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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7-03-23
对上海城市性的认识，总是伴随着对上海城市历史逻辑的“断裂”理解。这种断裂论理解，早在上海开埠时就已开始，并在与古代中国的断裂中给予“历史终结”式的判断。对国人来说，上海史只是一部近代史，并依照不同时期现代性的获得而不断得到其“新”的历史起点。在近代以来上海城市史中，总会伴随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而产生出所谓“新”的上海。换句话说，上海的历史总是依照现代性方案的转换而处于变化状态。正如杜维明所说：“很明显，上海价值，不是静态结构，而是动态结构。上海的价值体系是在变动不居的时空中转化”，所以他认为：“既然是动态过程而非静态过程，就必须避免本质主义的描述。”
从整个上海近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开埠到国民党的“大上海”计划，到沦陷时短命的“大道”政府，以及上海租界的“收回”，再到上海解放与浦东开放，都有所谓“新上海”之称，其间包含了数次基本价值的转移。比如开埠时期上海被纳入世界（特别是西方）的价值体系；国民党政府“大上海”计划所包含的民族国家建立的努力；沦陷时期在日伪统治之下，试图“摆脱美、英、法殖民体系”的闹剧；解放上海所意味的“重回中国价值”、阶级解放的含义，以及浦东开放所意味的重新走向全球化的意义等等。所以，在讨论上海历史的价值时，杜维明认为应该包括三个时段来认识，“第一时段是1949年以前，第二个时段是1949年到1992年，第三个时段1992年到现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城市没有过断裂性现象的存在，比如改革开放便是改变中国所有城市逻辑的一个重大转折，而只是说，较之其他城市，上海所体现出的断裂性更加突出。而且，更重要的是，“新上海”其实是“新中国”的转喻，它被赋予了不同时期“新中国”的意义，几乎包括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任何历史阶段，因而，其在断裂性上所表现出的意义又比任何一个城市更加深切而突出。
一、作为新中国民族与阶级解放的意义
30年代，随着国民党在大陆取得胜利，上海在整个国家政治格局中独立解放的国家意义开始显现。
开埠后，上海已不再是本国封建区域政治的中心。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庚子之乱中的“东南互保”之后，上海一直享有高度自治。罗兹·墨菲曾说过：“在上海，除本市范围以外，从来行使任何行政职能”。开埠后的上海有三个政权，即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中国政府只管辖少数不发达地区，如老城、南市、闸北。至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仍未撤县建市。1927年国民政府决定上海为“中华民国特别行政区域”，定名“上海特别市”，“不入省、县行政范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上海推行了儒家文化理想和民族现代化规划相融合的城市政策”。市政府成立时，蒋介石亲临仪式，并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评述新上海：“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胜败”。1927年11月，中国的上海市政府开始规划新上海建设规划。至第三任市长张群执政，确定《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与南京的“首都计划”相伴随，“大上海建设计划”拉开序幕。
“大上海建设计划”以上海北郊五角场为中心，包括码头、分区、道路、排水、铁路以及各类公共建筑的建设，但主导建设的思想基础是民族主义。市政府大厦摒弃了广为流行的欧式建筑风格，而改以民族特色的红色立柱、斗拱、彩色琉璃瓦顶的古典宫殿建筑。整个建设明显以市政府为区域核心，而在其周围则分布着市体育场、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市医院和市卫生检验所五大建筑，“取现代建筑与中国建筑之混合式样，”以同样风格组成庄严的建筑群。以此为中心，建设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四条大道将市中心区分为四个小区，路名首字为“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很显然，这与租界地区以港口、交通为核心并呈“同心圆”、“多中心”的城市地理格局完全不同。后者完全循由经济与商业逻辑，而前者具有鲜明的国家政治色彩。“这些设想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关税自主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收国权的运动是密切相连的。”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在市中心区域初步建成之后说：“今日市府新屋之落成，小言之固为市中心区建设之起点，大上海计划实施之初步，然自其大者、远者而言，实亦我中华民族固有创造文化能力之复兴以及独立自精神之表现也”。这种情形，我们在30年代的南京与50年代以后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中看到了同样的情形。事实上，当一座城市被赋予国家象征意义的时候，这种情形都是会发生的。不过，“新北京”的建设由于伴随着老北京的拆除而遭到反对，而“新南京”、“新上海”由于是在平地拔起而一致获得好评。
将“新上海”建设视为国家独立的“新中国”民族意义其实并非政府一厢情愿，它与30年代人们对上海殖民地形态的认识一齐构成了国人对于上海的民族想象意义。如果说茅盾的《子夜》构成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现时国家的认知的话，那么“大上海建设计划”则是对“新上海”代表的未来国家的想象。无独有偶，在《新中华》发起的“上海的未来”征文中，有人设想：所有租界被中国民众收回，公共租界改名为特一区，法租界改名为特二区；所有洋行、银行、报馆都成为中国的办事机关与学校。更有意思的是，有人预料在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胜利后，跑马厅将建成图书馆，可容二万人，跑马场将被辟为“人民公园”。而这些设想都令人吃惊地在以后实现！ 1943年，汪伪政府“收回”公共租界，汪精卫亲临上海，当时的报刊也是在所谓“民族独立”的立场上加以评论，如“深赖友邦日本协力，结束帝国主义租界制度的丰功伟绩。”
