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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书札中一种宾语成分前置句

发布时间: 2006-12-04

 

古今语序差别最大、最常见者可能就是古汉语中的宾语前置,这种现象在教科书和一些学术论著中都已论述得比较详备。但一般所说的宾语前置往往是附带一些条件,诸如疑问代词作宾语,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用代词复指(或曰助词),或宾语为“是”等前置句。而这只是宾语前置现象之一隅,而在“标准”古汉语――先秦两汉及唐宋古文之外,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古诗词和书信这些近于口语的文字当中,就有一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句式,今之读者不察,时或误解。

 

 

我们读宋人书信,会常看到这样的句子:

子固亦近得书,甚安乐。 (王安石《与孙侔书》)

六郎亦蒙问及。 (苏轼《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一八》)

六郎甚渴一见也 (苏轼《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二五》)

张梦得尝见之。 (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二九》)

居仁时得书,见勉倡此道。 (尹焞《和靖集》卷三)

子直频得书否? (周必大《文忠集·剳子六·赵温叔丞相》)

这些句子前面的名词,很容易被误解为主语,其实都是动词后宾语前置句。这种句子有时不是把整个宾语置于动词前面,而只是把动词宾语的某一部分的前置。依现代语序,这几句意思分别为:“近亦得子固书”、“亦蒙六郎问及”、“甚渴一见六郎也”、“尝见张梦得”、“频得子直书否”。这种句子在宋人著述、尤其是书信中出现,在其他文献中则较少见到。

因这样的句子一般古文中不常见,所以便有人误读误译。例如北京燕山出版社的《苏东坡全集(译注本)》卷七“尺牍”中有:

   懿叔必常得信。 (《与程德孺四首·三》)被错译为“懿叔一定会常常收到来信”

   张梦得尝见之,佳士!佳士! (《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二九》)错译为“张梦得尝见到他”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问,此外不烦远念。 (《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六○》)错译为“胞弟子由很平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类口语式的句子,六朝以前似尚未见到,例如:

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而视之,得书。 (《史记·孝武本纪》)

(董)卓得书,意甚惮之。 (《后汉书·盖勋传》)

忽有鲤鱼跳入船内,破鱼腹,得刀书。 (《搜神记·卷四》)

廿二日,羲之报,近得书,即日又得永兴书,甚慰。 (晋·王羲之《近得书帖》)

小儿得书,便以胡语读之。 (唐·道释《法苑珠林》卷二十六)

不管是《史》、《汉》那样的史传文体,还是小说、碑帖、释典那样近于口语的记述,“得书”前面都未出现前置的宾语成分。这几个例子虽不能以偏概全,但多少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前置句的例子最早大约出现在唐诗中:

杜甫《远怀舍弟颖观等》:“阳翟空知处,荆南近得书。”宋·黄鹤补注:“公之弟颖,所处荆南。

此乃“近得荆南书”之义明矣。

这类句子大量出现是在宋代,下文重点论及。

元明时仍有应用,但已减少。如:

《元诗选·杨奐<谢顾副言问疾>》:“渭北偏饶梦,河南近得书。

明·王慎中《遵巌集》卷二十三《与张净峰书》:“舍弟近得书,深欲公早成功。

这类句式明显带有口语性,但在现代汉语中,不光书面语不用,连口语中恐怕也绝迹了。

 

 

今主要依据《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并参校《四库全书》(电子版),初步辑出宋人书信中此类句子若干。苏轼一生著述宏富,达数百万言,且各体兼备,雅俗并畜,这一点在宋代恐怕无出其右者,所以相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下引例,除特别说明外皆为宋文。其宾语成分的前置,大概可以分为以下数种:

 

宾语的定语前置:(加点词为前置成分,括弧为按现代语法其应在的位置。下同)

子固亦近得( )书 ,甚安乐。 (王安石《与孙侔书》)

子由近得( )书,度已至岳矣。 (苏轼《与李端叔十首·六》)

懿叔近得( )书,甚安。德孺久不闻( )耗也。 (苏轼《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四○》)

