容当发生在建安十六至十七这两年之间，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又参与作诗的还有刘桢。刘桢于建安十六年秋已因在宴席上
说罢西园，再来看南皮。
如果说西园宴游发生在建安十六年，那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的“昔日”又在何时呢？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南皮与西园的关系，以及邺下文人集团的创作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南皮在漳水下游的渤海之滨，西去邺城约有五百里路程。建安中曹操征讨袁谭曾經到过此地。《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九年，曹操围邺，袁谭走保南皮，十年正月，攻破之，斩谭，冀州平。而且，曹操击斩袁谭后，“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同上，注引《魏略》）。有学者正据以认定，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所说的“南皮之游”应是建安十年之事[19]。然而，此说是颇值得怀疑的。
且说建安九年九月，曹操破邺，曹丕随军从行，曾经入住于袁绍府第[20]。于是发生了《后汉书·孔融传》所说的“丕私纳袁熙妻甄氏”之事，一般认为是在建安九年九月曹操破邺后不久。但是，所谓“私纳”并非“正娶”。正式婚娶应是在次年正月平定冀州之后，《三国志·文昭甄皇后传》曰：“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冀州平与破邺不是一回事，同书《郭嘉传》“（嘉）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把这一层意思说得非常清楚了。这就意味着建安十年正月在曹操攻打南皮之际，曹丕正嬿尔新婚，他在邺而不在南皮。
同年三月，有材料表明，他仍然在邺。《典论·自序》曰：“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为曹真字）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这是曹丕的自述，说他在建安十年暮春季节曾经狩猎邺西，自当最可从信。直到是年十月，曹操才从南皮引军还邺。那么，在这年的夏秋之间曹丕有无可能来过南皮呢？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这种可能性倒是存在的。《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曰：“太子即王位（在建安二十五年），又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按当“烈丹”之误）[21]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初，曹真、曹休亦与质俱在渤海游处。”这里的渤海即渤海郡，东汉时治于南皮，故实指南皮。说明同游南皮者有吴质及曹真、曹休。此外，刘桢当时也应在南皮。上引《魏略》又曰：“河北平定，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是说攻占南皮，冀州平定之后，曹丕曾与吴质、刘桢相处在一起。从以上种种迹象来看，在建安十年夏秋之间，曹丕到过南皮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然而，问题在于此时正值战事频仍之秋，驰驱出猎犹有可说，而要像曹丕在与吴质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居然过着讲经论书、弹棋博弈、日夜遨游等等悠闲安逸的生活，实在匪夷所思，让人难以想象。因而，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所指的很可能是另外一次南皮之游。
关于这次南皮之游的确切时间，史传缺载，但并非无迹可寻。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五“沧州南皮县”下曰：
醼友台，在县东二十五里。《魏志》云：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与吴质重游南皮，筑此台醼友，故名焉。又名射雉台。[22]
上文已知，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在建安十六年正月，而《与朝歌令吴质书》已称阮瑀长逝，则南皮之游据《寰宇记》，当在建安十六年之后，十七年阮瑀去世之前。《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曰：“五官将为世子，质与刘桢等并在坐席。桢坐遣之际，质出为朝歌长，后迁元城令。”坐遣，指刘桢失敬被刑。今已知事在建安十六年秋。自此以后，吴质便赴任朝歌，已无缘陪侍曹丕了。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写于
然而，《寰宇记》所引《魏志》之文，不见于今本《三国志》，有学者怀疑其为附会之言。但是，《四库全书总目》已称乐史此书“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24]”，大概不至于去虛构史实任意附会的。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二引《图经》记南皮县醼友台，其文字与《寰宇记》所引《魏志》几乎一字不差。宋人所云之《图经》，当出自隋唐间流行的地志，《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图经》多种，是颇有来历的了。再看唐人萧颖士《清明日南皮泛舟序》云：“昔建安中，魏文为王太子，与朋友诸彦有南皮之游。” [25] 此“王太子”实即五官中郎将，理由上文已述。又李商隐《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亦有“南皮魏副，屡见飞觞”[26]之句。魏副，
建安十六年的情况与建安十年相比就大不相同了。这时，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相对来说社会呈现出比较安定的局面，南皮也早已摆脱战乱的困扰，为曹丕一行于此时重游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曹丕又性喜田猎，《太平御览》卷三五三引其失题诗云：“行行游且猎，且猎路南隅。弯我乌号弓，骋我铁骊驹。走者贯锋镝，伏者饥（一作“值”，疑是）戈殳。白日未及移，手获三十余。”由于这种特殊爱好，他常“变易服乘，志在驰逐”，因而引起其傅崔琰的不满，曾经加以劝阻（《三国志·崔琰传》），但看来效果并不显著。他对于其父南皮射雉的壮举必记忆犹新而心向往之，这次重游南皮的诱因可能就是为了前往射雉。所以，一当他被封为五官中郎将，成为曹操的内定接班人而踌躇满志，加上“四月五月射雉之际，此正乐猎之时”（曹植《猎表》），他便技痒难熬，遂携吴质等群从直奔南皮，去重演乃父的故事了。