如果说30、40年代上海的新国家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民族独立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新上海”的国家意义还体现了关于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色彩，即不仅是“新中国的上海”，还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上海”：左翼政治与阶级意义上的“新上海”。
1959年，对于上海城市社会主义中国特性的认识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在官方的影响下，上海全民都参与到关于“新上海”的城市身份的讨论之中。先有《上海民歌选》、《上海大跃进的一日》与《上海民间故事选》、《上海故事选》等群众创作的文集出版，以及《上海文学》、《文艺月刊》、《收获》对于上海形象的表现。尔后，在1959年，出现了上海各界（包括文学界）对于上海身份讨论的标志性事件：一是特写集《上海解放十年》的出版，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大规模出版《上海十年文学选集》（1949－1959），其中包括话剧剧本、短篇小说、论文、特写报告、散文杂文、诗歌、儿童文学、戏曲剧本、电影剧本、曲艺等十种。其中，《上海解放十年》并非纯文学创作，大部分作者都是“上海解放以后，直接参与这场斗争或目睹这场斗争生活的”亲历者，全集共计40万字，近百篇文章。其中除卷首张春桥与巴金带有序论特点的文章外，按内容线索，可分为上海工人阶级与解放军的政治、军事斗争，新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上海人民的新生活三类，大致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上海认识的几个方面。我注意到，关于新旧上海城市的变迁是全书的内容核心，即“断裂论”：“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如何以历史的主人的姿态继承并发扬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从文章题目看，“新的”、“第一次”、“春天”、“变迁”、“拥护”、“第一炉”、“翻身”、“第一家”、“诞生”、“冬去春来”、“成长”、“今昔”、“新村”、“笑声”、“奇迹”、“跨上”、“颂歌”等等词汇就包含了对于上海的“断裂论”的“历史的终结”式的理解：“新上海”“由国际花花公子变成了中国的工人老大哥”。
在话剧与电影《战上海》中，象征性地出现了美国军舰从黄浦江退至公海的细节，其喻意非常明显，即“旧上海”是半殖民地时代的“冒险家的乐园”，而“新上海”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象征，上海城市历史的纵向逻辑再一次被终结。很大程度上，上海作为一座城市被当作新旧中国的区别。正像剧本《战上海》结尾之处解放军军长与政委的一段对白：“上海的解放，标志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解放”。这里面，既有民族解放意义，也有阶级解放意义。
同样的情形在老舍话剧《龙须沟》中也有反映，但北京所体现的“新中国”意义显然在等级上要弱。《龙须沟》是以城市社区的变化来展示中国“新旧两重天”的主题的。但我们看到，老舍依然依循了他惯常的小说手法，将这一主题表述置于小型社区、街坊、邻里的私性空间来完成。换句话说，在戏中，除主题表达之外，剧本仍然传达了对北京文化形态与纵向历史的一种热情：“通过突出小杂院、街头的声音、地方方言和世俗表演，《龙》剧创造了一个日常都市生活之上的景观”，“将剧本对城市的描写限于日常经验，老舍是在抗拒城市景观的抽象化，避免将龙须沟变成一个失去具体地点特征的符号”。也即，描述国家新与旧区别的主题，在以北京为叙事对象时，并没有完全割裂与旧北京的逻辑关联，场景并没有被放在市中心具有象征性的建筑空间里，这与上海题材的文学很不一样。也就是说，同样表述“国家解放”的认识，上海与其他城市仍然存在着表达权力上的等级差异。
与“断裂论”相应的，是“血统论”，也即上海作为左翼革命城市的逻辑。这是社会主义“新上海”存在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也许是当时唯一被认可的城市史逻辑。
我注意到，在《上海解放十年》中，关于上海城市左翼视角的历史线索也是全书的内容核心之一：旧上海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同时“又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在进行着斗争。上海的工人群众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这明显包含了对于上海的血统分析，即：工人阶级也是旧上海的主人，是他们创造了上海。集中文章的题目也已经包含了这种意义，如：“战歌”、“奔向胜利”、“战斗”、“怒吼”、“反击”等等。在《上海民歌选》与《上海民间故事选》中，左翼城市线索也被贯穿于对上海的民间生活的理解之中。《上海民间故事选》共分三辑，其中第一辑为革命斗争故事，突出了“党的领导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第二辑则突出了民族斗争的意义，选入了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起义和辛亥革命的传统故事；第三辑为上海地区的传统民间故事，突出反抗主题。像《张四姐和崔文才》这样源于他处的爱情故事，在上海的流传中增加了反对恶势力斗争的主题思想。这样一来，多元的上海城市史线索再一次被中止，上海的城市史，被当作了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国家史，所谓“新旧上海”不过是这一逻辑的过程与结果。
