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话题又被再次提起，并且引起了争论。最早提起这一问题是在1976年10月28日，这个日子距报纸公开宣布逮捕“四人帮”仅数天。是时，在福建师大中文系举办的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问题“师生座谈会”（这个名称本身就带着那个时代的痕迹）上，来自北京的老一辈学者唐弢、王遥做了在当时看来属于大胆的发言。唐弢认为：“有些文章对鲁迅前期思想的估价还是低了”，“进化论是不能概括鲁迅前期的思想的”，“如果讲鲁迅早期是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期是个共产主义者，比讲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似乎更准确一些、清楚一些，也更符合实际一些”。王遥则说：“鲁迅前期从世界观上说确实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也不同意瞿秋白以及许多人所说的鲁迅前期是进化论者。”王像唐弢一样认为可以用“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来概括“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这些言说仍在既往的解释框架中进行，但讨论本身则意味着某种社会松动的开始。唐、王的文章后来分别刊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和《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第5期。

从1978年夏季开始，维护瞿秋白“命题”的辩论文章才开始出现，如孙党伯、陆耀东的《谈“五四”时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78年第4期），袁良骏的《鲁迅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78年第5期），陈涌的《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其中的那个短暂的时间差并非没有意味，因为一方面是社会生活开始松动，另一方面是“两个凡是”仍然划定着不少禁区，如瞿秋白，“文革”时期就是只能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人物，而此时，在鲁迅前期思想的定性上，他又变成了需要维护的正统。此外，在维护瞿秋白“命题”的作者中，有些在1978年之前似乎还不能随便发言，如陈涌先生就属于被剥夺发表权利的“右派”。此后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就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对此，张梦阳先生在《鲁迅思想史研究概述》里已有较详细的评述[1](P4427－4463) 。

但由于论争基本上仍是围绕着瞿秋白命题进行的，也仅具有当时语境中的“拨乱反正”作用和提高鲁迅前期作品价值的意义，所以并未贡献出学术或思想上的创见。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及其“转变”前后的构成要素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的历史选择为潜在背景而对鲁迅整体价值加以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

在社会文化方面上，从1978年底开始的被命名为“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一种全面否定鲁迅的情绪就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悄然滋长。这是与那个时代的氛围相吻合的，一位当时的大学生在20年后曾谈到当年的情形时写道：“鲁迅是‘文革’中仅有的未被打倒的现代作家。在那个书少得可怜的年代，鲁迅也是作为中学生的我，惟一不是怀着犯禁的心理阅读过的作家（其实，犯禁的机会也是很少的）。及至到1978年开始破除现代迷信时，我随着潮流连鲁迅也一块破除了。”这是长期以来把鲁迅偶像化和“木乃伊化”的自然结果，也是在远离鲁迅遗产之际把鲁迅偶像化的一体两面。作者随后写道：“重读鲁迅是我在读大三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十年前的鲁迅不仅写出了他的世界，也写出了我们的经验。”[2]但这一情形在此后的20多年里，几乎是循环往复的。特别是随着网络在中国大陆的普及，当年无以公开表达的情绪，开始在一些网站、论坛涌现，并引来“拥鲁”和“反鲁”①两“派”偶尔的平静说理和经常的“纠缠厮打”。“反鲁”的原因也由最初基于鲁迅的“向左转”，扩展到鲁迅五四时期的“反传统”②。

在思想学术方面上，在经历了一个潜在地以鲁迅“前期”代表鲁迅“整体”的阶段之后，关于鲁迅“向左转”的讨论终于浮出水面。比较有代表性的部分文字收录于一本名为《胡适还是鲁迅》的论争集中。直接批评鲁迅“向左转”在今天还有忌讳，所以除个别篇章外，书中持批评观点的一般比较闪烁和隐讳；相比之下，辩护鲁迅的文字却理直气壮。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不管是直接介入争论者，还是间接参与讨论者，均建基于一个共同的伦理底线，使争论或讨论在理性和对话中进行，也使《胡适还是鲁迅》一书成为一本很有价值的论文集。

论争有一部分是围绕林贤治新版《人间鲁迅》③进行的。以研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民国大学知名的谢泳提出了一个被他称为“鲁迅研究之谜”的问题，即鲁迅是反专制的，“拆台的”，“是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的”，而胡适则是妥协的，“补台的”，想“做政府诤友的”，但为什么鲁迅后来反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3](P11)？“为什么一个以拆台为基本特点的人的思想总被利用，而一个总想补台的人的思想却不受欢迎呢”[4](P19)？谢泳问题的深意显然不在字面，因为当林贤治“澄清”“所谓鲁迅被利用，实际上是被曲解地利用，把他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本质的东西被淘汰掉了”[3](P12)④后，谢泳在另一处再次固执地提出同样的问题（即他此后发表于《中国文化报》、收入该书中的《鲁迅研究之谜》）。谢泳所给出的可能答案与他提出的问题似乎也不完全匹配，他说“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是不太明确的，容易被别人利用”。