就曹操方面来说，鉴于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已经基本平定，又出于长远的政治考虑，他在建安十六年便封其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曹植为平原侯，同时命徐干、刘桢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应瑒为平原侯庶子，并允许王粲、陈琳、阮瑀等人与他们兄弟平交为友。其用意在于，希望曹丕兄弟与众能文之士在相处过程中接受更多的文化上的熏染，有利于培养他们文武兼俱的素质，为日后从政奠定良好的基础。所以，他在同年七月西征马超之前，便决定同意曹丕一行往游南皮，一方面好让他们在戎马倥偬之际得有时间充分休整，以娱乐身心；另一方面通过与诸文士的游处，亦可为他们提供切磋诗文、展示才艺的机会。毫无疑问，南皮之游是在曹操的首肯和支持下进行的。
今已知，南皮之游其事在建安十六年五月，而西园游宴则在同年六月，两者在时间上恰好紧相连接。这就意味着，曹丕一行由南皮回邺之后仍继续纵情游乐，未曾间息。庾信有一篇《杨柳歌》，其中有写曹丕的：“昔日公子出南皮，何处相寻玄武陂。骏马翩翩西北驰，左右弯弓仰月支。”[27]是说曹丕离开南皮又来到了邺中玄武陂驰驱骑射，正好与上面推导而得的由南皮回邺后仍恣意行乐的结论相吻合。此时，他们似还进行过斗鸡的游戏，曹植与应瑒、刘桢都有《斗鸡诗》传世。这大概也就是隋陈良《游侠篇》所说的“东郊斗鸡罢，南皮射雉归”[28]包含的内容了。曹丕有《于玄武陂作》一诗，云：“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柳垂重阴绿，向我池边生。乘渚望长洲，群鸟欢哗鸣。苹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忘忧其容与，畅此千秋情。”从所描绘的自然景色来看，应在盛夏时分，大概是他自南皮回邺不久之所作。又王粲《杂诗》其二云：“吉日简清时，
认知南皮与西园是同一游乐过程的首尾两端，再去审视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南皮之游，诚不可忘”的种种情事，便可发现其中有一些内容明显带有邺中的印记。如书中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车并载，以游后园”，与曹丕《芙蓉池作》“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曹植《公宴诗》“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刘桢《公宴诗》“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旁。”所反映的情况别无二致。所谓“后园”，即是邺中的西园。张可礼、赵幼文和洪顺
曹丕等人南皮之游的最初动因，正如上文所说，可能是为了射猎取乐。但是，此行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却写出了大量诗文[31]，使建安文学呈现出空前的盛况，从而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评价，这不能不说为他们始料所未及。
建安文学以群体性的诗赋酬酢、互相唱和为其主要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方式，大约起始于建安十四年。在此之前，建安文人可以说处于一种人各自为的阶段，创作格局大体上继承了两汉文学的余绪，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特色。到了建安十四年，王粲归附曹操未久，以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士已然齐集于曹操手下，邺下文人集团由此而正式形成。就在这年春天，曹操因赤壁失利而回师北上，曾途次于汉水之滨的襄阳[32]，，文士们有鉴于汉水神女的故事，便受命撰写同题《神女赋》，其中王粲、陈琳、应瑒和杨修之作至今犹残存于世。这即是诗赋唱和的开始，从此诗赋唱和或者同题命作便不绝如缕。及至建安十六年，因有南皮之游，遂将邺下文人集团群体性的诗赋创作推向了极致，呈现出高潮。这时候的诗作，以宴饮游乐为其主要题材内容。由于是在酒席宴上即兴写出的，文士们难免互相逞才使气，又受“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篇》）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往往洋溢着慷慨激昂之情；在语言风格上也由此而不事雕饰，很少用典使事，表现出直抒胸臆、爽朗平易的共同特色。《文心雕龙·明诗篇》在谈到建安五言诗时指出：“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晢之能，此其所同也。”十分明显，刘勰的话恰恰是对南皮之游诗作最全面、最切实的概括，他正是由此作为切入点来论述建安诗歌的总体特征的。南皮之游的诗作，在建安文学中的地位，就显而易见了。
自此之后，随着阮瑀、王粲相继去世，加以曹丕、曹植兄弟为争立太子之事而阋墙失和，邺下文人集团群体性的诗赋唱和遂日渐稀少。到了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曹丕《与吴质书》），邺下文人集团也随之而自然解体，群体性的诗赋唱和的创作方式也就戛然而止了。从此，只有曹植一人仍专致于诗歌写作，因其遭受政治迫害，更多地采用隐喻、象征的手法来抒泄怨愤，吐露心声，导夫正始诗人阮籍的先路，与以南皮之游为标志的建安诗风大异其趣了。
由此而言，南皮之游，包括西园宴集在内，其时所产生的诗作不仅昭示着建安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同时还集中地反映了建安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在建安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后世沈约以“南皮高韵”来指称建安文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本文载于《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注释:
[1]《吕衡州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7册，第622页。
[2]《苏魏公文集》卷十, 同上，第1090册，第193页。