因此，大量关于上海的文字表述都从中共成立、五卅运动、三次工人起义等左翼政治事件中寻找到旧上海作为左翼城市的线索，接连不断地形成在新闻、教育、文学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热潮。在文学现实题材中，也不断出现对于革命历史的回顾，并以阶级教育而且出现，如《年青的一代》、《海港》。但是，需要辨析的是，尽管此时强调上海在左翼历史中的历史逻辑性，但“血统论”并不强调旧上海作为“新上海”的母体意义，而且恰恰相反，50年代的文学正是通过“血统论”辨析才斩断了旧上海作为母体可能性的。它只是在左翼的历史层面上寻找到一种“新上海”城市的历史线索，并被夸大为整个城市与整个国家的逻辑，或者说，城市的历史形态逻辑被左翼的国家理论代替了。
二、“新上海”的国家工业化推广意义
1949年，上海解放。不过，对于上海这个口岸城市来说，其城市原有现代特性并不完全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家使命相违背，而且其间可能还有某种逻辑上的衔接关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初始阶级，由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完成。现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建立这一目标，恰恰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其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这一由封建地主乡绅转化而来的社会群体，在这一场运动中始终以暧昧的面目保持着与封建主义的联系，这一使命当然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指出，无产阶级比之资产阶级更具有“现代性”，原因是资产阶级由于获取了较多的社会利益，不能够把经济变革转换扩大至改造社会关系的激进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事实上，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出双重使命，即在完成资产阶级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斗争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把中国革命的任务看作“分两步走”：一方面，建立现代国家，完成工业化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卫人民利益”，而且“严重的经济建设摆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是这以后的社会主义任务。毛泽东本人也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与发展，所谓“继承”，当然是完成民族国家建立与工业化；而“发展”，则是有关社会主义的部分。在毛泽东看来，他所要完成的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一揽子计划。从毛泽东最初的理论看，它是要分两步走，但从50年代以后实际情形看，“两步走”中的第一步是大大缩短了，甚至被当成了某一阶段的“两步”。所以学者汪晖曾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对欧洲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
这种情形使得中共对于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与口岸城市的现代性逻辑，不仅并不相悖，反而有某种内在的契合。只不过，这种契合限定在了某一层面，而非全部。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认为毛泽东本人的领导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在推动国家工业化方面是贡献巨大的：
毛泽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有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拒绝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但是实际的历史记录却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
另据莫里斯·梅斯纳在书中的数字列举：1952年，中国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为30%，而到1975年，这个比例变成了现代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而农业仅占28%。从50年代到70年代，全国工业产值增长了38倍，重工业总产值则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来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梅斯纳甚至认为，至70年代，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而在5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产值尚不及比利时这个欧洲小国。当然，上述数字并不能代表50－7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但仅就工业化这一角度来说，中国仍然沿循了近代以来追求现代化的路线。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几乎可以和20－3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发展速度相比。有史家称，1920－1936年为中国工业化增长较快的时期，工矿业产值从1920年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4.6%，上升到35%，而近代大工业已占工业总值的58%，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已较过去提高了20%。两个时期在发展的速度上有相近之处，只不过20－30年代的迅速发展完全建立于口岸城市自由资本主义的繁荣之上，而50－70年代则是国家工业化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原有的口岸城市经济力量被整体的国家工业化拉平。