类似的问题也被李慎之提出。他在给舒芜的信中写道：“胡适一贯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当然不能见容于新中国。鲁迅则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倾向于你所说的伊里奇和约瑟夫”。与舒芜读中学时就定下而“60年后依然不变”的“支点”——“尊‘五四’，尤尊鲁迅”不同，在“胡适还是鲁迅”的二项选择中，李慎之明显表示了他对胡适当仁不让的选择：“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李慎之先生属于30年代读着鲁迅成长起来并参加革命的一代，他晚年的选择体现了他对自己一生的自我反省，以及伴随这一自我反省的责任归咎。在他看来，“回归五四”就是重新“学习民主”，树立并且遵行体现“个性解放”的“一整套的行为规范”，也就是“纯粹民主”或“形式民主”。而鲁迅无论“对自由的渴望何等强烈，争自由的战斗何等勇猛，但是对这套规范的认识和理解是很不够的”。而这一套规范，不仅为胡适反复阐述并体现，也为“亲手扼杀五四的民主启蒙”的陈独秀于晚年再次提出。[5]

谢泳曾提问：“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3](P12)？李慎之先生则拒绝这样的提问，他从“在30年代中期我自以为‘启蒙’了”的自我反思开始，认为“鲁迅的悲剧，其实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剧”。“鲁迅倾心革命，胡适钟情改良。对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而言，两者的吸引力（也就是我们的眼中的‘深刻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历史结果告诉人们，胡适“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认清这一点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5]。

针对谢、李的观点，林贤治做了集中的反驳。他认为新时期以来“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就是对当年的右派（这里的右派和左派的区分标准和50年代不一样）给予很高的地位，而鲁迅同情共产党的态度反而不能被大家认识”。对待历史问题也存在着一个不能被接受的态度，即“不是把背景性的具体的条件掏空，就是给予犬儒主义的穿凿的解释。比如，因为鲁迅当年加入了左联，激进，是左派，现在就值得怀疑，值得否定”。他认为应该在历史情景中理解鲁迅加入“左联”，应该追问：“鲁迅为什么要进入？怎样进入的？当时的反映怎样？后来如何？他同‘左联’的元帅闹翻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3](P12)

在林贤治看来，鲁迅与胡适的分野不在于单纯的拆台或补台，而在于拆补谁的台。胡适所支持、补台并立志做“诤友”的，是“一个惟靠武力支持而不是经过民选的不合法的政府，野蛮的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的政府”。而鲁迅始终“站在无权者一边”，并“保持独立的身份”，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仍然得以曲折的形式，表达个人的基本理念和良知”[6](P42)。所以鲁迅“反对国民党政府，正如寄同情和支持于被迫害、被屠杀的在野的共产党，表明了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7](P23)。与谢、李只着眼于政治文化不同，林贤治指出了鲁迅意义还在于“一个隐面作用”，那就着重社会文化的建构，包括“独立人格的，道德的，审美方面的影响”[6](P42)。

林、谢、李之争触及了鲁迅研究中一些最为敏感、也最为关键的问题，但是争论背后的东西却并没有 “明白晓畅”地完全浮现出来。争论基本上是从辩护角度入手的，也表明了“胡适还是鲁迅”的二项选择中的各自归属。双方对各自选择对象的叙述分别放在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框架中，并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当时的怪胎式（“悖论”性）生长，或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被左翼意识形态吸纳、改造保持着戒心。但二项选择中的明确归属，也妨碍了他们各自进入对方的逻辑，进入对方选择对象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价值选择里，以一种“启蒙主义”的隔岸观火态度，来对待对方的选择对象，尤其是像对待胡适或鲁迅这种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中“顶尖级”的遗产，这种融含了中国现代历史中全部复杂性和悖论性的现象。虽然他们各自或声称回到历史的具体性之中，或本来就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具体情景中，但由于一开始就双双抱着意识形态立场，采取了由于“知道历史事件的结局”而进行裁判的方法，从而放弃了将对象所处历史情景的内在逻辑进一步普遍化的契机，也豁免了对自身言说逻辑的进一步审查。尽管林、谢、李之争为读者提供了绝然不同的内容和尖锐分歧的观点，但也展示了彼此类似的思维逻辑。