[3]《三国志·王粲传》曰：“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瑒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干并见友善。……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三国志集解》引沈家本曰：“（《粲传》）评云：‘惟粲等六人最见名目。’恐此‘七人’乃‘六人’之误。”沈说甚是。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除拟宴集之主曹丕诗外，又分拟王粲等六人及曹植之诗。皎然、苏颂等所云“七子”，盖本于此，与曹丕《典论·论文》所称“七子”者，已然不同。
[4] 《艺文类聚》卷五十五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90页。
[5] 《艺文类聚》卷四十九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78页。
[6]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2页上。
[7] 见宋李献甫《相台记》引《邺中记》。许作民《邺都佚志辑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8] 黄节《曹子建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
[9] 曹丕《答繁钦书》有“是日戊午，祖于北园”之言，据张可礼《三曹年谱》考证，是书作于建安十七年，时曹丕留守于邺，则北园盖指铜雀园，以在鄴宮之北故也。
[10] 此用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1] 顾炎武《历代京宅记》卷六十二《邺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5页。
[12]《尔雅·释宫》：“无室曰榭。”郭璞注：“榭即今堂堭。”按“堭”與“皇”通。
[13] 以下所引曹植之诗均见黄节《曹子建诗注》；七子之诗均见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修订本。
[14] 此类情况在《曹植集》中还可以找到其他事例，如《离思赋序》：“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按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始以五官中郎将为魏太子，而此云“太子”，当为后来追书；又如《叙愁赋序》：“时家二女弟，故汉皇帝聘以为贵人。”按《三国志·武帝纪》，事在建安十八年，时献帝尚在其位，不得云 “故汉皇帝”。称“故汉皇帝”者，亦为后来所加。据《晋书·曹志传》，曹植曾为手定文集目录，当晚年之事，则以上之序与“侍太子坐”之题，疑皆曹植手定目录时所追书。
[15]《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称事在二十三年。按，此书其首云“
[16] 曹丕在阮瑀亡殁之际作有《寡妇赋》，其序称“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赋云：“去秋兮就冬，改节兮时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又丁廙妻（一作“丁仪”）亦有同题之作，其中写阮瑀出殡时云：“水溓溓而晨结，雪翩翩以交零。”可见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冬。
[17]《太平御览》卷二四一引魏武令曰：“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可见建安十六年曹操已内定曹丕为太子，其后虽几经犹豫，至二十二年始正式封其为太子。太子身份既定，其后追称五官中郎将为太子，亦自合情理。
[18]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典略》。又見拙作《建安七子年谱》，《建安七子集》附录，中华书局，2005年修订本，第438页。
[19] 曹道衡、沈玉成先生《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7-40页。
[20] 曹丕《典论·内诫》曰：“上定冀州屯邺，舍（袁）绍之第。余亲涉其庭，登其堂，游其阁，寝其房。”
[21] 曹休字文烈，曹真字子丹。《文选》卷二十五载傅咸《赠何劭王济诗》李善注引吴质《答文帝笺》，即为答曹丕此书，其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旧恩，其龙飞凤翔，实其分也。”可证《三国志》所载丕书“烈祖”当作“烈丹”。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失校。《三国志辞典》以为“烈祖”指曹操，尤误。
[22] 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光绪金陵书局刊本。
[23]《建安七子年谱》，同[18]，第430－431页。
[24]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6页。
[25] 《萧茂挺文集》，同［1］，第1072册，第334页。
[26]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2页。
[27] 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卷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2页。
[28]《乐府诗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7页。
[29] 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17页；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洪顺隆《魏文帝曹丕年谱暨作品系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8页。
[30]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页。
[31] 在赋方面，曹丕《戒盈赋》、曹植《静思赋》、陈琳、阮瑀各《止欲赋》、王粲《闲邪赋》、应瑒《正情赋》、刘桢《清虑赋》及繁钦《抑俭赋》，可能都是建安十六年一时唱和之作。为省篇幅，本文只说诗，不论赋。
[32] 详见《建安七子年谱》，同[18]，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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