这是一个突出的关于上海等口岸城市的地位问题。在我们充分认可了中国50－70年代国家工业化的水平，以及其所承续的近代中国以口岸城市为依托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之后，我们不得不看到另一个问题：即原有口岸城市经济在全国工业化浪潮之后的衰落地位。
纯粹从数字看来，上海在解放后“一五”、“二五”中的工业增长速度极其惊人。1952年，上海工业总值已达到了1949年的193.7%，至“一五”后期，已达到368.5%。也就是说，增长了两倍半还要多。至“一五”后期，更高达553.5%。仅仅1958年的增加工业产值，竟比1949年全年产值还要多。解放前为“国脉所系”的纺织业，也增长了近两倍，钢产量竟难以置信地增长了1953%。但同时，另一个数字却在下降，即上海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1949年上海工业占全国三分之一，以后逐年下降。至1957年，降至15.8%；至1958年更降至14.3%；至1979年，上海工业产值只有全国工业总值的1/8。还有几组数字更说明问题。1978年，上海口岸出口额仅占全国总额的30%，而在30年代，这个数字却是80%。第三产业的萎缩更是明显。“一五”期间，上海第三产业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40%，1960年下降为19.4%，1961、1962年回升至26%，此后又长期萎缩。张春桥在引述50年代上海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比例下降时，表明了从另一角度看问题的喜悦之情：
看样子，还要降下去。我同很多同志一样，看到我们生产图表上产值下降的数字，心里总是很难过的。独独看到这个数字，心里不但一点儿也不难过，相反的，感觉到极大的快乐。这个变化着的数字，不恰巧是我们祖国强大起来的标志吗？……大大小小的新的上海在祖国大地上生长起来。我想，总有那么一天，当我们祖国的工业总产值不是象现在这样以千亿元计算，而是以万亿元计算的时候，上海的产值虽然也在逐年迅速地上升，却不过只占全国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那时，我们祖国的面貌不是根本改变了吗？
由此可以看出，5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是以国家工业化形式推动的，它虽然承续了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却并不建立于口岸城市自由经济的基础上。相反，上海城市除工业化一项之外，它自身的外贸转运、金融贸易与服务性行业功能，都由于日渐脱离西方世界而趋于减弱。罗兹·墨菲一直强调：“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上海经济的成长发展，将视它跟整个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经由海道自由通航的恢复原状而定。上海的贸易和商业功能，对它的成长发展和市场繁荣，甚至比对它的工业更重要；该项功能，不仅取决于它在中国的位置，而且还取决于它在整个商业世界中所处的地理方位。”而同一时期，中国官方在《人民中国》杂志的文章则这样认为：“新上海是通过商业的物资交流而跟国内其他各地密切联系的。由于面向国内，而不是面向海外，它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跟国家合成一体。它为国家的需要竭诚效劳。今天，上海已从中国经济生活中传染病扩散的病源，变成了一个新中国力量的源泉。”这篇文章总的观点在于强调上海经济的国家性，它首先体现在其与国内的联系而非海外，其中隐含的意义更多，即旧上海在本质上根本不能算作中国国家的城市。这一时期，“总体来说，上海价值是以全国利益为目标，由一种工具理性和社会工程而规定。毫无疑问，站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视域中，上海的定位是政府（北京）根据全国总体利益而形成的，是外部因素为前提强加的。”
张春桥欣喜的预言并不虚妄。在上海经济文化比重在国内地位不断降低的同时，成百个“小上海”在成长。1958年至1960年，是城镇化超速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主观臆断，中国工业和城镇化在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19.7%，而建国时的数字仅为10.6%。上海经济重要性的减退与国内各中小城市因工业化而崛起恰成比照，它真正说明了张春桥的意思：经由口岸城市而来的工业化进程波及到全国，成为一种普及的国家意义。在这个逻辑上，上海不再一枝独秀，而成为平均化了的中国城市之一，甚至在70－80年代渐至衰落为在国内也不是最有经济活力的城市了。这无疑是近代上海自开埠以来最大的一个悖论，但也是上海口岸城市中工业化谱系推广、扩大的必然。
这恰恰印证了柯文的一个说法，即中国的现代化是“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与内陆或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于沿海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换言之，源于殖民过程的上海现代性，只有普及到全国，才具有国家的合理性，否则，它仍旧不过是殖民形态而已。因此上海现代性价值的推广与上海地位的下降，都是中国国家需要的，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中国，上海的价值已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的国家普及意义。