陈同父近得( )书,大言如昨。 (朱熹《晦庵集》卷三十五)

阎梁二同年近得( )书,皆荷知遇 (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二十四)

此类最为普遍,但不前置的句子也同时大量存在:

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 (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二十二》)

近得安道公及张郎书,甚安健。 (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五十二》)

盖旬日前得子开书,极来相祷。 (苏轼《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二五》)

不过如果仅从苏轼书信来看,似乎前置者更多。

 

宾语中的主语前置:

政辅知( )已到京 (苏轼《与程德孺四首·四》)

子由想( )已过矣。 (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五十二》)

 

宾语中的宾语前置:

十郎侍行不易,六郎甚渴一见()也。 (苏轼《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二五》)

船子甚荷留念( ),已差人咨请,知之。 (苏轼《与章子平十二首·七》)

 

宾语子句成分前置主句动词前:

子由近见人说,( )颜状如四十岁人 (苏轼《与陈季常十六首·一六》)

 

宾语成分前置,而在宾语原位置代以“之”、“其”等代词:

二陈恨不一见(之) (苏轼《与章子平十二首·十二》)

张梦得尝见(之) (苏轼《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二九》)

富公必时见(之),闻其似四十许人,信否? (苏轼《与范梦得十首·二》)

足下望(其)貌而状其气,聆其语而知其心。 (苏轼《与叶进叔书》)

 

虽属宾语前置,但却难确定原有的位置:

徐秀才前曾面闻,留此书,令请见。 (苏轼《与蔡景繁十四首·一四》)

这句的意思是前曾面闻过徐秀才此人,或曾以徐秀才之事面闻,但在原句中,把“徐秀才”“还原”到任何一处都不合古汉语习惯。

黄素却写一绝句纳去 (苏轼《答刘元忠四首·三》)

“黄素”也是找不到“归位”的地方。

这类句子,如译为现代汉语,就不止是调整词序,还要增加词语,补上“省略”的部分。古代汉语的“意会性”,即此可见一斑。

 

现代汉语中亦沿用: 

新珠想( )日长进。 (苏轼《与范子丰八首·六》)

子由想( )亦不久须出,则归亦谁从? (苏轼《与 君子五首·五》)

昌言及故人皆未及书,必察其少暇。 (苏轼《与潘彦明十首·七》)

此类句式现代汉语中仍有,故置不论。

 

以上所言前置句和非前置句往往出现在同一篇文章甚至同一句话中,如仅从语法、词义判断,无从明其义,必须考察事实背景,才能得其确诂。如:

十郎侍行不易,六郎甚渴一见也 (苏轼《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二五》)

本句中“十郎”、“六郎”均处主语位置,上句“十郎”作主语当无疑问,但下句意思却至少有两种可能:六郎很渴望见到某人(可能为十郎),或很渴望见到六郎。(甚至还有第三种可能:很渴望六郎能见见我。)无论从这两句本身,或是从这封信的全文,都无从找到答案,只有从他处查证“六郎”和十郎皆为程之才(正辅)子,现并未在东坡处,才能正确理解“六郎”应为“一见”的宾语,是作者渴望一见六郎的意思。上下句结构似同而实异。

又如:

六郎亦蒙( )问及。 (苏轼《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一八》)

儿子蒙问及( )。 (苏轼《与陈大夫八首·六》)

两句句法结构完全一样,但前句义为“亦蒙六郎问及”,而后句义为“蒙问及儿子”。

 

 

另有一类与表敬词有关的宾语前置,因较复杂,故另于此重点论述。其例:

昌言令兄亦蒙( )惠书,冗甚,未及答。 (苏轼《与潘彦明十首·一》)

六郎亦蒙( )问及,不殊此意。 (苏轼《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一八》)

儿子蒙问及( ),无事不敢令拜状,恐烦清览。 (苏轼《与陈大夫八首·六》)

小儿荷问及( ) (苏轼《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四○》)

蜜极佳,荔枝蒙颁赐(),谨附谢。 (苏轼《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七○》)