对于鲁迅的“向左转”，张梦阳从鲁迅精神的内在理路上给予了解释，认为“鲁迅的精神实质是创造第三时代，即没有奴隶又没有奴隶主的时代，这是鲁迅始终的理想，后来鲁迅支持同情共产党，也是出于这一点。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正是处于受压制的状态中”。但鲁迅与周扬等共产党人的“精神实质”却天壤有别，“他们的矛盾实际上是精神实质的不同” [3](P11－12)。

王富仁则把鲁迅的“向左转”放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三种选择中考察。这三种选择是：一、做教授到“做比教授更‘大’的官”；二、“既不支持官，也不支持反政府的力量”，通过著书“告诉大家社会向光明的方向发展，要民主，人与人之间是宽容的，同时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这是“最保险的一条路”，“至于社会上有什么人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就不提了”；三、当人们“受到专制主义压迫的时候”，便挺身而出，“站在受官方压制的人一边”，像左拉面对德雷福斯事件时那样。但在中国做左拉则要复杂得多，“危险”得多，因为被支持的“这个人或这些人后来也做了官”，并没有“成为人们设想的人”，反而成了新的压迫者，历史结果的荒谬是否也赋予历史原初以荒谬？王富仁这里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历史深处的吊诡和那复杂的悖论性质。[3](P12－13)钱理群也触及到这种历史的吊诡和悖论。他认为“有时候明知道他要变，还是要支持他”。但鲁迅则提供了被压迫者如何不变成新的压迫者的典范，那就是把“批判”首先“指向自己”，始终如一的自我批判：“不仅不能容忍对他人和自己的一切奴役，同时也警戒自己，不要去奴役他人”。[3](P13)

围绕鲁迅“向左转”的重新讨论，是与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浮出水面密切相关的。但鲁迅与自由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引发不少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暗自焦虑的一个问题。郜元宝在《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中，把这个问题放在“思想”与“主义”彼此相关而又相互紧张的二元框架中处理，认为鲁迅所秉有的是自由思想，其“构成可谓‘古今中外’”。但“他并没有将这些庞杂的思想因素条贯为一定的理论，升华为一定的主义”，让思想“脱离了思想着的主体，上升为意识形态”，“而是用文学函摄了这一切”。对于鲁迅而言，“一旦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理论不可通约，他总是回到思想”，而不是服膺于“主义”、“理论”或意识形态。但自由思想在鲁迅那里是如何存在的？郜认为首先是“自由地去思想，而自由地去思想就是用文学来发挥无所顾忌的怀疑、批判与创造精神”。所以他认为“鲁迅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又可当做个人和思潮、文学和意识形态关系有趣的个案来研究”。[8](P305) 郜暗示出，“文学”在鲁迅那里，并非仅仅是艺术或知识分工中的一个门类，而是一种拒绝意识形态、保持真切现实感和复杂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他认为，“最能体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性矛盾”的，“不是胡适实验主义与专制体制的分分合合，而是鲁迅所阐释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各种‘意识’‘主义’横流漫溢的时代”，“在缺乏思想自由而个人话语通常没有权威的社会”，鲁迅“坚持探索自己的文学道路”，坚持给自己尚“处于模糊状态的‘确信’”“提供一个空间”，使自己“能够从容创造恰当的方式”，以最个人化的方式履践着最本土化的使命，以“非西方和反西方”的形式最接近着“西方自由思想的本质”。而这种“悖反”的文学思维及其结果，这种“超乎主义和理论之外的意识之意向性”，在现代中国却最容易遭到误读、曲解和轻视。连“冯友兰晚年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对于鲁迅也“不著一字，完全排除在现代哲学史之外”。[8](P306－309)

那么，这种“自由思想”的基础是什么呢？如何担保“自由思想”之“无条件”自由而不被迫屈服于外力，或者自愿地服膺于一种更具诱惑力的思想或逻辑？郜文引入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鲁迅观，即“将鲁迅文学的核心表述为哲学上不断超越的‘无’”（事实上，郜文整体上都浸润着竹内好思想的光泽，比如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述就明显受影响于竹内好关于“第一义的文学者”的观点，这使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有着林、谢、李无法比拟的敏锐和深刻）。这种“无”的境界担保了“鲁迅不为任何名词所限，始终呈现为类似现象学所谓意识之意向性的自由思想”。对此，无论是胡适，还是瞿秋白，无论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都无法理解。他们把这种“无”视作中国语境中的具有各种贬低意义的“虚无”，而无法真正进入鲁迅的思想。[8](P306－309) 顺便说一句，竹内好1943年对鲁迅内在生命世界的解释[9](P13－14)，与舒芜1946年的看法，即“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鲁迅“的基本认识，也就是他的道路的路基” [10]，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虽然并没有直接解释鲁迅后期的“向左转”，但却留下进一步解释这一问题的有效逻辑。