在此情形下，口岸城市，特别是上海城市的新形象开始被想象出来。概括起来说，首先，对“新上海”形象的想象，基于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图景。自50年代，经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引进的国家工业化概念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经济重心明显偏向于与国家整体的国际地位相关的城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城市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上海百年来有关“现代化”意义的想象在国家工业化这一意义上得到延续。事实上，关于上海作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文本表述，既然已经成为一种谱系，并不因城市政治属性的改变而变化，不过是将除了工业化之外的城市现代性排除而已。工业化，这当然也是旧上海逻辑的一种，但却被夸大为上海历史逻辑中的唯一被许可的价值，并作为一个统一的“上海历史”脉络出现，与“新上海”相连接。这种连接的必然结果，是产生一个既是社会主义城市，又是工业化城市的“新上海”。
其次，“新”上海是一个生产的而非消费的城市，它将现代化意义中的关于工业生产的含义无限扩大从而将其他意义缩小。通常，按现代化理论的理解，现代化包含了以下要素：“第一，工业化，第二、民主政治，第三，市场经济，第四，先进的科学技术，第五，合理化、世俗化与都市化。” “但是，由于现代化理论的设论框架……是以欧美的资本主义现代历史演化经验为前提的，中国现代化的未确然状态就被引向现代化论的一个简化的推论：现代化等于西欧的工业化。”在毛泽东时代，“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的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工业化是一幅宏伟的国家图景，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形象谱系中最强大的现代性因素。但是，将“现代化与工业化等同，是现代化理论构造出的‘文化神话’……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传说”，贝克甚至认为，工业化隐藏着反现代的形态，因为它可能把其他的社会现代性抹杀掉。因此，城市工业化是公共的关于国家现代化的集体想象，关于城市个体生活的日常性形态都要服从于宏伟的国家目标。国家动员形式不是建立于私人生活基础上，而是军事的伦理的政治层面，于是日常生活形态渐渐退出“新上海”的城市现代性层面，以突出其国家工业化的公共意义。
经由“断裂论”与“血统论”对于“新上海”形象的重新认定，上海城市的多元形态被排除，而其作为国家政治体现与大工业国家经济核心的认知得到空前的强化。在50－70年代的文学中，就题材而论，城市生活消费性角度的上海想象迅即让位于工业化意义的“新上海”想象，衍发了盛极一时的上海“厂矿文学”。这一领域因为联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期待，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而且，“这一描写被严格窄化”为所谓“工业题材”。其中，关于上海大工业组织社会形态与技术进步是写作的两大内容。作为前者，作品强调的是由国家大工业造成的社会公共性，即由现代工业逻辑而来的组织化，以全面保证社会关系对工业生产体制的服从。个人的消费欲望，不仅在意识形态角度，同时也在社会公共性逻辑上遭到抵制。与此相应的是，工人阶级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得到政治核心地位的强化，同时，其产业性主体也分外突出。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身上的生产属性，可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地被发掘出来。到大跃进时期，这一情形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年青的一代》、《家庭问题》、《海港》中，工人们加班加点，取消作息制度，并非完全是“路线斗争”与抽象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风格的政治表述，也是工业化逻辑对多元生活形态的征服。在多数时候，两者是统一的。综观50－70年代的上海题材文学，只有符合国家大工业进程的一面被许可写进作品。从这一点上看，它和新感觉派没有过多的区别，都是一种极端中心的“现代性”文化编码。不同的是，新感觉派的基点是“消费”，而此时文学的基点是生产而已。
三、结语
可以认为，近代以来，对于上海的国家想象是关于中国国家想象谱系的集大成者。而且自晚清开始，这种想象就没有中断。在这种想象中，上海价值一直被等同于国家价值，39“新上海”即是“新中国”。关于上海的民族解放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这两种谱系被嫁接于国家意识形态图景之上，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几乎牢不可破。因此，一方面，上海的民族独立、工业化逻辑被扩大为国家意义，另一方面，上海地方性的价值取向与身份认同则遭到完全的削弱。不过是，每一时期，由于国家中心任务的不同，其现代性价值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于是，一个巨大的关于“上海—中国”、“新上海－新中国”的乌托邦叙事开始被制造出来。当然，这种情形绝非上海独有，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想象中，以上海为最甚。
注释：
[1]杜维明：《全球化与上海价值》，载《史林》2004年第2期。
[2]汪伪政府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曾于1943年“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法租界“收回”时间较晚，是由于当时法国维希政府已属轴心国阵营。这一行为在当时被汪伪认为是摆脱西方殖民体系以及民族解放胜利的标志。
[3]杜维明：《全球化与上海价值》，载《史林》2004年第2期。