这种句子要做特别的说明。按照一般的语法规则,这样的句子恐怕是不能叫做宾语前置

句的,因为常见的工具书都把“蒙”、“惠”、“辱”一类称“敬词”或“表敬副词”。以“蒙”为例,《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都释其为“敬词”,但未进一步说明其词性归属;而《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及一般古汉语教材则作“谦敬副词”。 这些书举例如:“昨日蒙教”、“伏蒙赐书诲谕”等,一般不举动词前有施动者的例子,只有《汉语大词典》举了一个《儒林外史》的例子“蒙太老爷抬举”。这说明“蒙”后面的施动者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如果作为副词,应该从属于它后面的谓语,而谦敬副词后的谓语前是不能带名词性状语的(名词活用为状语的亦有,如“立而啼”、“行匍匐”,但此类名词前不可能有谦敬副词)。我们如果把句子“还原”为“亦蒙六郎问及”,那么状语“蒙”和动词“问”之间的“六郎”该算什么成分?显然“蒙”是先和“六郎”组成一个结构,然后才和动词“问”发生关系。既然这样,“蒙”还能算副词吗?

不算副词,这个位置的“蒙”的词性就有两个可能――动词或介词。

作动词有一定道理,因为作为表敬词,“蒙”就是从动词“遭受”、“承受”义虚化而来,辞书中“蒙”都有动词的义项;即使作为“表敬副词”,其动词的痕迹也是明显的,如《汉语大字典》中作为“敬词”所举例:“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李密《陈情表》)和《古代汉语虚词通释》作为“动词”所举例:“臣蒙国重恩”(曹植《求自试表》),二者有何区别呢?其实辞书作为“敬词”所举之例“寻蒙国恩”、“伏蒙赐书诲谕”、“昨日蒙教”等等,作动词讲也是说得通的,那么后面的部分,便可以看做它的宾语成分。

问题是“蒙”字后面又出现了施动者,情况变得复杂了。

“蒙”与动词之间夹进施动者的句子,出现比较晚,如《后汉书·南匈奴传》:“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可能是较早的例子。后来就大量出现,如:“ 君见嘉,敢不敬命”(《太平广记》卷三六九:)、“ 伏蒙 先生存问抚恤”(宋·郑侠《西塘集》卷六)、“先生误有荐扬,又蒙朝廷误赐收录。”(宋·吴儆《竹洲集》卷八)

这种情况和“被”字很相似,“被”也是由动词“遭受”、“蒙受”义虚化为表被动,且开始它与后面动词之间也不带施动者,施动者出现是在汉末蔡邕的《被收时表》:“臣被尚书召问”。这样“被”就被视为表被动的标志,有人把它称为介词(如《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后汉书·刘梁传》有个例子, “蒙”“被”对举,很能说明二者的相似性:“故解狐祁奚之荐,二叔周公之害。”如此,表敬词“蒙”在此亦可作介词看待。

那么到底是作动词还是介词?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且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在表敬词后面有动词表主要动作的情况下,考虑到表敬词在这种句子里的实质作用,还是把它当介词较好。

从加点词和括号可知,前两个例子和后三个有别。那么前二例属介词宾语前置,后三例

属动词宾语前置。

“荷”字一般都当动词,而不作为敬词讲,因其动作性更强一些。但在“儿子蒙问及”、

“小儿荷问及”这样同形的句子中,就不能不承认二者具有同样的词性。

“辱”和“惠”,与“蒙”的情况差不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这类句子本身从意义理解方面并没有多大的疑难处,但语序既异于常,句意又有歧义,且往往处于信函这种私秘性很强、外人一般不知所言为何人何事的语境中,故易使人误读,值得注意。 王力 先生有言,“说有易,说无难”,本文依据材料有限,不敢遽下断语。且语序这种材料难于检寻,属于可遇不可求者,故难免挂一漏万之讥。且既无高论,又很粗糙,只因尚未见人论及,故不揣浅陋,就教于识者。

 

(本文为2006年训诂学会会议提交论文)

上一条: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误
下一条:有待于充分开掘和运用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