就《胡适还是鲁迅》一书所收录的范围看，除了谢、李的文章外，还没有谁直接把鲁迅放在左翼文化框架里进行叙述。为鲁迅辩护者，大多着眼于把鲁迅从专制主义中分离出来。如邵燕祥便指出：“当鲁迅在客观上加入了左联，成为左派，并被宣传成共产党的朋友的时候，他依然如过去一样地反对专制主义”。他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和与冯雪峰、瞿秋白的亲和，正是来自“专制主义色彩”和“朋友之道”的分野。邵不认为“鲁迅在晚年加入的是专制主义的体系”。[3](P13－14)而最有可能把鲁迅放在左翼文化框架里叙述的旷新年，在《我眼中的鲁迅》中如其声言的那样，“只是从所谓‘最普遍的人性’来区别”鲁迅与胡适、沈从文等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其文章的理路中具有在整体上肯定左翼文化及其最终发展方向的内在指向。旷认为鲁迅与胡适的区别并不在于“反国民党”还是“亲国民党”，而在于对统治者本身，一个批判反抗，一个“投怀送抱”。鲁迅的写作与沈从文写作的区别，也在于鲁迅“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为了取悦于某些高尚的文人雅士，而是为了卑微的生命，为了生存而写作”，沈从文在那个“残酷的时代”，“写出那样美丽的文字来，不仅是一种虚伪，而且是一种残忍”。旷文把鲁迅与毛泽东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民族－国家立场上加以勾连，认为被称为的鲁迅的“病态”和毛泽东的“病态”是同质的，皆“来源于我们民族的现代历史”，来源于民族的“被践踏、蹂躏和强暴”。“鲁迅和毛泽东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反抗着并且战胜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11](284－289)旷在文章开篇即赞扬“鲁迅厌恶……那种窒息生命的历史目的论”，称赞鲁迅怀疑“将来的黄金世界”，但却拒绝把鲁迅这种“厌恶”“怀疑”中所秉有的内逻辑延伸到他所勾连的对象上，从而把中国现代历史中复杂的一面给人为地抹平了。

新时期对鲁迅思想遗产的各种评价，相当程度上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的。在“祛左翼化”的社会潜在思潮中，究竟要不要进一步“祛鲁迅”，正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分歧发生的原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认识，又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其中既有将价值形态和历史形态做出某种区分的，也有通过对价值认可而抵达对历史形态认可的。可以说，对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未来想象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差异。富有意味的在于，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中，倒也经常显现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甚至相同。

 

（原载《东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注释

①所谓“拥鲁”和“反鲁”的说法来自BBS，是网友争论此问题时经常使用的分类法。

②这是在“凯迪网络”、“天涯社区”等论坛不止一次地成为焦点的问题，而为网友反复辩诘。

③该书1986年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第1版，后经作者重大修订后由该社于1998年3月出版第2版。

④王富仁在座谈会上也回答了谢泳“鲁迅何以被利用”的问题，他说：“文化是在历史中传承的。当一种文化一旦在历史中形成，如果它越有力量，就越要被各个阶层争夺。当时在社会上最有力的、最有权势的力量最容易争夺到对这种文化力量的阐释权。” 见《<读书>杂志讨论林贤治<人间鲁迅>纪要》。

 

参考文献：

[1]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C].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2]鲁迅的心是与我们相通的[N].杂文报,1999-07-16.

[3]钱理群、王富仁等.《读书》杂志讨论林贤治《人间鲁迅》纪要（1998年3月）[A]. 谢泳编. 胡适还是鲁迅[C].工人出版社，2003.

[4]谢泳.鲁迅研究之谜[A].胡适还是鲁迅[C].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

[5]李慎之.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和启蒙的信[J].书屋，2002（5）.

[6]林贤治.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给李慎之先生的信[A] .胡适还是鲁迅[C].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

[7]林贤治.也谈鲁迅研究之谜[A] .胡适还是鲁迅[C].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

[8]郜元宝.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A] .胡适还是鲁迅[C].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

[9]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10]舒芜.鲁迅的中国和鲁迅的道路.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4[C].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11]旷新年.我眼中的鲁迅[A].胡适还是鲁迅[C].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

 

作者： 张宁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