[4]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5]辛亥革命之后由李平书等人组成的市政府与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产生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都是临时性组织，基本上只有维持治安的功能。
[6]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7]《国民政府代表蒋总司令训词》，载《申报》
[8]《上海市年鉴》1936年（上），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页。
[9]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在对美国大城市特别是芝加哥进行了研究后，提出了城市结构的“同心圆”说。他认为，从城市中心向外辐射，第一区为中心商业区，多为商业金融建筑，高楼林立；第二区为过渡区，多为贫民窟与舞厅、妓院等娱乐业；第三区为工人住宅；第四区为中产阶级住宅区，多是独立宅院与高等公寓；第五区则是上流社会郊外住宅。霍伊特则认为城市具有多个中心。比如工厂、企业要靠近水源，低收入家庭居住在工厂附近、市区边沿与老城区。哈里斯认为，城市某些活动要求有一定的条件，如商业区要四通八达；工厂区要靠近水源；某些区域要衔接，如工厂与工人住宅；某些活动是冲突的，不宜接近，如高级住宅与工厂等。因此，不同的功能单元分别向不同的中心集合，成为各个中心点。上海依英、法殖民者随意扩张而成，缺少规划。它不完全符合某一种城市地理结构，而大略呈混合型，但“多中心”与“同心圆”式的结构依然可以看得出来。
[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11]吴铁城：《上海市中心区建设之起点与意义》，载《申报》
[12]关于解放后北京城的拆除与梁思成悲壮的努力已成学术界文化界的热点问题。
[13]有趣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的1月与6月，由日本人支持，汪伪政权“收回”租界，并将公共租界易名为特一区，法租界为特八区。
[14]参见熊月之：《近代上海城市特性的讨论》，http//www.uls.org.cn这一设想在1949年后都成为现实。跑马厅办公处成为了上海图书馆，跑马场成为了“人民广场”。90年代后，上海市政府在此造政府新厦，成为政治中心。美国社会学家詹森通过比较美、苏城市后指出，美国城市中心区的组合式高层建筑，表明了商业与市场的力量，而苏联城市的市中心多为广场，说明了其政治功能。见詹森：《苏美两国城市比较研究》，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解放后上海中心广场的建立，也可看成城市功能由商业金融向政治转变的标志。
[15]焦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7页。
[16]姚延人、周良才、杨秉岩：《欢呼<上海解放十年>的出版》，载《上海文学》
[17]姚征人、周良才、杨秉岩：《欢呼<上海解放十年>的出版》，载《上海文学》
[18]柏右铭：《城市景观与历史记忆――关于<龙须沟>》，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19]姚延人、周良才、杨秉岩：《欢呼<上海解放十年>的出版》，载《上海文学》
[20]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
[21]里冈：《民间文学的宝石——读〈上海民间故事选〉》，载《上海文学》
[2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态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3期。
[23]莫里斯· 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期发展——中华人民国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483页。
[24]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25]以上数字见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上海解放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3页。
[26]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27]见《解放日报》
[28]张春桥：《攀登新的胜利高峰》，《上海解放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第5页。
[29]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30]转自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31]杜维明：《全球化与上海价值》，载《史林》2004年2期。
[32]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官方网站：http：//www.cpirc.org.cn.
[33]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34]俞吾金：《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3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页。
[36]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30页。
[37]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
[3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39]参见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文学评论》2005年4期，《现代国家想象中的上海城市身份叙述》，《上海文化》2006年5期。
作者简介：张鸿声（1963-），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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